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莉，曾繁仁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爱的共同体”[1]115是梭罗自然文学作品中生态智慧的凝练。梭罗曾写道：“我的心中装满了大自然。”[2]307自然是他作品中的关键词之一，爱则是另一关键词。爱与自然的结合使其作品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浪漫主义的关键词之一则是共同体。“爱”始终流淌在梭罗的血液当中，穿梭于其一生的创作之中。如他所写：“我的日记应该成为我爱的记录，我写在里面的都是我所爱的东西，人世间我所钟爱的方方面面，还有我喜欢思考的东西。”[3]在这一共同体中，热爱自然是其永恒的主题。梭罗的爱是对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热爱。

一、“爱的共同体”的建构

“爱的共同体”是梭罗倾其一生来建构的宏伟工程，是一张层层扩展的网。它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梭罗长期思考而成，是在经济、文学、宗教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等多重背景下的建构。

第一，“爱的共同体”的提出是梭罗基于对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严肃思考。十九世纪的美国，工业化经济急速发展，财富积累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工业化对自然的过度利用与破坏。大众膨胀的物欲致使工业文明发展下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愈演愈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愈发疏离，美国式的伊甸园生活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利奥·马克斯所言：“工业进步正在使流行的‘田园生活’观念变得一文不值。”[4]193此时，梭罗的“田园理想”因为这突然闯进“花园”的“机器”而消失殆尽。田园不再，自然也逐渐失去了美感、诗意与灵性，人类的精神家园岌岌可危。面对这一沉重的社会现实，梭罗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活方式使得大自然越来越被边缘化，成为不被人重视的他者。他甚至预言美国国民“对大自然‘庞大资源’的无情掠夺，对自然的课税最终超越了它各种资源的极限；因此人类不可避免因大自然而灭绝”[5]90。可以说，他对人类在破坏与自然的关系之后的终极命运的严肃思考超越了同时代的任何人。因此，梭罗迫切地渴望构建一个“爱的共同体”来改善这一状况。通过积极回归自然，他希冀在自然中感受审美体验的同时也能够恢复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在梭罗看来，生活在大地之上的东方人与西方人，不仅需要精神上的超凡脱俗，而且还需要身体上真正地回归自然。因为人类只有“走近自然，人的行为举止看来才最为放松，与自然达到了天人合一”[5]40。

第二，梭罗是浪漫的，“爱的共同体”的提出更是他浪漫主义生态情怀的抒发。作为浪漫主义作家，梭罗见证了美国浪漫主义兴起与衰败，并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因此，浪漫主义成为他创作中重要的文学背景。华兹华斯强调在回归自然过程中个人直觉的作用，柯勒律治的有机论则认为自然本身具有有机性与整体性，并且这也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自然万物与人一样都是时刻存在于运动变化和生长中的有机体。这些后来都成为美国浪漫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美国浪漫主义者们在结合了欧洲，尤其是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浪漫主义生态思想的同时，他们在爱默生的号召下努力追求具有美国特色的浪漫主义创作。梭罗自然也受到了英国浪漫派以及爱默生的影响，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创作以及柯勒律治的有机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梭罗有机、整体地看待自然的认识。然而，与他们相比，梭罗算是一个“彻底的生态中心主义者”[6]184，因为他们始终未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泛神论的困境。

第三，梭罗所提出的“爱的共同体”也是对超验主义的超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众所周知，超验主义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逐渐形成的文学与哲学的思想运动，也是一场宗教运动。正是这场运动揭开了美国文艺复兴的序幕。爱默生领导下的超验主义者们相信上帝的灵性无处不在，人们能够通过自然体验实现这种精神之旅。他们相信“自然完全是中介性的。它是用来服务的”[4]170，因此，超验主义者们在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更多地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体验，自然是人类感知其背后神秘力量的新途径。自然在这里充当一种媒介，是一种象征，是对上帝感应的隐喻。持这一立场者热爱自然，是因为自然能够为提高人类的神圣体验而服务。这势必会有人类中心主义之嫌，并为后来的生态批评者们所诟病。

我们在梭罗早期的作品中能够看到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子，但他并非始终亦步亦趋。虽然梭罗从未否认自己是超验主义者的这一身份，但实际上，他对自然执着的热爱与深刻的理解却超越了同时代的超验主义者们。作为超验主义者，梭罗承认“大自然处处出手不凡，充满神性”[7]，相信个体可以通过自然体验去发现世界背后超验力量的存在，即自然中神性的存在。他也相信行走在自然中的人们在精神上能够得到陶冶与提升。然而，他在对自然中的神性体验给予肯定的同时却又对用超验主义的方式去对待自然提出了质疑，“我们是否并未正确地解读大自然，通常把大自然仅仅当作那象征之物”[2]400。梭罗认为人与自然应当是真实存在的朋友、伴侣的关系，“能跟大自然做伴是如此甜蜜”[8]147的事情。对他而言，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通向神灵的“那象征之物”，地位也不是屈居于人类之下。人类与其是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亦邻亦友亦亲人以及爱人的关系。

第四，梭罗在构建“爱的共同体”的过程中也离不开他对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深刻理解，特别是儒道思想中的智慧。哲学家卡尔·雅思贝斯认为孔子“是梭罗的四位伟大而久远的老师”[9]之一。显然，梭罗受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先哲思想的影响。国外诸多研究表明，十九世纪的梭罗早已经接触并熟读了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如《四书》等，更有研究者认为梭罗“尤其是受到反复出现在《孔子》《孟子》《老子》及《庄子》中圣人理想的影响”[10]。在爱默生的邀请下，梭罗曾在杂志《日晷》①《日晷》由爱默生、富勒等美国超验主义者于1840年创办，是“超验主义团体的思想理论刊物”。参见张冲《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上辑录了十页的孔子语录，这更加深了梭罗对中国古代儒道思想的熟悉程度。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对《四书》中名言的引用，如“德不孤、必有邻”[11]57，“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12]。在梭罗的自然体验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与感悟应该也离不开他对儒道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

在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中，人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梭罗对此深信不疑。至于熟悉程度，林语堂则概括为“梭罗是最为中国化的美国作家”[13]。对于儒道经典所蕴含的生态文化，梭罗有着自己的解读。他在文本中随处可见的与自然友好为邻的自然观想必是对“德不孤、必有邻”的生态解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他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有德之人，以此来规范自我在自然中的行为。同时，梭罗生态思想中的与自然为邻、为友则是对儒家思想中仁爱之心的向往②关于梭罗生态思想中与自然为邻、与自然为友的阐述及其对中国儒家思想中仁爱的借鉴，参见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3-294页。，“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11]183则是其思想的依据之一。他相信“走近自然，人的行为举止看来才最为放松，与自然达到了天人合一”[5]40，正是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4]的契合。因此，他引用“牛山之木尝美矣”以表达对自然的关切，来指责文明人砍伐森林、破坏森林的行为。梭罗在借鉴了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其“爱的共同体”的构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生态文化的生成。

二、“共同的居民”

除了多种背景交织下的缘起之外，长达两年之久的瓦尔登湖畔的林中生活也使得梭罗关于“爱的共同体”有了更深刻的体悟。瓦尔登湖之行被看作是梭罗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它给了梭罗独特的自然体验，这对日后他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梭罗的意识里，人与自然万物不再是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而是在这个地球上拥有平等居住权的“共同的居民”[15]406。在与它们“接触、接触”[16]的过程中，梭罗仔细观察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成长，正如他“对附近的每一种植物都感兴趣”[15]406，与它们相安于同一张相互交织的关系网中。作为“爱的共同体”中“共同的居民”，梭罗认为自然界中的人并非可以独善其身，而是身处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的复杂关系之中。梭罗希望借助“爱的共同体”寻找与“共同的居民”，即自然万物的相处之道。在“爱的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梭罗始终思考的是在这复杂的互动的关系中，人类应当如何与其他种族相处以及如何与非人类相处，如何才能与自然万物达到和谐而生。

第一，在“爱的共同体”中，梭罗是如何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首先，在梭罗看来，人类的身份只不过是这个地球上“共同的居民”中的一员。他认为我们是自然界中的人，人的位置是在自然之中而并非人在自然之上。因此，每日他在自然中自由地来去，成为“她的一部分”[8]144。在梭罗看来，自然界中的我们都是她的孩子——“自然之子”[17]。在作品中，他多次表达自己将自然称作母亲并认为她的乳汁哺育了人类。这里，梭罗眼中的自然作为母亲是“有人性的”[18]，而十九世纪美国主流的自然观是超验主义所倡导的自然具有神性。显然，梭罗的这一自然母亲说无疑是对当时泛神论的突破，但在当时并未得到人们的注意。梭罗言语间无不流露着对自然母亲的热爱，他写道：“我爱自然，爱歌唱的鸟儿，爱闪光的断茬，爱奔腾的河流，爱清晨与日暮，爱夏季与冬天。”[2]287他爱着自然母亲的一切，这位自然母亲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母豹般爱着她的孩子们。母豹在梭罗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象征自然母亲的仁爱与野性。梭罗的自然母亲说在后来的杜威那里也得到了呼应。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成为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表达的生态观之一①关于杜威美学思想中自然是人类母亲的阐述参见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7页。。

除了把自然看作母亲之外，梭罗还认为我们应以自然为师、为邻、为友、为伴，这样人类的行为才是最自然的。在他看来，自然的身份既是良师也是益友。首先，在谈到科学家们进行树木生长模拟实验以研究森林中的树木到底是如何进行演替时，梭罗通过自己的观察举例证明自然本身早就具备了这种法则，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他曾感叹：“当我们做森林种植实验时，我们发现自己最终是师法自然。难道一开始就向自然请教不好吗？……她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有经验的。”[19]在梭罗看来，科学实验有时也只是在反复论证自然中本已存在的客观现象与规律。其次，在瓦尔登湖生活的两年两月零两天的时间里，真切的自然生活实践以及自然体验使得梭罗与自然之间的亲密感越发地被拉近了。他终日与自然万物为伴，与花草鸟兽朝夕为邻，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他看来，“与自然为邻，这样人类的行为似乎才是最自然的”[1]281，这是一件如此甜蜜的事情。

第二，“爱的共同体”中的“爱”在自然万物中无所不在，甚至在非人类之间都存在着一种默契的爱，梭罗皆称之为友爱。他写道：“关于友爱可以诉说一切，就像花卉之于植物。”[2]297梭罗在多年对自然的仔细观察中，惊奇地发现一草一木皆有情，森林中的万物之间如人类之间一样也拥有包括友谊在内的各种感情。王诺认为梭罗在作品中为我们展现了“自然物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20]，是一种处在生物链上的共生但又不失个体特性的关系。在维护自我主体的同时，亦不排斥他者的主体性，以此达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也许人类无法懂得非人类之间的语言，但却能够被它们在自然森林中所展现的友谊触动。在观察森林演替时，梭罗惊喜地发现鸟类等在食用了树木上的果实或是寄生的虫子之后也变相地为其传播了种子，延续了树木的繁殖。在《野苹果》中，梭罗曾描述了牛与野苹果树对话的场景。动物吃下植物所提供给他们的食物的同时也保持了一份对植物的尊重，野苹果陪伴公牛直到它老去。在《森林的演替》中，树木高低不同的生长为彼此留出吸收阳光与雨露的空间等等。在这种浪漫的友谊中，梭罗还发现了它们之间惊人的一致性，如长期寄生在树上的苔藓不经意间却呈现了树叶的形状。生物彼此之间的习性相互感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相生于“爱的共同体”之中。

第三，有研究者认为梭罗过于拔高自然的地位而犯了弱化人类地位的错误。实则不然，他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只爱自然而不懂得爱人的话，那么这称不上是一种广泛而博大的爱……一种能够温暖社会、同情其他民族的美好的爱。”[2]288显而易见，梭罗是爱人类的。实际上，他“印象中很少有人或没有人写过如何生存的问题”[21]，而他一生都重视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及其生存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梭罗也是十九世纪最早发现不同种族之间人类关系的畸形且敢于坚持社会公正的美国作家之一。一方面，在作品中，他反复表达了自己强烈反对奴隶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对《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挑战与践踏。他指责“生来自由平等，却不能自由平等地生活”[22]，这将无益于子孙后代真正自由精神之传承。同时，他还付诸行动，不但给予奴隶逃亡者以帮助，而且公开发表演讲支持英雄布朗将军并为其请愿。他呼吁人类在不奴役自然的同时也不要奴役他人，大有活着也让他人活之意。这是他对人类自由平等精神以及生存权利的坚持与追求。

另一方面，对于印第安人，他既哀叹这个种族的没落，也赞美其自然而然的生态智慧。梭罗对于印第安人历史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23]37。梭罗认为印第安人是自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家园，白人无法像他们那样“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站立在自然之中”[1]253。这正是梭罗看到的印第安人的魅力所在。他在印第安人那里发现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他们的智慧是“白人不能企及的”[23]。印第安人自然而然的智慧完全符合梭罗的简单淳朴的生活观。同时，梭罗在给予印第安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指责印第安人在狩猎过程中野蛮与粗暴的行为。梭罗认为也许这恰恰是印第安人本能地保护自己的方式，他们不能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在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中任白人宰割。在梭罗看来，种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智慧，应当相互学习借鉴，和谐共生，而不应互相征服与奴役。总之，梭罗早在十九世纪就已表达了对于种族平等的美好向往，是“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典范”[6]184。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从梭罗“爱的共同体”所折射出的生态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梭罗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渴望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共同体。在他看来，处于共同体之下的自然万物之间的爱或浪漫的友谊能够上升为一种更为高尚、更为友好的关系。这里的万物应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彼此互动的不同物种群体的集合①关于共同体在生态学上的含义，参见维基百科，网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y#Ecology。。它既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即存在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之间互动的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与自然万物均是重要的成员。在这和睦相处的良性生态圈里，二者缺一不可。对于“共同体”，梭罗则认为它应当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符合他有关“爱是一个世界”[1]40的论断。在这个爱的世界——“爱的共同体”里，梭罗始终坚信其存在的完整性，即人与自然共同存在于其中，相生相爱。显然，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梭罗认为这一共同体应该是一个整体，是可以包容万物的共同体。

此外，“爱的共同体”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始终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要解决的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如何与自然相处并寻求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条主线始终贯穿于“爱的共同体”之中。然而，“爱的共同体”的构建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无疑是一种爱的乌托邦，但他借这一共同体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爱的共同体”中，他承认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展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相生的美好愿景。从生态整体出发，梭罗将爱的伦理关怀从人类自身扩展到自然万物，表达了对人与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深切关注。从生态存在论美学的角度来看，“爱的共同体”还表达了一种家园意识，即地球是人与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所共有的家园。在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生态视域下的“爱的共同体”符合生态审美的要求。生态审美也只有完成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之间生态友好的转型，才能实现生命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平等、稳定与美丽。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在“爱的共同体”中重新解读梭罗的生态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所蕴含的生态人文关怀。同时，这也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