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br/>——中原与东北地区文化交流的桥梁

辽西
——中原与东北地区文化交流的桥梁

2022-11-22杨倩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年19期

杨倩

（齐齐哈尔市文物保护中心，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

燕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与周王室有着紧密联系，《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①从史书记载可知周武王灭商之后，分封诸侯以拱卫王室，召公奭乃姬姓诸侯，与周王室同姓，其身份地位可见一斑。《逸周书汇校集注》：“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②武庚叛乱战败之后，向北逃到燕地，也就是今天北京一带，召公率兵追击至此，后被周王封于此地。

西周时期，燕国的主要领土范围在今河北省一带，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强势崛起，不再受中央控制，出现群雄割据之势，历史迈入东周时期（图1）。辽西地区作为燕国领土的一部分，对研究中原文化与其他文化融合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燕国辽西地区青铜礼器为研究对象，初步探索这一时期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

图1 西周、东周燕国疆域

1 燕国辽西地区出土青铜器墓葬

辽西地区出土青铜容器的墓葬有：2000年发掘的东大杖子M5，封石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墓口长4.25m，宽2.5～2.65m，方向288°；东大杖子M11，封石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墓口长4.45m，宽2.65～2.8m，方向为80°。2001年发掘的东大杖子M16，封土封石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长3～3.1m，宽1.2～1.53m，方向93°；东大杖子M20，封土封石墓，平面呈长方形，长3.08m，宽2.18m，方向65°。2002年发掘的东大杖子M28，封石墓，平面呈长方形，圹口长3.4m，宽1.96m，方向70°；东大杖子M32，封石墓，平面呈长方形，圹口长3m，宽2m，方向85°；东大杖子M37，封石墓，平面呈长方形，长2.7m，宽1.3m，方向85°。2003年发掘的东大杖子M45，封石墓，平面呈长方形，长4.1m，宽3m，方向95°；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墓葬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长2.9m，宽约2m，方向80°，以砂岩砌椁壁，内无棺痕，椁室内人骨推测头向西，既有当时中原文化特点的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等，也有曲刃青铜短剑等地方文化因素；辽宁喀左县高家洞商周墓M1，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116°，长2.2m，宽0.9m，单人直肢葬，出土铜瓿1件，系中原文化类型，流行于商代，直口，束颈，圆肩，鼓腹，平底，圈足，报告认为M1不早于商晚，对研究魏营子类型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实物资料；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墓群无法复原，具体数量不清，据回忆多为小型竖穴土圹墓，单身葬，头东脚西。

辽西地区除以上墓葬外，发现还有几处出土青铜容器的窖藏：辽宁喀左县北洞村两个窖藏铜器坑，辽宁义县发现商周铜器窖藏出土5件青铜器，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青铜器窖藏出土22件青铜器。这几处窖藏铜器年代基本为商末周初时期。

今河北一带为燕国主要领土，该地区两周墓葬沿袭中原文化类型，以土坑、土圹竖穴墓为主，葬式主要是头北脚南仰身直肢葬，墓室长在3～5m，宽在1～4m。西周时期燕国墓葬稍偏离北方，但不超过15°，东周时期燕国墓葬偏离北向较多，但不超过45°。相较于燕国政治中心地带，辽西地区就目前已知墓葬来看，与中原文化类型有所差异。多封石、石椁墓，墓向更加偏离北方，基本超过45°，头主要为东、西向。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从墓葬朝向大致可以看出燕国在东周时期受一定地方文化影响，而辽西地区就成为中原文化与东北地区地方文化交互影响的桥梁。

2 辽西地区出土青铜容器

2.1 商末至西周时期辽西地区青铜容器

2.1.1 鼎

根据型制分两大类。第一类方鼎：北洞村方鼎（图2∶1）③和山湾子出土叔尹方鼎（图2∶2）④。燕国辽西地区出土的方鼎数量较少，北洞村方鼎为典型中原器，流行于殷商至西周早期，山湾子方鼎与琉璃河ⅡM253∶11（图2∶3）⑤方鼎相比有所不同，如琉璃河ⅡM253∶11方鼎窄边处附耳，子母口，有盖，可倒置做成器，工艺纹饰较山湾子出土叔尹方鼎繁复。因此山湾子出土叔尹方鼎可能为地方文化类型。辽西出土商至西周青铜方鼎器型基本与中原相近，虽可能有少量受其他文化影响，但仍以中原文化类型为主，这些青铜器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直接流入辽西地区。第二类圆鼎：义县青铜器窖藏（图2∶4）⑥和北洞村兽面蝉纹鼎（图2∶5）⑦。这两个形式圆鼎仍为中原文化类型，均属商末周初器物。

图2 商末至西周时期辽西地区部分鼎

2.1.2 簋

山湾子雷乳纹簋（图3∶1）⑧、山湾子伯簋（图3∶2）⑨和义县青铜器窖藏簋（图3∶3）⑩。此时辽西地区青铜簋仍为中原文化类型。

2.1.3 尊

山湾子鱼尊（图3∶4）⑪和马厂沟鸭形尊（图3∶5）。这两类铜尊均属中原文化类型，如西周早期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210凤鸟尊，宝鸡茹家庄M1乙∶24禽尊等，可见此时辽西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比较频繁。

图3 商末至西周时期辽西地区部分簋、尊

2.1.4 瓿

高家洞M1∶6瓿（图4∶1）⑫和北洞村瓿（图4∶2）⑬。铜瓿流行于殷商时期，出土较少，型制变化不大，辽西地区出土的两件铜瓿与中原地区相同，为中原文化器型。可见殷商时期辽西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往来密切。

2.1.5 罍

根据型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圆罍：北洞村龙凤纹罍（图4∶3）⑭与琉璃河M1193∶168铜罍（图4∶4）⑮铜罍型制基本一致，均为西周时期器物。铜罍型制基本类似，无甚变化，只在工艺纹饰上有所差别。第二类方罍：山湾子出土史方罍（图4∶5）⑯与琉璃河西周子方罍（图4∶6）形制相似。琉璃河出土铜罍为西周时期器物，史方罍年代与之相近。辽西地区出土的铜罍型制与中原地区差别不大，属中原文化类型。

图4 商末至西周时期辽西地区部分瓿、罍

2.1.6 卣

山湾子提梁卣（图5∶1）⑰与琉璃河ⅡM251∶6父戊卣（图5∶2）⑱型制相近，为西周早期器。燕国出土铜卣目前只有西周早期，辽西地区出土卣与中原地区无甚差别，山湾子窖藏应为中原器物。

2.1.7 盂

山湾子饕餮纹盂（图5∶3）⑲，海岛营子匽侯盂（图5∶4）⑳。西周时期辽西地区不属于燕国范围，但海岛营子出土铜盂铭文“匽侯作盂”，可知为燕侯时器。就目前出土铜盂情况来看，整体器型较大，均高在40cm以上，口径在55cm以上。辽西地区出土的两件铜盂相对偏小，作盛饭器。器型较大的铜盂主要功能应为盛水，可见同一类器物根据需要可改变大小及用途。相对中原地区铜盂作盛水器，辽西地区将铜盂作盛饭器。

2.1.8 鬲

山湾子鬲（图5∶5）㉑，属商末周初器物。与中原地区无甚差别，应属中原文化类型。

2.1.9

山湾子饕餮纹（图5∶6）㉒和义县小（图5∶7）㉓均属商末周初器物。这两处出土铜与中原地区相比型制也是相近的。可见均为中原类型器物。

图5 商末至西周时期辽西地区部分卣、盂、鬲、甗

2.1.10 盘状器

山湾子出土史方罍（图6∶1）㉔，直径32.5cm，宽沿上8个对称小孔，出土时覆于饕餮纹盂之上，应为商末周初器物。此类型器物不见于中原地区，应为地方类。

2.1.11 钵形器

北洞村带嘴钵形器（图6∶2）㉕，通高9.5cm，口径16.5cm，属商末周初时期。出土时置于簋内，未见于中原地区，应为地方文化器物。

2.1.12 俎形器

义县青铜器窖藏（图6∶3）㉖，顶板为长槽形，板足倒凹形。此种型制青铜器在我国少有，推测可能为地方文化特色或受地方文化影响。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图6∶4）㉗，长方形几面两边向中间凹，四个柱足，为东周时期楚国器物。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图6∶5）㉘，型制与朱家集相近，亦为东周时期楚国器物。日本泉屋博物馆（图6∶6）㉙，长方形几面两边向中间凹，两侧板足，有纹饰。

图6 商末至西周时期辽西地区部分盘状器、钵形器、俎形器

我国目前出土青铜俎很少，根据现有的几个猜测，其不同型制可能与当时饮食环境息息相关，如义县俎为槽形，是否为了防止食物汁水流出，而楚墓和日本铜俎相反，为了让汁水流出设计成开放形式。东北天气干燥，槽形能保存食物部分水分，南方雨水较大，镂空排除多余水分。地理位置，食物来源，食物种类，饮食习惯等都可能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由于目前铜俎过少，暂将义县出土铜俎定为地方文化器物，有待以后进一步考证。

目前商末至西周时期辽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容器分两类：第一类为中原文化器型，这类器物型制与中原地区无甚差别，可能为中原直接流入辽西或地方仿制中原器型。第二类为地方文化类型，此类型器物在中原地区基本不见，功能用途有待研究。这两类器物差别明显，无明显文化融合后形成的器型，此时辽西地区已起到中原与东北地区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2.2 春秋战国时期辽西青铜容器

2.2.1 鼎

东大杖子M45∶11鼎（图7∶1）㉚为三兽形钮，这种三兽形纽在燕国常见，中原较少。三官甸出土铜鼎（图7∶2）㉛与长子牛家坡鼎（图7∶3）㉜相比器型更圆，蹄足更高。这两种鼎应该是在中原类型基础上加入地方特色，形成带有燕国特色的器物。

2.2.2 尊

东大杖子M45∶36铜尊（图7∶4）㉝器型较特殊，中原文化少见，应为地方文化类型。

该类器物根据《中国青铜器综论》㉞器型解释更类，本文以为准。

南洞沟石椁墓（图7∶5）㉟与河北三河大唐迴M1簋（图7∶6）㊱型制相近，这类簋应为燕国器物，是多种文化融合后形成的燕国特有器型，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器物。这一时期燕国已不受周王室控制，成为雄霸一方的诸侯国，有能力、野心铸造自己国家特色的器物。

图7 春秋战国时期辽西地区部分鼎、尊、

2.2.4 豆

东大杖子M 1 1∶1（图8∶1）㊲、东大杖子M28∶1（图8∶2）㊳，通县中赵甫出土铜豆（图8∶3）㊴型制相近。东大杖子M11∶1和M28∶1及通县中赵甫出土铜豆型制相近，应为战国中晚期器。东大杖子M45∶21铜豆（图8∶4）㊵，整体为扁球形，子母口。盖顶部圈形纽，盖两侧对称环耳，豆主体部分半球形腹，对称两环耳，高柄圈足。燕国铜豆较中原地区柄部更高，盖上有三长纽。东大杖子M45∶21铜豆更似中原类型，但比中原类型铜豆更圆，盖上有双环耳。

图8 春秋战国时期辽西地区部分豆

2.2.5 壶

东大杖子M11∶5（图9∶1）㊶与容城南阳遗址出土铜壶（图9∶2）㊷型制相近。东大杖子M11∶6提梁双壶（图9∶3）㊸，为战国早期器物。西周时期贯耳壶和环耳壶较多，东周时期流行的铜壶型制大多与M11∶5相近，辽西地区出土铜壶目前看集中在东周时期，型制与中原地区亦无甚差别，但提梁双壶型制较为特别，中原少见。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图9∶4）㊹，出土铜双联罐，也是同器型相连，这种双联型制可能为地方文化的一种表现。

图9 春秋战国时期辽西地区部分壶

2.2.6 匜

东大杖子M 1 1∶2铜（图10∶1）㊺与东大杖子M45∶40铜（图10∶2）㊻型制相近，尾部均衔环，同中原地区青铜有差别，中原地区流行三矮蹄足环耳或圈足环耳铜，可见此类青铜属文化融合类型。

图10 春秋战国时期辽西地区部分匜、斗、勺、匕

2.2.7 斗勺匕

东大杖子M 1 1∶2 3斗勺（图10∶3）㊼与安阳西北冈M1382（图10∶4）㊽相近，东大杖子M11∶24平勺（图10∶5）㊾与河北涿鹿古城M1∶8（图10∶6）㊿铜匕型制更为接近。河北涿鹿古城M1朱凤瀚先生和陈光先生都认为是战国中期，这一结论也得到其他学者支持。河北涿鹿古城遗址M1为燕文化墓葬，东大杖子M11内有燕文化器物，有中原文化和地方文化交织的器物。

2.2.8 敦

东大杖子M 3 7∶2铜敦（图11∶1）[51]与通县中赵甫铜敦（图11∶2）[52]型制相近。目前出土铜敦年代基本都是春秋中期之后，这两个敦在形制、纹饰上很相似，横向对比加上墓葬年代，应为战国时期器物。燕国铜敦型制基本都是这一类型，该型制并不是燕国特有。

2.2.9 洗

东大杖子M 4 5∶1 3铜洗（图11∶5）[53]和东大杖子M11∶3（图11∶6）[54]铜洗型制、大小相近，与长子县牛家坡M7∶17（图11∶3）[55]和辉县赵固M1∶73（图11∶4）[56]相比，型制相近，可见此类器物为中原类型。

图11 春秋战国时期辽西地区部分敦、洗

这一时期辽西出土青铜容器除中原和地方文化类型外，出现有文化融合迹象的器物，可见此时中原与东北地方文化交流融合更多。

3 总结

根据目前辽西地区出土两周时期青铜容器研究，商末周初时期以中原类型为主，少量地方类型，少见多类型文化融合后形成的器物。东周时期燕国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辽西地区，周王室对分封的诸侯国控制力削弱，除中原类型外，燕国类型的青铜容器逐渐增多，而地方类型减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地方文化类型被入主的燕国类型吸收融合。从这些青铜容器类型变化可侧面得知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②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③⑦⑭㉕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J].考古，1974（6）：364-372，409，414-415.

④⑧⑨⑪⑯⑰⑲㉑㉒㉔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殷周青铜器[J].文物，1977（12）：23-27，28-33，43，97-100.

⑤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⑥⑩㉓㉖孙思贤，邵福玉.辽宁义县发现商周铜器窖藏[J].文物，1982（2）：87-88.

⑫王成生，辛岩，刘大志.辽宁喀左县高家洞商周墓[J].考古，1998（4）：39-41，86.

⑬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J].考古，1973（4）：225-226，257，270-271.

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0（1）：20-31，97-99.

⑳李廷俭.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J].文物参考资料，1955（8）：16-27.

㉗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