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盾：秦汉时期的漆画盾牌初探

2022-11-22江晶胡宇煊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年19期

江晶胡宇煊

（1.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广西南宁 530007；2.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 100101）

0 引言

盾牌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防御性武器。出土的秦汉时期盾牌的实物与模型较多，但在常见盾牌之外，还有另一种绘画复杂纹饰的盾牌。新近开馆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中，就展出有一面绘画精美纹饰的盾牌（图1）。展出的这面盾牌虽是复制品，但也是依照出土实物精细复制的（图2），可以借此窥见秦汉高等级盾牌的情况。在这面盾牌上，正面绘画了一条巨龙，张口吐舌，形态凶猛。背面图像则是横置，以盾牌把手为界分为两组，左侧为武士斗虎，右侧为武士斗牛。人物及动物形象生动，图像装饰性极强。

图1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复制文物—盾牌（背面）

图2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盾牌（正面，图片采自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这样的盾牌很难将之与纯粹的武器相联系。秦汉文献中常提到的“武舞”，却是必须要用到盾牌。通过对考古发掘报告与文献资料的梳理，笔者对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盾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由战国至西汉，武舞得到重要发展并极为繁盛，海昏侯墓出土盾牌及其装饰图像，应是汉代武舞的实物反映。与此同时，本文将初步探讨秦汉画盾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1 扞身蔽目：盾牌的起源与演变过程

若说中国古代的防御性武器，莫重于盾，东汉的《说文》释曰：“盾，也。所以身蔽目。”①指盾牌的主要功能就是保卫身体、遮蔽眼睛。盾牌的创制时间，已不可考，推之于史，《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文中提到的“干”就是早期的盾牌，西汉的《方言》记载：“盾，自关而东或谓之，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由此来看，可能早至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盾牌。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盾牌是河南安阳殷墟小屯车马坑中发现与戈搭配的盾的痕迹。殷墟出土的盾牌，经石璋如先生研究，并进行了复原，此盾用木材作为框架，上面再蒙以皮革或编织物，盾面涂漆，并绘有老虎图像。虽然这面盾牌较为原始，但它的几个特点为战国秦汉盾牌所继承，包括：以木或皮为主要材质；盾面涂漆；表面绘画老虎图像等。

殷墟出土的盾牌并不止此一件，在安阳侯家庄1003号墓中也发现有多面盾牌。这些盾牌两面均涂有颜色，画有纹饰。纹饰有两种：一为图纹，就是简单的圆形纹饰。另一是虎纹，两只侧视的立虎，分别画在盾脊的左右两方，虎头向上，身或相向，或相背，都是对称的布置。虎纹的形式虽只一种，但躯干的肥瘦、头的大小、尾的长短、爪的多少、身上斑纹的繁简等均没有两只相同的，可知虎的模型虽有定规，但不是一派刻板的套模，绘画者有相当的自由。

这样装饰性的纹饰提醒我们，早在殷商时期，盾牌的功能就不拘泥于武器，同时也是礼仪性用具。这些商代盾牌上绘画的虎形纹饰，从寓意上看，当然是借用老虎之凶猛来威慑对手。但与此同时，有着强烈装饰性的虎纹又明确表明，这些盾牌不仅适用于实战，也适用于礼仪场合，壮大君主的声势。

出土的战国时期盾牌在实用性的基础上兼顾装饰性，多有复杂纹饰或图像，因水土保存条件，以楚墓发现的盾牌为多。如曾侯乙墓出土盾牌49件，虽仅有少数几件可以复原，但纹饰极为精美：“盾的正面均为黑漆素面。盾的背面，有的仍为素面，有的却有繁复精细的彩绘图案。E.161器形及背面花纹保存较好。它以黑漆为地，然后上、中、下三部各用红漆线将整个盾区分成六十四个方块（竖八行，横八行）。上部与中部边缘的方块，因盾边缘为弧形，实际上不成其为方块。每个方块用红漆线划成内外两道框线，框线之间用黄漆绘绚纹，方框之内绘T形勾连云纹，方框与方框之间绘变异的龙凤纹。框内外这些纹饰是以细红漆线框边，边线之外，以红线的小方格网纹为地，衬出黑地的纹样。盾的边缘部分，还绘斜菱角、中间以云纹等纹饰镶边。”②

再如包山楚墓M2出土盾牌11件。10件为木盾，明显为实用兵器：“盾面长方形，两件方角，两件角微弧……正面中部安铜质中字形护心镜，镜两端各有与盾身对应的两孔，用藤条将盾、镜固定。背面正中安木盾柄。”1件皮胎漆盾：“通髹黑漆，绘红、棕红、黄、金四色彩。正面绘对称龙凤卷云纹图案，每边四龙四凤。上、下为相对对称，中间为相背对称……背面周边绘矩纹，中部绘对称变形龙凤卷云纹。柄上两端绘红彩。通高46.8厘米。”③

长沙出土战国漆盾：“盾是皮胎，内外两面均施黑漆，极亮；上用赭石及藤黄两种颜色绘成龙凤花样……漆盾颜色绚丽，制作精美，从其形制上看，非常精巧细致，是不适于作为实战武器的。”④

江陵出土战国楚国漆盾：“器身全髹黑漆地，以红、黄、绿、兰等色绘曲尺、齿形和各式纹于正面和正、反两面边沿作装饰图案。反面绘有单、双虬龙纹六组（共十条龙）装饰其间，和以孔雀为主的鸟群，树木、人物画……这些鸟群无不具有真实、生动活泼之感。盾身通高94.2、通宽60厘米，中厚边薄2.5—0.3厘米。”⑤

秦汉时期，实战型盾牌多见出土，且表面多为素面或简单纹饰，专用为礼仪的盾牌仅海昏侯墓与广州龙生岗出土。如秦始皇陵出土青铜盾牌，在正背面均绘有绚丽的纹样：“盾面纹样：周边用朱红色线勾画出宽1.7厘米的边栏。边栏内绘着天蓝色的流云纹，云头波折卷曲互相勾连；流云以外的空白区填满白色的谷璧纹。在边栏围绕的中央界域内，绘有四条变相夔龙纹，两两左右相对回顾成为一组。上面一组的两条夔龙，身体折曲，尾与尾、首与首相互环抱缠绕，尾上头下屈曲成环形。下面一组的两条变相夔龙，两首相聚，首往上仰，身体回曲，尾部翘卷立于首的两侧。”⑥

临淄出土西汉齐王盾牌：“木胎，髹黑褐色漆，朱绘卷云纹……盾高69、宽45、厚约0.5厘米。”⑦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盾牌“盾面微折，背面长方口捉手。双面髹黑漆。长25.8、宽16、厚1.2～2.6厘米。”⑧江陵凤凰山M8出土盾牌“以彩绘漆木龟盾一件最为精致，出自八号墓头厢。长32、宽20.1厘米。整体作龟腹甲形。‘遣策’称‘龜（龟）循（盾）一’。木胎，外包细篾编织物，涂黑漆（漆不满器），正背两面的上下两端和正面的某些部位，竹篾编织纹外露，状似龟甲纹，背有把手，木雕中空，然后粘合。正背两面和把手两端均有朱绘花纹，笔法粗犷，颜色有些堆砌。”⑨

通过对殷商至西汉时期出土盾牌（表1）的梳理可以发现，自殷代起，就出现在盾牌正面绘画动物的情况，多为龙、虎、凤等猛兽或瑞兽，但动物纹多为细部纹饰，除商盾外，楚盾、秦盾及早期西汉盾上的龙、虎、凤均未成为盾牌正面的主体纹饰，主要构图还是几何纹饰，这与以龙形图案为主图的海昏侯盾牌是完全不同的。

表1 殷商至西汉时期出土的盾牌

2 常见中的奢华：丹画盾

与秦汉常见盾牌相比，海昏侯墓出土盾牌正面主图使用了龙的图案，这样的艺术风格及装饰性极不常见，必有其深厚内涵。

盾牌如若用于战斗，实在无须绘画如此精美的花纹，故此盾牌不适合作实用武器，很可能是用于乐舞的舞具。在盾牌背面顶端写有铭文：“私府髹丹画盾一，用漆二升十籥，筋、丹臾、丑布、财用、工牢，并直五百五十三，昌邑九年造，廿。”通过铭文可以认知到这些盾牌在当时的名称为“丹画盾”。这应该就是罗泊湾1号西汉墓出土《从器志》中所称“丹画盾”⑩。再者，因彩绘漆盾用色繁复，又称“盾”，《国语·齐语》韦注：“ 盾缀革，有文如缋也。”如此精美的盾牌，不应也不能用于实战，而是用于舞蹈的。

古代的舞蹈有文戏与武戏之分，武舞又叫“万舞”。相传商汤伐夏、武王伐商都是“以万人得天下”，故模拟战争的舞蹈都以万人为规模，所以叫“万舞”，相当于一场演兵操。《诗经·简兮》曰：“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公庭万舞，有力如虎。”《诗经· 宫》言“笾豆大房，万舞洋洋”⑪。但无论是“公庭”（朝堂）还是“ 宫”（宗庙）都容不下万人跳舞，故“万舞”的“万”只是表示这种舞蹈的起源，实际上是人数众多的意思，并非指具体人数，就是现代所谓的集体舞。《大戴礼·夏小正》解释说：“万也者，干戚舞也。”即手执戈（戚）盾（干）跳舞。故只要是集体跳“干戚舞”就是“万舞”。

据传世文献记载，楚国有一种武舞—“万舞”。《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杜预注：“振，动也。万，舞也。”⑫《公羊传》载：“万者何？干舞也。”⑬这也就证明了楚墓出土的盾牌，在实用性之外，又可兼顾舞蹈，绘画大量精美纹饰。

但与楚国盾牌兼顾实用与礼仪不同，海昏侯墓出土的盾牌，只能用作“舞器”。在盾牌的另一面，把手的两侧各绘有一组斗兽图像，左侧为武士搏虎图，右侧为武士斗牛图。这是一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图画，斗兽武士恣意挑衅，动作夸张；老虎龇牙咧嘴，面露凶光；猛牛以角相抵，勇猛异常。人与动物的形象逼真，线条流畅，动感强烈，整个场面激烈而凶险，令人震撼。这样的图像提示我们，在进行舞蹈的过程中，很可能要将盾牌横置手中，将斗虎、斗牛的图像展示给观众。则这些盾牌必然是专用的“舞器”，而绝不能是武器。

海昏侯刘贺曾经是昌邑王，据铭文记载，他在昌邑做了这20面盾牌，其用途很可能是为祭祀准备。祭祀时需要歌颂先祖的文治武功，跳“万舞”是必不可少的。20幅盾牌足以跳一场“万舞”（集体舞）了。汉兴，“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⑭，《汉书·礼乐志》载汉代宫廷祭祀乐舞，“高庙奏《武德》……《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⑮以《武德舞》为代表的武舞自汉高祖至宣帝不绝，其表演时或应使用丹画盾一类的彩漆盾，《汉书·董仲舒传》言“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⑯足为明证。

《尚书·大禹谟》载：“舞干羽于两阶。”⑰《墨子·非乐》记载：“万舞翼翼，章闻于天。”⑱由此可知，在跳武舞时，表演者较多，分为两队（两翼），因此丹画盾制作20面，两队舞师各执10盾，两阶而舞。

3 结语

海昏侯墓出土盾牌，正处于武舞发展的巅峰时期。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自黄帝时代创制武舞起，盾（干）就是武舞的重要道具。但与另一件武舞道具戈相比，盾牌具有表面积较大、方便绘画图像的重要特点，这也就导致了其上的纹饰愈加复杂。同时，纹饰又体现出了器物的属性，战国时的楚盾兼顾实用性与礼仪性，在实战使用之外，还可以用于舞蹈。但秦汉盾牌的性质则较单一，实战用盾少画纹饰，舞蹈用盾则绘画得极为复杂与精美。

与海昏侯墓盾牌类似，广州龙生岗4013号东汉前期墓也出土有类似盾牌⑲（图3）。这也就证明了武舞及其用具直到东汉仍然被使用。但在东汉之后，武舞不再有文献记载，可知应是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