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领

□历史学、艺术学研究

回顾与省思：202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李俊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社会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2021年，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实证研究、理论建设与视角探索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在群体变迁、城市治理、社会日常生活等专题上收获较多新成果。其中，关于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与社会团体的研究取得显著进步；环境史研究持续推进；社会文化史视角的运用范围更为宽广。不过，该研究领域存在着“不平衡”“内卷化”等局限，似可反思习以为常的“社会”“文化”等学术话语，寻求理论建构的突破性进展，提升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与共情能力。

近代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学术内卷化；空间意识；共情能力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复兴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其研究对象、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的独特与新颖，有力推动中国史学开拓新局面，进入新境界。其中，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具活力的分支学科。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时起时伏的社会环境中，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实证研究、理论建设与视角探索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收获较多新成果。不过，在其兴盛局面之下仍旧存在一些需要自觉克服的局限。本文主要对2021年度国内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状况略作回顾，同时关注较有特色的海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而思考其可能的前行道路。

一、人口流动、群体变迁与女性问题

近代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当时较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既有跨区域的大规模移民，也有从乡村到城市的农民迁徙。学界既有的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家庭人口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等内地核心区域，对边疆地区缺乏深入考察。李亚婧、李楠依据20 世纪30 年代东北地区农村入户调查资料，考察了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乡村家庭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揭示其在家庭类型、人口规模、性别比例、年龄结构与经济身份等方面的地域性特征，认为东北地区特定的边疆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移民社会特征是影响当地家庭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这一探讨增进了学界对于近代边疆地区乡村社会移民家庭的认识和理解[1]。柳敏以1928—1937年间的天津与青岛为例，从“社会融入”视角探讨了近代进城农民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境遇，梳理其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与相应的求职、生存、扎根的城市化历程，并分析近代中国城市与移民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影响[2]。

近代中国的不同职业群体在时代大势的变迁中各有其际遇与命运。在近代中国商会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研究方法相对固化的情况下，彭南生的著作《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深入讨论了1919—1929年间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特征、政治色彩、演进历程、社会作用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其放回到近代经济、政治、社会的大格局中，融进地方历史的大脉络；注重对其组织、人物与事件进行多维度的精细研究，探讨隐藏在背后的复杂因素[3]。这一著作不仅深化了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而且推动近代商人社团研究走出文本分析与制度考察的局限，“活”了起来。孙江在《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一书中重新审视了民国时期的民间结社，认为这种群体是前近代人们基于俗世的或信仰的目的而结成的团体，从人与人结合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习惯中派生出来，不同于近代国家认可的公开社团；他们是一种处于“实体”和“言说”之间的存在，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及其网络的纽结；要了解民间结社的真面目，历史学者不能仅止于文本的表述，应注重各种权力关于“秘密结社”的言说及其对抗，因为解构常识化的秘密结社话语“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第一步”[4]。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相关女性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杨剑利将晚清、北洋时期的性别观念变迁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联系起来，讲述了一个在全球史语境中发生的性别现代性的故事。其认为，近代中国性别观念的嬗变是由中西、新旧各种元素的碰撞、交织而来，涉及女子的习俗、地位、身份，以及女学、女权、婚恋、性道德、自由平等、男女交际等诸多问题；相关言说不仅涉及性别，还包含着文明进步和国族进化的想象；新观念确立与旧传统退隐的过程充满了争执、抵抗和反复[5]。王蕊以民间习惯与女性日常生活的互动为视角，借助社会性别学、法律社会史等学科的方法，考察清末民初北方社会转型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进而分析民间习惯、女性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6]。庞少哲分析了近代来华西方人记录的广西女性仍受男权压迫的社会地位与日常生活[7]。

二、瘟疫防治、医疗卫生与慈善救济

鼠疫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其防治问题受到官方的重视。张亦斌以清末东北鼠疫的防治为案例，分析了当时西方医学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传统鬼神信仰习俗的挑战，清政府有关鼠疫防治的法律规章对我国防疫现代化的制度性影响[8]。翁有为讨论了绥远省当局在卫生部的支持下，从行政力量、防疫专家、专业技术、物品筹备、卫生宣传等方面有效应对1928—1929年鼠疫的历程，认为此次疫情防控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和”“和平稳定的环境”与“科学防治”[9]。

民国时期的医患矛盾一直存在，官方虽制定了相关制度，但仍难以规范医生的职业行为。陈廷湘认为，民国时期的“医疗作为一种商业性活动，医者与患者之间不仅利益取向大不一致，且信息无法对称，致医患矛盾不可消解”；当时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不符预期，对病人“身体权”的保护尚很不得力[10]。另外，还有学者考察了西方的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使用与普及过程[11]。

近代多发的自然灾害深刻影响了社会稳定，慈善救济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民生问题。其中，慈善演艺作为一种为赈灾而举行的演艺活动，首先在上海兴起。郭常英、贾萌萌注意到，上海慈善义演形式多种多样，具有寓善于乐的特点；慈善义演组织者吸引大众参与义演，使其助赈能力得到较大提升，进而促使上海形成新的文化生态，推动中国近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由于政府监管职能的缺位、组织者自律意识的薄弱，早期慈善义演之救助对象的选择存在局限性，降低了其公信力[12]。苏全有在肯定既有近代慈善义演研究成果的同时，认为其存在的主要局限有二：一是内容上正面研究多，“另面研究少”，对“情感悖论”、义演形式等问题关注不够；二是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应采用多元视角[13]。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与人事安排密切关联其社会声誉和发展前景。王林认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指慈善组织赢得社会信任的能力和影响力，它既是公众对慈善组织信任程度的一种主观评价，又是慈善组织制度建设和业绩的客观效果。其通过考察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上海联义善会等一批具有显著业绩和较高社会声誉的慈善团体，从组织规章、内部治理结构、信息公开、慈善业绩和社会评价等方面归纳出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评价标准，对今天的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14]。朱浒在深入理解上海绅商社会与盛宣怀事业体系的基础上，揭示沈敦和如何从一名晚清官场的失意官员转变为红会领袖的机缘与过程。其不仅深化了学界关于中国红会早期发展史的认识，而且提示相关研究者应走出通常的社会史视野，克服 “碎片化”认知的思路[15]。

另外，美国学者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著《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一书的中文版新近问世[16]。该书论述了1938年国民党军队对黄河进行的战略性改道及其对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考察这次事件中环境、军事、多元政治力量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多种联系。为将战争、洪水和饥荒联系起来，穆盛博采用追踪社会和环境之间能量流动的方法，分析战争期间河南的生态灾难及其后果，进而试图解释复杂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使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今天的样貌。这种环境史的书写为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城市治理与社会日常生活

近代中国都市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相关的治理举措及成效体现社会转型遭遇的困境。本年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与西安等几个规模较大的城市。其一，对近代上海社会问题的讨论。朱英注意到，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现了严重的房荒与大量的房屋租赁纠纷，市政府、参议会、法律界、工商界、房客群体均参与解决这些问题，但皆无济于事[17]。张二刚对比分析了抗战前后上海租界、华界的行政部门对犬类的管理举措及其成效[18]。其二，对近代南京社会问题的讨论。李凤成、刘亮认为，国民政府从科学技术与法律制度等方面主导南京的城市水利治理，呈现水利市政化、制度化的趋向，但官民之间、民间团体内部及行政集团内部在相关水利治理上存在诸多博弈，严重影响了治理成效，从而暴露出国民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局限[19]。朱英揭示了1934年南京市政府卫生部门与地方媒体共同应对市民群体性食盐中毒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后续的关于食盐安全问题的大讨论与新盐法的实施等方面的连带影响[20]。其三，对近代西安社会问题的讨论。高升荣认为，民国时期西安城市居民面临的饮水问题主要有饮用水源单一、水量不足、水质不良、饮水不卫生等；当地政府采取了调整职能部门、健全规章制度、重视饮水消毒等一系列治理措施，但囿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未能取得预期的饮水治理成效[21]。

在内忧外患频发的动荡时局中，近代中国城乡社会的日常生活及其秩序出现了显著变化。王先明分析1900年“庚子之变”对天津城市建筑与日常生活秩序的深远影响，认为当时的绅董被纳入官方的治理体系，虽作为日常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的主导者，但实处于屈辱而尴尬的地位；经历巨大劫难之后的天津在重建中亦发生了历史性转向[22]。王笛的著作《那间街角的茶铺》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借助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这一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复杂交织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诸因素，体现微观史学的叙事特色与分析力度[23]。胡英泽、赵慧斌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将灾荒时期华北地区一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称之为“代食品”，并创立有效的“代食品”资源利用模式，从而救济了更多灾民[24]。晋北的土盐不仅是经济问题、环境问题，更是关乎民生和地方稳定的社会问题。郭宇、张俊峰认为，民国山西地方政府对土盐分区分类的改革与治理，既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促进土盐经济发展，又满足了民众食用土盐的日常生活需求，实现了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25]于景莲对民国时期山东城市的工人、苦力、游民、自谋职业者等社会下层群体的物质生活状况进行探讨，有助于“自下而上”地理解近代山东的社会变迁[26]。

休闲娱乐是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社会文明的尺度之一。李志成认为，近代北京引入西式饭店，以此为新式休闲空间，举办宴饮聚会、跳舞游艺以及各类展览活动，彰显北京城市休闲生活快速融入世界潮流的基本特征[27]。潘淑华以闲暇与政治的关系为主轴，探讨西方游泳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引入与发展，从沿海地区向政治中心地区扩散的在地化过程，并认为民国时期的游泳场是现代男女体验及展示“摩登”生活的新式都市公共空间，而国家权力试图伸展至游泳场，以国家理念形塑或规范民众的闲暇空间及身体场域[28]。另外，法国学者安克强探讨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的丧葬管理与死亡文化变迁的问题，从社会史的视角分析死亡背后的大众文化和人口数量剧变的时局对底层个体生命的影响。他认为，不同政府对尸体的管控反映其社会治理方式的差异，而1949年之后新兴的革命政权将整个丧葬产业纳入国家统一管辖体制，反映了中共治理城市殡葬业的有效性与进步性[29]。

四、宗教与民间信仰

近代中国的宗教与民间信仰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形貌及其演进机制。学界对近代本土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沈庭梳理民国时期太虚法师及其弟子法舫、白慧、达居等人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从事的佛教外交活动[30]。刘军考察民国时期的中美佛教文化交流，认为佛教在美国获得了新生命，彰显中国文化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意义，并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31]。郭峰以新发现的民间经书《灵宝还天王愿科》为中心，探讨近代道教与武陵山地区民间信仰的交融互摄机制，为分析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个案[32]。康豹（Paul R. Katz）从接触带（contact zone）的概念出发，考察近代湘西苗族地区的道教与仪式传统共同参与塑造地方宗教文化的方式，分析当地汉人与非汉族群在仪式传统上的交涉以及地方神职人员的族群认同、社会地位与文化影响力，进而检视过去研究地方社会的学者所提出的若干观点，如华生（James Watson）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的“乡村四重奏”（village quartet），劳格文（John Lagerwey）的“以庙宇为中心之社会”（temple-centric society）等[33]。庞毅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讨论了被神化的陶真人与近代湖南地方社会自主性的互动关系，认为湖南“以陶真人为中心的地方社会结构”[34]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生命力，不断通过各种纽带强化自身，并调整其与国家的关系。刘宝吉认为，济南道院延伸到各地的县院对绅、学、商、农各界精英进行了社群整合，并为之提供了心理调适和社会控制的新工具。县院在当地的扩展深受“绅士圈套”的影响，反过来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应[35]。池子华、戴少刚认为，五猖信仰从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两个层面形塑近代徽州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促进徽州社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36]。张淑贤认为，晚清苏州望族“贵潘”参与制作、传播以神化潘曾沂为特色的《潘公宝卷》，推动宗族慈善事业与社地方会治理的发展。这一举措对晚清江南民众产生一定的教化作用，弥补了儒家伦理思想在范围人心上存在的局限[37]。

近代中国的基督宗教问题仍广受海内外学界的关注。田素美、高晓波以教育、医疗、慈善为考察中心，探讨了近代传教士在四川藏族聚居区的社会活动及其社会影响，认为其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为侵略者服务的一面[38]。赵晓阳认为，新生活运动为基督教会提供了参与政治和改造社会的机会。一方面，宋美龄积极利用基督教会应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消除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努力与国民政府合作，在江西建立了“基督教超越共产主义”的实验区，从而呈现宗教与政治叠合交融的互利局面[39]。她还深入讨论近代华人的基督教《圣经》中译本，认为“这些圣经译本的产生呈现了基督教圣经翻译的多元化和持续性，展现了圣经汉译走向自主和基督教日渐中国化的历史脉络”[40]。张德明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华北的基督教中学面对立案后的新形势，除开设宗教选修课外，还通过其他课程及基督徒教师加强宗教影响，并开展多样化的课外宗教活动。然而，大多数学生对基督教的兴趣不大，教会学校世俗化已是大势所趋[41]。太原市晋源区的洞儿沟村的天主教信仰已有300多年历史，全体村民皆为天主教信徒。不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村庄一直未受到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者的关注。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全球史的视野，将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细致讨论了洞儿沟村的天主教信仰如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这一讨论为当下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即强调中国天主教的生活实践在地方和全球两个层面的互动[42]。

五、理论、方法与视角的探索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向注重理论建设，过去引入的“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等分析框架都曾为该学科的进步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些分析框架本身也存在概念不够明确、忽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观察方式相结合等方面的局限。在反思相关研究之长短得失的基础上，常建华提出“生活与制度”的分析框架，意在超越“制度与生活”“国家与社会”，建立起小历史与大历史更加紧密的关联。其认为，从“生活与制度”出发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该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领域打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其中的制度性因素，同时注意生活与制度的互动关系[43]。“生活与制度”作为一种具有理论意义的观察视角，注重生活与社会的主体性，重视“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察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与社会”“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的部分局限。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动力之一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与反思。由于近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医疗社会史研究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冯尔康讨论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实践对医疗社会史学科建设的启示，认为应该大力开展瘟疫史研究，开展公共卫生与民众健康关系的研讨，医疗社会史研究需要融入人文意识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研究方法[44]。就医疗社会史的学科建设与当下疫情防控而言，强调人文意识的跨学科对话既是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会文化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运用范围更为宽广，涉及学术社会、文化创新、社会传播、医疗卫生、育婴方式、民众心态、政治交往等多个专题。罗检秋、徐凤认为，夏曾佑与刘师培均为清末“新史学”的主要实践者，虽然二者的经学渊源不同，史学观点也多有差异，但其所撰历史教科书典型体现经学传统的深层影响，反映清末经、史之学的复杂关联[45]。王康提出，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出于对外侮的亡国焦虑与再生渴望，创造了“少年中国”意象，其实质是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象征[46]。黎春晓、彭孝军认为，民国初年的知识人以报刊为主要媒介平台，阐述其对中国传统礼教与东西方礼俗的见解，既互相对话，又与社会大众交流互动，希望传播新的礼俗观念，改良社会风气[47]。焦婕、焦润明认为，民国初年伍连德、全绍卿、丁福保等人关于清末瘟疫的反思与医疗卫生的建设言论形成重要的社会“舆情”，经过朝野互动，形成官民共识，推动了当时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48]。王书吟认为，近代中国牛乳育婴的观念转变和实践效果引发了家庭结构及亲子关系的变动[49]。这一讨论有助于从日常生活观念的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家庭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以及亲子关系与个人情感的嬗变历程。李俊领分析抗战时期《推背图》预言对民众心态的影响，认为该书反映的“天命”观念与易占传统仍深刻制约着当时城乡民众的政治态度，他们的臣民心态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共仍须面对的深层社会问题[50]。唐仕春考察1950年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过程中的心理、心情与心声，认为他们受苏方接待而形成的情感体验不仅促进其确立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学习目标，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推动他们回国后传播苏联知识与移植苏联制度的工作实践[51]。

六、省思与展望

整体而言，2021年度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有一些亮点：其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学界更为关注近代鼠疫的防治问题，希望从中汲取历史智慧。这不仅推动中国近代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而且体现社会史学者的参与意识和现实关怀。其二，学界在民国商会、社团问题上精耕细作，收获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彭南生对民国时期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探讨较为典型，其不仅克服既往学界在近代中国商会研究上的一些局限，而且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推动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再如孙江对民国“秘密结社”的重新审视，其自觉走出过去关于“秘密结社”的“常识”迷雾，从多种权力的相关话语及其对抗中逼近“秘密结社”的历史真相，推动学界更深切地认识中国社会。其三，环境史将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增长点。既往学界较少重视近代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穆盛博的《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一书从环境史的角度讨论抗日战争，不仅深化了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与理解，也为该学科的其他专题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2021年度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局限：首先，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探索仍明显滞后。与实证研究成果的蔚为大观相比，社会史研究理论的进展较为缓慢。20年前，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该建立自己解释问题的概念体系和框架，这些概念的使用应明显区别于现有的政治史解释框架，而拥有独立的阐释功能，进而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地和边界”[52]。时至今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已经成为长期未解决而又亟需解决的学科发展“瓶颈”问题。其次，研究领域不平衡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比如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过去明显减少，而具有显著新意的相关论著皆由康豹、沈艾娣等海外学者完成。在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境地。最后，学术“内卷化”现象较为明显。2021年度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数量仍保持增长态势，但整体研究水准提升不明显。一些研究者存在知识断层的局限，甚少了解传统社会生活的常识，加之田野调查的不足和对现实社会的隔膜，未能养成历史研究所需要的共情能力、问题意识与总体史视野，从而对近代普通民众的生活及其命运难以进行深度思考。一些论著满足于史实的梳理与重建，未提出和解决真正的学术问题，也未体现研究者的学术创新意识。这种“内卷化”现象应引起注意。

未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似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史研究理论探索的一个可能的突破点，在于重新审视学界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与术语。近代以来，借用西方的“社会”“文化”“民族国家”等概念解读中国历史，固有其新意和启发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曲解和误读的问题。从西方的“社会”概念来看，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几乎完全笼罩了社会，那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话语表述及其实际所指可能就会出现种种误会。即使以此概念分析中国近代社会，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有学者对此反思称：“中国社会的内在理解和运行并不需要‘社会’概念这一类造词，但从概念的表征视角，一个舶来的‘社会’为何又如何能去解释中国？进一步思考，今天由‘社会’巨无霸建立起来的社会认知，真的是一种对中国理解的牢不可破的完美概念体系吗，不能去挑战它吗？”[53]。如何从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生活情境去理解中国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并由此提炼具有原创性的分析概念，仍是现在需要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

其二，自觉思考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空间取向。对于历史叙述与历史学研究而言，空间取向是与研究主体性、时间取向、叙事结构、阐释理论同等重要的学术维度。它不仅强调“历史人物、事件与过程均生活、发生在特定的空间里，并在特定空间中具有意义或发生影响”，而且重视历史叙述者与研究者所立足的特定空间[54]。对于同一研究对象，研究者立足的空间不同，其研究深度与力度可能大不相同。沈艾娣讨论近代山西太原的洞儿沟村的天主教信仰，立足于人类世界的空间，运用“全球史”视角，从而为近代华北基督宗教史与乡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新意的思路。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而言，在明确研究对象的空间边界时，更需要自省相关研究的空间取向。站在不同的立足点，看到的历史表象及其变动机制也会因之而不同。

其三，进一步提高历史研究的共情能力。由于成长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一些青年学者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术成果“书斋气”过重，而“烟火气”不足，较少从人的生活逻辑去理解历史，以至于不能真正做到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为此，应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重视田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体验历史的现场感，更需要体验当事人在当时当地的生活情境与行为逻辑。另外，在不断增进对前人生活常识的了解之时，自觉审视自己的研究立场与价值取向，更积极、更深刻地洞察现实社会，培养现实关怀意识，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研究实践，使之更接地气。在现实感与历史感贯通的基础上，提出有分量的学术问题，并给出尽可能贴合历史情境的解释，如时贤所言：“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没办法因为研究历史，甚至是研究古代历史，而放弃现实关怀，我们对现实的关怀越深，对历史的感悟和认识也就越深，否则我们就容易被史书上的记载所欺骗，或者是停留在历史叙事的表面，而不能发掘出作者藏在叙事背后的深意”[55]。社会史研究尤其考验治史者的历史眼光与现实关怀。没有对过往普通民众的尊重与关怀，没有将自身生活与前人生活打通的共情能力，就不会写出有深度、有品味、有魅力的社会史研究作品。

展望未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任重道远，前景开阔。应会有更多的社会史研究者以史学“参与现实社会生活”[56]，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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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Reflection: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2021

LI Jun-ling

(Center for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ASS 100101, Beijing)

In 2021, empirical researc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erspective exploration on modern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continue to maintain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more new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on the topics of group change, urban governance, social daily life and so on. The research 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social groups in modern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continues to advance.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s more widely used. However,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such as “imbalance” and “academic internalization”. It seems that we can reflect on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uch as “society” and “culture”, seek breakthrough progres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the spatial awareness and empathy abilit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modern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cademic internalization; spatial awareness; empathy ability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2.03.21

K25

A

2096-9333（2022）03-0139-08

2022-03-20

李俊领（1978-），男，山东金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