宗廷虎

□修辞学论坛 主持人：高群教授

体用融合 古今一贯——序傅惠钧《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研究》

宗廷虎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傅惠钧教授的《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研究》是一部富有探索和开拓意义的厚重的学术著作。全书“大语言”与“互动”之旨贯穿始终。理论与材料并重、本体与应用结合、共时与历时兼顾，以开阔的视野把握汉语的规律，是其鲜明的特点。本书充分体现了傅惠钧教授扎实严谨、大气包容、勇于创新的治学特色。本书的出版，对于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研究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语言学、修辞学的进一步深入开拓具有启示意义。

傅惠钧；《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研究》；大语言；互动

惠钧教授的专著《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研究》即将付梓，嘱我在前面写几句。惠钧和我，师出同门，他是稼祥学兄的弟子，也是陈望道学术思想的传人之一，我自然是很乐意的。

我和惠钧相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一次修辞学会议上，那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听稼祥学兄介绍，他是自费参加会议的，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研究诗歌语体的论文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好评，被编入那次年会的论文集。之后，在全国或华东的修辞学会议上便经常能够见到惠钧的身影。他每次报告的论文，往往能够小中见大，富有新意。因为研究修辞学史的需要，我特别关注修辞学人前行的脚步。惠钧的研究自然也是我所关注的。他关于古汉语比较修辞、文艺修辞、修辞理论与教学、修辞史等的研究，多有新见，可圈可点！几年前他著述的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辞学与语文教学》便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部以创新、求实、致用为鲜明特色的修辞学力作，我曾专门写过书评，给学界作了介绍（1）。

从新世纪开始，惠钧的学术研究兴趣较多地迁移到语法和语法史方面。但我注意到，他的语法和语法史研究，往往受修辞学的影响，渗透了修辞学的学理，尤注意从修辞视角分析语言结构的形成与变化。他的语法研究系列论文以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多是这样。如他关于“真性问与假性问”的研究[1]，便将修辞与语法从深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发人所未发。他在疑问句研究专著的“后记”中这样说，他研究疑问句时“力求将语法研究和修辞语用研究相结合”。“语法问题是无法与修辞语用截然分开的，表现在疑问句上也是如此。一种问句的功能迁移，往往起始于修辞，修辞现象的语法化又丰富了问句的形式和类型。书中有关各类问句的假性问、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等不少章节，具有更多的修辞学内涵，甚至把其中有的内容看成是修辞学研究也未尝不可。这一视角能使我们更加立体地观察汉语的疑问句，从而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2]他说，这方面的探索，得益于他多年的修辞学研究。

由于长期从事汉语修辞研究，又转而观察、思考词汇、语法等语言本体问题，使得惠钧的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当回到修辞问题的探讨时，便具有了不同于一般的观察和分析。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学科互动的汉语修辞及修辞史研究”，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在完成该课题后，惠钧沿着“大语言”“互动”的方向继续前行，于2020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语言视域中汉语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这是一项关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基础研究。应惠钧之邀，我参与了该项目的开题环节。在开题会上，对于该项目的前期成果和整体设计，我用“气魄宏伟，目标明确，布局缜密，创新性强，令人耳目一新”作了评价，并对项目最终成果，寄予很高的期待。

经过多年的思考、耕耘，尤其是重大项目获批后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形成了眼前这部四五十万字的书稿。书稿的部分内容，之前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时我已经读到过，这次又读了全稿，深感这是一部富有探索和开拓意义的厚重的学术著作。全书设有“大语言修辞概观”“修辞与词汇”“修辞与语法”“修辞史论”等四章二十三节，各章节内容相对独立又在整体上相互关联呼应。综观全书，“大语言”与“互动”之旨贯穿始终，并形成鲜明的特点。以下择要介绍。

一、理论与材料并重

理论与材料，是学术研究的双轮。本项成果，首先表现出惠钧教授在理论探索上的勇气。在修辞学本体方面，他提出“大语言修辞观”。汉语修辞学受索绪尔学说的影响，关于学科归属和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存在语言与言语之争。惠钧认为，索绪尔系统的语言或言语都难以定位修辞学，修辞学应该研究语言和言语上位的“言语活动”，即“大语言”。基于此，他借助符号学理论构建了“语言符号-修辞符号”二级符号体系。“语言符号是静态符号，修辞符号则是动态符号。语言符号用来交际时就负载了特定交际内容，于是就成了修辞符号的能指，即‘修辞形式’，而特定的交际内容便是修辞符号的所指，即‘修辞意义’。”“修辞，就是言语主体借助修辞形式在语境作用下生成修辞意义以有效实现修辞旨意的言语活动。”“修辞旨意符号化，是修辞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修辞学的这一本质认识，使传统研究中有意无意将语言与言语割裂研究的思路，还原整合为一体来探讨其本该是一体的运用规律和规则，因而更具全面性和深刻性。

惠钧的这一修辞观，既是对西方符号学思想的借鉴与创新，同时也是对陈望道修辞思想特别是其中“内容与形式”关系理论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对于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有过简洁而深刻的论述。他说：

话语文章通例可以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是写说者所要表出的意思，形式方面是表出这意思的语言文字。[3]53

他还说：

语言的内容，对于写说的内容只能算是一种形式的内容，在讨论文章说话时常常把它归在形式的范围之内。[3]39

陈望道把“语言的内容”与“写说的内容”区别开来，并认为，语言的内容只是一种“形式的内容”。显然，他意识到，“语言的内容”以语言的形式为载体，而“写说的内容”则由包括语言的形和义构成的整体即语言符号为载体。惠钧的“二级符号”观念与此正相一致。到了60年代，望老进一步明确指出，“修辞研究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4]，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提高到“纲领”的位置，这是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表现。但是尽管望老在《修辞学发凡》中对于修辞现象的分析与修辞规律的揭示，渗透了这种观念，却并没有从修辞学体系的构建上来突显其“纲领”的地位。惠钧的“二级符号体系”的构建，在这方面是一个自觉而有力的推进与发展，对于修辞与修辞学本质的揭示，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辞格，历来是修辞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对于辞格的许多问题，甚至是辞格的实质与分类这样的基本问题，学界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惠钧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探索。他的“语言的辞格”与“亚语言的辞格”的大类划分，便是一个大胆的创造。他从语言现象的演化规律中意识到“亚语言”现象的存在，指出，“所谓的‘亚语言’是指言语中不完全属于个人而又未进入语言的表达形式。”他从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的论述中，进一步作出证实。这种探索不仅对于辞格研究的科学化富有意义，对于语言的本体与发展研究，也都富有启示。

本书在理论上的探索，还体现在大语言视野中的学科互动研究上。比如，提出“词汇、语法现象修辞化”“修辞现象词汇化、语法化”互动发展说、“修辞动因”驱动说（2），都是具有解释力的见解。

本项研究在材料的发掘和应用上，也体现了惠钧一贯的实证精神和务实风格。比如“修辞与词汇”章，涉及“通感词”“名形兼类词”“同分异构词”等词汇现象，均以对《现代汉语词典》穷尽调查所获得的语料为依据，论据扎实可靠，结论富有说服力。“修辞与语法”章对于每一种词法或句法类型的探讨，无不基于对语言材料的系统调查，比如“和”类连词用于“无论句”的合法性问题，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但所讨论的例子就那么几个，谁也说服不了谁。惠钧从近、现代汉语材料的调查入手来破题，文中充足的语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词法现象的合法性及其成因。

本书对于材料的用心，不只是落在“实”和“全”上，更体现在“新”和“巧”上。比如讨论“修辞与语法互动”论及“定置状位”现象由修辞化到语法化的演变时，他指出较早的例子见于《水浒传》，西门庆到店，王婆“便浓浓地点两盏姜茶，将来放在桌子上”。他说，“语序的变异，有强调‘浓浓地’作用，突出了王婆对西门庆的巴结”，仅此一例，语法现象修辞化受修辞动因的驱动，不言自明。同时他指出，“这种突破常规的用法，因其特定的表达效果而被后人重复使用，便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而被语法系统所接受，如：这时候孩子们把蛋热热的捡起（丰子恺《白鹅》）。宋庆龄还用笔粗粗地划了两条线（汤雄《宋庆龄二“骗”钟保姆》）。贾凤魁今天没涂脂粉，只淡淡地点了点唇膏（邓友梅《那五》）。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普遍使用，也得到了语法学家的承认。

二、本体与应用结合

本体和应用，是语言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学界通常分而治之，比如词汇学、语法学研究本体，修辞学、语用学研究应用。本项成果在尊重传统学科分类研究的前提下非常重视将本体和应用联系起来考察。首先是在立足本体或应用（特别是后者）的分别研究中于学科框架的构拟或具体问题的探讨时注意关照学科内部体用之间的逻辑联系；其次是在这种前提下注意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并从互动视角揭示规律。

先看前者。修辞学是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运用”规律的揭示，自然是学科的基本任务。但须明白的是，所谓“运用”是“语言”的运用，也即对于本体的运用，它的根，深扎在本体之中。修辞规律的揭示，如果不深入到语言结构、形意关系和功能层面，显然很难做到科学、全面、深刻。因而可以说，应用探讨需从本体出发。而在我国，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意义上的语言修辞学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所谓言语修辞学则又往往忽略对于“语言”的整体关照，重点多落在一些较为特殊的修辞现象上，因而学科内部体用之间的协调正位一直存在问题。本项研究中，大语言视域的二级符号系统的构建，将词汇、语法与修辞，或说本体与应用之间建立起更为本质的联系，在这个框架中，词汇、语法等以“修辞形式”的身份进入修辞研究系统，这样，体用之间的本质关系便在学科内部得到了合理的逻辑体现。在操作层面，如对于修辞现象的描写，修辞规律的揭示，切实做到了体用兼顾，既注重题旨意图、言语角色、语言环境、修辞目的等因素的观察，更重视作为本体的语言的结构特点、形意关系和功能差异等因素的分析。

再看后者。学科之间的互动是开放多元的，在本项研究中，互动的主要着力点在于词汇、语法与修辞（包含现象与学说）之间，也即本体与应用之间。因二级符号体系从学理上有力支撑了体用之间的互动研究，因而多在这方面着力，也便是顺理成章的。惠钧从修辞与词汇、语法的学科界面入手，初步构拟并探讨了词汇、语法现象修辞化、修辞现象词汇化、语法化互动发展的分析框架和演化规律。比如，修辞现象词汇化研究中，对应于词汇现象修辞化中的词形变异、词义变异、词能变异、词构变异，提出“新形固化”“新义固化”“新能固化”和“新构固化”四个层次，还提出演化过程的“临时组合”“初步规约”和“完全固化”（亦即“突破、熟化、固化”）三个阶段，都富有解释力。再如，有关构式研究的章节中，探讨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互动发展的过程，也很有启示性。

三、共时与历时兼顾

共时与历时，也是语言研究的两个不同维度。将两者结合研究，是本项成果的又一显著特点，特别是在“修辞与词汇”“修辞与语法”等有关章节中更为明显，几乎是每一个词汇、语法与修辞问题的具体研究，都做到了两者的兼顾。这种研究取向，与惠钧对于语言研究的旨趣和功力有关，更与他对于学科“互动”本质的认识分不开。在国家重大课题的设计中，惠钧这样表述：“互动，发生在修辞应用之中，发生在时间的流里。从共时与历时的坐标中作动态考察，是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的基本路径。”在这种观念中，任何一个时点的语言现象的考察，都是共时的，同时也具有历时性特征。本书的研究，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前行的。

共时层面主要考察特定语言形式、语言单位的分布规律，以及在修辞化过程中因何种条件和机制影响或制约其发生变异；历时层面则主要考察因何种条件和机制，导致或制约特定变异现象的熟化与固化。本书中几乎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探讨，都有这样一个过程。比如“修辞与词汇”章，从各节标题的核心表述便可看出这种用意——“从辞格到词汇”“从单义到多义”“从单能到多能”“从单构到复构”，历时的蕴含显而易见，而这种探讨又都基于共时层面的观察与分析。比如讨论有关“名形兼类词”问题，对名-形兼类与形-名兼类在现代汉语中分布的不平衡作出了详尽的描写，在此基础上又分别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对其形成原因、条件和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再如“修辞与语法”章，对于否定词后置处置式的形成与发展的探讨，也是这样。针对现代汉语学界对“否定词后置处置式”合法性的否定观点提出质疑，通过大量共时与历时的语料，说明这一句式“是自唐宋以来一直沿用的一种句法形式”，具有合法性。指出它的产生与发展，既有语言结构层面的理据，也有修辞应用方面的原因。以“把/将”为前一动词而后一动词为否定式的连动结构中，前一动词的虚化，是这种句式形成的内部句法条件；而“体现消极处置、突显否定重心”是其主要的修辞功能和外部推力。这两种因素，既是句式生成的基础，又是其演变的条件和机制。这种纵横兼顾的论证方式，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总之，本书融合体用、兼及古今，以开阔的视野把握汉语的规律，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学术著作，充分体现了惠钧扎实严谨、大气包容、勇于创新的治学特色。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汉语修辞、词汇、语法及其互动研究一定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语言学、修辞学的进一步深入开拓具有启示意义。我们期待惠钧及其团队为学界贡献更多的新成果！是为序。

（1）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2）他指出：“修辞动因，是指在修辞旨意符号化过程中，为题旨、意图之有效达成而选择、创新语言符号的驱动力。”认为，任何词汇、语法现象的演化，都与这种驱动力密切相关。

[1]傅惠钧.真性问与假性问：明清汉语选择问句的功能考察[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3）.

[2]傅惠钧.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10.

[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53.

[4]陈望道.陈望道修辞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305.

Integrating the Embodied Form and Use, And Linking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Preface toby prof. Fu Huijun

ZONG Ting-h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200433, Shanghai）

Professor Fu Huijun'sis a profound academic work full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ignificance. The theme of “Macro-language” and “interaction” runs through the whole book.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theory and materials, combining the embodied form with use,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is, and grasping the laws of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broad vision. This book fully reflects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or Fu Huijun’s research: solidity, rigorousness, inclusion and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rhetoric, vocabulary, grammar and their interaction as well as enlighten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nd rhetoric.

Fu Huijun;; macro-language; interaction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2.03.06

H05

A

2096-9333（2022）03-0037-04

2022-04-16

宗廷虎（1933- ），江苏扬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顾问，曾任复旦大学语法修辞研究室主任、《修辞学习》主编、华中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兼职教授，研究方向：汉语修辞学、汉语修辞史与修辞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