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成观，代金平

(1.右江民族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2.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3.重庆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5)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阐发了“五个必由之路”重要论断，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1]。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2]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3]6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个概念之后，学界掀起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下统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热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话语融入中国社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和热议。从学界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学术话语阐释和学术话语建构，催生了较为系统的学术话语范畴和学术话语体系。学者张润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深入总结，指出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散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科学内涵、历史进程、显著特征、实践方略、成功之道以及价值意蕴等维度的研究，后者则侧重于逻辑意蕴、辩证思维以及整体性视域等维度的研究[4]。可以看出，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成果丰硕，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从表面上看，“五个必由之路”似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毫无瓜葛，但如果进行深层次思考不难发现，“五个必由之路”本质上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五个必由之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是习近平总书记以沉稳厚重的战略定力、科学系统的战略思维、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精准可靠的战略定位和通古晓今的战略智慧，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所作的两个崭新的重要论断。“五个必由之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弥足珍贵的新产物，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内容。可见，“五个必由之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密切联系。故而，有必要从学理的角度深入研究和全面阐释“五个必由之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学界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五个必由之路”的认识和理解，以此为“五个必由之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寻找新的突破点。

《吕氏春秋·用民》有言：“用民有纪有纲，一引其纪，万目皆起，一引其纲，万目皆张。”[5]这便是成语“纲举目张”最为原始的表述，“纲举目张”意指只要人们提起大网的总绳随处一撒，所有的网眼都会自然而然地张开。“纲举目张”后来引喻为只要能够抓住事物的主要或关键环节，就可顺其自然地带动或辐射一切，一般作谓语、定语、分句使用。“五个必由之路”系统回答和深刻回应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领导主体、道路方向、精神状态、发展理念以及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性问题，深刻揭示了过去历史时期内我们得以成功的基本经验和“核心密码”，明确指出了未来我们如何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遵循和“万能钥匙”，“五个必由之路”是对新时代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实践的新凝练、新总结和新提升，对于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统摄全局和引领各方的巨大作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和谋复兴百余年历史进程中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奋斗历程中孜孜不倦探索的历史产物。历史和现实早已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并将继续领航中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期稳定、民族关系融洽、国家永久繁荣的奇迹。基于此，既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步伐走得对、步调走得准，那么如何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步子走得稳、迈得开，又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既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走对了这条难能可贵的道路，那么就要有志不改的执著、理不输的气魄和道不变的坚定，继续把21世纪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好、写真和写活，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个必由之路”重要论断恰好是对这个问题的及时回应和最好回答。“五个必由之路”是系统之路、方向之路，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无比深厚和无比强大的历史底蕴和前进定力。“五个必由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经之路、必备之路，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承受千锤百炼、历经栉风沐雨和付出巨大代价才取得的重大成就。因此，“五个必由之路”是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目，抓好“五个必由之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言大有裨益，可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沿着既定轨道阔步向前，进而达到秉纲而目自张的效果。

一、以“领导之纲”确保“道路之目”始终拥有坚强核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6]40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增长，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约束的政党，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确立和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和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由于没有形成稳定性高和凝聚力强的领导核心，革命斗争也只是表现为个别领域、分散完成、自发进行的斗争。从“民族蒙羞、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近代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轻而易举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和顶梁柱，而是有着充足的实践依据和深刻的历史逻辑。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一手炮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奇耻大辱，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至于遭受亡国灭顶之灾，天南地北的仁人志士都进行了各种可能救亡图存的尝试。但无论是揭竿而起、势如破竹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掩耳盗铃、外强中干的洋务运动；无论是昙花一现、微不足道的戊戌维新变法，还是叱咤风云、威震四海的辛亥革命，最终都销声匿迹般地以失败落幕。就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政党峰峦林立、层见叠出，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曾有二三百个政党“粉墨登场”。这些政党言必称忧国忧民，立志以定倾扶危、济世救人为己任，但后来绝大多数都被历史全面遗忘和淘汰、为人民彻底忽略和抛弃。“吊民伐罪”的伟大事业迫不及待地需要新的领导机构和新的理论指南，如此中国人民才能一雪前耻[7]。在这种左右为难、抓襟见肘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国破家亡的境况中应运而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开启了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危机的新序幕。从此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有了坚强的领导保障，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于暗无天日之中呈现出新气象，中华民族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般地改变[8]。回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从苦难走向辉煌、从失败走向胜利的百余年奋斗历程，可以得出一个举国公认的基本结论，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就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夭折危险，中华民族也就不可能意气风发地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伟大新中国的建立，这绝不信口雌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民族复兴的可能，这绝不言过其实。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欣欣向荣的根本所在、兴旺发达的命脉所在，是人民饱食暖衣的利益所在、家给人足的幸福所在[9]。

党的十八大以前，由于国际国内等多种因素盘根错节，在个别地区和部门出现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信念缺失、党的建设失守、从严治党不力等系列参错重出的问题。因此，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不能让“打铁还需自身硬”只停留在“信誓旦旦”的口号层面，必须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以此推动全党的创造力、凝聚力、竞争力和战斗力在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中，分别得到明显提高、全面提升、有效增强和显著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0]，“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11]85，“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高度统一的”[11]9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1]94，等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3]26，有助于在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有针对性和有目的性的将党的领导全面落细落实落严落准，从而为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协调、稳步平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因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由之路，全面体现了党的领导的政治执行力和理论自觉性在事业发展全局中的积极运用，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散发的忠诚、责任、担当和智慧，这是确保党中央和国务院政令决策能够畅通无阻的可行之法、治国理政措施得以落地见效的有力之举。因此，全体中国共产党员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必须对党忠诚，把党和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恪尽责任，直面各种困难、迎接各种挑战；敢于担当，不惧任何风险、不怕任何压力；富有智慧，破解管党治党困境、善解治国理政难题。可见，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可以有效引导广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不打折扣、不做选择、不搞变通，以此协同带动党风政风民风为之一新。故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我们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党干事创业的“领导之纲”。

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的现代化道路和资本主义交往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社会，消费主义普遍盛行，市场逻辑、金钱首位、利益至上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同时贫富悬殊现象越来越突出、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治理水平低下、社会层面乱象纷呈，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很难得到实质性维护，这种现代化道路对于人类继续探索现代化转型之路而言俨然就是附赘悬疣之物。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鲜明特质之一，就是在实践层面逐步实现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把握“三大规律”的一致性，科学把握和合理协调了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使两者辩证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方面激发和创生于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积极融入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程，逐步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独具中国特色、彰显中国魅力、标识中国方案、融汇世界优势的现代化道路。正因为如此，这条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以资本利益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判若云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演进性、深刻的主体实践性和突出的时代创新性，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道路之目”的构成内容和基本要素[12]。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自发生成，而是党领导人民在解答中国议题、破解全球难题、回应历史课题的千辛万苦中逐渐开创的，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极有可能“胎死腹中”。因此，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踔厉笃行，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由之路作为“领导之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目”始终拥有坚强领导核心，从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获得平坦顺畅的发展前景。

二、以“主义之纲”确保“道路之目”始终不改旗帜方向

人类文明进程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得到极大地推进，在波谲云诡的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依然有不可忽视的国际引领力、话语体系依然有不可忽略的全球影响力，“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认为‘千年思想家’”[13]11。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传遍环宇全球并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全面推进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以全面嵌入和理性塑造的方式深度参与了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整体现状因此得以旧貌换新颜。纵观17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以独特的思想魅力和理论伟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被作为影响深远的世纪理论形态载入人类思想史册，以理论研究对象、理论发展成果和理论实践成效为主要依据，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进行透视，以其是否具有世界典型样本和世界历史意义，以及是否能够合理解释现实世界和深刻改变现实世界为重要依据，从而被人类冠之以人所皆知、人所共赞的“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称号[14]。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理论体系在内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由此而来的。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产生的几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飞跃，都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曾经多灾多难、举步维艰的悲惨命运。因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融入时代、科学表征时代、积极引领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等系列问题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深深镌刻在人类思想谱系的醒目之处和世界理论版图的显著位置，构成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源远流长的完整思想谱系和一源多流的整体理论图景，所以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显露中国气质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14]。客观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该重要思想产生的首要前提，离开了这个重要的实践场域和发展过程，就不可能形成所谓意蕴深长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以归根到底该重要思想就是我们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从大国强国昂首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正是中国理直气壮、勇往直前地走在“五个必由之路”上的时代，不断向逆全球化现象亮剑和向世界舞台中央挺进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开出标本兼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近代以来，全体中华儿女心中的共同期盼、强烈愿望和最大共识，就在于实现人民安生服业、国家富强壮大和民族复兴昌盛。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积极推动和正确领导下，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更是成为激励人心、震撼人心和凝聚人心的鲜明时代标识，集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明智选择和美好夙愿、整体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但如何才能实现上述这些远大抱负，并不能够天马行空地纸上谈兵，而是要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并一以贯之地付诸实践，否则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复兴昌盛最终就也只能是于无形之中冰消瓦解。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惧艰难、劳心劳力、苦苦探索，提出了唯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民人民安生服业、国家富强壮大和民族复兴昌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切实可行、稳妥可靠、安全可控的“必由之路”。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引我们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复兴昌盛的“主义之纲”。

现代化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衍生物，而是人的历史性活动和客观性实践的产物，是标识人类文明循序渐进的演进逻辑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的核心术语，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定历史形态的形成理路和存在方式，它表达的是人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阶段性发展样态和总体性历史过程[15]。人类现代化道路并没有道尽途穷，不会有千篇一律的发展方式和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时代条件下，现代化转型之路完全具备内生可能。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以资本驱动为重要前提，推动了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转型，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西方中心论”和“国强必霸论”等歪论斜调的价值扭曲和思想禁锢之中[16]。以人的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判若霄壤，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然呈现出新型现代化的智慧锋芒，它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17]。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早已融入新中国的“国家成长”历程，在70多年的不懈探索中体现了其奠基与开启、展开与深化、成熟与定型的发展理路，创新了人类现代化问题的破解之道，改变了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整体版图[18]。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顾名思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是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而是在把握中国与历史、中国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以实现人民安生服业、国家富强壮大和民族复兴昌盛为终极目标的现代化，因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实现人民安生服业、国家富强壮大和民族复兴昌盛，始终共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实践场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难以行稳致远，实现人民安生服业、国家富强壮大和民族复兴昌盛更将遥不可及。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就是以“主义之纲”把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旗帜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气吞万里如虎的伟大实践中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人间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激发社会组织力和统合效力，全面实现人民安生服业、国家富强壮大和民族复兴昌盛。

三、以“奋斗之纲”确保“道路之目”始终笃定必胜信念

尽管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贫困交加、疾病缠身，但他仍然“胸怀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13]3。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努力奋斗，就是在追求合理和正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等各方面需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奋斗观的实质精髓。无产阶级的价值追求是人民利益，与资产阶级狭隘利益观判若两然，资产阶级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无产阶级则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实现人类彻底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为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奋斗终生。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奋斗观内容不同、形态各异，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却在理念表达和目标追求的效果上与其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蕴含着中华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艰苦奋斗精神[20]。如表达自立自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1]，表达吃苦耐劳的“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22]，表达刚毅有为、勇挑重担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3]，等等。这些经典表述，都充分流露了先民关于奋斗问题的思考，昭示着他们为幸福美好生活而辛勤劳作、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在奠基立业、发展壮大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始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奋斗观，吸收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艰苦奋斗的精神基因，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共产党奋斗观，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奋斗观，创新性弘扬和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奋斗思想。为了发扬中国青年崇高而光荣的奋斗传统，激发广大青年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24]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到北平“进京赶考”的前夕，为了防止党内极有可能出现贪污腐败、奢靡享乐、懈怠疲惫、好逸恶劳等消极恶劣的东西侵蚀破坏党的肌体，毛泽东郑重要求全党要做到“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5]。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人民的积极配合和努力参与下顺利完成任务，毛泽东又强调要“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26]。面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实力弱的现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指出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27]。新世纪以来，面对充满艰辛、饱含创造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江泽民更是强调要“大力弘扬不懈奋斗的精神”[28]。针对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胡锦涛明确要求全党全国上下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29]，以利于真正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在国家建设上。诚如上述，无论是在战火纷飞、鸡犬不宁的革命年代，还是在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伟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矢志不渝、始终如一地秉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善于在奋斗之中谋出路、谱新篇和创佳绩。

“每一代人的活动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30]，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再美好的奋斗都将化为泡影。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谋事成事而言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老师。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百余年奋斗史，深刻启示我们：历史和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必须毫不犹豫地长期坚持、永不动摇。那些观望者、彷徨者、懈怠者和软弱者，都注定将被历史所淘汰和抛弃，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永怀赤子之真心、永念牺牲之惨痛、永葆奋斗之底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谙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创造不已的中华民族精神基因，他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以行促知，在崇尚奋斗中攻坚克难、在勇于奋斗中不负韶华和在乐于奋斗中砥砺前行，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瞄准新目标、擘画新蓝图、建功新时代、创造新业绩，引导亿万中华儿女在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树立奋斗志向、锤炼奋斗本领、提升奋斗水平和保持奋斗姿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31]“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32]“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33]。可见，奋斗和奋斗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坚守的重要原则，因为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古往今来就深深根植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勃发于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升华和凝结于中国人民奋发有为、如日冲天的创新创造中，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凝智聚才、凝神聚魂、凝心聚力的强大精神支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以鉴往知来的政治智慧不失时机地作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的重要论断，透彻揭示和深刻总结了党和人民之所以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奥秘和绝招就在于“坚持团结奋斗”，以团结奋斗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增添动力、汇聚合力、激发活力、汲取智力，从而奋力谱写新时代奋斗者的壮美华章。可见，“坚持团结奋斗”始终是党和人民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深厚底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鲜亮底色，这便是以“奋斗之纲”在百舸争流中乘风破浪，在千帆竞发中奋楫争先，在迷雾障碍中游刃有余，在乱云飞渡中措置裕如。

人类社会要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关系和谐稳定和物质财富极大提升，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满足人的基本生存获得更多选择，最终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取得更高水平的进步，那么现代化则是人类社会实现这些目标的必经阶段，这是人类文明由浅入深演进的必然趋势和由表及里提升的必然结果。尽管现代化肇始于西方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现代化也充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跨越人类发达水准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进程中，且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呈现出判若天渊的实践进路和理论升华，现代化在21世纪的中国则表现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34]。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你追我赶地踏上追求现代化之路，但较为遗憾的是大多数国家却深陷“国家主权”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抉择而不能自拔，不免落入了“西方圈套”、滑向了“西方轨道”，丧失了本身应该具有的独立性，最终走上了带有依附性的现代化道路。为此，在世界现代化浩浩荡荡的发展潮流和时代趋势下，中国依据独特国情、历史使命、世界经验和文化传统，坚持走出一条兼具主体性和自主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现代化道路，正确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左支右绌的尴尬局面，避免了沦为全球价值链底端而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种种可能结果，在实现民族复兴和人类社会发展逻辑中，承担着引领世界文明走向的时代使命和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任务[35]。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在立志气、树骨气和强底气的接续奋斗中苦苦寻觅才找到的，这便充分流露出中国人民够自信、敢自立、重自强的团结奋斗精神[36]。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途径，所以不难看出全党全国人民敢担当和勇作为的桥梁纽带正是团结奋斗。故而，在“奋斗之纲”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当笃定必胜信念，用深刻的理论思想与成功的实践经验，着力破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业已形成的深根固柢的理论桎梏和居高临下的话语垄断。

四、以“理念之纲”确保“道路之目”始终充满发展奔头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37]一般而言，“固然”与“应然”就是任何理念在适当条件下都会表现出来的某种结合状态，发展理念当然也不例外。发展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主题，发展理念对发展目标和行动起到引领性效果。发展理念对头不对头、管用不管用，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进度、发展的成效乃至发展的成败。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升和实践进程的推进，辩证法思想从德国古典哲学中脱胎换骨到近现代社会的高级理论形态表现为唯物辩证法，而发展观又是唯物辩证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不可忽视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人类自古以来最全面、最丰富、最透彻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但唯物辩证法从来不是死板的理论、抽象的教条和僵化的观念，其现实形态和理论蜕变总是在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实践交织结合的过程中焕发活力、生机盎然的。同人类所处的自然界并无大相径庭的区别，唯物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并非一定不易、人的思维方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在现实中总是表现出不断运动、永远变化和始终发展的态势，普遍性是发展显而易见的重要特征、客观性是发展彰明较著的基本特性，其最终实质就是从根本上决定着某个事物是否具有前进、上升和进化的某种可能性，表现为新事物引领旧事物，甚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谋求人类社会解放和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过程中必须树立正确、科学和管用的发展观，善于分析事物纷繁复杂的发展进程和把握事物深层内在的发展规律，从而制定能管用、行得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此为基础彻底推翻使劳苦大众深恶痛绝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从而建设人人期待的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人向往的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宏伟夙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辩证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走向和发展前途，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和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并由此提出了高屋建瓴、切中肯繁的人类社会发展学说。囿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亲眼目睹人类社会的美好场景，但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等忠实继承者完成了这个夙志宏愿。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体现了辩证法的特质、拓展了认识论的内涵、反映逻辑学的要求[38]，所以列宁开门见山地指出这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39]。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百余年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党根据实际情况先后提出了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系列真知灼见的发展理念或发展措施，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坚持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实现自身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而开辟了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全新境界，以全新的发展思想一举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久经磨难、积贫积弱的悲惨境遇和中华民族日暮途穷、负重前行的落后境况。

发展理念是关于为何发展、如何发展的思想认识和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科学的发展理念往往就是对发展经验和发展教训所做的深刻总结和全面反思，同时又是对发展现状的科学把握和发展趋势的准确研判。放眼全球、纵观历史，那些发展速度之所以较快、发展潜力之所以较大、发展成就之所以显著的国家和民族，是因为树立了正确的发展理念，走上了强基础、固根本和利长远的发展路子。反之，那些发展方式滞后、发展动能不足、发展优势欠缺的国家和民族，往往都是因为没能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甚至通常都会走上“竭泽而渔”的发展路子。在当今世界，这样的发展现况比比皆是，既形成了许多稽古振今、以往鉴来的成功经验，也出现了不少停滞、失衡、污染、失序、破坏、封闭、僵覆等不堪回首的失败教训[40]。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跋胡疐尾的国际社会环境和举步维艰、不猧不魀的国内发展任务，全党全国人民以“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决心和毅力，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拼搏进取精神为动力，坚持稳中有进、进中求稳的工作总思路，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都实现了改革有力度、发展高效率和稳定有保障，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在接续发展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但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旧突出、不协调问题照旧严峻、不可持续问题依旧存在，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上下交困的攻坚期、经济发展进入变化莫测的新常态之后，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更加昭然若揭。面对新的发展变化和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我们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谋求新的发展出路和开辟新的发展领域。因而要正确认识、努力适应、积极融入和全面引领新常态，进而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就迫切需要切实可行的全新思路和行之有效的全新举措。可见，如何才能更好地破解不一而足的发展难题、夯实单薄脆弱的发展基础和厚植潜力巨大的发展优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开创性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为我们谋划远景目标、形成内在优势和创造发展成就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41]。五大发展理念的政治导向性和战略指引性清晰明了，它从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格局和发展路径等方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故而，“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成为“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1]。因此，该理念是夯实发展根基、开辟发展道路、谋求发展前景的纲领性理念，刻画出了当代中国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理论升华和实践创造相协调、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配合、立足国内和放眼全球相统筹的完整逻辑体系。所以，这一“理念之纲”必将在现代化事业建设中焕发勃勃生机、释放巨大能量和形成强大硬实力。

从人类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和特殊性场域来说，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显著标志，也是世界历史几千年演进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开创现代化文明的重要推手。毋庸置疑，现代化即人类社会从刀耕火种、耒耜耕种的传统农业文明，向高楼林立、技术层出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它突破了以往传统文明的保守性和超越了以往传统文明的狭隘性，是生产力日新月盛和科技发展水平日就月将的必然结果，曾长期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被视为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都必须选择的独一无二道路[42]。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在“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实现的，使人类共同创造的整体文明狭隘片面地服务和服从于少数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利益需求，因而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裹挟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也不由自主地产生着诸多条条框框不同程度地束缚和羁绊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43]，中国独树一帜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历史人文、总体国情和现实语境，决定了中国无可厚非地要走一条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人类发展规律、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44]。客观而言，世界现代化文明谱系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诞生而得到了有效拓展，突破了西方国家曾长期自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资本主义文明模板，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招摇撞骗的把戏和弄虚作假的基因，从多个层面彻底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不可一世的发展逻辑，有效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积重难返的矛盾灾难，开辟了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新路径，为世界现代化增添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形态，充分体现了人类现代化道路兼具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45]。综上所述，人类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发展道路的选择，人类文明走向归根结蒂体现了发展理念先进与否，故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就是对古今中外文明基因的时代性转化、文明资源的创新性运用和文明理念的创造性发展，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繁荣富强的关键之举[46]。因此，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向而行、同向发力，目的就是要努力实现我国发展壮大和繁荣富强，因而“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1]，甚至可以认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念之纲”的正确指引下始终充满发展奔头，将继续谱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绚丽华章。

五、以“治党之纲”确保“道路之目”始终永葆生机活力

管党治党的过程和结果，最终都需要通过党的建设才得以具体表现和顺利完成。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取得执政地位、要继续巩固执政地位的政党而言，执政党在管党治党上采取怎么样的理念和措施对于现代政治社会的意义非同凡响、对于现代政治国家的价值不同寻常。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合理范畴和推进程度，既决定了现代政治社会的演变历程是否顺利完成或遇到困境，也决定了现代政治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否顺利进行或面临阻碍。一般而言，执政党通过系列富有成效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来促使自身永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进而完成政党领导现代政治社会的重大而艰巨的时代责任，完成政党领导现代政治国家的神圣而光荣的历史使命，这样不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大力推动党的建设与现代政治社会实现有机融合，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有效推动党的建设与现代政治国家实现科学结合，这便是任何执政党任何时候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47]。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强化党群干群关系以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重要出发点，重点围绕“为何建设党，如何建设党”这一历史性、时代性课题进行了宵衣旰食、乐此不疲的伟大探索，先后完成了革命时期“约束式”管党治党、新中国成立初期“运动式”管党治党、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度化”从严治党和新时代“治理式”全面从严治党等历史飞跃[48]，党的建设也因此先后出现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重要提法[49]，就在此过程中管党治党、净党纯党、护党强党的新境界得到不断开辟，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虽然历经百余年的艰苦探索和沧桑巨变，但却仍然具有欣欣向荣的基因密码和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50]。尽管党的建设在不同时期的称谓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一个踌铸满志、叱咤喑呜、无往不胜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治国治党不可顾此失彼、避重就轻，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将治国治党有机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针对全党存在管党不力的复杂现状和治党不严的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加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系统部署，以振聋发聩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和掷地有声的“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庄严宣告，躬身践行、以上率下，明确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等重大问题，要求管党治党不松懈、扶正祛邪不停顿、反腐肃贪不手软、正本清源不歇脚，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集中整饬泥沙俱下、影响恶劣的党风问题，严厉惩治屡禁不止、破坏极大的腐败案件，有效规范了党内政治规矩、提升了党内政治觉悟、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涤荡了党内政治风气，党内政治生活万象更新、党内政治面貌今非昔比，党心有效凝聚、民心有力聚拢，为顺利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可靠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51]为此，党中央坚持“打虎”不手软、“拍蝇”不惧怕、“猎狐”不松懈，以思想建党为基础、组织护党为前提、纪律强党为支撑、制度治党为保障，在防患于未然中实现腐败存量减少与腐败增量控制的协同推进，以此有力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各方面一体推进和全方位同向发力。尽管宽松软的管党治党现状，在全党的努力下已逐步向严实硬转变，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确保党和人民一往如前地想在一起、聚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客观现实问题。鉴于全面从严治党在伟大斗争中所形成的宝贵经验，为了继续巩固全面从严治党在殊死较量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1]。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所郑重强调的这一必由之路，目的就是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治党之纲”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破浪前进、扬帆远航。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30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现代化进程率先发轫和快速发展于生产力高速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变革。在人类现代化羊肠九曲的历史实践中，它使得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蒙昧社会转向理性社会、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发生不可逆转性转变的过程中，创造出许多全球公认的文明成果和举世皆用的技术成果。然而，西方现代化在建立生产关系、改善生存境遇、协调社会关系、提供技术服务、满足产品供给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衍生出系列积性难改、回天乏术的痼疾和挥之不去、愈演愈烈的痛楚。这就迫使后发展国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思考和慎小谨微地选择新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进而努力走出一条曾长期认为除了西方现代道路模式就别无他选的路径依赖窠臼。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一条超凡脱俗的现代化之路，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道路借鉴。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规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诸多弊病，并呈现出昂扬奋进、举世无双的强大生机活力，很大程度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都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领导核心，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且能够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凯歌前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到刀刃向内、镇定自若、忍痛取舍，善于开展自我革命、勇于进行从严治党，早就将自己的生死荣辱、胜败兴衰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紧紧结合在一起，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厚积薄发、行稳致远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因此，“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保驾护航，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治党之纲”的指引下生机盎然、活力如初，这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