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展鹏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2020 年1 月28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展和风险评估》中指出，“根据溯源调查和检测结果、发病情况以及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目前认为2019 新型冠状病毒源于野生动物，但具体动物还不清楚”［1］。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肺炎与我国2003 年爆发的SARS 在致病因素上所具的同源性是人与自然关系没有得到合理调节的一个示警，反思和纠正此类疫情背后错误的生态关系认知，对疫情防治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新冠病毒疫情引发对马克思自然观的重申

新冠病毒与SARS 病毒在来源、基因组序列、致病原理等方面的相似特征引起人们对此类疫情循环复现的深层思考。自然界是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循环系统，物种与物种之间有其特定的活动规律，有机物与无机物共同遵守这种规律构成和谐安定的生物圈。以病毒为例，自然界的部分病毒起初只能在人类中传播，而另一部分病毒只能在动物身上传播。当人类未探明病毒在动物体内的活动规律并对其肆意滥用时，病毒有可能跳跃物种的基因屏障，转移到人身上。人的能动性在改变不适合生存的自然环境时，自身的身体机能（免疫力等）也受到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在适应恶劣自然环境的野生动物身上所携带的病毒破坏力必然远胜于适应舒适自然环境的人的抵抗能力。“根据Taylor 等（2001）的研究，在其所列的 1415 种已知的人类病原体中，62%是人兽共患的”［2］，源于黑猩猩的艾滋病病毒、源于果蝠的埃博拉病毒、源于菊头蝠的SARS 病毒，包括至今并未检测到来源的新型冠状病毒，表面上是人盲目干涉动物所造成的悖论，实质上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的对立。

在马克思那里，要想解决人与自然的长期对立问题需要辩证统一的自然观，其具有三层涵义：自然存在物和对象性存在物的统一、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统一、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3］209。自然存在物强调人的生命的自然属性，自然界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人延续生命的无机身体，为人提供创造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对象、材料和工具。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同时还是类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162。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在于不仅能够按照其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即与动物具有相似性的内在生存尺度来利用自然界进行生产，而且能够按照外在“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所特有的自由地、有意识地将任何自然事物及其规律作为自己实践对象的能力，是本质的对象化体现。马克思提醒我们，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存在一个对象性前提，“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209。人被对象所设定、所制约意味着人内在的类特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超越外在对象本身所固有的本质规律，任何凌驾于对象之上或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扰乱，都是对对象和自身的异化。就疫情而言，病毒作为对象的部分要素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在未掌握这种规律的前提下盲目地利用野生动物的外在尺度来满足自身的内在尺度，使对象化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使对象性关系成为一种异己的本质，最终破坏了自然规律和人的身体。正是由于部分人无限制地扩张能动性的力量，超越了对象本身的限定范围，才使病毒打破自身的规律，跨越物种间的基因屏障，导致疫情大范围爆发。

马克思的“对象”范畴不只是狭义的以自然为对象，还包括以人为对象，实践的物质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3］184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滥用固然是引发疫情的主要原因，但其背后不同层级的人际间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同样值得深思。由利润主导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催生出一条完整的野生动物交易链，处于链条各个层级的利益联系为野生动物身上所携带的病毒流通和传播大开方便之门，而这条黑色利益链的组成元素，只是保证一只野生动物在层层流通中如何创造出最大利润。若不打破这条禁锢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罪恶链条，那么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越是延伸，自然越会走向主体的反面。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3］165，对象化丧失的对象不仅是自然对象，更是主体之外的“他者”的对象。

充分认识疫情表层下的深层生态原因，认识到新冠肺炎不仅是人与生态系统的不和谐，也是社会与生态系统的不和谐。虽然引起新冠病毒肺炎和SARS 的野生动物只是生态系统的某一环节，但人类若是依旧不限制主观能动性在自然领域的界限，势必会引致自然界其他环节与人类的矛盾。由此，剖析此类疫情的生态原因有利于从源头上避免此类疫情的再生。

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冠病毒疫情坚定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导向

新冠病毒肺炎凸显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必将导向更加合理的生态文明理念，在明确生态文明理念的几个导向之前，必须充分认识到疫情在影响生态时也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疫情的生态问题已经超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性问题，它更是人类命运和自然命运的同一性问题，是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同步性问题。

1.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支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提出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的思想。人通过劳动活动把自然界纳入自身，若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肆意放大，自然界的无机身体便会反过来损坏人的有机身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自身，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法。人把意志和行动不合理地强加于野生动物身上造成的“两个身体”互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缺失的突出表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习近平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4］169。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意识，首先要消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坚持主观能动性的绝对性而否认其相对性的思想是错误的，人决不能在规律未明之前就随意将客观对象用作物质或精神需要，疫情的起因——野生动物与人体互斥——就是最好的证明。人的认识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对于客体的未知领域，在未完全掌握其内在规律之前就将其纳入主体自身，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其次要改变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力量是利用并改造物质世界得以实现的，这并不是说占有的物质实体越多，人的本质力量就实现得越彻底。那些热衷于食用野生动物的人，实质上想要通过占有大部分人没有的物质来体现自身人格的特殊性，无视野味中未探明的病毒，引发了相关疫情的爆发，对物质的过度追求极易引起人与自然的本质异化。最后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自觉与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享乐主义、金钱万能主义等严格划清界限。此次疫情所表现出的野生动物滥食折射出人类意志对自然界盲目征服的欲望，这并不符合“文明”的行为要求，“文明”是脱离“野蛮”状态的一种合乎规律和道德的思想和行为“祛魅”。“野蛮”源于对自然的愚昧无知，然而这种借助现代文明的手段不断挑战自然界限的行为实质是一种“更高级”的野蛮愚昧，这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倡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5］50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求把野生动物看作是同自然界一样的人的无机身体，遵循野生动物包括一切自然物的发展规律，在自然界客观规律所划定的界限内发挥主体能动性，杜绝把人的主观意志或市场需求滥加于它们身上，认识到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相辅相成的关系，将尊重而非迷信、顺应而非盲从、保护而非征服的生态文明观念落实到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当中。

2.明确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在与各国领导人通电话时多次指出：“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6］。世界各国、各组织纷纷赞扬中国在此次疫情中体现出的大国责任、大国担当，并表示原意与中国一起共抗疫情。此次疫情虽然反映出各国命运趋向共同，但深思生命共同在命运共同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生态哲学中尤为重要。

习近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4］173。“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是指人在劳动的基础上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共生、持续共存、彼此制衡、协同进化的关系，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休戚与共的有机生命体［7］。习近平的上述论断既体现了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生态辩证法，又彰显了历史性和前瞻性的生态世界观，将生命共同体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高度进行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4］208的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各国在发展互动不断加深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全球发展价值观，其旨归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219。可见，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清洁美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特征。对“清洁美丽”的定义应落脚于自然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统一，即自然面貌的长期改善和人类身体的健康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工人的生存环境比作“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的洞穴［3］225，这远远谈不上清洁美丽，现当代屡次突发的重大疫情事件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也未达到清洁美丽的要求。“命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只有当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一致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概念是对工业文明理念的扬弃，生命共同体要求我们不仅在时间意义上承认自然界的基础性和先在性，更要在逻辑意义上承认自然界能够影响人类本质的完整性，承认人与自然共同“在场”的生命共同体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承认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利益共同体也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此次疫情正是人类不正当地索取自然生命的利益满足自身需求的结果，疫情传播更是给世界各民族国家造成利益损失。

3.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原则

“两山论”是习近平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论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发展理念和重大原则。“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169-170。疫情突发虽然是人与自然的冲突表现，但究其根本，是追求贩卖野生动物获取高收益的经济动因。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以生态环境为依托，“两山论”为我们反思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指的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可以同步实现。从资本逻辑看来，所有生态问题都能够被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解决，这实质是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破坏环境——发展经济——修复环境”的思路不过是资本合法化的辩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3］550，金山银山固然是人内在本质和生存发展的物质力量，但被工业支配和污染的绿水青山同样会使人如同鱼一般失去存在本质和生存环境，诸如先发展后治理或先治理后发展的观念都是单一的、片面的，只有追求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和生态保护的经济动力才是可取之道。野生动物非法买卖的经济效益显然是忽视生态效益的，本质上并未摆脱资本逻辑的统摄。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指的是经济发展的生态本位。坚持经济发展的生态本位并不是倡导自然中心主义，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纯粹地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是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发展。生态本位的“生态”是包括人和自然界在内的所有物种，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区别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同时人还具有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对于人的社会属性具有时间逻辑上的优先性，可见，生态本位是以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生态系统为本。在生态本位中，守住生态圈的安稳秩序就是守住人的自然属性的稳定，守住人的自然属性和生态系统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新冠病毒疫情充分证明了当前社会依旧存在宁要野生动物交易的“金山银山”，也不要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绿水青山”，这与经济发展的生态本位优先原则是相悖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合法野生动物交易是在严格的价格、数量和动物质量标准下进行的，既不危害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的平衡作用，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不符合这一衡量标准，只服从市场需求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导致许多未经病毒检测的野生动物被人们食用。新冠病毒疫情对我国生产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我国经济受到疫情影响的深层反映是破坏生态产生的“报复”，应通过合理规划野生动物市场来守住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具有彻底的理论和实践说服力。

三、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新冠病毒疫情强化了生态文明的实践取向

1. 绿色生产方式的生态内容与交换形式的统一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每一历史阶段中形成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历史表明，农业社会的农业化生产方式具有重内容轻形式的特点，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限于满足肉体的生存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交往形式是单一的、狭小的。工业社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具有轻内容重形式的特点，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基于商品形式的普遍交换，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交往形式是多元的、全面的。新冠病毒疫情反映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只重视等价交换形式中的利润多少，忽视了交换双方的物质内容是否合生态性。野生动物所携病毒的跨种族传播依托的正是这种全面的商品交换形式，打破了人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和谐有序的物质交换，疫情所体现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形式与内容的割裂值得从绿色生产方式的维度进行实践反思。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总是以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生态文明的兴起必须依赖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绿色生产方式不是对旧有生产方式的彻底否定，而是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习近平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5］50。习近平对生态现代化建设的这段论述与马克思“两个合理调节”的经典论断精确反映了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绿色生产方式诉求：一方面，“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绿色生产方式的内容。生态文明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要求摒弃透支自然发展生产、扭转市场需求主导交换的经济增长模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4］171。另一方面，“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离不开“合理地调节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绿色生产方式的形式。生态文明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要求转变以交换价值作为衡量自然资源有用性的标准，形式化的衡量标准使自然物种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人与自然以这种无差别的一般形式为中介进行物质交换，完全无视物种之间不相容的特性。新冠病毒的跨物种传播正是由于野生动物贩卖者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价值交换，导致只存在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轻而易举地进入人体并产生排斥。从SARS 到新冠病毒，始终存在一只“无形的手”主导社会生产，不把自然资源的特征和环境的可承载能力考虑在内，只追求更高的利润和更低的成本。而生态文明生产方式要实现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要考虑自然界提供给人以优质的生态产品，使作为无机身体的自然界更好地融入人的有机体中。

2.绿色消费方式的“去贵族化”与“亲生态化”

工业文明的消费方式崇尚“越多越好”，一味地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扰乱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的消费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健康共生，人与人代际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交换。

此次疫情所折射出来的不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中心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二分、割裂自然资源的价值形式与物质内容等反生态问题，还凸显了当代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问题。当代消费方式呈现出来的问题是在个人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生出的过度需求，这种消费需求具有追求数量、彰显地位、过分炫耀、损耗自然等特点，尤其形成一种畸形的消费观念主导社会生产。马克思曾前瞻性地揭示这种消费的本质，“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3］223，“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3］225。商品生产者给大众编织一个华丽的“消费幻境”，以此来刺激商品增长，不仅使自然界变得荒芜，也使人的身体日益贫瘠。鲍德里亚意识到这种主导性消费在当代社会“生成了德波所讲的炫耀式的景观表象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下意识统治和支配”“这种支配已经发展为一种商品之间的链锁意义的动机控制”［8］。按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的理论来看，食用野生动物的消费心理是人们已经不满足当前的消费需求，期待一种超越大众消费之上的新的物种来满足他们的需求，通过食用稀有的、普通大众接触不到的野生动物使他们在感官感受、心理体验中获得一种高人一等的、贵族式的自我满足，并且这种消费更是在同档次层面扩大到各种野生动物身上，形成一个紧密的筑模性欲望诱惑链。野生动物不再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一串证明消费者身份意义的符号。这条消费链上的每一个符号都是生物圈的动态一环，它们真正的意义应该是证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和为人类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现在却成为标识人类等级的符号，这种只见形式不见内容的消费方式同时给人和自然界带来灾难。在疫情面前，必须反思这种符号性的消费行为，知晓物之所以以“稀”为贵不是为了通过消费占有而提升人的地位，而是由于该物的性质规律对人类发展的利弊尚未清楚。克服炫耀、攀比、奢侈、跟风、引导式消费，通过绿色消费方式促使市场需求、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序共生。

3.提高生态治理能力与完善生态治理体系

生态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实践体系化、机制化、制度化的结果。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国抗疫形势在短时间内由严防国内新增病例到严控境外输入病例的转变凸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在这场疫情大考中，中国所交答卷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道路的正确性，更具有全球抗疫和治理的世界意义。但此次疫情同样暴露我国生态治理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疫情防控的常态化阶段反思和吸取生态治理的弱项经验，补齐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

生态治理体系展示的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的独特优势，如何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是有效降低重大疫情风险发生率的重要途径。多次由野生动物引发的重大疫情说明我国生物安全是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中的一块短板，生物安全法与野生动物保护体系尚不完善。2020 年10 月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生物技术和生物实验安全、生物资源安全、防范生物武器、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处罚措施等方面作出了明文规定，其第三十二条更是明确指出，“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加强动物防疫，防止动物源性传染病传播”［9］。《生物安全法》的出台使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够依法行使生物安全监督权和执法权，通过法律手段约束企业和个人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使疫情防控和治理能力的程序和效率更上一个台阶，使动植物保护机构、疾病防控机构、卫生健康部门等各个层级部门形成整体化的联控防控机制，用生物多样性堵截病毒多样性，实现我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向现代化治理迈进。

大疫之后有大灾，强调生物安全的同时必须最大化降低次生灾害的影响。新冠病毒肺炎在传播途中有可能会污染空气、水等环境质量，大量使用化学药剂也会给环境带来损害，必须给予这些潜在问题以高度重视。在解决疫情联防联控的主要矛盾时，必须注意次生灾害的次要矛盾，才能全面地打赢这场抗疫战役。

世界各国交往程度的逐渐加深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此次疫情面前独善其身，中国积极向世界提供抗疫取得的实践成果和智慧经验。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的数据统计来看，虽然国内新增确诊病例远远低于国外，我国应对疫情的形势也转为防止境外输入，但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驱动要求生态文明治理必须走出国门，成为国际治理的一部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回应“中国隐瞒论”时用“三个第一”表达了中国参与全球抗疫的态度，第一个“第一”是我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情况。第二个“第一”是第一时间向世界各国分享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第三个“第一”是第一时间加强、促进国际合作［10］。对于生态治理也是如此，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环保组织等相向而行，积极推动全球生物安全公约的制定，参与构建全球生物安全防控治理体系，共同携手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一个共存共荣共商共建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