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鹏,刘 昱

(1.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大学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时代的育人目标确立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42，给我们提出了认识“时代新人”的内在逻辑结构和基本特质的任务。“‘新人’是社会变迁赋予某一特定人群的时代标识，其自身既是时代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拓者。”[2]“新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书写着历史、引领着当下、创造着未来，代表着一个崭新时代的精神和力量，代表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与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一代代新人的担当，而一代代新人的全面自由成长也离不开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追求奋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时代新人“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把光荣镌刻在历史前进的史册里”[3]。时代新人应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力量，展现新时代的中国精神；时代新人也应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伟大使命。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同构性表明，真正的时代新人作为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不是割裂的和孤立的，应当也必然在文化与政治的辩证统一中生成和发展。对时代新人文化—政治逻辑的研究、对时代新人文化—政治特质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回答新时代应当培养什么人这一重要的时代之问。

一、时代新人的文化逻辑

从文化逻辑上讲，时代新人是特定时代的精神体系和价值符号的结晶，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广泛的外延。历史地看，时代新人的概念虽然提出于新时代，但却是对自五四运动至今一百多年来新人特质的高度概括和新人概念的继承发展。因此，对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研究，应当立足于对这一逻辑主要特征的深刻理解，而对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共时态解读，则必须在一种历时态的语境中进行。

(一)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主要特征

一般来说，“文化”是一种相对于“政治”“经济”概念而言的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在此意义上，文化逻辑的重要特征表现在：首先，文化逻辑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它只能在主客体的互动中生成。也就是说，它只能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中生成。正如马克思在阐释劳动与文化的关联时所指出的那样：“孤立的劳动……不能创造文化。”[4]因此如果丧失了主客体意义上的互动性，文化和文化逻辑也就不复存在。文化及其逻辑来自这种由劳动而来的创造性。时代新人正是人们在其互动性中创造的一种具有文化内涵和文化符号意义的新人。就时代新人的生成而言，人的互动性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构成了时代新人生成的现实场域。同时，就文化逻辑的规定性而言，时代新人也通过劳动和实践来创造这种文化的社会主体。其次，文化逻辑内含于精神，外化于制度和器物等。也就是说，文化逻辑一方面规定着人的内在性(包括理想信念、思维逻辑、精神品质等)，另一方面这种内在性又有其强大的实践效应，因而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时代新人一方面富有明显时代特点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其行动引领时代，形成社会效应。最后，文化逻辑有其时空异质性。也就是说，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其文化逻辑会有所差别；处于不同空间场域的人，其文化逻辑也会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时空异质性，是研究文化逻辑时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时代新人本身是一种时代文化符号，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时代新人的演进历程同时也再现了时代的精神发展历程。

(二)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历史演进

文化逻辑指向某种内在品质、深沉情怀或价值追求。作为文化主体的时代新人，始终是理想远大的新人、品德高尚的新人、思想先进的新人、赤子情深的新人。“我们党所经历的每一个新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时代新人’。”[5]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特定时代的时代新人之文化逻辑会在原有基础上不断适应新形势从而发生相应的转变。因此，对新时代语境下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研究，离不开对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考察，而对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考察，又必然依托于对其文化特质的分析。

从价值导向来看，时代新人经历了由思想解放为主到以爱国主义为主的转变。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交，“五四新青年”走在了思想的前沿。他们敏锐深刻的思想深受现实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五四新青年”经由对资产阶级民主、科学的追求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当时蒙昧的国人带来了思想的空前解放。同时，“五四新青年”文化逻辑的强大实践性影响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现实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代新人的文化逻辑开始呈现出某些明显变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作为“革命新人”的时代新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革命观，确立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精神。面对山河破碎，对民族解放的追求成为他们的文化特质，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时代新人已完成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时代新人的文化逻辑虽然相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些具体的变化，但爱国主义文化主体的性质延续至今。

从基本要求来看，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与时代特征相符合的具体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产阶级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凶残，因此，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毛泽东关于“革命的先锋分子”[6]与“真正共产主义者”[7]论述表明时代新人应具有为革命与阶级斗争服务的历史使命，具有将最高理想与现阶段目标相结合的理想信念，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贵品质，具有主体意识、创新个性、坚强意志、强大本领。新中国成立后，亟须青年新生力量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对青年的“三好”要求：“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8]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时代新人则在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时代使命中，牢牢地将“三好”观铭记于心，在与时代的互动中成为追求“三好”的文化主体。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新人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由此，邓小平强调“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9]，从而产生了“四有新人”的概念(“四有”后来发展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0])。“四有新人”是顺应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而出现的时代新人。“四有新人”概念的提出，意味着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时代新人的文化逻辑持续演进，时代新人的文化特质再一次得以更新。“四有新人”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11]，以使自己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12]。立足于此，“四有新人”的文化逻辑，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路，而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逻辑。

时代新人的文化逻辑始终是一种主客体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并最终由抽象的精神层面影响至现实的实践领域。同时，时代的变迁促成了每一历史阶段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转变，而每一历史阶段时代新人的文化逻辑都代表着其在当前阶段的主要精神追求与价值旨趣，并由文化特质所呈现。

(三)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文化逻辑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10新时代带给我们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孕育了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是一种新型的文化主体，展现出了与以往时代既一脉相承又有许多新特点的文化逻辑，即一方面依然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继承着一百余年来一代代时代新人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情境下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自身。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生态等各领域的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为了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信念坚定、文化自信、操守高尚成为新时代新人主要的文化特质。在新时代的文化逻辑视域中，时代新人是坚韧的新人、自信的新人、道德的新人。这些特质将潜移默化地助力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和腾飞。

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拥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时代新人的精神根基，爱国情怀是时代新人融入国家发展伟大事业的精神力量。在历史上，面对西方侵略和威胁，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引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代，面对以各种华丽面具将自己伪装起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者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种种诱惑时，难免有部分人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一如毛泽东所言，“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13]。然而，新时代的时代新人在与新时代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创新理论的引领下，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抵制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

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1新时代的时代新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着高度的自信，他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时刻展现着自信的姿态和昂扬的风貌。这种文化自信既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也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源于真理的力量、道义的力量、实践的力量，源于深厚的历史底蕴、强大的真理力量、坚定的前进定力，构筑起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时代新人提供精神指引，深刻地影响着时代新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并广泛地体现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征程中。

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拥有对高尚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的追求。习近平强调：“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1]42新时代的时代新人置身于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时代环境之中，即他们一方面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肩负着使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伟大使命。在与这一时代环境的互动中，时代新人更加全面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他们是踔厉奋发的新人，勇于和善于创造性地攻坚克难，发挥聪明才智；他们是吃苦耐劳的新人，能够辩证看待逆境和挫折，磨砺意志品质；他们是求真务实的新人，不慕虚功但求实效，践履知行合一；他们是志存高远的新人，饱含家国情怀，放眼星辰大海。他们以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明理知耻，坚定对党忠诚的大德、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恪守严于律己的私德，将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有形的物质力量，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文明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时代新人的政治逻辑

时代新人之“新”不仅表现为其文化特质和文化逻辑常新，而且表现为其政治特质和政治逻辑常新。也就是说，时代新人不仅是文化的“新人”，而且是政治的“新人”，一代又一代的时代新人正是作为独特的政治主体才完成了百年以来伟大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并在新时代续写着辉煌。在此意义上，厘清政治逻辑的内涵，以及百余年来时代新人政治特质和政治逻辑的延续、转变，对于新时代语境下时代新人的培育工作，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时代新人政治逻辑的特征

任何一种政治逻辑都是具体时代的政治逻辑。首先，这种政治逻辑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深受该时代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脱离了时代背景的政治逻辑是空洞和虚假的政治逻辑。时代新人的政治特质，既表征着某种持续性的政治逻辑，又体现了时空长河中不断浮现的新生因素。时代新人不但总体上要体现现实政治的发展道路和方向，而且也要体现政治发展和政治行动的独特性与时代性。时代新人的政治逻辑在此意味着，时代新人必须彰显明确的具有时代性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方向。其次，政治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观念。这种观念不是所谓纯粹的去意识形态的“高贵”文化，而是直接表现为一种充满现实性与紧迫性的政治追求。时代新人的政治逻辑在此意味着，时代新人不但要彰显价值和方向，而且要有时代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政治的可能性在于政治意识的普遍生成，时代新人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会促进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的形成，增强政治的社会影响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政治逻辑集中体现为一种外在化进程。它在各种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实现意义和价值，它在不断外在化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力量。换句话说，政治逻辑在文化—政治的概念中，可类比于黑格尔三段论中的外化环节，它“通过把它自身设定为一个有规定性的东西，自我进入一般定在”[14]。也就是说，外化就是对自身的限制，而政治逻辑正因其能不断外化，所以得以实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扬弃这一重要环节。根据这一政治逻辑，时代新人不但要具有内在的政治追求，而且要通过各种具体实践，不断外化自己的观念与价值，同时通过这一外化的过程，时代新人本身也才能不断提升自我、扬弃自我，成为真正的时代新人。这就意味着，时代新人要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和实践能力，同时要创造扬弃自我的实践机制。

(二)时代新人政治逻辑的传承与转向

自五四至今，每一代时代新人的政治逻辑既不是对以往政治逻辑一成不变的继承，也不是对以往政治逻辑完全彻底的废弃，而是在传承中转向，在变革里延续。与百年来中国大地政治环境的不断更新相伴随的，是时代新人政治追求的因事而化，是时代新人政治实践的因时而进，是时代新人政治逻辑的因势而新。因此，五四的火炬在一代代时代新人的手中不仅没有熄灭，而且由于新质的不断注入，燃烧得愈益旺盛。作为政治主体，时代新人始终是为国为民的新人、不屈不挠的新人、无私奉献的新人、开拓创新的新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代新人总体上由自发探索救亡运动的政治主体发展为矢志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主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近代中国人进行了系列革新。然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立宪”新政到辛亥革命，都未能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此政治环境下，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时代新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下，蜕变为独特的政治主体，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立志创立一个以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正是在这一政治逻辑的推动下，正是在艰苦卓绝的政治实践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毛泽东提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15]这表达了作为时代新人的“革命新人”的政治特质，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残酷压迫国内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治环境下，“革命新人”以推翻“三座大山”为当前的革命任务与主要的政治追求。而“革命新人”也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与政治实践中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统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巩固付出了青春和鲜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时代新人由为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政治主体发展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主体。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进程。进而言之，战争的阴霾退却了，如何建设战后的新中国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追求，其政治实践也从推翻“三座大山”转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终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政治环境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迎来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作为时代新人的“四有新人”则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任务[16]的提出，时代新人的政治逻辑在继续传承的基础上再次发生了一定的转向。也就是说，作为“四有新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的“时代新人”，拥有了更加符合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政治特质和政治追求，并在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中承前启后，创造着又一个时代的辉煌。他们一方面依然一如既往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懈奋斗，另一方面又能很好地适应国内外大环境的改变，能够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可贵机遇中全面提升自己，增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的力量。

(三)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政治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1]12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时代新人的政治逻辑也必将呈现出全面的新特质。新时代进取、求新、开放的政治环境孕育了时代新人远大的政治追求，同时给予了时代新人进行丰富政治实践的舞台。新时代的时代新人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政治逻辑的主导下，其基本特征业已体现为赤胆忠诚的政治新人、本领高强的政治新人、勇于创新的政治新人。

新时代的时代新人维系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实践逻辑。虽然五四运动至今已历一百余年，但五四精神却成为一代代时代新人薪火相传的力量，五四精神的精髓既体现为社会主义，也体现为爱国主义。当今，立足新时代的崭新政治环境，立足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新征程，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深入实践成为时代新人的政治追求。时代新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参与中，在不同岗位的实际工作中将个人成功的果实结在爱国主义这颗常青树上，在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奋勇前行中传递着无穷的爱国力量。时代新人坚守和发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畏艰难，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

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掌握过硬的本领。正如前文所述，政治逻辑主要通过政治特质来表达，政治特质又通过实践或外化加以呈现，而实践和外化的能力则与时代新人自身的本领密切相关。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17]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政治环境的变化，过硬的本领成为新时代新人政治逻辑实践的桥梁和必要条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基本素养。这种本领是顺应政治环境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真本领、新本领，是新时代新人的必然政治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葆生机的重要保障。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的时代，时代新人是掌握理论素养这一深厚底蕴的新人、是重视调查研究这一基本方法的新人、是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的新人、是常怀律己之心的新人、是敢于斗争的新人、是擅长团结合作的新人。时代新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思维敏捷、能力突出，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在奋力推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时代新人始终保持求知求真求实的状态，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新时代的时代新人是锐意创新的主力军。习近平高度重视创新的作用，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政治环境的变化，意味着我国对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面对人口、资源、环境越来越大的压力，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面对国家以创新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的要求，时代新人必须满怀创新热情，投身创新实践。新时代语境下的时代新人以开拓创新为政治追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社会发展趋势、面向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刻苦钻研，不懈创新，在汲取全人类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在广阔丰富的社会实践中，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破不立的勇气、百折不挠的毅力在波涛翻滚的历史洪流中不断创新进取，在继往开来中成就伟大事业。

三、时代新人文化逻辑与政治逻辑的耦合

文化逻辑赋予了时代新人内在的价值观和驱动力，政治逻辑赋予了时代新人强大的行动力和实践性。然而，文化与政治并非互不相交的独立场域，它们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耦合，而这种耦合性或统一性在时代新人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时代新人文化逻辑与政治逻辑耦合的可能性

文化强调内在的旨趣，政治侧重外在的实践。当人们谈论文化时，易于仅仅将其视为某种抽象观念或某种高雅的价值符号；当人们谈论政治时，则易于仅仅将其视为某种外在化的力量或将其置于工具性的视角下考量。然而，文化与政治并非两条只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的永不相交的平行线，相反，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共同诠释了文化—政治的意涵。文化实际上是政治的文化，因为文化最根本的属性是政治的；而政治实际上是文化的政治，因为政治只能在文化的视域下生成和运转。它们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使得我们始终无法抛开一方而只谈论另一方。因而，文化—政治必然是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而存在的。

时代新人的文化逻辑以其政治逻辑为支撑。时代新人的文化逻辑必然是政治化了的文化逻辑，因为没有政治化的文化逻辑仅仅是抽离了实际内容的文化逻辑。我们可以谈及的关于文化的一切外延，如文学、历史、艺术、民俗、礼仪、观念、情感等等，都具有特定时空的政治性。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但这些文化符号并非空洞的能指，它们具有一个核心的政治功能，即“不断地提醒鸟巢现场和全球电视机前的观众，此时此刻，‘奥林匹亚’和‘中国’结合在一起了”[18]。

时代新人的政治逻辑也建立在其文化逻辑的基础之上。时代新人的政治逻辑必然是文化化了的政治逻辑，因为没有文化化的政治逻辑只能是偶然建构的政治逻辑。我们身上的政治特质，我们的一切政治实践，也都不是纯粹偶然或凭空出现的，而是在特定时空的文化的影响下生成的。例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绝不是一种偶然或随机的政治决策，而是历史和人民的政治选择，因为这一政治选择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包含着自古以来炎黄子孙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包含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希冀，包含着新时代中国人民关于国家富强和世界和平的愿景。

简而言之，从文化—政治的视角看，文化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并通过彼此相互表达与诠释。时代新人的一切情感表达、文体活动、艺术创作，都离不开服务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推动人类进步的政治价值；时代新人的所有民主参与、法治实践、社会活动，都抹不掉自强不息、仁民爱物、天下为公的文化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新人的文化—政治逻辑才成为可能。

(二)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政治化与政治逻辑的文化化

时代新人文化—政治逻辑的本质就在于其文化逻辑的政治化与政治逻辑的文化化之辩证统一。立足于此，我们可以更好地回答自五四以来何为“时代新人”这一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时代新人”是不断发展前行的文化—政治主体，其最突出的文化—政治特质在于，一方面，他们在一个世纪以来的艰苦实践和不懈探索中，不断革新着自身的理论知识，不断提高着自身的思想觉悟，以自身政治逻辑的践行促进文化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始终以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改革进取的胸怀魄力铸就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实现着伟大祖国的富强，以自身文化逻辑的运行促进政治逻辑的演进。

具体而言，五四运动既可以被视为一场文化化了的政治运动，也可以被视为一场政治化了的文化运动，因为这场运动深刻地反映了作为当时的时代新人的“五四新青年”之文化—政治逻辑。就文化逻辑的政治化而言，“五四新青年”所追求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概念，其民主、科学与进步的思想追求是以爱国这一政治维度为旨趣的；就政治逻辑的文化化而言，“五四新青年”的政治抗争也并非出于纯粹的偶然性，而是建立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基点之上，是建立在思想文化大解放的前提之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时代新人的“革命新人”之文化逻辑的政治化则表现为他们在思想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而与这种思想文化层面的信仰相伴随和匹配的，则是其政治维度的革命行动，是其为国为民付出青春乃至生命的实践行动；另一方面，“革命新人”政治逻辑的文化化表现在其革命运动或政治行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革命新人”为了祖国和人民矢志不渝、不怕牺牲的政治特质也正是根源于其赤胆忠诚、胸怀天下的文化特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为时代新人的“社会主义新人”之文化逻辑的政治化表现为他们以“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0]为目标，而这一文化目标正突出体现了其甘愿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付出一切的政治特质；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新人”政治逻辑的文化化则表现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活动，始终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要义，始终遵循着其本身的文化逻辑，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不致在新旧政权更迭和思想复杂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偏离基本的航向。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时代新人的“四有新人”之文化逻辑的政治化表现为，“四有新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率先引领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并由此推动了全国各领域的改革和实践，即促进了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发展，使得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而在以社会改革和国家发展为目标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四有新人”的思想理论素养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其文化特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或者说其文化逻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四有新人”政治逻辑文化化的重要表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代新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以外化和升华，这是新时代语境下时代新人文化逻辑的政治化；而新时代语境下时代新人政治逻辑的文化化则突出体现为，他们“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1]1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实践，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的，同时其政治实践又促进着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进一步说，新时代新人的丰富理论和崇高理想总是与各种深刻的政治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外化或政治逻辑的内在力量正是源于新时代新人的文化逻辑，而新时代新人的政治逻辑本身又进一步确证并升华了其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