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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新疆史研究综述*

2022-11-23程秀金

关键词:西域新疆研究

程秀金

(新疆大学 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2019—2020年新疆历史研究蓬勃发展,研究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多样化,发表论文及专著共计181篇(部)(含有5部专著)。在全国的区域史研究之中,新疆(西域)史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备受学界的瞩目,显示出新疆(西域)研究在全国的影响力。拙文粗略地将2019—2020年新疆史研究划分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历史地理、学术回顾等部分加以梳理和总结。

一、政治史

政治史历来是新疆(西域)史研究的重中之重。2019—2020年政治史研究包括边疆经略、行政管辖、军事、法制、边疆民族、与内地联系、宗藩与域外联系,人物考证与评价等方面。

边疆经略:这一领域主要探讨中央政府经营西域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李晓斌、王兴宇分析了东汉西域治理策略,指出这受制于“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边吏”的表现密切相关。①参见李晓斌、王兴宇《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究》,《思想战线》,2020年第5期。田海峰认为唐太宗、高宗朝更迭之际的龟兹拓边及策略的适时转变,是基于当时国际背景下边疆治理的有效开拓。②参见田海峰《贞观二十一年唐伐龟兹一役探因——兼论高宗朝初的西域经略对策》,《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王希隆、杨代成探讨了清代康雍乾三代统一新疆的历史贡献。③参见王希隆、杨代成《清朝统一新疆及其历史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邓涛指出敦煌和哈密在清代经略与管辖新疆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④参见邓涛《清朝兴复敦煌的现实及历史原因——兼论敦煌在清朝新疆经略中的作用》,《敦煌研究》,2020年第6期;邓涛《中原屏藩西陲支点——哈密在清朝西北边疆经略中的特殊地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陈力通过1931年“中法考察团”来探颐南京国民政府与新疆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政治博弈,指出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就不能维持新疆的长治久安。⑤参见陈力《学术背后的政治:1931年“中法学术考察团”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冯建勇、钱骋阳指出因地缘政治博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等因素,国民政府在1943—1948年处理帕米尔未定国界问题方面力不从心。⑥参见冯建勇、钱骋阳《国民政府筹谋帕米尔问题始末》,《人文杂志》,2020年第5期。

行政管辖:这一领域主要探讨在西域实行的管辖制度。首先,汉唐时期在西域地区主要实行都护制。李大龙认为诠释西域纳入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版图历史的标志是僮仆都尉还是西域都护体现着不同的话语体系,传统“自古以来”的说法似乎更符合中国是中华大地上各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的这一主流看法。①参见李大龙《如何诠释边疆——从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说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7期。张瑛探讨了西汉都护的性质、设置时间及职责。②参见张瑛《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清朝再次统一西域之后,汲取历史经验,在新疆推行差异性管辖体系,即军府制、州县制、札萨克制、伯克制等多种管辖制度,并最终向行省制演进。就军府制而言,锋晖认为清乾隆朝最终设立双军府制(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是由诸因素因势而变的结果。③参见锋晖《乾隆朝治理新疆制度的筹划与确立》,《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聂红萍探讨了乾隆朝回部参赞大臣设置的演变。④参见聂红萍《乾隆朝回部参赞大臣设置的演变》,《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王超论述了清代英吉沙尔驻扎大臣的设立和变革的过程,指出英吉沙尔驻扎大臣的变革与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驻地的迁移(乌什—喀什噶尔)密切相关。⑤参见王超《清代英吉沙尔驻扎大臣的设立和变革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就札萨克制而言,王希隆、夏晔勇指出吐鲁番札萨克旗在清朝统一新疆,维护清代新疆社会的稳定及清代新疆军政中心伊犁的建设等三个方面功不可没。⑥参见王希隆、夏晔勇《清代吐鲁番札萨克旗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赵毅探讨了清政府对新疆土尔扈特部高层的安置等相关问题,指出这标志着清朝完成了对最后一个蒙古部落的札萨克制度改造。⑦参见赵毅《清政府对新疆土尔扈特部高层的安置及相关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就伯克制而言,陈殷宜从伯克制度形成、设置、变化、管理结构、补放、俸给、职掌、执行职务、年班、回疆弊端等方面深入研究了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回疆伯克制度的具体实践及变化,意在反驳伯克是造成官与民的隔离及贪索者的论点,从而重视伯克的价值与贡献。⑧参见陈殷宜《清朝回疆伯克制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9年。属于州县制之中的特别行政机构“厅”“道”受到了关注。鲁靖康指出清代新疆厅制并非自甘肃“移植”,而是清代新疆主要的政区形式或辅助行政机构。⑨参见鲁靖康《清代厅制再探——以新疆为例的考察》,《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王启明以吐鲁番为个案研究探讨了清代西北厅的演变。⑩参见王启明《清代西北边疆厅的历史嬗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王科杰考订了清代新疆冰岭道建置,认为在建置初期并非仅有两阶段,而是有着层次分明的三阶段。⑪参见王科杰《清代新疆冰岭道建置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2辑。章成指出清末清廷最终延续了治疆旧制,重新布置了新疆的权力格局。⑫参见章成《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

此外,何永明通过梳理史料,勾勒出杨增新主政时期新疆政治研究所成立、运营和停办过程,并从中分析其性质和作用。⑬参见何永明《杨增新时期新疆政治研究所钩沉》,《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此后他与李玉莲、赵珊珊探讨了杨增新的流民政策,认为杨增新虽有局限性,但较好地消除了流民问题的负面影响,维护了新疆的社会稳定。⑭参见何永明、李玉莲、赵珊珊《杨增新对流民问题的认识与措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许建英梳理了金树仁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对外政策,分析导致其治疆失败的根源。⑮参见许建英《金树仁治疆政策述论》,《中国边疆学》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45-161页。

军事:这一领域主要探讨军事制度、政策及军事事件等方面。在军事制度与政策方面,胡耀飞探究了唐朝前期安西、北庭行营的分期(第一、二和三期)、建置(行营统帅、行营僚佐及行营职能)、制度来源及其意义。⑯参见胡耀飞《行营之始:安西、北庭行营的分期、建置及其意义》,《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蒲宣伊、孟宪实通过公元700年的名岸战役,探讨西州府兵,认为西州都督府统帅各折冲府,而各折冲府之间相互配合。①参见蒲宣伊、孟宪实《从名岸战役看唐西州府兵》,《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刘啸虎梳理吐鲁番军事文书,分析唐朝前期军中肉食供给。②参见刘啸虎《唐代前期军中肉食供给初探——以敦煌吐鲁番军事文书为中心形成了一种自我运转的循环》,《敦煌研究》,2020年第3期。王启明指出疆内伊犁八旗换防回疆始于乾隆三十四年,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乾隆三十六年。③参见王启明《乾隆年间疆外八旗换防回疆始末》,《西北民族论丛》第2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第68-82页。李彬认为新疆驻防八旗构建了当时清军内部最完整的军事医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始终没有实现军医的编制化,由此东西方军医差距越来越大。④参见李彬《清中叶新疆驻防八旗军事医疗》,《历史档案》,2020年第3期。王淼探讨了清末新疆巡抚潘效苏主政时期的“遣客改土”的兵制改革,这因政治制度、军事体制以及财政窘迫以及当地因素而招致失败。⑤参见王淼《清末新疆兵制改革析论》,《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马长泉、张春梅指出道光朝整饬新疆南部卡伦制度,维护了当地的稳定和发展,巩固了边防,为以后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⑥参见马长泉、张春梅《道光朝新疆卡伦的整饬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与之相反,陈剑平认为道光朝浩罕屡次进犯色哷库勒地区的主要原因是由道光帝奉行“以卡为边”的错误边界观所导致。⑦参见陈剑平《道光年间浩罕对色哷库勒的侵略及清廷的对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

在军事事件方面,赵珍从道光朝平定张格尔之乱中主帅的倚重,选派将领的信任,对兵员选调和用兵数量的考虑等三个方面分析用人决策,指出这三方面与清代中期社会的主要特征相关。⑧参见赵珍《道光六年清廷平定南疆用人决策述略》,《中州学刊》,2019年第5期。周轩比较了妥得璘起事与吴勒者子起事,指出这两者相似,都打着宗教的旗号,都做着“清真王”的美梦,都物色实力派人物为同伙,甚至后者发动暴乱的日期,都是蓄意与前者吻合。⑨参见周轩《妥得璘起事与吴勒者子起事之比较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边疆民族:这一领域包括在西域的地方政权及民族。

在地方政权方面,陶然认为王子今新著从方法论的角度概括了研究匈奴经营西域的一些方法。⑩参见陶然《秦汉西域史研究的匈奴视角——王子今教授〈匈奴经营西域研究〉读后》,《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6期。向筱路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了于阗国名。⑪参见向筱路《于阗国名对音补论》,《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段晴提出汉文史籍的“于窴”和“于阗”正是最古老的于阗王国的国号的音译。⑫参见段晴《于阗王国之名新考》,《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付马探究了西州回鹘历史及这一阶段丝绸之路东部天山各地的历史。⑬参见付马《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在民族方面,毕波探讨了公元5—10世纪粟特人在焉耆的活动。⑭参见毕波《粟特人在焉耆》,《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裴成国通过梳理高昌国末年已降砖志,指出“高昌人”与“西州人”认同呈现此消彼长的过程(虽中间有反复),对唐朝认同的逐步增强。⑮参见裴成国《高昌国末年以降砖志书写中的“高昌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王启涛探讨了从天竺来到丝绸之路西域段的竺(竹)姓人士的活动轨迹,指出他们无论是在高昌郡、高昌国时代,还是唐西州时期,从军事、政治、经济、技术等层面与各民族一起,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西域篇章。⑯参见王启涛《吐鲁番文献所见竺(竹)姓辑考》,《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衡宗亮论述了1766年哈密维吾尔族西迁伊犁屯田的起因和经过。⑰参见衡宗亮《清代哈密维吾尔族西迁伊犁屯田》,《农业考古》,2020年第4期。万雪玉归纳、分析和鉴别新疆克里雅人的“箭服”文献(以民间传说、口述史和外国探险家的游记为主)。⑱参见万雪玉《新疆克里雅人“箭服”文献及研究述评》,《西北民族论丛》第2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第326-339页。赵海霞、孟楠从思想观念、社会接受和历史发展三个角度探讨了近代新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进程。①参见赵海霞、孟楠《从自在到自觉:近代新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之路》,《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

法制:这一领域包括制度层面与案例分析等方面。

在制度层面,贾建飞指出在清朝统治回疆百年之后,大致完成了回疆刑事司法体系的变革。②参见贾建飞《回例与乾隆时期回疆的刑案审判》,《清史研究》,2019年第3期。尹子玉认为嘉庆朝东北遣犯大规模向新疆及内地改发,最后将大批新疆遣犯改往内地的原因在于受发遣制度瓶颈的影响,地方人力、财力、空间等资源愈发紧张,以致由发遣制度瓶颈引发的不利影响进一步蔓延。③参见尹子玉《论嘉庆朝的遣犯改发》,《清史研究》,2020年第3期。宋玲通过梳理清人吴翼先《新疆条例说略》,从时空维度、政治维度和学术维度探讨清代律学的转型。④参见宋玲《清代律学转型举隅——以吴翼先〈新疆条例说略〉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在案例分析方面,王东平梳理清代南疆《大清律例》“亲亲相隐”的案例,指出原本适用于内地的一些法律规范也被用于边疆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⑤参见王东平《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案审判中的“亲亲相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孙文杰认为和瑛成功审理那灵阿贪腐案,进一步巩固了清廷在新疆的统治。⑥参见孙文杰《乌鲁木齐都统和瑛与那灵阿贪腐案》,《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1期。赵毅梳理清末吐鲁番坎儿井民事纠纷,指出该地民事纠纷的处理呈现出国家法和民间习惯法相结合的地方特色。⑦参见赵毅《基层社会的治理与互动:基于清末吐鲁番坎儿井民事纠纷的考察》,《西北民族论丛》第2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31-141页。

此外,白京兰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代新疆法制研究。⑧参见白京兰《清代新疆法制研究评述》,《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

与内地关系:徐春燕以民族播迁为中心,将新疆与中原移民进程分为四个历史阶段。⑨参见徐春燕《民族播迁视阈下新疆与中原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州学刊》,2019年第11期。殷盼盼勾勒出张掖和氏家族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⑩参见殷盼盼《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钟焓从非汉文史料的角度,论证今新疆地区早在元朝和清朝之前,就和内地处于同一个中国的地理概念之中。⑪参见钟焓《10—13世纪作为“秦—契丹”组成部分的天山北路与吐鲁番之地——以非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中心》,《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王希隆、杨代成指出清前期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迁居河西西部地区,除了为当地的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外,也对清朝统一新疆及巩固新疆统一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⑫参见王希隆、杨代成《清前期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迁居河西西部述论》,《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年颖、林铁认为20世纪30年代西北(包括新疆)游记初步建立起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经验与认知方式。⑬参见年颖、林铁《20世纪30年代西北游记中的空间建构与政治认同》,《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2期。成湘丽梳理20世纪初至30年代前期国人新疆游记,指出当时对新疆的想象从“资源宝库”转变为“战略要地”。⑭参见成湘丽《从“资源宝库”到“战略要地”——20世纪初至30年代前期国人新疆游记中的新疆形象》,《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姚勇、夏涛、张宁追溯了20世纪50—60年代江苏支边青壮年的援疆状况。⑮参见姚勇、夏涛、张宁《20世纪50—60年代江苏支边青壮年援疆的历史回顾》,《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张屹、徐家林探讨了上海知青“支疆”动员的会议仪式。⑯参见张屹、徐家林《仪式中的政治:上海知青“支疆”动员的会议仪式考察(1962—1966)》,《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朝贡宗藩与对外关系:分为朝贡宗藩与域外关系两个方面。

在朝贡宗藩方面,陈双印指出西汉通过纳质制度稳固了西北边疆,对西域社会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⑰参见陈双印《汉匈利用质子在西域的争夺及其影响》,《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2期。米婷婷、王素认为隋封高昌王麹伯雅为弁国(高句丽国)公是受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①参见米婷婷、王素《隋封高昌王麹伯雅弁国公索隐——兼谈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荣新江指出早在玄奘之前,唐太宗曾派张弼出使西域三十国,由此促成贞观初年西域诸国来访唐廷,开通唐朝丝路的创举。②参见荣新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朱丽双认为于阗与中原王朝的物质交流,早期以进贡为主,10世纪中叶以后则发生了从进贡到进贡与私易并行的变化,且私易有超过进贡之势。③参见朱丽双《10世纪于阗的对外物质交流》,《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马子木通过对清朝与巴达克山关系的个案研究,指出乾隆朝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朝廷西进经略如何交互为用,“西域”又如何在与边疆鲜少交集的士人群体成为流行的话题。④参见马子木《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同年,他以乾隆三十三年巴达克山请援为案例,探讨了乾隆朝中期清朝藩属政策在西帕米尔地区的施行。⑤参见马子木《乾隆中叶清朝藩属政策在西帕米尔的施行——以乾隆三十三年巴达克山请援为中心》,《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英卡尔·巴合朱力指出经清廷封爵及赏顶戴花翎的哈萨克首领出面协助及配合审理盗马案件,促进了西北边境的安宁。⑥参见英卡尔·巴合朱力《清哈关系若干问题探析——以乾隆年间清兵盗马案为中心》,《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第92-104页。惠男考述了白山派和卓后裔萨木萨克的早年经历,揭示其与中亚帕米尔高原以西政治人物的交往,认为这对于理解十八世纪清朝和中亚的关系至关重要。⑦参见惠男《萨木萨克早年经历考:清朝在喀什噶尔与中亚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困境,1759—178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9期,2020年9月,第1-43页。

在对外关系方面,恽文捷论述了阿古柏伪政权与英俄和奥斯曼帝国遣使联络的动机、过程和影响。⑧参见恽文捷《试论英俄土对阿古柏伪政权的扶持》,《中国边疆学》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07-130页。许建英通过两份英国及土耳其档案,探讨了奥斯曼土耳其对阿古柏侵略政权的军事援助情况。⑨参见许建英《从两份档案看奥斯曼土耳其对阿古柏的军事支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何星亮详细校注了《中俄科塔界约》,深入探讨了与界约相关的问题,从而有助于学术界较为全面地了解《中俄科塔界约》。⑩参见何星亮《晚清〈中俄科塔界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高田时雄描述了19世纪末以来俄国、德国、日本在吐鲁番探险及其所获物品(特别是文献)的私人备忘录。⑪参见高田时雄《关于吐鲁番探险与吐鲁番文献的私人备忘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田卫疆探讨了近代“双泛”思想渗透到中国新疆之后的变异及危害。⑫参见田卫疆《近代“双泛”思想传播境遇初识》,《新疆社科论坛》,2020年第6期。闫自兵认为美国急需搜集中亚地区的情报,国民政府希望借助美国抗衡苏联在新疆的势力,这两个因素推动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设立。⑬参见闫自兵《美国驻迪化领事馆考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张安、屠静芬探讨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遣返新疆阿富汗侨民的始末。⑭参见张安、屠静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遣返新疆阿侨始末》,《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人物考证和评价:李佳通过梳理自汉迄今对于张骞的功过评价,指出张骞“凿空”西域对西汉中后期政治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配合了汉武帝对匈奴合围和隔绝战略的施行。⑮参见李佳《凿空之功与逢君之恶——张骞功过评说与〈史记·大宛列传〉的若隐不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杨富学、王庆昱通过三方墓志的考述,补增因史书缺载而长期被遗忘的四位安西都护(李道师、万俟应元、陈少游和任师利)。⑯参见杨富学、王庆昱《新见唐安西都护李道师墓志考释——兼考补四任安西都护》,《西夏研究》,2020年第3期。同年两人又合作探讨了安西大都护郭虔瓘家世与西域行迹。⑰参见王庆昱、杨富学《洛阳新获墓志考见安西大都护郭虔瓘家世与西域行迹》,《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杨富学、葛启航认为塔塔统阿是一位因居住在高昌回鹘境内而畏兀化的达靼人,这一身份促使他成为蒙古文化和畏兀儿文化的沟通者。①参见杨富学、葛启航《元代“畏兀人”塔塔统阿族出达靼说》,《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同年两人又合作考辩了秃黑鲁帖木儿生平事迹及相关问题。②参见杨富学、葛启航《秃黒鲁帖木儿与东察合台汗国若干史事辨析》,《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第55-82页。杨益茂指出清代回部伯克莽噶里克“叛清案”是一起冤案,莽噶里克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③参见杨益茂《莽噶里克“叛清”案初辨》,《明清论丛》第19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20年8月,第276-300页。王东平钩稽爬梳了维吾尔副都统白和卓的事迹,他在为清廷处理西域事务提供咨询等方面上展现出忠诚与勤勉,受到清帝的嘉许。④参见王东平《清代维吾尔副都统白和卓事迹钩沉》,《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杨栋娟探颐了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的身世。⑤参见杨栋娟《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身世考》,《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黄祥深认为在1930年代的新疆政治舞台,马仲英并非如他人所言是“亲日”分子,愿意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试图名正言顺掌控新疆政局。⑥参见黄祥深《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相关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二、经济史

经济史包括财政金融、农业、贸易、产业等领域。

财政金融:杨军、刘娟认为清代新疆的赋税制度是因地、因时而置。⑦参见杨军、刘娟《清代新疆地区赋税制度及其变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周卫平指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杨增新对税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和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了当时当地的社会发展。⑧参见周卫平《杨增新时期新疆税务制度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于宁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新疆币制改革,认为这既是国民政府收复新疆主权、巩固在新统治的重要举措,亦是其利用战时推进边疆纳入中央金融体系的具体实践。⑨参见于宁《抗战时期新疆币制改革中的政治与主权》,《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

农业:主要偏重于农作物种植及屯垦水利等方面。衡宗亮从种植的缘起,天山北路、南路的种植,豌豆种植在清代西北边疆治理中的作用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清代前期新疆的豌豆种植。⑩参见衡宗亮《清代前期新疆的豌豆种植》,《清史研究》,2020年第4期。王启明认为清代天山北路(伊犁)与东路(乌鲁木齐等地)水稻种植模式显然与清代西北边疆社会治理制度(由军府到行省)息息相关,可称之为中国古代北方水稻生产种植的“边疆模式”。⑪参见王启明《清代伊犁与乌鲁木齐等地水稻种植始末钩沉》,《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赵文涛指出重本与逐利这两种选择背后的市场与行政力量博弈,成为影响晚清吐鲁番粮棉种植结构的关键。⑫参见赵文涛《重本与逐利:晚清吐鲁番粮棉种植结构的变动》,《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张莉、刘建杰选取了干旱区典型的玛纳斯河流域,在整理历史耕地记载的基础上,推断出清末民国时期耕地面积增长迅速,但这一阶段流域内开发程度较低。⑬参见张莉、刘建杰《清末民国时期新疆玛纳斯河流域耕地格局重建》,《资源科学》,2020年第7期。此外,王双怀、屈蓉蓉探讨晋唐时期吐鲁番农时,指出吐鲁番地区虽地处边陲,在晋唐时期已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经济重镇。⑭参见王双怀、屈蓉蓉《土地租佃契约所见晋唐时期吐鲁番农时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高源梳理《补过斋文牍》,分析了杨增新在新疆推动农业发展的一些措施取得成效的原因。⑮参见高源《杨增新推动新疆农业发展的社会背景和举措——以〈补过斋文牍〉为中心》,《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在屯垦水利方面,侯甬坚提出屯田区概念,并梳理了屯田区的研究方法,希望构建一个中国西北边疆史的西域屯田发展系统,从而推进了西域屯垦史的整体研究。⑯参见侯甬坚《屯田区概念与西域屯垦史研究》,《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咸成海认为新疆水利史研究分为20世纪30—40年代、50—70年代和自80年代已降三个阶段,但研究尚处于拓荒阶段,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⑰参见咸成海《清代新疆水利史研究综述》,《历史档案》,2019年第3期。潘威通过梳理清代民国时期伊犁锡伯旗屯的兴衰历程,指出锡伯营的传统水利无法融入国家直接管理水利的整体战略,这是其陷入“死局”的深层次原因。⑱参见潘威《清代民国时期伊犁锡伯旗屯水利社会的形成与瓦解》,《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

贸易:主要侧重于马匹、丝绸、回布、玉石、茶叶等方面。张帅指出哈萨克马调拨内地虽有较大经济价值,但由于路途遥远、沿途环境恶劣,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付出高昂的调拨成本。①参见张帅《清代新疆哈萨克马调拨内地考述》,《历史档案》,2020年第1期。许会娟探讨了乾隆朝陕甘总督与哈萨克丝绸贸易。②参见许会娟《乾隆朝陕甘总督与哈萨克丝绸贸易研究》,《社科纵横》,2020年第11期。王科杰指出新疆回布贸易是由南疆的货币流通危机促使以粮、钱兑换布匹办法的出台而兴起,由此在南北疆之间建立了这种良性互动,使各方各得其益,对清代新疆长期的发展和稳定有着重要意义。③参见王科杰《新疆回布贸易兴起原因再析》,《清史研究》,2020年第1期。郭琪通过考证高朴私运玉石路线,探讨了当时新疆玉石内运路线以及高朴案前后的玉石政策。④参见郭琪《清代新疆玉石内运路线考——以乾隆朝高朴案为中心》,《历史档案》,2020年第3期。华立通过乾隆时期回族商人赵钧瑞贩卖玉石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当时在内地和新疆之间,存在一个相当活跃的长程贸易网络。⑤参见华立《从赵钧瑞及其商业网络看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商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黄祥深指出民国时期中央和新疆省两级政府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改善新疆茶叶市场,导致商业利权外溢至俄(苏),威胁新疆商贸安全。⑥参见黄祥深《民国政府与新疆茶叶贸易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2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第117-133页。

产业:贾丝婷、张莉探究了近代“洋车”(水力驱动的轧花机)如何传入吐鲁番。⑦参见贾丝婷、张莉《吐鲁番“洋车”的传入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基于民国档案的分析》,《中国农史》,2020年第3期。刘超建、王恩来论述了清代新疆的食盐制度历经在地化至盐政的近代化的转变过程,这也体现出国家、地方与民众之间利益关系的转变。⑧参见刘超建、王恩来《一盐多制:清代新疆盐制视野下的国家、地方与民众》,《盐业史研究》,2020年第4期。此外,刘锦增勾勒出清末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口分布及其经济变迁过程。⑨参见刘锦增《清末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口分布及其经济变迁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1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第141-159页。

三、社会史

社会史研究包括基层社会、风土习俗、救灾疾病防治、社会动员、宗教等方面。

基层社会:这一方面以吐鲁番文书探讨西州(吐鲁番)为主。张慧芬考释了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文书中所涉及的貌阅律令用语,复原了唐代貌阅制度及籍帐制度的面貌。⑩参见张慧芬《〈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帖盐城为令入乡巡貌事〉文书貌阅律令用语研究》,《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裴成国探讨了唐代西州契约的一些基本问题,展现出律令制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边界,以及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和井然秩序。⑪参见裴成国《唐西州契约的基础研究》,《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赵晓芳、郭振通过梳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砖志,指出唐代在西州施行邻保制度,为维护当地有效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⑫参见赵晓芳、郭振《唐前期西州邻保组织与基层社会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砖志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2期。周明帅通过梳理敦煌、吐鲁番文书之中“舍”的记载差异,认为吐鲁番居民因特殊地理环境,在居住形态、田地经营方式、社会生活状况方面与敦煌不同。⑬参见周明帅《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舍”之记载差异及其用途探微》,《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梁振涛指出唐王朝在北庭地区实行二元行政管理体制,以政治身份的“百姓”与“部落”划分人群、标识属性,淡化乃至消弭了各类民众固有身份之差异,但也掩盖了其内部人群构成的复杂性与多样性。⑭参见梁振涛《百姓与部落:唐代北庭地区的人群管理》,《文史》,2020年第4期。刘超建认为晚清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的村落类型可分为宗族、地理相近与地理相错三种,由此呈现出不同的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治理形态。⑮参见刘超建《晚清民国乌鲁木齐地区村落类型与社会治理——以个案分析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陈芸、张皓指出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效仿中共基层民主建政做法,使新疆基层政权革新初步凸显中共政治民主化色彩。⑯参见陈芸、张皓《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体系中的中共特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陈芸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乌鲁木齐市从废除保甲制向建立新型行政体制的转变进程,为此后新型基层行政体制的建立和巩固积累了重要经验。①参见陈芸《新中国成立初期乌鲁木齐市保甲制废除与新型行政体制建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龙其鑫认为新疆解放初期的农村社会调查开启了新疆治理的社会向度,是新疆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历史前奏。②参见龙其鑫《边疆变革的前奏——新疆解放初期农村社会调查及其历史意义》,《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风土习俗:陈春晓根据马可·波罗等西人的记载,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上塔里木地区婚姻习俗(主要是临时婚姻、自由的离婚和再婚习俗)的成因。③参见陈春晓《马可·波罗的民族志观察——以塔里木地区奇异婚俗为中心的考察》,《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1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第304-322页。阿比古丽、沈雪晨从民族志角度分析《西域闻见录》之中的《回疆风土记》,深化了对清代回部民族风俗的认识。④参见阿比古丽·尼亚孜、沈雪晨《〈回疆风土记〉中的清代回部风俗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10期。

救灾疾病防治:张莉、陆昱君和李屹凯指出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蝗灾救治程序与措施体现出了新疆建省之前各地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自下而上”的调整实际过程。⑤参见张莉、陆昱君、李屹凯《灾害、气候与政治: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与应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2辑。吕锐探讨了晚清吐鲁番牛痘局的设立与运转情况,从微观层面展示了晚清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⑥参见吕锐《晚清吐鲁番牛痘局的设立与运转——基于〈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的分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1期。刘锦增指出新疆由于地处西北边陲,清末民初直至盛世才主政之前,并未重视疫情的防控。从清末民国边疆各地鼠疫的防控中,也可以看出各地政府是否真正以民为本。⑦参见刘锦增《清末民国边疆地区疫情的治理与反思——以新疆鼠疫为中心》,《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社会动员:王胜、谢贵平考察了抗战期间新疆民众捐献寒衣运动的发起背景、宣传动员、征募工作,认为这一切充分展现出新疆各族民众的爱国精神面貌。⑧参见王胜、谢贵平《抗战时期新疆民众的寒衣运动及其历史贡献》,《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尚季芳、李海群以西北国际通道为中心,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新疆的民众动员和抗战宣传。⑨参见尚季芳、李海群《抗战时期新疆的民众动员和抗战宣传——以西北国际通道为中心》,《历史教学》,2019年第19期。谢飞从政治动员角度来论述了全面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⑩参见谢飞《全面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研究——以政治动员为视角的考察》,《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宗教:郭益海认为与前朝(两汉至隋代)相比,唐代对西域宗教的管理显现出系统化、法制化等特点。⑪参见郭益海《唐代管理西域宗教事务述略——以西域佛、道两教为例》,《西北民族论丛》第1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第31-47页。沈琛指出中世纪于阗与吐蕃的佛教交流,一方面对吐蕃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后来吐蕃佛教化的王权观念为于阗所继承。⑫参见沈琛《吐蕃与于阗佛教交流史事考述》,《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王静追溯新疆基督教的直接源流的一些基督教组织,它们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潮流之中,为促进本土化作出了积极贡献。⑬参见王静《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本土教会研究》,《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同年他撰文指出,历史上天主教在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当今新疆社会多元宗教文化的格局。⑭参见王静《新疆天主教史研究》,《中国天主教》,2019年第6期。任子田、王小盾通过方神庙探讨清末新疆的原生型宗教,认为城隍、定湘王、方神三者代表了清末新疆原生性宗教的三种基本形态。⑮参见任子田、王小盾《从方神庙看清末新疆的原生性宗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0期。

四、文化史

文化史研究包括文化交流与互动,图像证史、文献学等研究领域。

文化交流与互动:这一方面侧重于西域与内地及域外的文化联系。张盟通过对图瓦、阿尔泰和天山七河地区的典型遗存的重点分析,揭示公元前一千纪草原不同地区与中国北方文化的关系。①参见张盟《公元前一千纪欧亚草原东部地区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以图瓦、阿尔泰和天山七河地区为中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李鑫鑫、王欣、何红中认为苜蓿引种后种植于“离宫别观”的行为已成为中国土地包容西域物种的文化象征符号,强化了华夏在与西域互动中的核心地位。②参见李鑫鑫、王欣、何红中《紫花苜蓿引种中国的若干历史问题论考》,《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孟宪实指出当时对城郭之国的文化亲近感才是西汉经营西域的政策得以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的深层原因。③参见孟宪实《张骞的“不得要领”与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王煜认为汉代形成了一个较有系统的西方神仙信仰,西王母和昆仑随着西域的开辟由近到远向西方推移,说明其源头更可能是内而不是外。④参见王煜《昆仑、天门、西王母与天帝——试论汉代的“西方信仰”》,《文史哲》,2020年第4期。刘志平指出《焦氏易林》对“昆仑”“玉山”“玉泉”“玉门”“玉关”与“西王母”的相关记载,展现的是汉代人有关“西域”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认知,体现了汉代人以“西域”为参照对象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牵涉到中原对于西域的文化认同。⑤参见刘志平《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西域”认知》,《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陈悦新认为高昌回鹘佛衣样式的发展较大程度上承袭唐宋文化。⑥参见陈悦新《唐宋时期高昌回鹘的佛衣样式》,《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张先革、李朝虹和潘志平指出西辽对中华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⑦参见张先革、李朝虹、潘志平《西辽对中华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杨军民认为清代雍乾时期通过文化整合,将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从清前期的“边陲要地”塑造为雍乾时期以后的“腹里要冲”,成为清朝的战略枢纽。⑧参见杨军民《清代雍乾时期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的文化整合》,《社科纵横》,2019年第2期。陈春晓指出在中古时期,伴随着于阗玉石的向西传播,中国的玉石文化也逐渐影响着中亚及西亚地区。⑨参见陈春晓《中古于阗玉石的西传》,《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

图像证史:周轩、漆峥探讨了效力清宫的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在乾隆时期创作的一系列关于新疆的画作,从而揭示出当时的民族关系和周边关系。⑩参见周轩、漆峥《郎世宁的西域画》,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刘晞仪认为乾隆平定西域后所绘制一系列记录战役、纪念战功重要事件的巨大绢画、铜版画,在中国并无先例,很可能受到法国路易十四运用艺术进行政治宣传的启发。⑪参见刘晞仪《乾隆平定回疆图像系列:法王路易十四战功图壁毯和版画的启发》,《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1期。王丁梳理了紫光阁功臣额敏和卓画像从紫禁城流向德国的原委,推断出它目前可能藏于俄国。⑫参见王丁《紫光阁功臣额敏和卓画像:流往德国的原委及目前下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于海燕、光同敏认为新疆近代美术的转型主要与疆外文化艺术的植入相关,由此引发了新疆美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⑬参见于海燕、光同敏《新疆近代民族迁移与美术转型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李洁、马文通过文本的阐述和文化镜像来探讨民国新疆游记之中各族人民及其文化,这呈现出区域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为今日探寻多民族发展变迁提供了可循之迹。⑭参见李洁、马文《民国时期国人游记中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与交融镜像》,《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此外,韩莉、李林指出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在新疆收集文物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北地区(包括新疆)文物的流失产生了直接影响。⑮参见韩莉、李林安《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与新疆文物外流》,《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文献学:黄楼认为唐玄宗在位期间,西域镇戍体制由番上制向募兵长镇转变,由此鸜鹆镇文书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⑯参见黄楼《唐代西州鸜鹆镇文书研究》,《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肖超宇结合同一时期的其他汉译文献探讨《西域番国志》作为民族志的文化性与主观性。⑰参见肖超宇《〈西域番国志〉所见明代西域多民族社会》,《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10期。张兵、姜晓玉探究了现存最早的清人赴新纪程之作《西征记》的创作背景、版本及文本价值。⑱参见张兵、姜晓玉《张寅〈西征记〉中的西北印象与文本价值》,《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赵卫宾认为《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不同于一般的行程日记,是该使臣沿途记录的军事情报。①参见赵卫宾《〈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作者及成书问题献疑》,《文献》,2019年第2期。乌云毕力格考述《钦定西域同文志》,对它的版本和成书年代提出了新的观点,在文献学研究意义上将《钦定西域同文志》研究推进了一步。②参见乌云毕力格《〈钦定西域同文志〉若干问题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聂红萍根据鄂斯璊任职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情况,推论出《和卓传》的成书时间是1778—1788年,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是1768年前后。③参见聂红萍《鄂斯璊与〈和卓传〉》,《西北民族论丛》第2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第58-67页。侯甬坚、韩宾伟探讨了马达汉考察队在新疆境内如何从军事地形着眼,如何广泛取材而形成一部具有军事情报价值的日记体著作。④参见侯甬坚、韩宾伟《20世纪初期芬兰人马达汉入疆考察细节及其分析》,《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鲁靖康认为《中国方志丛书》所收《新疆回部志》实乃乾隆五十五年永保纂辑之《伊犁事宜》初本残卷,而将《伊犁事宜》增纂为《总统伊犁事宜》者应是松筠。⑤参见鲁靖康《〈中国方志丛书〉所收〈新疆回部志〉题录指误——兼论其后续增纂问题》,《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王中敏、李中耀梳理分类清代西域行记并归纳其时代特征。⑥参见王中敏、李中耀《清代西域行记分类及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李鹏翔、张华清认为《回疆通志》前半部分较多承袭前人成果,后半部分则与作者的实地考察密切相关,这详细记载了当时回疆地区的物产、风俗、历史遗迹等方面的具体情况。⑦参见李鹏翔、张华清《和宁撰〈回疆通志〉考述》,《西北民族论丛》第2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1月,第204-215页。管守新、何进元、管纤琼辑录了正史、政书、档案、行记和方志方面的北庭史料。⑧参见管守新、何进元、管纤琼《北庭史料汇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

五、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研究包括地名考证、交通路线、城市地理和环境生态等方面。

地名考证:姚大力通过审音勘同,指出上古时期的月氏与“吐火罗”所指不同。月氏为包含从事游牧的月氏本部及被其征服的塔里木盆地东部诸绿洲属国在内的总称。吐火罗则单指月氏所统各属国。两者之间为东部天山所隔。⑨参见姚大力《大月氏与吐火罗的关系:一个新假设》,《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孙闻博认为在汉武帝之前,“西域”概念主要指河西地区,但后来昭宣之世西进,逐渐出现了范围为“三十六国”的西域概念,以往学界界定的“西域”广狭义概念,并非贯穿整个汉代,实际是西汉武帝以后才逐渐出现的。⑩参见孙闻博《〈史记〉所见“匈奴西域”考——兼论〈史记·大宛列传〉的撰作特征》,《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罗帅指出玄奘所载地名“纳缚波”即《马可波罗行纪》中的“罗卜”,位于今若羌或米兰绿洲,而“纳缚波”作为粟特语地名,反映了西晋十六国时期鄯善国境内粟特人据点的变动。⑪参见罗帅《玄奘之纳缚波与马可波罗之罗卜再研究——兼论西晋十六国时期楼兰粟特人之动向》,《敦煌研究》,2019年第6期。田海峰探讨了唐代轮台县和西海县的置地范围变迁。⑫参见田海峰《唐代轮台与西海置地新考》,《文博》,2020年第1期。刘子凡认为《新唐书·地理志》以及出土文书中所见的西海县,就是北庭蒲类县在宝应元年前后改名而来。⑬参见刘子凡《北庭西海县新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党宝海指出察合台的驻地忽牙思在今新疆霍城县克干河以东,伊犁河以北。⑭参见党宝海《察合台史事四题——卒年、驻地、汉民与投下》,《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

交通路线:董莉莉认为丝绸之路的繁盛与汉王朝的兴盛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⑮参见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张弛、朱竑指出玄奘西行“跋禄迦”路线为“盐关道”,“阿奢理贰伽蓝”当为克孜尔尕哈石窟与博其罕那佛寺的组合。⑯参见张弛、朱竑《“阿奢理贰伽蓝”地理方位与玄奘西行“跋禄迦”的交通路线》,《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李宗俊探讨西域的瓦罕走廊的历史地理及战略地位。⑰参见李宗俊《瓦罕走廊的战略地位及唐前期与大食等在西域南道的角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张坤考证了玄奘行经伊吾路线。⑱参见张坤《玄奘行经伊吾考》,《敦煌研究》,2019年第2期。阿依吐松·苏旦和潘志平从历史角度探讨了南疆叶尔羌与拉达克之间的诸条商道。⑲参见阿依吐松·苏旦、潘志平《丝路叶尔羌—拉达克段商路及贸易的历史考述》,《史学集刊》,2019年第3期。马天祥探究了直接控扼清代新藏要道的的阿哈雅克的沿革、方位及其与新藏昆仑东线的关系。①参见马天祥《阿哈雅克与清代新藏昆仑东线》,《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董红玲论述了清代塔尔巴哈台台站交通变迁过程。②参见董红玲《清代新疆塔尔巴哈台台站交通变迁》,《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秦红发探讨了清代西北边疆交通与军事运输的变迁过程。③参见秦红发《清代西北边疆交通与军事运输》,《中州学刊》,2019年第5期。李佳佳分析了交通滞后对新疆局势的影响。④参见李佳佳《抗战时期新疆交通问题研究》,《民国研究》第3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第67-84页。李晓幸、黄达远从“社会原动力”“地理原动力”“历史原动力”三个层面探讨了民国时期的新绥线(新疆与绥远之间的交通路线)。⑤参见李晓幸、黄达远《近代丝路与中亚地缘:民国时期的新绥线》,《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城市地理:董红玲指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历代北疆城市发展的兴衰。⑥参见董红玲《天山北路城市建设述论——以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矛盾、冲突、交流和融合为视角》,《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唐智佳指出锡伯营城堡不仅对当时伊犁城防体系的形成及清政府的伊犁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对锡伯族的发展及地方区域中心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⑦参见唐智佳《清代伊犁锡伯营城堡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郝园林从城市建设和行政设置梳理了清代新疆伊犁九城的建制始末,其形制可追溯到明代卫所城,更多地体现了中原筑城的传统。⑧参见郝园林《清代新疆“伊犁九城”建置始末——兼论满城形制的渊源》,《清史研究》,2020年第3期。王耀探讨了清代喀什噶尔城市形态及格局演变过程,这是清朝治理和开发南疆的具体写照和清代南疆城市发展特殊性的缩影。⑨参见王耀《清代喀什噶尔城市形态及格局演变探析》,《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同年他通过梳理满文档案,厘清乾隆朝天山南路的新城修筑过程,指出南路新城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择址新建,另起炉灶;二是占用、改建旧城。⑩参见王耀《满文档案所见乾隆朝天山南路的新城修筑》,《历史档案》,2020年第4期。何永之认为在东疆(哈密、吐鲁番地区),清代早期城市空间以隔离为主,后来在晚清民国以后,城市空间由隔离向融合转型。⑪参见何永之《晚清民国东疆城市行政体系与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吴轶群探讨了清代新疆边境地区伊犁与喀什噶尔城市对比,重点是边境地区城市在各个历史时期边疆政策变化的深刻影响下的政治、经济职能转变,以及对城市人口结构和城市结构形态的认识和对比研究。⑫参见吴轶群《清代新疆边境地区城市对比研究:以伊犁、喀什噶尔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何一民通过对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认为城市是新疆“强区固边”的重要基石,是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阵地,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是巩固边疆、促进民族融合的纽带。⑬参见何一民《从城市发现历史:深入开展20世纪新疆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环境生态:李并成探讨了塔里木盆地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沙漠化演变进程,并指出这些绿洲消亡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敲响了警钟。⑭参见李并成《塔里木盆地克里雅河下游古绿洲沙漠化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罗意通过梳理清中期至民国“游记”文本,考察了天山北路的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人文生态及其走廊意义。⑮参见罗意《天山北路的农牧交错带及其走廊意义——以清中期至民国“游记”文本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8期。

在学术回顾方面,苗普生对1949年后的新疆史研究做出回顾,将其分为两大阶段(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并对今后研究做出展望。⑯参见苗普生《正本清源,正确阐明新疆历史——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许建英与阿地力·艾尼梳理了1998—2018年二十年来的新疆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主要内容,归纳了基本特点,(即新疆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新疆治理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和历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翻译突出)并提供了新形势之下历史研究的思考和展望。⑰参见许建英、阿地力·艾尼《新疆历史研究评述(1998—2018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阿地力·艾尼综述了2017年新疆历史研究成果。①参见阿地力·艾尼《2017年新疆历史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学》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第251-269页。程秀金对2018年的新疆史研究做出综述。②参见程秀金《2018年新疆史研究综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许建英详细总结了和卓叛乱研究的基本情况。③参见许建英《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述评》,《西部蒙古论坛》,2020年第1期。

在会议方面,2019年8月19—20日第四届北庭学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以《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为基准,围绕“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的北庭学研究”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于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深入研究阐释新疆历史,深挖古丝路文化内涵、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疆文化旅游发展,实现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20年10月24日,第五届北庭学学术研讨会暨北庭故城考古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会议主要目的是围绕一带一路、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北庭历史与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北庭故城考古价值阐释等主题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进一步加强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让历史发声,让文物说话,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化根基,持续落实文化润疆。

总的来看,2019—2020年新疆史研究继续有了新的发展,研究主要来自疆外学术群体,显示出新疆(西域)研究在全国的影响力。研究史料拓宽到史书、档案、(佛经和图经)写本、文书、图志、信札、墓志、族谱、纪行、游记、方志、墓志、砖志、报刊、民间传说、口述史等文本。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多语种文献,尤其是重视英文、俄文、德文等外文文献,以及藏文、满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少数民族语文材料。新疆史研究在选题上继续侧重于政治史、历史地理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政治史研究的重点是行政管辖、朝贡宗藩与域外关系等方面。历史地理研究注重地名考证和交通路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地理研究引人瞩目。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继续注重农业,尤其是农作物种植。社会史研究注重基层社会,已经显示出开始关注当地基层社会建设。文化史研究的重点是文献学。不过总体而言,对于环境生态及教育领域关注不足。囿于学力、学术视野及篇幅,拙文定有遗漏及叙述不准确之处,还望学界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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