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娜

（王羲之故居保护中心，山东 临沂 276000）

1 我国丝绸文化的起源和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

我国辖区面积辽阔，自然环境优越，随着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种植桑树和养蚕制丝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图1）。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织丝的国家，古代劳动人民发现和养殖蚕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丝绸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考古发现和有关史料记载，养蚕和丝织技术自黄帝时期就已产生，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种植桑树和养蚕，并把蚕丝织成绸缎。无论是我国的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都有丝绸文物的发现，比如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北、河南、山西、浙江等省的仰韶文化遗址、青台遗址、钱山漾遗址等多个新时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陶制的蚕茧俑和丝绸文物，还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工具，如锥、针、匕、纺车、纺轮等，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图1 植桑养蚕

至商周时期，丝绸手工业发展已形成规模；到了汉代，丝织工艺和技术实现了长足发展，此时我国已经形成了长安、山东和四川三个较大的纺织中心，统治者高度重视植桑养蚕手工业的发展，丝绸制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汉代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

在20世纪70年代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中，就曾出土了数百件丝绸文物，也被称为20世纪世界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另据考古发现，在山东、江苏、四川等多地的汉代画像石墓中，都有汉代丝绸纺织工艺和丝绸纺织工具的石刻图案，画像石再现了汉代纺织女工和纺织作坊的生产场景，充分说明了汉代丝绸纺织技术的发达。

在汉代，统治者为了政治和外交需要，打击匈奴势力，巩固政治统治，不断加强与西域各国、中亚、欧洲各国的联系和交往，汉武帝时期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始，经甘肃、新疆等地，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汉代丝绸纺织品在丝绸之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功能，据《史记·匈奴传》记载，汉高帝为了与匈奴民族和亲，曾将刘敬奉宗室之女充公主为单于阏氏，并实施“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

汉代除了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还进一步拓展了海上的丝绸贸易，丝绸商品远销东南亚等国家，将中华丝绸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丝绸商品作为中外贸易的重要品种，受到其他各国商人和居民的欢迎和青睐，在当时我国的丝绸实际上具有了一定的世界货币的属性，比如朝鲜、俄罗斯、蒙古国、伊朗、叙利亚等国在考古发掘中（图2），都曾出土过我国汉代的丝绸文物。希腊、意大利等国有将我国人民称为“赛里斯”人的传统，这里的赛里斯也主要指丝绸制品。由此看来，汉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对世界范围的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汉代丝绸文明也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因子，实现了丝绸文化的融合和兼容并蓄，对世界纺织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图2 阿尔泰山巴泽莱克墓出土的汉代丝织品

2 汉代服饰文化和丝绸纺织业的繁荣

汉服一直以来都是华夏民族特有的服饰文化代表，是国人的骄傲，时至今日，汉服在我们国家的文化交流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我国原始社会到汉代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和系统的服饰文化。汉代的汉服制作已经十分成熟，社会对服饰的规定和习俗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各个社会阶层的服饰材质和做工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如《礼记》中所说的“贵贱有等，衣服有别”。

丝绸制品相对于一般的棉麻纺织品，在材质上更加讲究，工艺上也更加复杂，手感和舒适度高，具有较高的观赏和使用价值，由于丝绸制品的优势和特色，丝绸织品受到历代统治者和王公贵族的青睐，随着养蚕规模的扩大和丝绸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丝织品也逐渐在平民百姓阶层得到了普及，走入了寻常百姓家，这说明丝绸制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用品的重要门类。

汉代丝绸纺织业是汉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型产业，丝绸纺织业成为汉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代表。汉代丝绸纺织工艺较为普及，各地都有种植桑树和养蚕的农业种植分布地域，百姓经营丝绸纺织作坊也较为普遍。汉代丝绸纺织业水平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山东临淄和河南的睢县等都开设了官方的丝绸作坊，相当于现在的国有公司，丝织纺织工达数千人，其他主要城市也分布着众多的丝织品商铺，充分说明了丝织业在汉代经济社会中的显著地位。

汉代丝绸纺织工具的出土和发现也是丝绸纺织业发达的印证。据考古发现，成都老官山汉墓中曾出土了生产丝绸制品所用的提花纺织机模型和文物，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该提花纺织机模型为竹木材质，结构较为紧凑，构架精巧，部件上仍然保留着蚕丝线和印染材料的痕迹。提花机模型的周围散落着汉代纺织工彩绘木俑，通过场景复原，生动地再现了汉代丝织技工纺织的场景，对研究我国丝绸纺织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物研究价值。

3 汉代丝绸纺织工艺的特点和印染技术的精湛

汉代丝绸纺织业工艺实现了长足进步，纺织、印染和刺绣等各个环节都有了提升。汉代丝绸制品种类丰富，比如常见的纱、锦、罗、绮、绢等，从出土的汉代丝织品文物来看，图案更加丰富多彩，有几何形、花鸟、禽兽、人物、祥云等纹饰，都较为常见。汉代的丝绸制品印染工艺水平先进，据专家鉴定，汉代印染的色谱有二三十种，比较流行的有蓝、绿、白、黄、紫、橙、绛、青、赤、红等色彩。经过考证，汉代时期丝绸纺织业已经掌握和使用朱砂、硫化铅、硫化汞等多种矿物质颜料，以及茜草素、蓝靛、栀子等植物成分的天然染料，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科学的染色技术体系，说明当时的染色和配色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从汉墓出土的丝绸制品来看，有彩绘、印花等工艺，立体感强，技艺精湛，虽然已经埋藏于地下数千年，但是依然光彩夺目。

汉代不仅丝绸纺织技术快速发展，而且在将丝绸制品作为陪葬品时，还特别运用了防腐处理技术。众所周知，丝织品的主要成分是生物蛋白，其保存的难度大，易腐烂降解。我国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它们历经数千年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保存较为完整，色泽如初，光鲜亮丽，这也充分说明汉代丝绸制品防腐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也为中外考古界叹为观止，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丝绸纺织品的防腐技术依然是难度较高的课题。

4 汉代丝绸文化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

首先，汉代丝绸文化是勤劳和奉献精神的象征。春蚕在劳动人民心目中具有图腾价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吉祥代表之一，我国历代都有赞美春蚕的诗词歌赋，如家喻户晓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吐丝也体现了一种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具有牺牲自我和崇高的品质象征，汉代社会各阶层劳动人民对春蚕也同样具有特别情结和价值认同感，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们纯朴和高尚的情操。

其次，丝绸具有一定世界货币的价值属性。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周边地区商贸市场的发展，汉代精美的丝绸制品也畅销海内外，深受外国商人的喜爱，而且在一些中外贸易中，汉代丝绸制品可以充当货币使用，进行商品交换，比如，用丝绸交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食品、生活器具、马匹、茶叶等，这说明丝绸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一定世界货币属性。

最后，汉代丝绸之路促进了相关的文学创作。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中国文化交流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对后世文化发展影响极大。历代文人墨客创作了诸多诗词歌赋，抒发了赞美之情，有力推动了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比如唐代王之涣所作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昌龄所作的《从军行七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些诗词充满着诗人的激情和惆怅，抒发了他们的情怀和感慨，同时，也对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和相关文物遗迹起到了史料印证的作用。

5 部分汉代丝绸精品文物的艺术鉴赏

汉代素纱单衣藏品（图3），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墓葬中被发现。据专家论证，该墓葬主人为西汉时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此件素纱单衣形制虽然简单，但薄如蝉翼，织作工艺十分精湛，整件文物仅重49克，长约128厘米。素纱单衣表面上分布着均匀的方孔，轻纱薄如空。素纱单衣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重量最轻、最薄的丝绸服装文物。从功能上看，素纱单衣在汉代服饰中主要作为一种外衣使用，一般穿在棉袍之外，在相对正规的场合中穿着。

丝绸文物出土后由于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容易发生化学性质的变化，保存难度大，因此，湖南省博物馆采取了特别的防护措施，为素纱单衣特别定制了保存装置，保障文物环境恒湿恒温，并且进行防虫防霉处理。此外，湖南省博物馆联合有关科研单位，进行科研攻关，成功仿制出相关复制品，为以后科学研究和文创产品开发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201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业人员对定陶县大型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大的考古发现。专家认为此墓葬为西汉哀帝母亲的墓葬，规格较高，保存较好，属于黄肠题凑类型的墓葬，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最具价值的是在墓室内出土了一件缝有玉璧的汉代丝质长袍，呈酱紫色，有红色的纹饰，长袍背面缝制着一枚青玉质地的谷纹玉璧，此汉代长袍在国内也是首次发现，保存较为完整，具有极高的研究和史料价值。定陶汉墓也入围了当年评选的“201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名单，并被列入国家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锦囊是汉代丝织品的一种，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和田地区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件汉代锦囊保存较好，呈长方桶状，长约12厘米，宽约6厘米，其功能主要是收纳，比如收纳官印等较为贵重的物品。锦囊采用了五种织锦制作而成，锦囊上有“元和元年”的字样。此件汉代锦囊的发现说明汉代和田地区丝织业的发达。和田地区作为汉代重要的丝绸之路要驿，也是东西方商贸的重要实物证据。除了此件汉代锦囊，和田地区博物馆还收藏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等丝织类文物，体现了和田地区织锦纺织工艺的发展水平。

两汉纺织画像石拓片精品（图4），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56年，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洪楼村出土了汉代画像石，题材展示了汉代的纺织技艺，该画像石面高约100厘米，宽约230厘米，展示了汉代丝绸纺织的工序和流程，主要包括纺织女子使用络车进行调丝、摇动纬车纺织的过程。根据专家分析，汉代山东和四川地区纺织业都较为发达，此画像石反映的是山东地区的富贵阶层家庭丝绸纺织的场景。此外，这幅汉代纺织画像石图案还被纳入了《汉画像石》特种邮票，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纪念卡。

图4 两汉纺织画像石拓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楼兰古城是位于新疆的重要历史文化古迹，举世闻名，位于罗布泊的西部，也是当年西域的交通枢纽之一。据史料记载，汉代时期楼兰古城商贸交易繁荣，20世纪初，经过考古人员的发掘，从楼兰古城的汉代墓葬中发现了大量汉代的丝绸制品标本，做工精湛，纹饰丰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其中，就出土了一件被称为延年益寿锦的丝织品（图5），虽然这件丝织品已经残缺不全，但是依然可以看出汉锦的工艺特色十分精致，这也是楼兰古城在汉代丝绸之路商业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实物证据。

图5 楼兰古城出土的汉代丝绸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丝绸发源地，中华丝绸文化博大精深，汉代丝绸文化是我国丝绸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汉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贸易，大大提升了我国丝绸纺织品的出口和对外贸易，对世界纺织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让世界各地更多地认识我国丝绸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人文价值。因此，加强对汉代丝绸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开发，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