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烨，红 霞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引 言

人类社会是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随着古猿进化为智人而出现的，作为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特殊部分，人类社会无法脱离自然界而存在。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按照主观意志对自然界进行改造，自然界也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例如，自然界中一些主要以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随着人类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导致野生动物生存领域逐渐缩小时，通过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并广泛扩散，造成了人类社会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报复除了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自然灾害外，还包括各种意想不到的传染病疫情。

虽然不同地区的居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特征，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但体质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地球上不同民族的基因有99.9%的比例相同，而且来自不同人种的基因比来自同一人种的基因更为相似，在整个基因组序列中，人与人之间的变异仅为万分之一。①参见许沈华《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初步分析结果》，《中国肿瘤》，2001年第5期，第296页。因此，在传染性病毒的传播过程中，病毒不会因为民族的不同、文化的差别而选择性地进行传播和扩散，传染性病毒对全人类都具有传染性。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如何应对各种传染病疫情，不仅检验着人类社会的医疗水平和科技实力，而且考验着人类社会的防范能力和合作机制。在防范和抗击各种传染病疫情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同防范和抵抗各种传染病疫情。

二、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人类学分析

有史可考的最早传染病疫情发生于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在距今约3400年前的古埃及壁画中，描绘了因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小儿麻痹症病人形象。《圣经·旧约》中从《出埃及记》开始，至少出现了4次关于瘟疫的纪录。①参见马学博《圣经中的鼠疫及纪年》，《黑龙江科学》，2015年第6期，第147页。在欧洲，从公元165年至180年，罗马帝国发生了持续约15年之久的流行性天花疫情，全国约有2 500万人口因此而死亡。②参见李建中《世纪大疫情》，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页。1347—1351年，中世纪的欧洲爆发了黑死病疫情，欧洲的死亡人数为2 500万到5 000万。③参见《人类历史上的大瘟疫》，《人民周刊》，2020年第3期，第15页。在相关历史典籍中，类似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记录非常多。由此可见，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类型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层出不穷。

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受制于天然地理屏障的阻隔，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有限，各种传染病疫情主要集中于某一地区，不会引发大规模扩散而造成全球性的影响。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传染病疫情往往超过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范围，造成跨国或跨区域传播，从而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例如在15世纪到17世纪地理大发现（Age of Exploration）中，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世界，他们把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传播到美洲大陆，导致90%的美洲土著人口受感染而死亡。④参见丁学良、龙希成《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传染病》，《视野》，2009年第13期，第5页。1918年，由H1N1亚型流感病毒引发的“西班牙流感”在全世界爆发，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流行病疫情。⑤See Reid A H,Janczewski T A,Lourens R M,et al.1918 influenza pandemic caused by highly conserved viruses with two receptor-binding variants.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2003,Vol.9,Iss.10,pp.1249-1253.进入21世纪后，在走向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当今社会，跨国人口流动愈加频繁，传染病疫情随着人口的加速流动而扩大了传播范围，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感染。例如，2002年发生的全球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共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⑥参见《世卫最新数据：累计非典病例8422例，病死率11%》，2003年8月16日，网址：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1031/2020296.html，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3日。与此类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于2012年9月首次在沙特爆发，之后在中东等地传播，继而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陆续出现了疫情。⑦参见林洁《广东确诊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患》，《中国青年报》，2015年5月30日，第3版。2019年12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七大洲均有确诊病例，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基于人类学的视角，人类社会之所以频繁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主要和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人类的进化机制有关。人类学进化论学派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理论可以阐释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关系，人类与病毒两者共生并相互依存。大量的遗传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等高级哺乳动物在感染病毒的过程中，从病毒的基因中获取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基因，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高级哺乳动物细胞的进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研究人员威拉瑞尔等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和其它脊椎动物直接从病毒中获得了100多种基因，并且推测人类复制脱氧核糖核酸（DNA）的酶系统也可能来自病毒。⑧参见刘铭《病毒帮助人类进化》，《环境》，2002年第4期，第22页。由此可见，病毒和人类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病毒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同时一些病毒也依赖人类进行传播，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说明人类无法彻底摆脱病毒的干扰，只能努力做到与病毒和谐并存。

二是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野生动物的生存领域逐渐被人类占领，从而使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更加频繁。一些原本在动物宿主中安分守己的病毒，将有可能通过与人类接触而造成跨物种感染和传播。人类捕捉、加工或食用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也为病毒感染人类提供了可能。当自然界中的病毒传播至人体，将对新宿主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是因为病毒缺乏和新宿主长期共同进化的漫长适应过程。例如，原本在某类蝙蝠体内存在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虽然对蝙蝠没有危害，但却能感染人类并造成呼吸系统的衰竭；艾滋病毒虽然与原宿主西非黑猩猩和谐相处，却能破坏人类的免疫系统；通过对2019年12月开始大规模感染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进行溯源，相关专家也推断其宿主可能为蝙蝠、果子狸、蛇、穿山甲等野生动物。①参见张田勘《新冠病毒溯源，不会是“罗生门”》，2020年2月21日，网址：http://env.people.com.cn/BIG5/n1/2020/0221/c1010-31598108.html，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4日。因此，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扩大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范围，增加了原本寄生于野生动物的病毒传播至人类的风险。

三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有关。人类社会中传染病疫情的大规模爆发依赖于广泛的人际接触，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族群、部落、国家之间往往有天然的地理屏障（如山川河海）阻隔，人类跨地域交流的规模较小，因此很难造成传染病疫情跨区域大规模传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化、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以此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结构的社会之间基于相互需求的强制性纽带连接，又会形成“社会学的双向性”（a sociological dualism），由此吸引不同地区的人们进行交流和交往。在此过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亲属群体与亲属群体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就连在了一起”[2]。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随着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日益密切，人类社会逐渐走向一体化，从而使整个人类最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此背景下，任何传染病疫情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三、重大传染病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由自然界中的病毒等致病原引发的人类世界重大传染病疫情，一方面破坏了人类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大量个体生命的消亡，对人类种群规模的扩大产生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也从各种重大传染病疫情中汲取教训，对其行为进行反思，从而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逐渐完善各类传染病疫情的预防控制体系。

1.重大传染病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危害

虽然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向前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不管人类社会的文明多么进步，科技多么发达，医疗多么先进，各种传染病疫情仍然时有发生，并对人类社会产生危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重大传染病疫情严重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根据相关统计，全世界每年因传染病直接导致死亡的人数约有1 300万，远远超过每年因局部战争而死亡的人数。②参见王磊、王松俊《全球几种主要传染病流行及研究动态》，《国外医学》，2000年第1期，第5页。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相关报告表明，各类传染病仍然是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第一杀手，目前全球70多亿人中，约有半数受到传染病的威胁，每年的死亡人口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死于传染病，在非洲，这一比例在60%以上。③参见龚向前《传染病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国际观察》，2006年第3期，第25页。一些传统的传染病如鼠疫、肝炎、疟疾、肺结核、麻疹等，经常不定时爆发，使人类防不胜防；一些新的传染病如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等也层出不穷，使人类的健康和生命遭受重大损失。

其次，重大传染病疫情严重影响人类的经济发展。在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的经济活动已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类重大传染病疫情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一场影响经济发展的严重危机，对多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例如，2002—2003年大规模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传染病疫情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因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传染病疫情的影响，全球在此期间经济总损失额达到590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79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中国香港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20亿美元，占香港GDP的7.6%。④参见《我国因非典损失179亿美元》，2003年11月11日，网址：http://zqb.cyol.com/content/2003-11/11/content_767101.htm，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4日。受埃博拉疫情的影响，2013—2014年期间，利比里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8.7%降至0.7%，塞拉利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5.3%降至0.8%。①See Smith K M,Machalaba C C,Seifman R,et al.Infectious disease and economics:The case for considering multi-sectoral impacts,One Health,2019,Vol.7,Iss 1,p.35.受2019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萎缩3.5%，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年萎缩，同时也创下了1946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2020年欧洲经济也大幅下滑，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2020年欧元区经济下滑6.8%，欧盟经济下滑6.4%。②参见郭言《疫情下全球经济呈现新特点新趋势》，《经济日报》，2021年3月15日，第4版。

再次，重大传染病疫情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追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乏有因为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导致社会衰退甚至国家灭亡的例子。有学者指出，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衰亡，都与该国历史上爆发的大规模瘟疫有着密切的关系。③参见韩启德《传染病的历史告诉我们》，《科学与中国》，路甬祥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在现代社会，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强扩散性和高病死率，对疫区民众造成了较大的心理恐慌，在防止疫情扩散和治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在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由于感染致死导致当地人口锐减，而外来人口担心感染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迁入，由疫情引起的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当地社会发展走向退步。例如在埃博拉肆虐的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一些农村地区，以及疟疾疫情严重的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区，都因为传染病疫情严重导致当地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周边地区。

2.重大传染病疫情促进人类社会进行反思

重大传染病疫情一方面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害，同时也促进人类社会进行反思和改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1）促进人类社会建立和完善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与传染病疫情的斗争从未间断。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造成的破坏，人类社会逐渐建立了传染病疫情防控体系。例如我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曾建立传染病疫情检查以及患者隔离制度，《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介绍，乡村中发现疑似病例后，典甲需要进行调查并上报，上级机关据此开展核查，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治疗或隔离。根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4]记录了公元2年青州地区发生大疫后的相关防治措施，地方政府在疫情严重的地方腾出一些住宅，作为患者的隔离病房并进行集中治疗，以此切断传染源，防止疫情扩散。在2002年发生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传染病疫情和2019年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疫情中，我国仍然采取了这一措施，建立了集中治疗制度，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疫情中首次采用“封城”措施，以防止疫情扩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次次与传染病疫情较量过程中，人类社会应对传染病疫情的预防机制、应急机制、救治机制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也得到迅速发展。

（2）促使人类社会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恩格斯还说道：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④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9页。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不应该是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伴相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生物学相关研究表明，多数传染病病毒如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西尼罗病毒、禽流感病毒、狂犬病病毒等的天然宿主为野生动物，从动物宿主向人类的种间转移造成了传染病疫情的爆发。人类社会从中获取的教训是敬畏自然和珍爱生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作为现代社会工业文明之后的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力发展生态文明，不仅是人类通过改造生态环境实现生态良性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尊重自然、保护动物以避免传染病病毒从动物宿主转移至人类的有效途径。

（3）推动人类社会加强合作应对危机

在全球高度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任何一种传染性疫情的爆发都将产生全球性的影响，闭关锁国、以邻为壑的做法不仅不能将传染性疫情拒之门外，而且还会产生由于脱离于国际社会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等负面影响。面对全球性的传染病疫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加强合作和沟通才能渡过难关。因此，当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时，需要人类社会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在加强国际合作、研发疫苗、共同应对传染病疫情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在积极应对国内疫情同时，还主动加强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与互动，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分享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引物及探针序列信息。中国还向其他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提供了包括传染病专家、技术和检测防护用品等多方面的帮助，同时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新冠疫苗，并积极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扩大全球疫苗产能。中国政府开展的一系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不仅体现了中国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思维，而且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气度和品格风范，从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由此可见，重大传染病疫情加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意识，疫情的产生和发展迫使各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共同研发特效药品及疫苗，积极探索解决疫情的有效措施。

四、重大传染病疫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人类健康共同体，没有健康的身体，人类就没有未来。在重大传染病疫情面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带来危机，人类社会更需要关注危机中凸显的各种问题。正如人类学家马尔库斯指出：“表述危机不仅影响其他学科，它同样带来现代人类学的写作革新，它正在使当代人类学迈向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而这种敏感性正在改造我们描绘文化多元性的方式。”[5]在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人类学需要跳出传统上研究某一群体的文化特性及文化差异的窠臼，转换研究视角，注重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研究。当前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诸多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爆发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波及全球，几乎对全人类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影响。如果没有世界各国的配合和协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将会进一步蔓延，波及更多的地区，影响更多的人口。在重大传染病疫情面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刻不容缓，各国政府需要相互配合，各国人民需要相互协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大传染病疫情加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心理认同，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传染病疫情对受影响群体构建心理认同的积极作用，曾经在历史上得到过验证。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教授鲁道夫·宾尼（Rudolph Binion）在《欧洲认同的历史起源》一文中提出，曾在欧洲大陆爆发的黑死病疫情，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黑死病疫情成为欧洲人的历史记忆，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成为构建欧洲人共同心理认同的重要因素，为后来欧洲一体化的启动及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鲁道夫·宾尼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表现的就是遭受过瘟疫的欧洲人回忆起在瘟疫面前人人平等，努力保卫家园以消除外部世界威胁的精神。①参见〔美〕鲁道夫·宾尼、郭灵凤译《欧洲认同的历史起源》，《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8页。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契机，建立了集体记忆。

2.中国政府处理重大传染病疫情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最早由习近平主席提出。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9页。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在对外场合中首次向世界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人类是一个整体，共享同一世界，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和可持续发展观。③参见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第53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的认同。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特别提及“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等疫情不断给国际卫生安全敲响警钟”，并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6]。

在本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中，中国政府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了“封城”、集中收治患者、隔离等措施防止疫情蔓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挪威、老挝、哥伦比亚、黎巴嫩、巴林、白俄罗斯等多国政要肯定中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积极有效措施，表示坚定支持中国抗击疫情。①参见李骥志、章建华等《多国政要点赞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所做努力》，《解放军报》，2020年2月4日，第4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3家联合国粮农机构也对中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高度赞赏。②参见《联合国粮农三机构积极评价和支持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2020年2月5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2/05/c_1125535527.htm，访问日期2020年12月15日。世界上170多个国家领导人与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电话、信函、声明等方式对中国抗疫斗争表示了慰问和支持。③参见狄英娜、高天鼎《中国人民“正在为全人类作贡献”——抗击疫情海外观点综述》，《红旗文稿》，2020年第5期，第42页。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地控制，并积极向其他国家提供各种援助。中国政府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努力和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④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充分彰显了大国大党领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博大情怀，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意志和不懈追求。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全人类的共同参与

有学者认为，人是具有“种生命”和“类生命”的双重存在，其中“类生命”才是人的本质规定。⑤参见高清海，胡海波，贺来《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走向未来的当代哲学精神》，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页。类生命为人所独有，从而使人类社会独立于自然界，但离不开自然界，并和自然界相互影响。作为产生于自然界并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传染病病毒，与人类社会形成了人类学意义的“他者”与“我者”。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虽然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南非、巴西、印度等仍处于高发期，世界范围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在高度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只有所有国家的传染病疫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人类社会才能赢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因此，习近平主席在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首次表达了要与法方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愿。⑥参见《习近平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人民日报》，2020年3月22日，第1版。2020年5月18日，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提出了加强疫情防控的六点建议，宣布了中国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的五大举措，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⑦参见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第2版。中国为全球抗疫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充分体现了大国胸怀和责任担当。

虽然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防控传染病疫情方而仍然任重道远，战胜传染病疫情离不开全人类的共同参与和合作。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为平台加强世界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在防控传染病疫情方面的合作，例如建立全球性的传染病疫情预警和防控平台，由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共同开展各种传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统一实施疫情防控工作，共同研究和确定治疗方案，共同研发传染病疫苗，等等。通过世界各国的齐心协力，必将能提升人类社会的传染病防治水平。

总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中国和世界各国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应对包括重大传染病疫情在内的各类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建设性方案，为谋求全人类的福祉找到新的着力点，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我们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多个民族、70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7]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实现人类社会持久和平和永续发展，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