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春林

[提要]近20年来，文化进化的微观社会心理机制研究成为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且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基于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探讨文化进化的微观社会心理机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特有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认知能力是人类进行文化学习并促进文化进化的社会心理基础；文化的高保真传递和创新是文化进化的双引擎。文化进化微观机制的研究为我国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作用。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文化进化微观研究的相关成果，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学界普遍认为，文化进化是人类相较其他灵长类动物最具独特性并保持优势的关键因素。文化进化论作为文化人类学第一个系统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近20年来，本领域学者从心理学和进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对文化进化进行微观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学术界虽然对文化进化这一课题关注不多，但近年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具体实践过程中，对文化传承与创新都高度重视，因此，加强文化进化微观机制理论研究很有必要，它无疑会对我国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本文拟系统梳理和总结国外文化进化微观社会心理机制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一、文化进化的研究演变及实质

文化进化论于十九世纪60年代诞生后，经历了许多起伏波折，一度遭到抛弃而中断，但二十世纪中期，新进化论逐渐兴起。此后，文化进化论不仅在人类学，而且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域产生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学术研究热情至今未衰。从研究的总体情况看，直至二十世纪80年代，研究者基本上是从宏观的、整体的层面研究大规模的文化模式及其动态发展，也涉及不同文化模式的比较。坚持宏观、整体层面的研究，拒绝还原论，不将文化现象简化为个体的心理现象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机械地割裂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体的有机联系，忽视从个体的活动和心理过程来解释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变异，则走向了极端，难于解释文化进化的微观过程和具体机制。事实上，任何群体或社会的文化都是负载于个体身上的，既通过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又通过个体的学习和内化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同时，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积累与进化依赖于个体的努力和贡献。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进化的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采用数量统计的方法，建构文化进化的模型[1]；二是从微观、个体的层面探讨文化进化的社会心理机制[2]。Cavalli-Sforza，Feldma，Boyd和Richerson将数理统计方法用于文化现象的分析，认为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从本质上看，都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他们所建构的文化进化模型中，种系是由若干个体组成的，每一个体都拥有所属种系的一整套文化特质。该模型还确定了一套微观进化的过程用以说明文化特质随时间而变异的机制。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进化论研究引入比较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从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的角度探讨文化进化的微观社会心理机制，代表人物有Tomasello，Mesoudi，Henrich，Legare，Harris，Heyes和Csibra等。研究者从跨学科的视角，以个体基于社会认知的文化学习揭示文化进化的微观机制，认为文化就是人际传递的信息，文化传递是通过模仿、教学、语言沟通等社会学习过程实现的；文化进化是以达尔文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类似(但不等同)于生物或基因进化。

二十世纪90年代，从微观水平研究文化进化的学者Boyd，Richerson和Tomasello在比较人类文化和非人类文化时，采用了累积性文化(cumulative cultural)和累积性文化进化(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两个概念，借以说明人类独特性和取得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辉煌成功的原因。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某些非人类物种也具有社会学习的能力，存在群体间的行为差异，但只有人类文化才具有累积性。Boyd，Richerson指出，人类文化是在世代延续中变化、变异和积累，融入新元素后不断传承下去，绵延不绝，这种受文化传递影响所产生的行为是单独个体无法完成的[3]。Tomasello认为，一些个体或群体首先发明的人工产品或实践，被后来的使用者做出改变或改善，新的产品或实践在某个时间点上又被后继者使用，并进一步改进，人类的文化就这样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更新。Tomasello将文化的传递及在传递中的创新称作“齿轮效应”(the ratchet effect)[4]。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无法说明文化的反向传递和在传递过程中的创新。实际上，“累积性文化”或“累积性文化进化”与“文化进化”并无实质区别，只是前两个概念更凸显了文化进化的变异、补充、更新和日益丰富，并从微观的社会心理机制对文化进化进行了解释。

微观取向的文化进化论者基本上都把文化理解为特定群体中社会传递的信息。Richerson，Boyd认为，文化是影响个体行为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个体通过教学、模仿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传递从同类中的其他个体那里所获得的[5]。Laland ，Hoppitt持类似的看法，认为文化是群体成员共享的群体典型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依赖于社会学习和传递的信息[6]。文化进化论实际上就是研究这些信息在社会传递中是如何演变的。Tomasello认为，人类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更加适应的方式在变化，不断增加由不同个体做出的改变，并朝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着作用。这个过程可以称作累积性文化进化或齿轮效应。无论是人类制作或生产的物质产品，还是语言和宗教仪式，在时间演变的过程中都变得越来越复杂，显示出累积性文化进化的特征[7]。

二、文化进化的途径：从社会学习到文化学习

一般认为，灵长类动物都具有学习的能力。从学习的适应功能来说，社会学习比非社会学习①对人类和其他动物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社会学习指在社会环境中，受到同类其他个体的影响而产生的学习，学习者通过观察、模仿而学会示范者的行为。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针对人类的社会学习指出，所有的学习现象都是从观察别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在替代的基础上所发生的直接经验那里来的[8](P.12)。

Tomasello等认为，人类和灵长类动物都具有社会学习的能力，但文化学习是人所独有的。文化学习尽管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进行，但在文化学习中，学习者不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他个体活动的目标或方向上，而是以其他个体看待活动情境的方式那样看待情境，也就是以其他个体的视角看问题，并且学习者和他人同时在以对方的视角看问题。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内化他人所展示的活动以及社会互动中成人所做出的示范或指导，更重要的是内化了互动对方的视角和观点。这些学习结果以认知表征(cognitive representation)的形式储存在学习者头脑之中，在学习结束后继续指导学习者[9]。

文化学习也是一种社会学习，但人类的社会学习与动物的社会学习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Tomasllo将人类的社会学习称作文化学习。具体来说，人类的文化学习与动物的社会学习的区别表现在：(1)动物和人类在学习中的关注点不同。人以外的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等通过观察示范者在特定环境中完成的活动，可以复制活动的效果，但无法复制示范者行为的意图。人类幼童在观察他人的过程中，则更多地注意示范者的行为，也关注示范者行为的结果，但他们可以更自然地、更熟练地分析达成行为结果的行为技术[10]。(2)动物和人类的学习方式不同。模仿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学习方式；动物更多模仿的是示范者行为的结果，而人的模仿指向于示范者的行为、行为意图和结果。人类会仅仅出于社会性原因，即为了表现得与他人相似而模仿，愿意遵从他人。在Tomasllo看来，仅仅为了表现得与他人相似而模仿他人，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适应和文化功能，这也是人类文化和文化传递，包括语言获得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新生代除了模仿学习，还接受成年人进行的专门教育，成年人向儿童传递社会规范，期望和要求新生代按一定的方式行动，让儿童知道某些事情不仅仅是按某种方式去做，而且应该这样去做。总之，人类的模仿、教学和规范保证了人类社会信息代际传递的忠实性[11]。(3)动物和人类学习的环境或条件不同。尽管动物的社会学习是通过观察同类的行为，受到同类的影响而进行的，但这种社会性是很微弱的。学习者从同类其他个体获得信息与从物理环境获得信息没有实质性区别，动物之间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实质性的社会互动和相互影响。而人类的文化和文化传递从根本上说是合作性的。人类更多从事的是合作性活动，如进行沟通与合作解决问题。人的文化学习是在合作性的活动和沟通中接受他人的示范、教育、期望和指导。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影响。

三、文化进化的社会心理机制

文化进化的微观社会心理机制研究，将人类之所以能够取得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文化成功，归结于人和动物的学习能力在根本上具有差异性。研究者认为，人类特有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认知能力是人类进行文化学习、促进文化进化的社会心理基础[12]。研究者从微观层面解释文化学习与文化进化，采用比较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前者主要比较人类和人类的近亲——类人猿特别是黑猩猩在社会学习方面的差异，并借以论证文化进化是人类文化的独特属性；后者主要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研究个体从出生开始，在生命早期阶段文化学习的发展以及支撑文化学习的个体对社会认知的发展。

当然，人类的文化学习不仅仅是接受前人积累的文化，个体在接受他人传递的信息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也在对传承的内容进行修正、补充，不断创新，为人类的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元素。人类文化学习的传承和创新依赖共同的社会互动机制，传承与创新也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这对个体来说，接受与创新是文化学习的双重任务。尽管文化的接受与创新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对文化进化的微观社会心理机制的陈述分为两个方面进行，即首先梳理相关的社会互动机制，再陈述文化接受和文化创新各自所依赖的心理机制。下面对国外近30年来，关于文化进化的微观社会心理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具体的梳理和总结。

(一)文化学习的社会互动机制

人类的文化学习是在社会环境中通过社会互动，接受他人的影响而进行的。个体的文化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个体通过参与社会互动，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互动是儿童日常经历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境，为儿童提供发展若干重要技能和传输丰富社会情感、认知和文化信息的机会，儿童在社会环境和互动中发展认知能力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环境[13]。具体来说，文化进化论者围绕人类文化学习和文化进化的社会互动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模仿。模仿指个体在社会学习的过程中对示范者行为的复制，是学习者在无外界控制的条件下复制他人的行为。真正意义上的模仿，是同时复制他人的行为和目标[14]。人类的模仿学习除了工具性原因，还有社会性原因。个体模仿他人是为了显得与他人相似，认同他人并与他人建立联系，不一定是为了学习新的东西，而是为了表现其对群体的认同和依赖，这就是“社会性模仿”(social imitation)[15]。儿童不仅仅为了与他人建立关系而显示与他人相似，还会觉得有必要遵从他人或群体，以至于他们愿意忽视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或爱好，这种现象被称作“遵从”(conformity)或“过度模仿”(overimitation)。研究发现，儿童有更强烈的动机模仿和过度模仿成年人；与同伴相比，他们更强烈地遵从由成人组成的大多数，更愿意遵从成人的规范而不是同伴的规范。也就是说，在文化传递过程中，儿童很自然地从成人那里获得文化信息[10]。儿童不仅模仿学习公开的行为，而且学习他人的行为意图或目标；不仅学习有用的工具性行为，而且为了与群体中的他人建立联系而模仿他人的行为，甚至模仿那些与目的无关的行为；为了符合群体的规范性期待而遵从文化习俗，并且要求同伴像他们自己那样遵从习俗[16]。

人类的高保真模仿(high-fidelity imitation)倾向对于累积性文化传递是至关重要的。文化的积累需要两类不同性质的高保真传递：(1)工具性知识与技能；(2)社会习俗知识与技能。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儿童自身的模仿倾向还是从抚养者的传授来看，社会习俗性知识与技能比工具性知识与技能会受到更高程度的高保真模仿和传授[17]。

2.教学②与指导性学习。事实上，从孩子出生开始，成年人就试图对他们进行教学或指导。Tomasello等区分了指导性学习(instructed learning)和支架式学习(scaffolded learning)。在支架式学习中，成人为儿童提供帮助，如简化任务、引导注意力，成人通过多种方式提供“支架”以促进儿童理解和完成任务。在指导性学习中，儿童学习成年人如何对任务进行理解，并将自己的理解和成年人的理解进行比较；通常在儿童需要做出重要决定的紧要关头，成年人有意识地借助言语活动调节儿童的行为表现，儿童则从成人的角度理解成人的指导，也就是进入对任务的主体间理解(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儿童在后继相同或类似的情境中调节自己的行动时，会明确执行成人之前所进行的指导。指导性学习意味着儿童内化成人指导，并以此调节自己后续的行为。儿童一般在四岁左右开始出现这种学习[9]。

儿童在指导性学习中，既能理解教学者教他的意图，同时也信任教学者传递的信息，并将信息恰当地推论到更广泛的同类对象和活动之中。

3.协作。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参与群体活动，而群体活动是合作性的。在群体合作性活动中，Tomasello认为，“共享的合作性活动”(shared cooperative activities)具有重要的文化进化意义。他概括了共享的合作性活动的三个特征：(1)参与者有共同承诺的目标；(2)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参与者的角色是互换或互补的，他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意图；(3)参与者在承担角色时，有相互帮助的动机和意愿[18]。

研究发现，婴儿在9个月时出现认知发展的重大转变，他们开始在共同的目的性活动中进行互动，表现出“共同注意”(joint attention)。个体发展早期出现的共同的目的性活动，最初的互动对象是提供协作支持的成人，然后是同伴，在活动过程中产生了社会关系的新维度：(1)合作伙伴间的对等、相互尊重和公平感。为了追求共同的成功，合作伙伴必须是平等的，他们必须互相转换角色，遵守相同的标准，彼此对等或公平；(2)相互信任，对合作有共同的承诺；(3)规范性的关系网络。合作伙伴遵守相互理解和默认的规范性标准，以尊重的方式对待对方，参与合作的各方都感到有义务信守承诺，如果一方不守诺言，就会受到其他人的批评和抗议，失信者应该接受批评[10]。

Tomasello等认为，合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是人类文化学习和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合作学习是合作伙伴面临共同的问题，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共同建构知识，并将知识进行内化。在合作学习中，儿童与同伴共享问题情境的表征，对于问题解决方案各抒己见，相互辩驳和质疑，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共享对问题的理解，寻找最佳方案，这是促成儿童认知发展的关键。总之，合作学习可以使儿童获得更多更高质量的信息、与他人共同建构知识和技能，还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认知和元认知技能，可以培养儿童尊重理性陈述和辩论的规范。此外，合作学习还可以使儿童为他们的活动建构共同的规则，并且在他们看来，这些规则应该适用于参与活动的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发生相互辩驳，但他们各自陈述理由，证明自己主张的正当性[9]。

4.沟通。人类的沟通，特别是语言沟通，是文化传递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互动的核心要素。从个体发生的角度看，沟通是从早期的姿势语或体态语开始，逐渐发展到语言沟通。Tomasello对此做过较系统的考察，建构了人类沟通的合作模式。该模式的含义：(1)沟通者和接受者共同产生成功沟通的意图，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2)人类的沟通行为是建立在对周围情境的共同注意和共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3)人类进行沟通有着基本的亲社会动机，如帮助他人知道某些情况、与他人自由地分享情绪和态度；(4)参与者共同假定他们是为了合作而沟通，甚至认为合作是沟通的规范；(5)作为人类最高层次的沟通工具——语言，从根本上说是共享的，沟通的参与者知道他们是在以相同的理解使用语言进行沟通[19]。

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婴儿在9个月时就表现出与他人共享意图的能力，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人类特有的姿势语沟通。婴儿的姿势语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不仅仅要求他人为自己做什么或吸引他人注意自己，而且引起他人注意自己关注的外物或外界情形。这表明他们具有共同注意和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能力。个体发展早期出现的这类沟通行为，是语言发展的基础。语言沟通意味着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借助语言工具，通过言语活动达成共同的理解和意图，共享情绪和态度。个体语言的获得需要两套基本的技能：(1)读懂意图(intention-reading)，即理解沟通过程中涉及的语言的含义和对方的意图；(2)模式发现(pattern-finding)，即掌握沟通的结构或规则。个体语言的获得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创造的认知和社会交往工具的获得[10]。语言是前人创造的文化产品，承载着前人的思想、智慧和价值观，个体获得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过程。

(二)文化学习的心理机制

不同的人类文化共同体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如人工制品、符号、实践方式、社会机构和制度等。新生代是在他们出生前就已存在的文化生态位中成长和发展的。儿童为了能够在自己所处的文化群体中有效地适应和生存，必须学会使用物品和工具，参与文化实践，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这就要求他们具备相应的社会认知技能。儿童早期形成的社会认知技能是儿童学习和吸收文化共同体的知识和实践的心理基础，也是一般认知能力发展的基础，这被称作“文化智力假说”(cultural intelligence hypothesis)[20]。文化智力强调人所特有的社会认知能力是文化学习的基础，文化学习发生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如何理解人成为文化学习过程的组成要素。个体能够理解他人的目的、动机、信念和行为策略等社会认知能力为个体的文化学习提供了心理支持，这也是文化传递和积累的基本保证。

Tomasello等结合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等建构了个体学习和吸收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心理机制。他们提出，社会认知发展的实质，体现在个体不同发展阶段对人的不同理解上；人类独特的社会认知，从个体发展的角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个体对他人的意图或目的的理解先于对信念的理解，即最初把人理解为有目的的行动者(intentional agents)，再逐渐把人理解为全面的心理行动者(mental agents)。下面做具体介绍[21]。

1.把人理解为有目的的行动者。一般婴儿在6个月时就能和他人进行情绪方面的互动， 表达情绪。9～12个月时儿童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互动行为，表现出共同注意，即儿童、成人和外物三方关联互动，标志着儿童与环境联系方式的重大转折。当儿童把他人理解为像他们自己那样的有目的行动者时，就开始从事共同注意的互动。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跟踪成人的目光、将成人作为社会参照对象、像成人那样对物体进行操作，能够“进入”成人对外物的注意和行为当中；他们也主动以姿势语，如用手指或手势语指引成人的注意或引起成人对他们感兴趣的物体产生他们希望的行为，使成人“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大量研究表明，1岁儿童具有理解他人目的、意图、感知和行为的认知能力，即能够把他人理解为有目的的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者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主动选择达到目的的行为手段以及他们所关注的有助于目标达成的对象。总体来看，儿童从1到4岁能够内化特定情境下与之互动的特定对象的观点，参与共同的意向性(shared intentionality)。

2.把人理解为心理的行动者。儿童在4岁左右便能够较全面、准确地理解他人的心理，推测和判断他人行为的意图和信念，而语言对于这个阶段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儿童在1岁半时就可以学会使用语言进行对话和交流。儿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当成人用不同的词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某个对象，或用“认为”“知道”“相信”等话语方式表达主体的心理活动时，可以为儿童提供处理心理方面问题的表征形式。这些语言经验对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外，换位式对话(perspective-shifting discourse)也是至关重要的。儿童在2岁后开始使用较高级的语言技能与他人进行较复杂的交谈，表现出真正的意见交流，他们经常模拟他人的观点，将他人的观点与自己的看法联系起来。这对于儿童理解他人的心理，将他人作为心理的行动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儿童与成人的对话中，成人往往以一定的文化标准或价值观对儿童的言行进行评价，儿童则内化成人传输的规则或标准并用以反思和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此时，儿童不仅与特定他人互动，参与共同的意向性，而且与代表更一般的文化观点和规范的成年人互动，参与集体的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特有的强大认知适应能力改变了认知进化的过程，使个体获得认识和理解他人的能力和动机，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际互动，包括社会学习的性质，使人类的文化传递成为可能。人类的文化凝聚着前人适应和改造环境的目的和智慧，儿童通过与成人的互动，获得对成人心理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能够学习和理解文化，实现对文化的内化。个体社会认知的发展和成熟，文化智力的获得，为文化进化的宏观过程提供了微观解释的机制和依据。

(三)文化创新的心理机制

从种群的角度看，文化进化是文化知识高保真传递和不断增加创新元素的结合，每一代人既需要传承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也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Dean等认为，文化特质的不断更新，及其复杂性和有效性不断提高，是累积性文化的重要标志。人类累积性文化是高保真文化传递和不断进行创新的结果[22]。群体的文化积累和发展依赖群体成员的文化创新，个体创造的新文化元素不断被整合到群体文化之中。Legare和Nielsen提出，模仿和创新共同支撑儿童的文化学习，也促进了人类积累文化的能力。他们将模仿和创新称作文化学习的双发动机，但二者在不同类型的文化学习中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于工具性学习来说，随着经验的增加，高保真的模仿学习逐渐减少，创新逐渐增加；对于习俗的学习而言，即使经验增长，高保真模仿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创新很低[23]。由于个体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工具性学习中，因此文化进化论对个体创新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自然领域或物理环境中的工具制造、问题解决等行为。总的来看，目前文化进化领域对创新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积累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下面对这方面的研究做具体介绍。

1.文化创新的含义。研究者倾向于从人类和动物比较的视角，探寻创新的共同本质，一般都强调个体新行为的产生。例如，Carr等提出，行为创新就是新颖的、有用的、有传递可能的，并经过学习产生的行为，它可能产生于非社会性学习(独立创新)，也可能产生于非社会性学习和社会学习(通过对已有行为的改变)的结合，其目的是成功地解决新问题或以新的方式解决老问题[24]。Benson-Amram 和Holekamp认为，创新就是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方案或为老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个体必须恰当地选择和组织先前的行为和新的行为[25]。总体来看，文化进化论者对个体创新的理解都是强调行为方面的创新，认为行为创新是个体通过学习，在已获得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新行为或对原有行为进行改造或转换，排除了偶然发生的行为或纯粹因为生理成熟或生理变异表现出来的行为。

2.文化创新依赖的心理要素。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参与创新的心理要素，具体指：(1)物理认知与因果推理。个体对环境客体属性及因果关系的理解有助于发现问题解决的必要条件，探寻满足这些条件的新目标或新行为；因果推理是对事物之间共变关系基础的因果关系的理解，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什么结果就意味着知道怎么改变事物以适应自己的需要[24]。(2)恰当安排行为顺序。创新行为经常涉及按新的顺序或在新的情境中将多个行为联系或组织起来，因此，恰当地安排行为顺序对于行为创新是非常重要的[26]。(3)好奇心与探究心。好奇心驱使个体保持学习和发现的动机，激发个体的探究欲望，使个体尝试用多种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24]。(4)发散思维。发散思维与功能固着相反，它是多角度、多维度思考，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的方案。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要素[24]。(5)抑制性控制。这是指放弃不恰当或不成功的行为策略，尝试新的行为策略。某种行为虽然在先前的情境中成功，但可能在新的情境中是失败的，因此，抑制不恰当的行为对于创新是非常重要的[27]。

二是妨碍创新的心理因素。Brosnan和Hopper归纳了5种妨碍创新的心理机制：(1)恐新症(neophobia)，即害怕接触新的对象，不愿探索和学习新的技能，不改变现有的行为模式；(2)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可以保护个体免受失败的代价，但降低了创新或传递创新的可能性，使个体不能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案；(3)遵从(conformity)，即随大流，既限制个人创新，也使个体抵制创新的传递，从而强化同质性，扼杀异质性；(4)功能固着(functional fixedness)，习惯于物体或行为现有功能的发挥，无法突破，不能发展或设想物体或行为的新功能；(5)禀赋效应(the endowment effect)，即对已有的对象表现出特别的偏好，放弃新的追求或选择。上述机制的共同特点是，个体倾向于坚守熟悉的行为，采用熟悉的行为套路，无法探索新的行为方式[28]。

四、研究意义及展望

文化进化的微观研究从个体心理发展，特别是社会认知的发展解释人类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文化学习，揭示了文化的高保真传递和创新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者认为，人类的祖先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认知能力，这是人类文化与其他动物文化产生本质区别的根本原因。研究者通过对人类个体心理发展的详实考察，结合比较研究的资料，具体说明人类独特的文化学习过程和社会心理基础。这种研究取向与从考古学、历史学及传统文化进化论等学科视角对文化共同体模式的特点和演变进行的研究，形成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的互补和相互支撑，二者的结合能够更具体、更翔实地说明文化进化的样态、基本规律和微观表现。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实践领域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和创新，但意识上的重视和学术研究、具体实践状况还存在较大的反差。和晓蓉、和继全指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应当是一个具有强大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特征的综合应用领域，但我国目前的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依旧是一个实践超前而理论严重滞后或缺失的领域；现有的研究与实践表现为事项性、地方性、行业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理论与实践脱节、实践超前无序等；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的建设仅在起步阶段[29](P.1-2)。当然，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研究是一项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研究和理论建构。我们认为，文化进化微观社会心理机制的研究应该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指导文化传承和创新实践。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我们从学理上研究清楚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心理机制和心理规律，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开发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有效策略和方法，真正使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文化进化微观社会心理机制的研究正好可以为此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操作性的实践方案。

当然，由于国内外文化进化微观研究的时间不长，这方面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有鉴于此，我们对未来研究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

1.拓展文化内涵，对文化学习进行更全面的研究。由于微观研究试图从比较的视角揭示人类文化进化的起源和人类文化学习的独特性，此前的研究基本上将文化限定在动物和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策略方面，特别是简单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物理环境中问题的解决和一些简单的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窄化了文化的内容和内涵。这只涉及人类文化的表面化部分，忽视了人类文化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结构，特别是价值观、伦理道德和精神信仰等深层次核心内容。未来研究在文化内涵上需要拓展。

2.拓宽研究对象的年龄段，从儿童向青少年和成年人延伸。由于前期的微观社会心理机制研究是从个体发生学的视角揭示人类个体社会学习和文化学习的发生、发展，从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形式以及社会互动依赖的社会认知能力的发生发展解释文化传递和创新，因此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低幼年龄儿童。但事实上，文化学习是个体持续终生的任务，特别是青少年和成年人是文化创新的主体推动力量，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拓展研究对象的年龄段，加强对青少年和成年人文化学习和文化创新的社会心理机制的研究。

3.注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揭示不同民族和地域群体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多样性及其成因，特别是个体成长所依赖的社会文化生态对文化学习、文化创新的不同影响以及不同影响如何导致群体间文化进化的差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未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不同文化群体中儿童的养育方式和社会化过程的比较；不同文化群体中儿童文化学习内容的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中儿童社会化过程和文化学习的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社会认知能力和文化学习策略及其年龄差异的比较。这些研究可以为人类文化的变异和多样性提供深刻的洞见。

4.重视与文化进化相关的生物进化的研究。国外文化进化论对文化与基因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已展开一定的研究，提出了双重继承理论(dual-inheritance theory )或基因与文化协同进化理论(gene-culture coevolution)。这一理论强调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文化进化与基因进化是交互作用的，文化特质的进化改变了基因选择的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从而导致基因的改变；基因通过影响文化学习的心理倾向而影响文化进化，人类积累和传递文化的能力来源于受基因进化影响的心理机制。这一理论取向为进一步研究文化进化心理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重视。

注释：

①与“社会学习”相对应，“非社会学习”，指不涉及面对面的社会互动的学习，是个体化的学习。

②在教育学中，一般指在学校课堂上，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活动。本文的教学是更广义的，泛指有知识经验的人，主要是成年人有意识地指导未成年人学习的活动。不管是狭义的课堂教学，还是广义的教学，都包含了教与学两个相对应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