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雨晨 杨国立/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数字环境下，档案管理工作变革的趋向越来越明朗。一方面，档案管理要融入数据管理。冯惠玲教授呼吁，要探索文件管理与数据管理的深度融合[1]；刘越男教授指出，加强电子文件管理要锻造多元数据管理能力[2]。另一方面，档案管理要进一步突出维护社会记忆的使命。数字时代，大量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依赖于数字资源的检索，而易逝、多变、脆弱、快速增长的数字资源很容易被遗忘。信息存储技术的发展和存储成本的降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主要原因在于机械化的检索很难建构社会记忆应具有的文化和情感。冯惠玲教授指出，海量信息存储造成了巨大遗忘感、失忆感，以致个体和集体记忆被蚕食与解构[3]。因此，档案学界开始探索以档案化的方式组织与整合记忆资源[4]、进行网页信息存档[5]等。文化数字化发展使社会记忆延伸至数字世界，数字记忆悄然兴起。近年来，档案学界围绕数字记忆资源组织[6]、数字记忆项目开发[7]等进行了多样化探索。数字记忆建构是基于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是针对数字文化的记忆呈现与传播。有针对性的数据管理是数字记忆建构的坚实基础。以数字记忆为目标的数据管理，应以档案记忆观为理论基础，探索档案化管理路径。鉴于此，本文围绕数据记录的数字记忆建构、档案学在数据管理中的功能，以及数据管理的档案化途径等内容，探索面向数字记忆的数据管理档案化路径，从而推动档案管理融入数据管理，进一步深化档案学的社会责任。

1 方向：数据记录的数字记忆建构

随着社会生活的数据化，网络生活足迹以文本、数字、图像、声音和视频等数据形式被记录下来。与此同时，非数字化的文本或物理实体通过数字转化进入各类信息系统和网络空间，也形成了丰富的数据记录。数据管理的档案化就是将数据记录在档案学思想、理论与方法作用下转化为数字副本，并进行关联整合、深度开发和开放利用，使其成为深刻反映社会生活和具有文化传承作用的社会记忆。记录是对数据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留存，它并非必然成为记忆，只有经过人们的阐释并赋予特定意义，才会固化为个人、群体乃至全社会的数字记忆。因此，为了实现数据记录的数字记忆建构这一目标，需要明确数字记忆建构面临的问题，并深化档案学的社会责任。数字记忆本质上是社会记忆的数字化承载。概言之，将数据记录转化为数字记忆，首先需要对数据价值进行鉴定，鉴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哪些数字资源可以支撑文化和社会记忆；其次需要对数据记录进行文化阐释和建构，挖掘支撑社会记忆的数字资源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和价值；最后需要开展数字记忆的场景化建构，以强化其历史沉浸感。

在新修订《档案法》和《“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等的指导下，档案工作深度融入数字化改革，社会认可度得到了显著提高，社会责任也得到了强化；将数据记录转化为数字记忆，更是进一步拓展了档案学的社会责任。为此，档案学需要提高自身的站位：档案工作应从文件收尾阶段的归档转向数据资源管理过程的参与和指导，这意味着档案管理的范围由官方机构向民间甚至个体延伸，价值定位由历史记录保存深化为文化和社会记忆建构，嵌入节点由收尾的移交接收向前端和全过程控制渗透。其功能从证据链的保存延伸至失忆的抗争，这意味着档案管理工作应在数据提取及基于此的数字记忆建构上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数据档案化的呈现对抗失忆；档案管理从专门档案部门独立承担，转向与数据管理者的多利益主体协同，这意味着需将档案学思想、理论与方法应用到数据管理全部过程，并且数据管理的主体将不再局限于档案部门，而是鼓励多部门协同，档案管理员也将相应地由档案从业人员拓展到全社会成员。

2 方位：确立档案学在数据管理中的功能

围绕数据记忆建构这一目标，实现数据管理的档案化，需要在档案学社会责任拓展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档案学在数据管理中的功能。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学在数据管理计划中应发挥主动干预的功能，重点是赋能数据资产和优化数据生态；二是面对以信息系统为介质的机械化外部记忆，档案学应将其重构为具有时代感的社会记忆。

2.1 主动干预数据管理计划

面向数字记忆建构的数据资源十分丰富，不同来源的数据资源唯有基于统一的数据管理计划，才能保障数字记忆的全面和深刻。不同管理业务的数据管理目的不尽相同，由此导致管理计划也存在差异。面向数字记忆的数据管理必然要求将数据资源的不同管理目的趋同于数字记忆建构，从而建立相对统一的数据管理计划。同时，很多时候数据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的过程、安全的环境，导致数据可用性、可读性、可追溯性、可共享性和可复用性不尽如人意，给发现和理解数据、保障数据连续性、集成跨界数据，以及避免数据重复开发造成了严重阻碍。作为数字记忆的主导者，档案学应主动干预数据管理计划，主要在于深化数据价值挖掘和升华数据管理思想，具体体现在赋能数据资产和优化数据生态上。

档案学对数据资产的赋能在于释放数据资产的文化价值、丰富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一方面，档案学在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需求分析基础上，利用现代化档案搜集技术，主动捕获、挖掘和利用具有潜在数字记忆价值的数据资产，将数据管理过程中的数据流、数字记忆资源开发的业务流和档案学方法作为基础的技术流汇集，以传承数字遗产和深化数字记忆为目标，进一步广泛地释放数据资产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数据的价值取决于场景和利用[8]，档案学可以基于关联数据思想和建立元数据标准，对数据资产进行广泛集成和多源融合，从文化遗产传承和社会记忆建构角度，促进数据管理业务场景与社会需求关联，丰富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通过记忆项目的组织开发，预测数据资产未来可能的应用场景，为数据资产管理提供更加丰富的目标导向。

档案学对于数据生态的优化，关键在于数据流管理标准化、数据连通融合、数据开放与安全治理，以及数据价值传播与运营等方面。在数据流管理标准化中，档案学可以承担元数据、数据描述、背景信息管理、数据分类、数据流程文档建设和数据流管理等标准规范的建立；在数据连通融合中，档案学可以在协同各相关部门、促进跨组织集中、集成多源数据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数据开放与安全治理中，档案学可以通过价值鉴定理论、档案安全风险治理法律法规的应用，构建数据开放的范围、条件、方法、流程，数据重用的许可机制，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等；在数据价值传播和运营中，档案学科可以借助多媒介手段将数据价值向社会有针对性地展示和渗透。

2.2 激活机械化的外部记忆

信息存储和检索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系统成为人类的外脑。很多时候，人们的记忆表现为借助这个外脑进行“数据提取”，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记忆，导致人脑的记忆建构功能被抹杀。这使得人们的记忆因源自生硬的数字符号而缺乏时代感，因去语境化而丧失“真实性”。档案学的功能在于：一方面通过历时和共时的数据资源整合，并从当代价值审视和场景化展示两方面，重构数字资源的文化价值、增强数字记忆的场景体验感和历史沉浸感，最终提升数字记忆的时代感；另一方面将数据资源与其语境相关联，精准描述数据资源发生、发展的环境，避免对数据价值的“断章取义”。特别是，建设数据资源网络传播的追溯机制和方法，监测数据资源的“传播链”，对传播过程的每一个节点的数据资源变化进行全面还原，为数据资源的语义损耗提供可追溯的路径。

3 方略：建立数据管理的档案化途径

面向数字记忆，实现档案学在数据管理中的功能，需要以数据管理的档案化途径建设为支撑。归结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围绕丰富知识体系和培育数据档案管理员，提升档案学在数据管理中的话语能力；二是着眼于对数据价值发现和数据确权的支撑，强化数据价值的档案化认同；三是面向数据内容和范围的选择，建立档案化的原则和方法；四是为了增强对数据的理解、还原数据场景，建立数据的档案化组织机制。

3.1 以档案学话语体系主导数据管理业务

学科话语体系主要指用学科的核心知识、基本理论来阐释问题的话语表达体系[9]。档案学话语体系是指利用档案学理论、档案管理思想、档案学知识对学术问题发表独到的见解，对现实问题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它是档案学特殊价值的表征。实现数据管理的档案化，需要以档案学话语体系参与、感染、影响直至主导数据管理业务。发挥档案学话语体系的主导作用，需要强化档案学的话语权。话语权的强弱取决于档案学知识和资源体系对于数据管理业务支撑力度的大小。话语权发挥作用的大小不仅体现在档案学话语在数据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大小，更取决于话语在多大程度上会对数据管理业务产生积极效果和显著影响。如，话语体系能否或多大程度上使数据管理者能够从档案管理视角去认识数据管理并产出相应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使数据管理部门能够基于档案管理视角制定数据管理规划。围绕数据管理建构档案学话语体系、强化话语权，对数据管理的档案化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3.1.1 丰富档案学数据管理研究的知识体系

一方面，档案学应在档案管理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对数据管理业务实践进行理性上升和抽象概括，形成规律性认识和数据管理档案化的基本理论；主动提出富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命题，探索数据管理的前沿问题；针对数据管理元素、过程和生态体系，提炼档案化的概念、构建概念模型，明确在数据管理业务活动中档案学的作用机制和档案管理的运行原理。另一方面，针对数据管理业务过程和应用场景，创建档案学系统化学说，提炼针对数据管理的系统化科学思想体系，提升档案学对数据管理业务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影响力。

3.1.2 面向全社会培育数据档案管理员

数据管理业务的丰富性、流程的复杂性和权责的指向性，使得数据管理的档案化不可能完全由档案部门承担。培育数据管理者的档案意识、丰富他们的档案学理论与方法知识就显得十分必要，也是档案学话语体系嵌入数据管理业务和话语权强化的重要途径。为此，档案学应精心谋划培育机制、广泛开展社会合作、努力积累培育资源。在培育机制上，档案馆、档案学教育和研究部门应通力合作，探索作为培训机构或咨询服务机构的定位及其发展模式；在社会合作上，应通过项目研究、学生实践基地建设和人员互访等机制的建设，主动与数据管理部门合作，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渗透程度；在培育资源上，应通过实验室建设、培训教材开发、制度资源保障等，积累教育资源。

3.2 数据价值的档案化认同

不同数据管理业务对数据价值的认识不尽相同，如大数据管理强调以数据的关联挖掘为手段，发掘数据的决策支持价值；科学数据管理以共享机制和条件建设为手段，提升数据的知识创新价值；工业数据管理以集成和融合为手段，实现数据的资产化价值。通过数据管理的档案化，一方面可以凭借档案工作在社会上的职业认同感，以及档案学的科学管理思想、规范安全的管理程序，使不同数据管理业务中的数据既定价值得到认同，数据分析结果获得认可；另一方面可以以档案化的方式，来整合数据的多维价值（如文化价值、资产价值、凭证价值、情报价值、知识价值、决策支持价值等），使不同管理业务中的数据从不同层面被赋予多种价值，最大化地释放数据资源的价值。

3.2.1 数据价值发现的档案化管理支撑

数据价值发现是以社会需求为依据，使数据未知价值转变为已知价值、潜在价值转变为显性价值的过程。数据本身只是事实的表征，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同一组数据不同应用主体很可能会发现其不同的价值，同一组数据也适用于不同应用主体的异质化需求。数据的档案化管理以客观的档案方式保存数据，使数据尽可能保持原始的“真实”状态，既不破坏数据内容，也不损耗数据内容本来的语义，还十分重视数据的完整性描述和连续性管理，避免数据重用价值降低的情况发生。为此，档案学可以通过数据实体保存、元数据标准建立和数据标准化描述（标识符、属性、关系等[10]），为数据价值发现提供本真的数据资源。

3.2.2 数据确权的档案化监管

数据价值的实现建立在持续流通基础上，而数据流通又带来一个十分重要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数据确权。数据确权得不到保障，数据价值就很难实现。档案学可以通过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和数据价值链管理理论，对数据流通中数据来源、价值转化、价值分配等进行监管和认证，提供档案资料证据，凭借其被广泛认可的凭证效力，为数据确权提供依据。

3.3 数据选择的档案化鉴定

选择什么内容的数据、以什么方法在哪些范围内选择数据，是数据管理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通常而言，数据选择的内容因业务目标的差异而存在个性化，而内容选择的遵循原则和目标范围的确立方法却存在统一的科学化标准。档案学可将丰富的档案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数据选择中，建立数据内容选择的原则，提出选择范围的确立方法。据此，档案管理工作介入数据管理的时机也由被动而滞后的鉴定转化为主动且超前的控制，通过回答“哪些数据不是选择范围”，排除与业务目标不匹配的数据资源；回答“哪些数据可列为数据选择范围”，列举满足业务目标的数据资源；回答“数据选择应如何界定范围”，全局性和前瞻性地主动谋划和开发业务现实和潜在需求的数据资源。

数据内容选择的原则主要体现为全面性、历史性和价值性原则。它们均应以相应的档案学理论作为基础。如，文件连续体理论和来源原则等可为数据内容选择的全面性提供理论指导，二元理论和真实性理论等可为数据时空存在形态的评估提供依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价值鉴定理论等可为数据价值鉴定提供方法论。数据范围确立的方法可在系统观的指导下，针对数字记忆建构的需求，以及数据资源价值密度的评估，基于“重视典型、不失全面”“重视时效、兼顾传承”“重视价值、平衡成本”等原则，建立关键数据和数据范围边界的评估与界定的标准和方法论。

3.4 数据全景的档案化组织

大数据环境下，对碎片化和烟囱化数据进行贯通、集成和整合，建立一个完整且明晰的数据全景，是各行各业数据管理业务追求的重要目标，更是准确深刻地揭示数据背后的含义、挖掘其知识和情报价值的必然要求。全景化数据主要强调数据完整性和场景性，前者要求数据的背景描述完整、内容逻辑完整、载体呈现完整和动态更新完整；后者要求数据的产生事由明确、使用条件明确、适用环境明确、要素关系明确。数据全景的档案化组织就是，利用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借鉴文件管理的实际经验，围绕完整性和场景性这两个基本目标，为数据的描述和展示提供档案化组织方法。

3.4.1 通过档案化叙事增强对数据的理解

叙事是一种理解并讲述世界的有效方式[11]。通过档案化叙事来编排和展示数据，是在充分考证和判断数据所涉及的对象、利益相关者、事件、场景、控制过程等各要素及其之间关系基础上，对数据的含义、性质和意义赋予应用条件和解释，从而把控数据的“真实性”和可用性，并通过多模态（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在档案化叙事建构过程中，档案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于围绕完整描述数据、全面理解数据、客观揭示数据效用的条件性和充分展示数据场景的体验性等来组织和展示数据。数据描述的完整性体现在关于数据内容、数据背景和数据运动过程的元数据的完整性；数据理解的全面性关键在于，从数据拥有者和发布者入手，对数据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原因和环境等因素进行历史梳理；对数据效用条件性的准确把握，需要将数据还原到相关的事件和场景中进行辩证思考；提高数据场景的体验性依赖于数据展示方式的多样性，做到知识与情感的平衡。

3.4.2 通过档案化建构还原数据场景

数据的意义不能脱离其产生的原始场景，否则很可能造成数据被误解或误用。以档案化建构还原数据场景，重点在于将数据纳入时间进程和空间联系之中，以编译、复制和重构的方式，复活数据的历史内容、重现数据发生的情境、唤醒数据的深层意义。通过数据重返历史情景，重现记忆框架，搭建公众、数据与时空意义的桥梁，唤醒时间、场所、实物所承载的特定记忆，在情感回溯与精神回归中激活文化认同感，跨越时空实现文化存续与意识形态凝聚。

4 结语

随着文化数字化发展，数字记忆资源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支持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档案学应在数字记忆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用档案记忆观、档案学理论和话语赋能数字资源，加强数据管理的前端控制和全程干预，积极推进档案化的数据管理，承担起数字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任。从历史记录到数字记忆、从文书管理到数据管理，数字时代，档案学社会责任和研究对象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档案学理论的适应性：如何变异、如何坚守？需要重新谋划档案管理工作的新变革：如何定位、如何拓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之路任重而道远，档案学需立足现在、着眼未来，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为契机，通过数据管理的档案化理论与技术的探索，赋能数字资源的文化价值，在数字记忆建构中发挥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