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博 张亚光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近代工商业的冲击下，海外华商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商业近代化转型。为适应近代商业发展的需要，商学教育逐渐兴起。马敏认为，近代中国商业启蒙经历了兴起、嬗变、深化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商战”“工战”“学战”三个层次。［1］这意味着，包含商学教育在内的“学战”是近代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早已意识到近代中国商学教育的重要意义，相关成果大致可分三类：一是综论近代中国商学教育发展史；［2］二是聚焦于近代上海、直隶等地的商学教育发展状况；［3］三是讨论政府、商人、商会、教会等对近代商学教育发展的贡献。［4］从已有研究看，商学教育不仅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商业近代化的组成部分。面向大众商学教育的出现，意味着传统华商经商知识形成范式的转变，即由学做生意的经验积累之道转变为对商业运作原理和技术的学习与掌握，预示着华商理念与经营方式的近代化转型。所谓“商学教育”，除学校教育外，还包括博览会、报刊杂志、书籍等形式的社会教育。①“商业教育”不同于“实业教育”或“职业教育”，仅指与商业相关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多侧重于商业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未涉及技术，故本文统称为“商学教育”。参见常国良：《商人与近代商业教育》，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绪论”第10页。尽管研究近代海外华文教育的成果不在少数，但商学教育常被视为其细节问题而只是简单提及，［5］甚少将之与海外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相联系。

实际上，无论是通过西方消费文化的“橱窗”，还是受由华商网络传导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影响，近代海外华商日益受到来自欧美工商业的冲击，他们希望通过响应“商战”“工战”“学战”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近代新加坡不仅是华商汇聚之地，也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前沿阵地和中转站。早在19世纪初开埠时，为将新加坡打造成区域贸易港乃至东西方转口贸易中心，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就主张奉行自由港和商人至上政策，这奠定了殖民时代新加坡的经济体系和商业社会的本质。不少华商纷至沓来，使新加坡迅速成为近代南洋对华贸易重镇。故而，近代新加坡华人规模较大，且多从事商贸活动，华商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具有较高地位。不过，随着新加坡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渐加强，对华贸易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自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下降。此外，“各种人民如游鱼之逐暖流而南来竞争日趋甚烈”，［6］当地华商面临着激烈的商业竞争。近代新加坡商业社会的快速发展要求当地华人社会需跟上时代步伐。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开始重视并发展商学教育，由此带来了当地华人经济的新转变。

按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说法，渐进性变迁源于政治或经济组织的企业家为改善处境而在既有制度框架下进行某些边际调整的感知。［7］面对日益激烈的近代商业竞争环境，新加坡华商的这种感知便是商战观念的萌生与响应。具体表现为了解与掌握近代经济现象的需求，由此衍生出对商学教育发展的诉求。当然，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并非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商学教育的重要性。只有当具备财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华商、侨领迈出尝试性一步时，商学教育才可能通过早期受影响人群所产生的积极效果，逐渐在华人群体中形成示范效应。从学校商学教育到社会商学教育、由书籍商报到国货展览会的发展历程，便是这一效应逐渐扩散的过程。此外，这一过程对海外华人新观念的塑造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并强化了他们对“商战”的认知，降低了海外华人的协调行动成本，进而推动了海外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深化。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商学教育活动为例，梳理商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并尝试从这一视角窥探近代海外华人经济的近代化转型问题。

一、商学教育发展的背景

（一）传统学徒教育的普遍存在

尽管华商在近代南洋商贸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大多数人仍坚守传统经商之道。“往昔商业人才，皆由徒弟制度养成”。［8］学徒教育作为中国固有的技艺传承机制，是传递商业知识的重要方式。当时海外经商之人或承袭父业，自小接受经商训练；或以学徒等身份进入商店，学习经商之道。清末南洋华商黄金庆在其父死后继承家业，“循途守辙，父规子随，几十余年，能商之名遂震”。［9］张振勋早年到南洋时“任某商经纪，克勤克俭，既有赢蓄，始谋建树”。［10］即使到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和丰银行老职员仍沿用传统方式训练新手，同行间不愿相互传授经商知识与经验。

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在侨居地面临的文化冲突与认同障碍容易使华人社群自成封闭体系。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海外华人倾向于采用家族代际传授或学徒模式来积累人力资本，维系商业利益。另一方面，海外华商多从事传统商贸领域活动，“除各商店、种植厂及各码头装卸搬运货物外，以拉洋车者为多”，［11］“以小商家居多”。［12］这些传统商贸活动无需过多专业性商业知识，仅凭勤劳节约、经验积累和人际关系便能获得成功。正如“华侨前此之成功，实以草莱未辟，优越者惮不敢来，相与为角者，仅彼无识之岛民，故以我勤俭耐劳之本能，尚可与之争一旦之胜负”。［13］纵然海外华商自19世纪中后叶起逐渐涉足近代工商领域，但由于华人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不具备发展商学教育的思想和人才条件。譬如，当时高度资本化的华资银行内部架构多不完备。以账簿为例，华资银行备有中英两式账簿，中式账簿“颇近似北京旧银号之账簿”，英式账簿则依英式，但“对于各业务之处理，亦极简单”。［14］

（二）商学教育思想的启蒙

19世纪后半叶，欧美近代工商业的冲击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重商思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层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郑观应、康有为等在讨论新式教育时亦论及商学教育。最终，1902年壬寅学制正式规定了简易商业学堂、中学堂的商科和中等商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商科等四级。此外，清政府兴办南洋劝业会，支持华商参与世界博览会，倡导成立商会，从而为海外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商业人才需求缺口尤为明显。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倡导的“实利主义教育”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当新一代商人占据话语权时，原本多停留于会议、文牍中的商学教育号召逐渐转为实际行动。早在晚清时期，一些地方就已创办初中等商业学校，或在初等小学校附设商业科。到20世纪20年代，兼顾商学教育的初等教育与中等商业职业教育机构、高等商业教育逐渐构成学校商学教育新体系，其中包括为南洋华人社会“造就商业专门人才”的暨南大学商科专业以及上海商科大学。

海外华人则在沿海侨乡捐办多所中小学堂，填补公办教育的不足。民国时期，华侨办学之风日盛。如，陈嘉庚在厦门先后创办集美小学、集美师范、集美中学、厦门大学、集美水产科和商科等。其中，创办集美商科的初衷就在于培养商业人才，“援助我南洋广大华侨经营商业”，同时“改革中国国内墨守成规的商业经营方式，以谋民生问题的解决”。［15］奔走于海内外的华商为华文教育的跨国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商学教育的前奏

在近代中国侨政逐渐转变的背景下，海外华人与中国国内社会的跨国交流日益频繁，由此推动了实利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为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1917年，黄炎培到南洋开展教育调研，号召当地华人重视职业教育。1920年12月，蔡元培在南洋华侨中学发表有关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演讲。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毕业生周君南于20世纪20年代初先后任《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和《叻报》总编辑。当时的《叻报》《新国民日报》等华文报刊也刊登了大量实业资讯和国货广告。

事实上，在英国人的推动下，新加坡英校课程很早就偏重商业知识，另设有商业补习科，讲授商业常识。但能进入英校就读的华人毕竟是少数。虽然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所招收的中国学生由1886年的13人上升至1921年前后的1795人，但仅10%左右的学生可免学费就读。［16］更重要的是，英华学校侧重于传播欧美文化。这让侨领们倍感文化与认同危机。他们还担忧落后的华校教育会对华人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譬如私塾偏重传统伦理思想，至多讲授写信与算术，并不讲授英语，“这对于生长在英殖民地的华人子弟来说，不论是谋事与处世，都是很不利的”。［17］凡此种种，都酝酿着商学教育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地印度人反叛、五四运动期间华人积极反日等情况引起英方警觉。1920年春，海峡殖民政府颁布教育注册条例，强调政府可随时封闭学校。此外，殖民政府派视学官审查华校学务，教科书亦需经英人编订审核。但这并未抑制当地华商的办学热情，华校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一方面，良好的经济景象为华商办学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外交失败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让海外华商决心发展教育事业。就商学教育而言，当地华商除资助创办华校外，还通过报刊、商品展览会等形式推动商学教育发展，提升海外华人的商业知识素养，由此迎来了华商发展新气象。

二、学校商学教育发展状况

20世纪20年代是新加坡华校商学教育兴起与发展的黄金期。随着新加坡华校数量不断增加，职业班的设立与训练“成为侨教的新部门”，［18］商学教育得到初步发展，并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国内教育移植、西方近代文化影响与在地化调整三者并存的特征。

（一）华校小学

新加坡华校小学结合当地情况，对近代中国小学教育安排进行在地化调整，“三年上以上之英语及高级之商业，系根据南洋社会情形而特设科目”。［19］具体而言，华校小学主要针对高年级学生开设商业、簿记、英语和珠算等课程。部分学校还设有学生储蓄银行、学生商店等，为学生创造实践体验的机会。

作为南洋创办最早的华校之一，养正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设面向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的商业课，每周一节。当地潮商所资助的端蒙学校亦设有商业课程。迨至20世纪20年代末，道南学校等多所华校因资金问题而由福建会馆接管，并按统一的改组要求，向高年级学生开设商业、簿记化、珠算、外语等课。［20］

在课程内容方面，学校尽可能结合当地商业社会生存需要，通过知识讲解、躬身实践等方式教导学生。譬如，道南等华校的商业课是由商业教员安排五六年级的学生轮流去学校商店实习，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使用新式簿记。在养正小学，学生同样直接参与学校学生银行、学校商店等运营工作。［21］在端蒙小学，商业课主要讲授量度制单位、有价证券、公债票、汇兑等内容，此外还有尺牍、珠算、英文等课。在课程定位方面，商学教育被视为学生通识教育的重要部分。在道南学校，商业课每周两节，与卫生、历史、地理、体育等素质教育课程安排类似；簿记课每周一节，与工艺、形艺、音乐等课的安排相同。在课程教材方面，道南学校初级小学生的珠学课使用新中华二册，高级小学的商科课使用新中华四册教材，簿记课使用新中华商业簿记教材；端蒙小学还采用英文教材，比如英国尼尔森、基恩等公司出版的《初级簿记》《尼尔森初级英语读本》等。

（二）华校中学

1919年春，当地华商出资创办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学校设有普通科和商科两部。普通科与普通中学相似，但在常规课程外还设有“法制经济”课程；商科学生需先在普通科学习一年（后改为两年），再经三年（后改为两年）学习才能毕业。

学校创办初期，在课程设置方面，除国文外，经济学、商业数学、簿记及会计学、商史、货币银行、理财学、保险、统计学等商科课程均采用当时美国商业专门学校的教材。在师资方面，不少任课教师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教务长兼商法教师陈长乐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士、法学博士；商科主任陈朴是俄亥俄大学文科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商科硕士；保险学和管理学课教师梁崇高是俄亥俄大学电气工程学士、文学学士。为了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学校于1920年秋创设中一公司，主营书籍和日用食物零售，由师生共同管理和经营，“在本公司服务者，以商科生为多”。［22］不过，每届学生规模有限。

从已有材料看，该校商学教育的后续发展不甚理想。根据该校1922年毕业纪念册的记录，普通科毕业生有四班，商科毕业生仅有两班。在1927年的招生简章中，时任教员名单并未列示商科教员，负责庶务兼会计的苏瑞通被备注为“已退职”。［23］1935年，南洋华侨中学仅有预备班一班、初中一年两班、初中二年上下学期各一班；学校面向初中预备班和初中一年级开设珠算课，面向初中二年级开设簿记课。［24］由此看来，后来的华侨中学仅保留基本商学教育。生源、师资与经费等是限制商学教育发展的重要难题。

（三）补习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补习学校以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为典型。该校由施甦、柯朝阳等人在1919年冬创办，“以办理补习教育为职志，此其异于本坡各学校者”。［25］

该校自1920年起开始招生。根据1923年学则，［26］学校分日学、夜学两部，日学包括商业补习科和普通补习科，附设初级小学；夜学按科目制开展教学工作。普通补习班开设珠算课。商业补习科在第一学年开设珠算课、商业尺牍和商业文件课；第二学年开设商业要项、商品学、簿记学等课程；第三学年开设簿记学、广告学和商业地理历史课。1924年，学校改行新学制，日学部裁撤高等科，改办商业及普通补习科，而后因商科补习班报名学生不多，仅办普通科。1925年，学校增设商业补习科一级，普通补习科成绩较优的9位同学被编入该级，课程与前一年类似。至于课程内容，“商业尺牍”讲授商场实用信札，“商业文件”讲解商场契约单的应用，“簿记”介绍中式簿记、单式簿记和复式簿记，“商事要项”向学生介绍经商准备、银行金融商业机关及债务等事宜，“商品学”向学生讲授生熟货来源性质及制造法、货品之优劣真伪及封藏法等内容。整体而言，该校商学教育的实用性相当鲜明，但教员配置不足且流动性较大，学制设置时常变动，教学效果难以保障。

学校积极创办商品陈列所、学生银行、学生消费公社等，为学生创造体验商业的机会。商品陈列所设立于1921年，用于展示当时的南洋商品，以研究商事、启发商智、讨论商品、探索商规为宗旨。1924年，学校扩充展示商品的类别，增设管理员，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讲解。学生银行设立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银行办事实用之技能”。［27］尽管学生银行规模较小，但却仿照大银行的架构，在正副经理之外配有文书、会计、出纳和营业诸股。银行小图书部还收集了《银行月刊》《银行周报》等杂志和《银行簿记及实务》《银行经营论》《银行制度论》等书籍。学生消费公社创设于1921年春，是学生自运营的消费组织，主营书籍及其他学生必需品零售。1924年7月，学校设立藤工场，从厦门聘请技师前来讲授，学校免费生可在课余前往学习。1925年2月，学校增设藤工陈列所，并举办多次藤工展览会。为让同学们了解业界，学校还安排企业参访活动，包括1925年5月参访南春树胶厂和鼎山砖窑厂，以及1925年6月参访陈嘉庚树胶制造厂。不过，由于当时学校与华商业界联系有限，最终前去参访的华企不过寥寥数家。

为了鼓励学生关注实业，学校于1925年4月创立工商周刊社，学生康镜波、林穆群、柯子平等轮流担任编辑。《工商周刊》作为《叻报》附刊，内容丰富，除财经资讯、调查报告、财经译作、时事评论外，还有不少商业金融科普文，如康镜波介绍支票用法、汇票和汇兑，柯子平介绍南洋商场习惯语等。学校将其中部分文章编辑成书。1928年初，工商丛书第一种《银行顾客须知》出版，“颇蒙当地工商界之称许”。［28］随后，工商丛书第二、三种《新加坡各业之调查》《马来半岛商埠考》也相继出版。

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在学校商学教育方面有颇多探索，并逐步向社会商学教育延伸，以办报、实业参访、商品展览会等形式拉近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强化教育的实用主义色彩，增强了商学教育对华人社会的影响，为当地华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支持。

三、社会商学教育发展状况

在华校商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新加坡华商以及部分进步分子还积极通过创办商报、开设国货展览会等社会商学教育的方式在华人社会中传播商业知识。

（一）商业报刊

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纸多报道汇票、土产、轮渡等资讯，仅供华商了解市场行情之用，较少涉及商业常识。事实上，商报的发行不仅需要物力与财力支持，还需专业人员供稿与编辑。这给新加坡华商创办商报带来较大挑战。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发行商报之风日盛，加之海外华人与中国国内社会的跨国联系和思想交流日益频繁，新加坡华文商报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

1.《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

总商会月报是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最早的社团刊物，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1922年3月创办，周君南任总编辑。该报每月发行一期，以传播商业常识、报道世界经济状况、传达中国经济消息、联络海外侨胞之感情为宗旨。该报发刊词称，中西商战要求华商具备现代商业经营知识，“欲求商业之发达，必精研生产消费二者之关系，以穷商学之渊源而后可”。［29］除报道各大商埠资讯外，月报还刊发市场行情报告和商业常识科普文。在目前留存的11期中，第1—7期设有“常识”专栏，介绍各类经商知识，比如第1期介绍银行业务、物价变动等，第2、3期合刊介绍交易所、币值与物价、外国在华银币等。此外，月报还介绍了传统中国商业组织及其运行模式，譬如第2、3期合刊介绍中国商店的组织种类与徒弟制度，第5期介绍中国商店的歇业手续等。

2.《叻报》

在总商会月报创刊后不久，《叻报》亦有改革之举。1922年5月，《叻报》宣布周君南出任总编辑，并一改以往方针，“以实业与教育为趋重之点”，［30］增设“文艺栏”和“实业栏”，提出“隽发智识”和“实业救国”的口号。“实业栏”多报道当时的商业资讯，讨论经济问题，譬如1922年5月24日刊载《南北洋行业现象之衰落》《苏们答剌茶输出量》等文章。该版还转载世界各地的市场行情报告，如1922年美国商业委员会对德国工业的报告、韩国仁川商务报告、中国国内制盐业发展报告等。在周君南的支持下，《叻报》与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合作，于1925年6月开始，每周定期发布附刊《工商周刊》，介绍工商行业的各类常识与市场调查。到1925年底，《叻报》“实业栏”已不再出现，但商业信息和评论仍可见诸各期报纸。

3.《南洋商报》

1923年9月，《南洋商报》在陈嘉庚的资助下创刊。陈嘉庚认为，华文报应结合商业和文化，达到“以商养文”的目标，［31］“夫文明国之所谓商者，既能经营天产之原料，与厂制成器物，复益以航业之交通、银行之便利、保险之信用、发行机关之完备，凡诸商业上种种之原理，又莫不洞若观火，而具有世界之眼光……”，故而他强调“盖商战也，而学战已寓于其中焉”。他指出，中国商业不发达的原因在于“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32］有鉴于此，发行《南洋商报》的初衷之一是开启商智。从版面内容看，《南洋商报》与其他商报类似，刊载大量商业广告和市场资讯，同时设有“商业向导”专刊，转载一些市场调查报告和经济纪闻以及介绍商店中的经验语、各国商会制度比较等商学知识的科普文章，或是转载《中国币制改革观》《非列滨之实业》等译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报内容渐趋丰富，除商业资讯外，还增设文学、时评等版面。

20世纪30年代初，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还曾出版特刊，以报道商业消息和国际要闻为主旨。此外，《星洲日报》《民国日报》等相继创刊。但由于这一时期经济危机的冲击，加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海外华人普遍关注国事，商学教育色彩趋弱。

（二）国货展览会

对普通华人而言，不识字是他们接受商学教育影响的重要障碍，“若是仅用文字之鼓吹，则我国目前教育尚未普及，全国国民居于八十巴仙以上未能识字之状态，决未能有效”。［33］不过，在倡导国货的背景下，国货展览会能够以看、听等方式扩大商学教育在华人群体中的覆盖范围。长条、方条、绘画、仿单和报纸是当时华商进行商业宣传的五种常见方式，［34］展览会则为华商提供了新思路。早在1910年前后，南洋劝业公会开华商办国货展览会之先风，但海外华商主办的国货展览会须到民国时期才兴起。特别是随着大萧条蔓延，作为原料供应地的南洋遭受冲击，加之日本商业势力在南洋地区咄咄逼人，当地华商亟需通过各种新的商业营销方式应对经济危机。国货展览会由此应运而生，这也间接带动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商学教育的新发展。

1.马婆展览会

国货展览会的举办与当地华商宣传国货、扩大商贸交流合作的初衷不无关联。1922年，为迎接英国威尔士王子东游，马来半岛和婆罗洲两地决定联合举办展览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对此颇为看重，“此次赛会，因欢迎英储而起，是不徒有关工商业前途，实于国民外交，有重大关系”［35］，北洋政府农商部也发函鼓励海外华商“趁此机会，筹备赴赛会，藉以发展海外贸易，推广国货销场”。［36］很多华商纷纷响应，汇集商品参展。上海总商会甚至发动暨南学校商科学生“亲赴各店铺工厂等征集”。［37］为更好地让新加坡华人了解马婆展览会，马婆展览会指南编译组编译出版了《马婆展览会指南》，内容涉及展览会场布置、陈列规则、展览秩序、展品详情等。《叻报》等华文报刊也积极报道马婆展览会，以求扩大其社会影响。

2.大世界周年国货展览会

自马婆展览会后，新加坡华商意识到展览会的意义，并在熟悉流程的基础上逐渐付诸实践。由于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萧条，当地华商希望藉此重振市场需求。新加坡大世界游艺场于1931年6月开业，并在1932年6月初举行国货周年展览，参展者共计80余家。展览会发行一周年纪念特刊，宣扬倡用国货思潮，并刊载了不少国货经营论说，声称倡用国货是“国民爱国精诚之表现”，“并非以拒用某货为目的也”，［38］而华商应从商德、货价、心理等方面着手，积极为国货打开销路创造条件。［39］1933年8月，受英货展览会成功举办的影响，大世界举办第二届国货周年展览会，试图激发参观者“爱用国货之心”。［40］办展之余，大世界继续发行了周年纪念特刊，载述了不少发展商贸的言论。例如，潘醒侬为国货进入马来亚市场提出建议：一是发展实业，二是兴办各项工厂，三是政府与银行制定补助计划，四是豁免出口税，五是厂家南来贩卖，六是招商局开辟南洋线，七是代理商勿求厚利，八是努力宣传，九是结合市场需求改良产品；［41］卢亦侬认为，国货展览会便于制造家比较优劣，也利于增进消费者对商品的了解。［42］

3.国货展览推销会

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南进政策”的冲击，1931年10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会决议向中国国内各商会征集样品，通过推销国货“以挽外溢之利权”。［43］1935年10月初，总商会在金昇律大世界举行国货展览推销大会，越南南圻中华商会、上海厂商代表团、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参与本次展会。1936年9月，总商会在大世界举办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并发行特刊，宣扬倡用国货言论。洪锦棠建议，华商应使国货推销普遍化，“切勿以奇货可居，而提高售价”，免得外货“乘此机大肆畅销”。［44］纪放眼提出挽救外贸之策：一是改良品质，二是办理合作贷款，三是严格检验商品，四是统制运销。［45］整体而言，第二次国货展览推销会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当地华人踊跃参与，“各界士女，纷往大世界参观，金升道上，摩肩接踵，途为之塞。展会场内，人山人海”。［46］新加坡崇福、光华、培南等华校的教职员也带领学生前去参观。

国货展览会既为华商提供了宣介产品、扩大商誉的机会，也为华商搭建了沟通商情、交流经商之道的新平台，更为华校学生与普通民众提供了生动的商业课堂，由此推动了社会商学教育的深化发展。

四、商学教育的意义与影响

（一）新加坡华人经济视野下的商学教育

对当地华人而言，商学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提升职业技能，适应当地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20世纪30年代中叶，林谋盛曾强调，“亟应使后起青年，得受实际商业学识之教养，参与专门技术之训练，运用合时代潮流之学术，替代千百年来祖传之旧生意经”，［47］才能更好应对近代商业竞争。陈应传在侨批中也提到，“就算是从商也是同样要有才学方能应付大事，若是以为做两占钱小生意便以为是做生意，就不如教书更好”。［48］

对当地华商而言，商学教育对改变经营管理理念也有重要影响。如，1932年，华商、和丰、华侨三家华人银行因经营困难合并为新的华侨银行，并开始摆脱依靠乡里宗族关系发展业务的传统，组建专业管理团队，开展员工培训，以《友声杂志》为平台，通过论著、各地情报、银行知识等栏目传授业务技能。

商学教育还是华商鼓吹“商战”、宣扬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一方面，中外商战要求华商开启商智，通过商情互动、业务合作等方式加强联系；另一方面，“商战”又需得到当地华人社会的支持，而社会商学教育有助于让民众了解商品生产、消费与销售常识，动员他们支持国货。因此，商学教育在开启民众经济利权意识的同时，推动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传播。

（二）华商网络视野下的商学教育

近代海外华人社会基本由“工”“商”阶层构成。［49］在商业发达的南洋，当地华校多由华商或华人会馆资助兴办，商学教育的发展自然也由这些华商或华人会馆主导。［50］由于海外华校师资匮乏，而不少海外华商在中国捐资办学，他们希望推动海外华校与中国学校的跨国联系，让中国学校吸纳南洋华校毕业生就读，并为海外华校提供师资。如陈嘉庚创办集美师范学校，主张南洋华侨小学毕业生“如有志回国升入中学者，则由新加坡本店予以介绍函，概行收纳”；［51］而集美师范学校培养的学生亦有到新加坡华校任教者，比如，曾恬如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任新加坡益励学社的校长，兼带商业、簿记课。［52］

为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中国政府也积极通过培训师资、补助经费、吸引侨生回国等方式推动海外华校发展，［53］海外各地华校联系由此日渐加强。1929年6月，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在上海暨南大学举行。不少海外华校校长参会，并就教材使用、华侨教育总会设立、教育师资等问题达成合作共识。从这一角度看，新加坡商学教育作为华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亦可视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延伸。

在社会商学教育中，华商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南洋一带华人众多，近代中国工商界一向关注南洋市场。当新加坡华人举办国货推销展览会时，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厂商积极参与。国货展览会的举办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内企业家与南洋华商的对接与合作，［54］在提升海外华商经济竞争意识的同时，织起了海外华商与中国国内商界的联系网络，由此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拓展了海外市场。

五、结语

商学教育不仅是当地华校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地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部分。这表明了海外华商经商知识形成与传授方式的转变，即由原来封闭式的经验与技能积累和代际传授转变为开放式的、系统学习商业原理和技能的新式教育。其本质仍在于提升华商的适应和生存能力。在与欧美商人的接触中，华商意识到自身被视为一个与母国相关联的经济群体，进而被当作“他者”而不断遭受排挤。然而，以往华商群体对近代经济现象无甚了解。他们对近代经济现象的新认知带来了商业知识与技能壁垒的初步破除、商业竞争主体由个体转向群体的改变，以及以民族与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新整合。因此，商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与近代商人、商业的角色转变密切相关。

新加坡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发展呈现近代中国国内教育移植、西方近代文化影响与在地化调整并存的特征。商学教育的兴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导向，即当地华人面对西方商业的竞争，需对新的经济事物有所认识，方能谋得生存；当地华商需清楚地认识商业新形势，才能谋求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当地华商侨领逐步产生了通过商学教育进行边际调整的感知，并逐步在初步的尝试性实践中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影响。商学教育的发展有助于通过“商战”观念强化海外华人的认同，从而唤起民族主义情绪，降低了华人群体内部的协调行动成本，让当地华人与近代中国国内工商业充分联系与合作，进而使新加坡华人社会参与到近代中国工商业转型进程。

不过，殖民地社会属性意味着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必然受殖民政府制约，大规模、成体系的商学教育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因此，商学教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近代商学教育完成了对传统学徒教育的替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时间里，海外华商网络发展仍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商学教育的确是推动近代新加坡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要素之一。

［注释］

［1］ 马敏：《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2］ 刘秀生：《中国近代商学教育的发展》，《北京商学院学报》 1994年第1期；严昌洪：《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常国良：《商人与近代商业教育》，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3］ 王兆祥：《天津商会与商业学堂》，《民国档案》2008年第3期；赵永利：《教育变革与近代化转型——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4］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忠：《商会与中国近代教育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常国良、张健稳：《从沪江大学看近代上海高等商业教育的办学路向——兼论教会大学中国化》，《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5］［日］市川信爱著，翁其银译：《南洋华侨教育的嬗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5期；汤锋旺、李志贤：《20世纪前期新加坡华人会馆学校社会经济史研究——基于潮州公立端蒙学校经费的分析》，《世界民族》2014年第4期；吴明罡：《近代南洋华侨教育研究：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为中心》，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

［6］ 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2年，第84页。

［7］［美］道格拉斯·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8］ 老学徒：《中国商店徒弟制度之概要》，《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1922年第1卷第1期。

［9］《黄金庆君》，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槟城：点石斋印本，1923年，第8页。

［10］ 《张弼士君》，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第一集），槟城：点石斋印本，1923年，第9页。

［11］ 傅绍曾：《星嘉坡Singapore记略》，《南洋见闻录》，北京：求知学社，1923年，第49页。

［12］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4页。

［13］ 《发刊词》，《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1922年，第1卷第1期。

［14］ 傅绍曾：《星嘉坡Singapore记略》，《南洋见闻录》，北京：求知学社，1923年，第45页。

［15］ 转引自林斯丰等编：《集美学校百年校史：1913-2013》，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24页。

［16］ Earnest Lau and Peter Teo（eds.），The ACS Story， Singapore： Anglo-Chinese Schools of Board Governors， 2007，pp.9-15.

［17］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第155页。

［18］ 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2年，第83页。

［19］ 《本校现况概要》，《新加坡道南学校一览》，新加坡：新加坡道南学校，1932年，第5页。

［20］ 周廷珍：《崇福、道南、爱同三校改组计划》，《福建会馆教育丛刊》1930年，第64~65页。

［21］ 何启清：《本期的校务概况》，《星洲养正学生月刊》1925年12月。

［22］ 《本校概略·中一公司》，《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册》，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22年，第42页。

［23］ 《本校现任教职员一览表》，《南洋华侨中学校招生简章》，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27年，第4~5页。

［24］ 黄麟书：《考察南洋华侨教育日记》，（出版社不详），1935年，第11~12页。

［25］ 钱鹤：《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上海：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31年，第52页。

［26］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新学则》，《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丛刊》1924年总第2集，“附载”第1~8页。

［27］ 康镜波：《学生银行成立记》，《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丛刊》1924年总第2集，“校务汇记”第49页。

［28］ 《校闻·工商丛书之畅销》，《工商周刊》1928年4月5日。

［29］ 《发刊词》，《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1922年第1卷第1期。

［30］ 康镜波：《工商周刊成立记》，《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丛刊》1926年总第4集，“校务汇记”第53页。

［31］ 王小梅：《陈嘉庚创办的学校及南洋商报》，《云南档案》2018年第10期。

［32］ 陈嘉庚：《实业与教育之关系》，《南洋商报》1923年9月6日。

［33］ 小我：《如何使国人爱用国货》，《南洋商报》1935年10月5日。

［34］ 粤东商人：《中国商店广告之种类》，《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1922年第1卷第2、3期。

［35］ 《马婆展览会种种：（五）本商会之进行》，《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1922年第1卷第1期。

［36］ 《农商部训令第一三八八号》，《政府公报》1921年总第2096期。

［37］ 《华侨各学校对于马婆展览会之活动》，《新嘉坡中华总商会月报》1922年第1卷第1期。

［38］ 汪颂鲁：《提倡国货之正确观念》，《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1932年。

［39］ 许金钟：《促进国货的根本问题》，《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1932年。

［40］ 《英货展览会闭幕后，大世界游艺场将举行第二届国货展览》，《新国民日报》1933年6月1日。

［41］ 潘醒侬：《国货在马来亚》，《新加坡大世界第二届国货展览会特刊》1933年。

［42］ 卢亦侬：《由兵战说到商战》，《新加坡大世界第二届国货展览会特刊》1933年。

［43］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八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86年，第124页。

［44］ 洪锦棠：《提倡国货根本办法》，《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1936年。

［45］ 纪放眼：《改进丝绵茶油桐产销之商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1936年。

［46］ 《大会写真·夜场巡礼1》，《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1936年。

［47］ 许苏吾：《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1952年，第84页。

［48］ 转引自陈丽园：《从侨批看跨国华人的教育与社会传承》，《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

［49］ Wang Gungwu，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Asia）Ltd.， 1981， pp.266-267.

［50］ 刘宏：《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视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7页。

［52］ 曾恬如：《益励学社之过去及现在》，《福建会馆教育丛刊》1930年，第123页。

［53］ 包爱芹：《南京国民政府的华侨教育政策与措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54］ 仝群旺、王素君：《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销探究》，《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