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佩红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诚如著名电影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所言，“人们通常称作‘电影’的东西，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范围广阔而繁复的社会文化现象”。［1］自1895年诞生之后，电影因其强大的叙事能力及奇观化的影像效果，逐渐成为新兴的娱乐方式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电影将丰富的文化内涵内置于叙事情节中，从而影响观众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中国国产电影起步于民国时期。在其起步与发展过程中，海外华侨群体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积极投身于电影的生产制作，不仅提供了人力和资本，还支持中国电影在海外传播。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认同始终是海外华侨群体支持国产电影生产传播的关键推动力量。

对海外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关系，学界研究尚不充分。在华侨华人史研究领域，研究者对海外华侨在民国电影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关注很少。而在民国电影史研究领域，虽有研究者考察过国产电影对海外华侨的影响，①相关研究如秦喜清：《1920年代：民族认同与中国早期电影的确立》，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徐文明、唐丽娟：《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影响——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陆叶青：《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16年；谭慧、李安琪：《1920年代邵氏电影在东南亚传播中的“文化中国”建构》，《电影文学》2019年第8期；等等。但对海外华侨在国产电影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则较少论及。②参见桢淳：《华侨投资电影与影院》，《侨园》1999年第4期；吴杰伟：《从华侨华人参与东南亚电影产业的历程看自身社会角色的变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徐文明：《南洋对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介入与影响（1923—1949）》，《电影新作》2018年第2期。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华侨华人史和电影史的研究视角，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爬梳，系统考察海外华侨群体在民国电影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展现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如何推动他们积极参与早期中国电影的生产与传播。这不仅让我们更完整地理解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华侨群体的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

一、心系祖国：归国华侨与早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1905年，丰泰照相馆拍摄《定军山》。该片虽然仅为一部戏曲短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故事片电影，但却是中国人完成的首部影片。［2］1912年，美国人依什尔接办亚细亚影业公司，聘用张石川为顾问，拍摄了《难夫难妻》，国产故事片电影才真正起步。但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国产电影的制作能力非常有限，电影制片公司寥若晨星，存在时间亦很短，如1916年张石川创办的幻仙影片公司，拍完《黑籍冤魂》后即宣布停业，被称为“一片公司”。［3］这一时期的电影制作，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极大制约：一是缺少拍摄电影所需的资金、人才及技术设备；二是缺少电影市场，拍摄电影难以获利，也就难以吸引更多人投入电影制片业。到20世纪2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国产电影业有了显著发展，电影公司数量激增，电影人才渐成规模，电影市场也有所扩大。在这一过程中，海外华侨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基于民族主义情结，或是回国创办电影公司，或是凭借海外习得的技术在电影制作中大显身手。此外，他们还将电影带回家乡，促进了一部分乡村地区电影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创办电影公司

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电影产业的快速扩张中，海外华侨创办的电影公司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这一时期成立的电影公司，有相当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参与创办的。其中最著名的为长城画片公司和民新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的一批创办人皆为美国华侨。1921年，梅雪俦、刘兆明、黎锡勋、林汉生等在美华侨青年，因激愤于《红灯照》等美国影片中出现的辱华镜头，遂“入美国各戏剧学校及摄影学校，锐志研究关于影剧之各种技术”。之后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公司，决心拍摄反映真实中国形象的影片，进而宣传中国民族文化和历史。为了更好地拍摄这类影片，1924年他们携带摄影器材回国，在上海成立了长城画片公司。［4］长城公司初期的制片宗旨为：决不“为名利而摄制诲淫诲盗的影片，贻害社会，玷辱国家”，并主张在每部影片中提出一个中心问题，“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体现出电影与时代主题的紧密联系。在五四运动后，妇女解放问题受到了国人的广泛关注。为推动国内妇女解放运动的进行，该公司出品了大量关于妇女社会地位问题的影片，如反映妇女职业问题的《弃妇》、反映恋爱问题的《摘星之女》、反映婚姻问题的《爱神的玩偶》等。这些带有现实关怀的电影在当时颇受进步舆论的好评，被认为“陈义高尚而不失艺术旨趣”。这使得长城公司在上海电影界中自成一派，被称为“长城派”。［5］

民新公司的创办人黎民伟亦具有华侨背景。他祖籍广东新会，1893年生于日本，后返回香港。黎民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在16岁时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曾用戏箱偷运军火支持黄花岗起义。之后，他投身电影事业，以“电影救国”为理想，有着非常强的国家情怀。1914年，黎民伟与亚细亚公司的布拉斯基（即1913年与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合作拍摄《难夫难妻》的外国片商）合作，借用布拉斯基的资金和设备，拍摄了香港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1921年，黎民伟获得了两个兄长黎海山、黎北海及旅美华侨梁少坡等人的支持，着手创办了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后改为民新影片公司）。1923年，民新公司在香港注册成功，黎民伟从国外买来器材，聘用在美国学习过编导技术的关文清为顾问，拍摄了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在此期间，他又追随孙中山，拍摄了大量表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纪录影片，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北上》等。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纪实镜头，绝大多数是黎民伟拍摄的。［6］1926年，因民新公司在香港发展有诸多障碍，黎民伟将民新公司由香港迁往上海。在同乡好友的帮助下，民新公司逐渐在上海站稳脚跟，并聘请了欧阳予倩、侯曜、孙瑜等当时有名的编导人员，拍摄了《玉洁冰清》（描述的是阶级观念、家庭地位造成的情感悲剧）、《天涯歌女》（反映了当时军阀的仗势欺人）等反映社会现实题材的影片。黎民伟迁到上海时正值北伐战争，为配合国民革命，他亲自执导了《祖国山河泪》和《蔡公时》。《祖国山河泪》描写的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海外侨胞热爱祖国的感人事迹，同时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人民的景况。《蔡公时》则以“济南惨案”为背景，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出兵阻扰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并残忍杀害外交部特派员蔡公时的故事，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两部影片也被认为开启了爱国故事片的先河。［7］之后，黎民伟响应“国片复兴运动”，与罗民佑的联华影业公司合并，拍摄了《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一系列经典影片。抗日战争爆发后，黎民伟被迫回到香港，继续经营“民新”公司和几家他出资开办的影戏院。［8］黎民伟先生一生实践着“电影救国”的理想，［9］他再三强调：“电影是大众宣传的伟大武器，我们的任务是紧紧把握这种武器”。［10］

除民新、长城外，上海的中华电影公司、上海华南制片厂、普育电影公司、暨南影片公司、天一青年影片公司、合群影片公司以及广州的天南影片公司、钻石影片公司等电影公司的创办，也都有华侨参与其中。［11］据笔者统计，1924年时上海的电影制作公司中，华侨参与创办的即有8家，占当时电影制片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①1924年上海的电影公司总计有31家。周伯长：《一年间上海电影界之回顾》，《申报》1925年1月1日，第37版；清波：《我国电影业前途之大希望》，《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8月23日，第14版。

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上，海外华侨以电影为传播媒介，用敏锐的眼光捕捉时代主题，将自己对中国现实与传统文化的理解，用生动的影像呈现出来，促进了中国早期电影制作业的发展。尽管到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本土电影公司的崛起，由华侨参与创办的电影公司在电影产业中优势地位已不明显，但华侨对中国早期电影的起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二）投资、参与电影制作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电影制作中心，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电影制作，大都有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的资金支持。如时人所言：“国产影片，制片资本，群莫不欲取偿于南洋。”［12］南洋华侨片商群体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起初，南洋华侨片商只是来上海购买电影在南洋地区的专属放映权，但随着中国电影在南洋的热映，从1926年起，片商们不再局限于购买影片放映权，而是积极投资国产电影的制作。［13］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武侠神怪电影的兴盛，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南洋片商认为这类影片会受南洋观众的欢迎，遂大力投资此类影片的制作。如大中华百合公司（1925年6月由大中华和百合两天公司合并，以人才济济和组织有方闻名）1926年拍摄的《美人计》，即是南洋华侨片商王雨亭投资的。［14］这部影片取材于《三国演义》中刘备渡江赴甘露寺相亲的故事，由鸳鸯蝴蝶派作家朱瘦菊编剧，著名导演陆洁、王元龙、史东山联合执导，电影皇后张织云，男明星黎明晖、王元龙主演，阵容整齐庞大，［15］是这一时期制作最为认真、艺术质量最好的一部古装片。［16］

南洋片商除了直接投资电影制作外，还与上海的电影制作公司合资拍片。如南洋华侨片商陈毕霖成立的青年影片公司，与邵氏兄弟的天一影片公司合资成立了“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拍摄了《刘关张大破黄巾军》《西游记女儿国》《铁扇公主》等多部民间故事影片。［17］1927年，来自南洋的华侨富商沈克福与沪商合资成立合群影片公司，专门拍摄面向南洋市场的古装影片，该公司与上海新人影片公司合作，共同制作完成了《八戒大闹流沙河》等一系列通俗影片。［18］抗战时期，虽然来自华侨的资金受到一定影响，但南洋地区仍是国产电影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国内制片公司的资金依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南洋华侨。

抗战结束后，南洋华侨仍积极投资国内电影事业。如1947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计划出品以抗战为背景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因资金缺乏一度停滞，后由新加坡华侨唐瑜以预付片款的方式筹集5万美金，寄给昆仑影片公司，影片才得以完成拍摄，公映后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19］

除在资金上支持国产电影外，还有很多华侨直接参与到电影制作中来——有些成为银幕上耀眼的明星，有些成为幕后技术精湛的摄影师、编导，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人初接触电影，熟悉电影摄制技术者不多。而华侨身处海外，相对来说更容易接触到先进的电影技术，掌握电影拍摄技巧，也更易获得相关电影器材。他们携带着较为成熟的拍摄技术回国，投入国产电影的制作，这给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如华侨编导关文清，他1894年生于广东开平县，1910年赴香港学习英文，翌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其间他对电影产生兴趣，1915年开始到好莱坞当临时演员，之后考入美国加州电影学院学习编导，接受了系统的电影专业训练，1920年左右归国，是最早受过西方专业电影训练的中国电影人。回国后，他曾在江苏南通参与创办电影公司。1923年，关文清被黎民伟聘为民新影片公司顾问，参与拍摄了民新公司的一系列影片。1930年，他被联华影业公司的罗明佑聘为联华第三厂编导，编导了《铁骨兰心》《夜半枪声》等影片，在此期间开设演员养成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影剧人才。抗战爆发之后，他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为联华、大观等公司编导过50余部爱国影片。他编导的影片坚持爱国、民主思想，以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和社会良知为目标，即使面对日方的恐吓威胁，他仍坚持拍摄放映爱国主义影片，被称为“无畏导演”。［20］再如上文提到的梅雪俦，亦是靠着他在国外学到的电影技术，才得以回国创办长城画片公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国外学习了卡通技术，并购置了全套的卡通片制造机械回国，后与擅长绘画的万古蟾合作，完成了中国最早的国产动画片《大闹画室》。［21］

早期的女演员亦有不少是华侨或出自华侨家庭。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风气未开，很少有女性愿意登上银幕成为演员。而华侨家庭出身的女性接受新事物较早、所受束缚较少，其中一些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女演员。如黎民伟的第一任妻子严珊珊，她在1914年黎民伟拍摄的《庄子试妻》中扮演婢女，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女演员。［22］黎民伟的第二任妻子林楚楚为中国的第一代电影女明星，她祖籍广东新会，1909年生于加拿大，父亲是华侨商人。1924年，林氏在黎民伟拍摄的《胭脂》中担任女主角，受到香港观众的好评，从此名闻天下。1926年，她随黎民伟迁居上海，参与拍摄了《玉洁冰清》《故都春梦》《人道》《天伦》等影片，因其扮演的慈母形象深入人心，被冠以“银坛慈母”的美誉。［23］华侨女性电影演员的出现打开了女性从影的大门，电影题材亦发生转变，体现了女性从闺房走入社会的新变化。

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产电影走向成熟，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中国本土电影人大量涌现，华侨在电影编导方面的经验与专业优势不再明显，但仍有一些华侨电影人的身影。如为左翼电影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司徒慧敏和冼星海。司徒慧敏1910年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华侨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东渡日本加入“左翼艺术家同盟”，并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电影和无线电技术。1930年后，他回到上海投身电影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员之一。他先是参与研制了“三友式”有声电影录音机，之后又参与成立了著名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身兼摄影、制片与导演，参与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影片的拍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曲。［24］抗战爆发后，司徒慧敏来到香港继续从事电影、戏剧工作，与新时代影片公司合作拍摄了《血溅宝山城》《保卫我们的土地》等抗日粤语片。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禹，1905年生于澳门。因父亲早逝，他随母亲旅居新加坡，在新加坡华侨学校接受了系统的音乐训练。1918年，冼星海回到国内继续音乐学习。1930年，他赴巴黎音乐学校进修，获得巴黎音乐界的认可。1935年，冼星海回国，此后开始为国产电影作曲，《壮志凌云》《时势英雄》《夜半歌声》等众多影片插曲等都是由冼星海创作的。［25］

（三）侨乡的电影发展

除了上海等大城市电影事业发展外，海外华侨还促进了侨乡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国文化强调落叶归根，海外华侨对故乡、家乡始终保持着一份眷念之情，其体现之一便是参与家乡的公益事业。他们不仅热心投资兴建文体活动场所，而且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娱乐活动，电影亦由此成为侨乡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

在广东、福建两省的沿海地区，历史上外出谋生的民众较多，有诸多“侨乡”。如福建的厦门、泉州、晋江、龙溪等地，广东的潮汕侨乡、香山（中山）侨乡、五邑侨乡等。电影传入中国后，侨乡是较早接触这一新事物的地区，这与华侨的引领和带动有很大关系。据调查，早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汕头华侨社区内的富裕家庭开始在节庆日放映电影，以欢迎来宾。［26］民国时期出版的《汕头指南》亦提到：“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即有英侨集资演戏于本市。”［27］在福建泉州，1907年，44岁的晋江华侨王则棋头胎女儿出生，他在菲律宾获悉后非常高兴。次年，王则棋特地带一台电影机及几部西洋影片回来放映，庆祝女儿周岁。其时石狮没有电力供应，放映时便由四个身高力大的年轻人轮流用手不断地转动机器，以摩擦生电来放映电影。其时，这种电影十分罕见，轰动了周围村庄，人们纷纷前来观看，兴尽而归。［28］在侨乡香山县的会同村，常年在海外打拼的莫咏虞在家乡建有栖霞仙馆，每隔几个月，莫氏就请香港电影放映机队到会同村栖霞仙馆放映欧美的无声电影影片。［29］侨乡梅州的电影放映开始于1928年左右，系由当地华侨从国外带回来无声放映机，为乡民放映《偷烧鸭》《欧洲大战》等欧洲无声黑白片。梅州的首家影剧院“梅县戏院”，亦是由缅甸华侨古淦才主持兴建的——1938年，华侨古淦才回到家乡梅县莲塘村，看到当地连一间可供演出的戏院都没有，于是便与几位要好的朋友等人商量，要在梅城建起一间长十一丈、阔五丈半，可容纳600多名观众的小型戏院。为扩大业务，古氏又筹集了3000元资金，添置了柴油发电机和电影放映机，开始放映电影。［30］五邑侨乡最早的电影院之一“联华戏院”，也是20世纪20年代台山华侨集资创办的。而第一个把电影带进开平赤坎的，则是上面提到的华侨电影人关文清。1928年，关文清带了多部教育片从旧金山回到开平，想以电影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唤醒家乡人民的爱国情怀。他遂在赤坎镇衙前街创办了电影社，放映电影。［31］

电影的放映打开了乡民的新世界，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为当地人接触外部世界的管道，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从而影响了侨乡文化的发展，令侨乡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等特点更加突出。由此可见，早期国产电影的发展离不开海外华侨的助力，尤其在电影事业的起步阶段，海外华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身处海外，得风气之先，更易接触到电影及其相关的核心技术。如关文清即是在加州观看电影后，为影片所吸引，于是有了学习电影的念头。1915年，他为了学习和掌握电影技术到好莱坞当临时演员。他在好莱坞学习了电影理论知识及影片冲印剪接等相关技术，之后担任了葛莱夫拍摄的《残花泪》的技术顾问。在美国期间，他感受到华侨在美所受歧视，希望可以用学到的电影知识启迪民智。［32］1920年，他由美归国，随即投入到国产电影事业中，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国产电影的创作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电影人才，制作了许多优秀的爱国影片，还为家乡开平的电影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正是由于这些华侨的积极参与，早期中国电影才得以蓬勃发展，使得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被冠以“东方好莱坞”之美称，受到国际电影界的重视。1929年，好莱坞巨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Douglas Fairbanks）夫妇选择将上海作为他们考察国际电影发展现状的第一站。在民国影星胡蝶看来，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进步，确乎是比法国还快些。”［33］

二、漂洋过海：华侨与中国电影在海外的传播

上一节讨论了民国时期归国华侨为国内电影事业所作的贡献，本节将考察海外华侨与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清末民国时期是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不断发展成熟时期。多数侨居国外的华侨，有强烈的故国之思和爱国情怀，这有利于国产电影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南洋地区，其华侨人数居首，①南洋华侨的人数在19世纪中期已超过150万，20世纪20年代达到500多万，到20世纪30年代为700万。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参见：《粤侨出洋历史及其在侨居国之概况》，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第1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22页。该地区引进国产电影最早、放映规模最大，是海外最大的华语电影市场。因此本节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南洋华侨展开，当然也会涉及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侨。

（一）南洋国产电影发行放映体系的建立

近代以来，上海与南洋之间一直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34］在1910年前，上海亚细亚影片公司和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等制作的短片及新闻纪录片就曾销往南洋，但当时国产片大都是滑稽短片或新闻纪录片，数量少且质量不高，在南洋影响不大。［35］1924年，《孤儿救祖记》在南洋的上映，让国产影片真正打开了南洋市场。［36］《孤儿救祖记》系由张石川、郑正秋和周剑云等人组织的明星影片公司所拍摄，该片由于其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在1923年底于上海爱普庐影戏院试演后，深受观众好评。当时，一些南洋片商也观看了该剧的试映，认为该片很有市场潜力，随即以8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孤儿救祖记》在南洋地区的放映权。［37］该片在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上映时，“连场满座，获利甚丰，影片映期，一再延长”。［38］国产电影的南洋市场就此打开。

在《孤儿救祖记》上映后不久，南洋片商与明星影片公司等合资组建了南洋影片公司，专门经营国产影片在南洋地区的发行放映，并一次性引进了《玉梨魂》等二十多部中国影片，受到南洋华侨的追捧，观者如云。南洋影片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电影在南洋结束了零散、被动的发行放映模式，开始形成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发行放映体系。

1925年之前，南洋经营国产电影的公司共6家，最早经营的公司是巴达维亚的吧城中华影片公司。［39］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国产电影在南洋的热映，以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为核心的国产电影南洋发行网络逐渐形成。据统计，1925年时，仅新加坡就有8家从事中国电影引进业务的公司。［40］到1927年，一年之内南洋经营国产电影的公司骤增多家，甚至有一些公司还专门分出一部分资本投资电影事业。如由南洋华侨组织的青年贸易公司，即鉴于国产电影事业在南洋的发展，于是“划出资本专营影片事业，兼在荷属各埠自设影戏院”，出售或代理上海制片公司出品的电影。［41］1927年，上海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列出了当时南洋从事上海电影经营的主要公司，总数共计21家，［42］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南洋影片公司、南海影片公司、南华影片公司三家。［43］至于专门放映国产电影的电影院则数目更多，仅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电影院中，即有40家是华侨经营的。［44］

不难看出，南洋侨商对20世纪20年代国产电影在海外的发行与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南洋国产电影发行放映体系的建立，国产电影成为维系海外华侨民族认同、推动中华文化向外输出的新媒介。

到20世纪30年代初，因南洋经济不景气及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上海电影公司出品的新片一度在南洋面临困境，但是南洋依然是上海电影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仍有很多华侨片商来上海收购国产影片的代理发行放映权。如1939年美国华侨史连勃在新加坡组建中美影片公司，他亲往上海购片并与新华影业公司签订了南洋代理权协议，该公司引进的首部影片是陈云裳主演的《木兰从军》。［45］1940年，新加坡华侨联合影片公司驻暹罗代表陈仪政，将该公司在上海选购的《武则天》《文素臣》《香妃》《貂蝉》《李三娘》《乱世英雄》等古装片，出售给暹京国语影院“南星”及“西舞台”，放映后卖座甚佳。于是他便租定曼谷芦沟桥戏院旧址，重加休整为“新华戏院”，专映该公司选购的国产影片。［46］这一时期，南洋继续经营国片的电影公司及电影院还有不少，如印尼的福华戏院、张公远戏院、吧城青年公司，新加坡的中国戏院、大坡南京戏院、东方戏院、大西洋戏院、华侨戏院、光华戏院、大世界环球戏院、中国影片公司、星洲春秋影业公司，吉隆坡的同乐有声戏院、奥地安戏院、怡宝宝石大戏院、槟城皇后大戏院等。［47］

1942年日军入侵南洋后，上海电影在南洋的传播停滞；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电影才又重新回到南洋。

（二）南洋华侨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支持

在国产电影的起步阶段，南洋华侨市场对国产电影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电影事业如果没有南洋侨胞的尽力扶助，恐怕早已不能存在”。［48］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国产电影发展停滞不前，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电影市场规模非常有限，制作电影难以获利。如当时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负责人鲍庆甲所言：“一部影片完成后，发行时发生种种困难。去函各地的代理叫他们设法放映，回信说那里不独没有戏院，连电力都未有……结果，只有在上海、香港、广州和北京几个大城市，每处映了三几天，收入不足以补偿成本。”［49］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的国产电影市场虽有扩大，规模仍然有限。而这一时期南洋电影放映市场的迅速拓展，恰为国产电影打开了销路。

这一时期的上海电影初到南洋，当地华侨观众对中国电影满怀期待。中华文化是海外华侨的文化之源，海外华侨虽身处海外，但多数人仍心系故国、未脱离祖国的文化传统，对国产电影较易接受和认同，国产电影大受欢迎。《中华影业年鉴》提到国产影片在菲律宾、遅罗、爪哇上映时，“座位皆满，盖侨胞争欲一新眼界”，“华侨群趋之若鹜，盖侨民旅居国外，惟爱国思想极行膨胀，故每逢开映国产影片时，生涯辄倍平日”。［50］特别是国内生产的民间故事片、武侠神怪片，其格调虽未必高，但大多取材于我国传统小说戏剧，切合了侨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故深受南洋华侨的欢迎。

抗战爆发后，国内制作了一批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如《木兰从军》《明末遗恨》《西施》《红线盗盒》《岳飞》等，这些古装电影取材于中国古代故事、深蕴爱国思想，获得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欢迎与鼎力支持。［51］罗明佑自香港及南洋各地考察电影业现状归来后，称战时电影备受侨胞欢迎。［52］

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好转，国产电影在南洋的市场迅速扩大。中国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假凤虚凰》《八千里路云和月》《不了情》等一大批优秀电影，皆获得南洋华侨的欢迎，在海外取得了可观的票房。［53］

国产影片之所以能在南洋地区获得认可，与南洋华侨的爱国情怀是分不开的，他们希望通过国产电影来维系与故国的联系，就像一位评论者所描述的那样：“有太多的华侨，他们生长或托身在海外，他们对国家的关怀是那样的亲切，但对国家是遥远的隔离，于是他们巴望着能从什么地方获得一点国家具体的消息，电影就是填补这块遗憾的一种最好的试验。”［54］同时，电影不仅是一种大众娱乐商品，它还具有信息传播与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电影文化中的中华文化因素，也会影响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输出南洋的电影大都取材于社会现实或传统戏剧，当这些故事以荧幕形式展现到海外华侨眼前时，既能让华侨对中国国内的现实社会状况有所了解，还使华侨的爱国思想得到强化。而武侠片所表现的中国武术，以其身体能量的发挥迥异于西方的技术武力，极大地满足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抗战电影的宣传、放映，使得广大华侨的国族意识得到强化，“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等概念经由电影这一媒介而在海外华侨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

（三）海外华侨在当地制作华语影片

除购买、放映国产电影外，一些身居海外的华侨也尝试在居住地拍摄华语电影，以传播中国文化。如菲律宾华侨俞伯岩在20世纪20年代到上海后，有感于上海电影事业的兴盛，遂决心投身电影事业。他首先购买了一批国产影片前往菲律宾放映，受到当地欢迎，之后便独资在马尼拉创办了“复旦电影制片公司”。俞伯岩花费一年多的时间，自己编写和导演了《陈三五娘》这部电影。由于陈三五娘的故事是华南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传奇，海外华侨耳熟能详，该影片受到菲律宾华侨的热烈欢迎，并在南洋一带引起极大轰动，俞氏亦因此获利不少。之后，他又大量搜集故事题材与梨园戏、高甲戏脚本，将其改编为电影。1927—1931年，“复旦电影制片公司”拍摄了《华丽缘》《红楼梦》《三门街》《西游记》《通天河》《巾帼须眉》《豹子头林冲》《大闹五台山》《火烧七星楼》等多部影片。［55］另一家较早在国外拍摄华语电影的公司为美国旧金山华侨创办的华明电影公司。［56］该公司在1923年拍摄了《残钟憾》一片，影片讲述的是唐宋之际，制钟人奉皇命制钟屡屡失败，制钟人的女儿在机缘巧合中获知：制钟必以血肉和铜同炼，否则质地不能相合，为助父制钟，女儿投身火炉，最终帮父亲练成了此钟。该片1923年9月公映，“此剧在华人所制之影片中推为巨擘”，“曾在纽约及加省之罗司技利（洛杉矶）开映，备受美邦人士欢迎，或称为中国自制影片之杰作”。［57］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方面为支持祖国抗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的电影拍摄遭遇挫折，海外华侨在国内电影人的帮助下，拍摄了大量的华语影片。如在菲律宾，因国产影片出口停滞，当地华侨杨伯汉创办了国光影片公司、建立制片厂，与香港电影公司合作，自主拍摄影片，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穷汉献金》取得了不俗的票房。该片改编自京剧《化子拾金》，影片全部采用闽南话对白，由杨照星导演、吴宗穆主演。［58］之后，“国光电影公司又计划到上海聘请导演和基础人员，准备在菲律宾为中国电影建设一个新园地”。［59］

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海外华侨拍摄的影片已不再局限于民间故事片或武侠剧，而开始创作拍摄具有现实主义和与抗战有关的影片。如在新加坡，当地侨商何汉廉于1938年创设了光艺影业公司，该电影公司曾拍摄由余寄萍编剧，伍锦霞导演，邝山关、韦剑芳等主演的影片《民族女英雄》，［60］其支援抗战的色彩非常明显。

三、结语

综上可见，在近代中国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华侨在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中国电影制作业起步较晚，在电影初创阶段，大多依赖外商的设备和技术。海外华侨身处国外，易于接触电影及其技术，设备亦较易购得。因此，早期的电影制作多有华侨参与，他们为中国电影制作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资本方面，限制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是资金匮乏。海外华侨通过在异国的多年打拼，积累了一些资本，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下，他们回国投资、创办电影公司，为国产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在发行放映方面，南洋华侨片商建立的发行放映体系，给中国电影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为中国早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可靠后盾。

在华侨投身电影事业的过程中，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疑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虽远离祖国，而因中国领事无治外法权，故叠遭外辱，已渐起觉悟之心，国家观念油然而生”。［61］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他们或是投资电影制作公司、创办电影院，或是借助海外习得的电影知识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其投身国产电影事业的主要目的，无外乎“使外人知我国文化实业之进步，更足灌输我国社会状况与海外侨胞之脑海中，增进其爱国之热忱”。［62］

从电影传播的效能来看，国产电影的发展也对海外华侨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早期默片时代的伦理片、古装武侠神怪片，还是有声时代的粤语民间故事片、国语抗战片，影片中所表现出的传统文化与寄托的爱国情感，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总而言之，民族认同让海外华侨积极推动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使中国电影不断壮大，而国产电影的传播又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感。

［注释］

［1］陈晓云、陈育新：《作为文化的影像——中国当代电影文化阐释》，北京：中国广播电影出版社，1999年，第5页。

［2］程季华等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1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13~14页。

［3］［5］吴贻弓主编、《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影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18、120页。

［4］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中国电影年鉴》，1934年影印本，北京市市属市管高校电影学研究创新团队整理，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2008年，第328页。

［6］丁亚平：《中国电影通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第80页。

［7］封敏：《爱国主义影片赏析与史话》，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8］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编纂：《中国电影家列传》（第1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第327~333页。

［9］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10］黎民伟：《处事良言》，俞小一、黎锡：《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11］桢淳：《华侨投资电影与影院》，《侨园》1999年第4期。

［12］卢楚宝：《制片与推销》，《银星》1927年第7期。

［13］徐文明：《南洋对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介入与影响（1923—1949）》，《电影新作》2018年第2期。

［14］《陆洁日记摘抄（1920—1932）》，1926年10月28日，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第1451页。

［15］《大中华百合新片美人计之一幕》，《申报》1927年1月1日。

［16］陈多绯编：《中国电影文献史料选编：电影评论卷（1921—1949）》，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第166~169页。

［17］方明光编著：《海上旧梦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18］《合群公司拍摄古装剧》，《申报》1927年5月27日，第19版。

［19］任宗德：《我与昆仑：一个中国早期电影制片人的自述》，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

［20］《香港爱国文人关文清的电影生涯》，赵卫防：《华语电影：历史、现状与互动》，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264~274页。

［21］《长城画片公司之活动滑稽画片》，《申报》1927年5月10日；《国产卡通片的昨今明》，《电声》1936年第5卷第38期。

［22］广州市文史研究馆：《南粤人物》，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年，第325页。

［23］《母性之光：林楚楚的电影生涯》，凤群：《绿风景：侨乡民国电影人与当代作家》，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91~99页。

［24］程季华等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第77~78页。

［25］严如平、宗志文：《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36~444页。

［26］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62页。

［27］曾旭波：《汕头埠史话》，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

［28］李灿煌：《晋江华侨轶事》，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29］珠海市唐家湾镇镇政府编：《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30］杨汾：《梅县的影剧院》，《梅县文史》第10辑，1986年，第91~93页。

［31］俞小一主编：《中国电影年鉴·2008（总第28卷）》，北京：中国电影年鉴社，2008年，第538页。

［32］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9、10、32~34、37~45、59页。

［33］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31页。

［34］潘吟阁：《上海与南洋贸易》，《中国工业月刊》（上海）1943年第9期。

［35］庞艳芳、黄献文：《〈孤儿救祖记〉之前中国电影在南洋的传播》，《当代电影》2018年第9期。

［36］陆叶青：《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中国艺术研究员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7~18页。

［37］朱剑、汪朝光：《民国影坛纪实》，南京：江苏省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38］桂华山：《在菲律宾参加侨团活动》，福建省晋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晋江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第43页。

［39］［43］熊静：《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发行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42~43页。

［40］骆曦：《早期中国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1924—1925）》，《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1］《广告·青年贸易公司影片部启》，《影戏画报》1927年第2期。

［42］《购买国外演映权者》，程树仁主编：《中华影业年鉴》，上海：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年，第313~319页。

［44］［法］G.萨杜尔著，徐昭、胡承伟译：《世界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第546页。

［45］《寓意民族抗战巨制国语片〈木兰从军〉不日将在首都戏院献映》，《南洋商报》1939年7月18日。

［46］许云烟：《国产片在暹罗》，《电声（上海）》1940年第9卷第27期。

［47］徐文明：《上海电影海外传播史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第60~69页。

［48］小可：《到南洋去》，《电影月报》1929年第9期。

［49］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年，第97页。

［50］《国产影片销路之报告》，程树仁主编：《中华影业年鉴》，第297~299页。

［51］徐文明、唐丽娟：《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影响——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52］《各地华侨拥护国片》，《电影生活（上海1940）》1941年第20期。

［53］徐文明：《市场与文化的交响：战后中国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影响》，《当代电影》2017年第12期。

［54］吴其敏：《华侨与国产电影》，《民锋》1940年第2卷第5期。

［55］《菲华影业家俞伯岩》，李灿煌：《晋江文化丛书》第2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0~91页。

［56］秦喜清：《中国电影艺术史（1920—1929）》，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57］罪田：《〈残钟憾〉影片记略》，《申报》1923年9月7日。

［58］黄德泉：《中国早期电影史事考证》，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59］一梦：《本刊特讯：中国电影新园地与新耕种，菲列宾华侨创办国光影片公司，组织健全设备完美，影场宽大已有出品尚拟扩充》，《电影生活（上海1940）》1940年第1期。

［60］马奕主编：《中国戏剧电影辞典》，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554页。

［61］谷剑尘：《国制影片与南洋华侨》，《明星公司特刊》1926年第16期。

［62］《本坡最近又有一新电影公司成立》，《南洋商报》1924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