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春葙

萧红民俗书写中的温情、虚无与反叛——以《呼兰河传》为例

曾春葙

（大连外国语大学 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于黑土地上诸多的民俗书写，呈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文化景观。而《呼兰河传》中的民俗书写，远不止展露萧红对于封建旧俗的批判。萧红对于童年、故乡的温情回望，对于愚善麻木之人的痛恨与关怀，对于生死之间、漫漫人生的虚无感慨，对于压迫女性观念的反叛，多种不同的情感思绪在其民俗书写中交织并存，使得《呼兰河传》呈现出更加多面立体的萧红形象。

呼兰河传；民俗书写；萧红

茅盾先生曾盛赞《呼兰河传》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而这幅“风土画”的多彩之处离不开萧红对于黑土地上民俗的深度书写。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民俗书写，不仅以文字形式还原现实生活中的民俗景观，并且也承担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等的叙事功能。更重要的是，其民俗书写展露出温情、虚无与反叛等多种不同的情感维度，使得《呼兰河传》愈发耐人寻味，呈现出更加立体多面的萧红形象。

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将民俗分为：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及语言民俗[1]。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以上四类民俗的书写均有涉及。该文以《呼兰河传》中的物质民俗书写、精神民俗书写、社会民俗中岁时节日民俗的书写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萧红民俗书写背后不同的情感思绪。《呼兰河传》中，萧红重点书写的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民俗在历来的萧红研究中，众多学者都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解读。这些民俗书写在《呼兰河传》中，大多被视为萧红批判封建旧俗的体现。但萧红作为一位情感细腻、笔锋尖锐的女作家，若将其作品中的民俗书写，单纯地理解为萧红对于封建旧俗的批判，这极不利于我们走近一位思想深刻且情感丰富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本文将基于《呼兰河传》中主要民俗书写，一一展开具体分析，探寻萧红《呼兰河传》民俗书写所呈现出的温情、虚无与反叛，解读这位女作家复杂丰富的思想情感。

一、商贩叫卖：对童年及故乡的温情回望

《呼兰河传》是一卷丰富的人文风景画，其不仅浓重地勾勒了东北地区的精神生活民俗，同样将东北地区的物质生活民俗娓娓道来，呈现该地区的生活日常。萧红在物质生活民俗的书写上，笔墨集中于食物，由商贩叫卖的形式体现。卖豆腐的人、卖馒头的老头、卖烧饼的人、卖凉粉的人，这些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平民在萧红笔下的出现，建构起萧红记忆中黑土地的味道，蕴含萧红内心柔软一面的思乡之情。

首先，萧红以商贩叫卖这一形式为依托，突出描写东北冬日严寒的自然环境，流露出萧红对东北人民坚强乐观的性格及其生活能力的赞赏。《呼兰河传》中以“大地冻裂”这一极具东北特点的自然景观开篇，商贩在寒冬里依次现身：卖豆腐的人偶一不慎就把方盘冻在了地上；卖馒头的老头在冰天雪地里跌了跟头，路人趁机捡走了打翻的馒头，卖馒头的老头却打趣称是冻裂的地皮吞走了他的馒头。恶劣的严寒季节里，混沌沌的气象里，东北人坚韧的生存能力在与严寒的对抗中凸显。

其次，萧红刻画日常商贩交易过程，力图呈现记忆中琐碎美好的生活片段，字里行间夹杂着萧红对童年生活的怀念。萧红以一天的时间为轴，依次刻画每日商贩叫卖的场景：“过去了卖麻花的，后半天，也许又来了卖凉粉的”“卖凉粉的一过去，一天就快黑了”“只有卖豆腐的则又出来了”[2]148。针对不同商贩的叫卖，萧红的笔墨详略不一，但在卖麻花场景上着墨较多：卖麻花的人对于摸了麻花也不买的人也绝对的不生气，五个孩子买麻花的闹剧逗得众人乐呵呵，孩子母亲“威风”呵斥的场景描写，勾勒出一幅真实有趣的生活画面。萧红截取生活中的单个片段，着力描写，由饮食展开，刻画众生百态，语言风趣，既写出商贩的朴实，孩童的顽皮，又写出母亲的无奈，生动地勾勒出萧红温情满满的思乡之情。

二、跳大神：对愚善麻木之人的痛恨与关怀交错

在东北民间，跳大神是一项源于萨满教的隆重神秘的宗教活动。在过去，凡遇祭祀，必跳神。随着社会发展，跳大神成了东北地区精神民俗生活的一种呈现。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认为，人类本能地想掌握世界、解释世界，当他发现有些现象超出他的解释能力时，他会感觉到威胁，从而给其经验世界带来一片混乱。基于此心理，人们便杜撰出鬼这一概念，以之为灾难之因，由此他对世界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也便从心理上把握住了世界，避免陷入混乱状态[3]。跳大神亦如此理，人们通过跳大神解决心疑，从而企图取得掌握世界的办法。跳大神在《呼兰河传》中作为最典型的封建旧俗，造成了小团圆媳妇的死。萧红于这一事件上隐含的态度无疑是批判的，但萧红对该民俗事象的厌恶不仅源于其封建迷信的本质，更多是因为围观者们的愚善麻木使得萧红对于封建旧俗更加痛恨。

首先，萧红在针对跳大神这一民俗的书写上，直接通过对外貌动作的描写，隐含作者鄙夷的态度。跳大神的主人公多为两人，即大神与二神。萧红笔下的大神作法时：最开始哆嗦，嘴里叽咕，打战又忽然坐住，突然间又全身是劲，接着乱跳起来。大神的行为在萧红的语言刻画下充满荒诞，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但萧红对于跳大神的厌恶主要因为围观跳大神的“看客”们。只要“跳神的鼓，当当地响”，看客们“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一听她唱的是什么腔调，看看她的衣裳漂亮不漂亮”。[2]157寥寥几句中，萧红把看客们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但看客们绝不是“袖手旁观”之人，在老胡家准备设法从大神处将团圆媳妇要回来时，看客们想方设法为老胡家出主意——烧纸人替身、给团圆媳妇画花脸、吃全毛的鸡、吃黄连二两和猪肉半斤、抽贴儿等偏方邪令。看客们的主意是呼兰河里根深蒂固的封建旧俗之展现，实际上更是迷信封建旧俗之人愚善麻木的表现。

深究萧红对于跳大神这一盛举的态度，除了批判之外，萧红在跳大神一事上同样也表达着自己对于人生虚无的感叹，对不幸之人的关怀。跳大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人们认为通过跳大神可以解决一些能力范围之外的需求。人们通过跳大神的方式乞求神明，大神作法时荒诞的响闹与送神时冷森森的词调形成强烈的对比，以此凸显虚无之感，实则强调跳大神一事毫无意义。萧红理解这种无意义，所以萧红针对送神归山时的鼓声浓墨重彩地渲染了悲凉的氛围，淡淡地发出人生终极追问：“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萧红作为一位仁爱的女作家，她总是包容、谅解世间不幸的生命。将跳大神作为精神寄托的胡家老太太本也不是性恶之人，胡家两位媳妇为胡家老太太操办跳大神之事，目的也是为了讨胡家老太太的欢心。只是这样的善良之人，却在旧俗的控制下造成“封建杀人，愚昧诛心”的局面，人们的愚善麻木才是萧红痛恨封建旧俗的根本缘由。

三、扎彩铺及放河灯：对新生向往却感慨人生荒凉

萧红的文字总是透着幽幽的荒凉之感，这种荒凉之感成了萧红生命的底色，倒映着萧红观照世界的模样。扎彩与放河灯，作为精神民俗生活的一部分，两者在《呼兰河传》中都不是为人而设立的，而是为着神鬼。这两者在萧红的笔下，并不是作为愚昧麻木行为出现在文本中受到批判，而是以讽刺及对比的方式出现，尽显萧红语言的讽刺张力，同时也作为萧红感叹人生荒凉的依托，映照着萧红对生死的看法，承担了双重的叙事功能。

首先，扎彩与放河灯两者在萧红笔下均是善举，体现出萧红仁爱的生命观。扎彩房、扎彩人等都曾具有实际上的意义：在世之人为死去之人所做之事，为逝者想象死后的世界，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寄托。但当它们被放置于新的社会状态中，被文明、科技、理性因素取代之后，它们逐渐成为陈规陋习。放河灯同样是在世之人为死去之人所做之事，七月十五这一天若是每个冤魂怨鬼托着一个河灯，就可以脱身于痛苦的地狱。萧红在放河灯一事上，讽刺伪善的正人君子们企图借河灯洗刷自己的罪恶。但萧红笔下却将放河灯的情形勾勒得宁静美好：“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2]160一位以仁爱之心观照整个世界的女作家，她总是柔软地关怀每一种生命。在宁静美好的河灯之景中，萧红对于“冤魂怨鬼”的祝福，对于新生的期盼，跃然纸上。

尽管扎彩与放河灯两者是善举，但萧红笔尖的希望之光在这两者上仍然是转瞬即逝。在索绪尔“能指—所指”[4]理论下，扎彩与放河灯两个行为，是两个不同的能指符号，但却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所指：美好的死后世界，可以得到救赎的死后世界。同时这两个“能指”对应着的“所指”实际上是虚无荒凉的现实世界，深化了萧红对于人生荒凉的感慨。萧红对扎彩铺所做之物展开了细致的描写，言语真挚凝练地呈现出另一个世界的必备之物，并且多以“好看”“漂亮”形容这些物件的精致，但这扎彩院子里看不见主人。“无主人”状态指向的是人生的共性，因为每个人都会成为扎彩院子的主人。萧红以扎彩铺工人悲惨艰苦的实际生活与一应俱全的扎彩世界形成对比，向死而生的虚无感油然而生。萧红笔下，象征冤魂怨鬼新生希望的河灯，同样象征着人的一生，不知道漂到哪里去，接连灭去，只有月光如常。作者笔触轻柔，却总是一语中的地深化人生悲凉之感。

四、娘娘庙大会及野台子戏：对压迫女性观念的反叛

萧红作为一个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女性作家，其作品传递出萧红对于女性命运深深的关怀。《呼兰河传》中对于娘娘庙大会及野台子戏的民俗书写，隐含着萧红对于压迫女性观念的反抗，萧红对于女性命运的观照，萧红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的重视。

在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即俗称“逛庙”这一民俗背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压抑着女性。萧红以娘娘庙与老爷庙，隐喻女性与男性，暗示两性不同的生存现状，讽刺意味深远。首先作者从男女性生理角度出发，指出求子求孙理应先去娘娘庙烧香，但话锋一转，道出人们以为阴间一样的重男轻女，所以都是先到老爷庙去。其次，老爷庙的泥像凶猛，令人肃然起敬，但娘娘庙的泥塑使人并不害怕，十分温顺。通过泥塑予人的不同感觉，隐含作者对于女性的疼爱，“女鬼也都不怎么恶……绝没有老爷庙里那般泥像似的，眼睛冒了火，或像老虎似的张着嘴”[2]174。但萧红精湛的讽刺艺术远不止于此，萧红以“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2]174，一语双关，以真正的泥塑为依托，讽刺现实生活中男性压迫女性，社会逼迫女性温顺的现状，表达出萧红对于压迫女性观念的不满与抗争。

“逛庙”这一民俗书写的情感指向于外部，萧红从外部环境出发关怀女性的生存现状。野台子戏这一民俗书写的背后，情感则主要指向内部。萧红由女性本位出发，观照女性的内心世界。野台子戏的社会功能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出嫁的女性可以借由看野台子戏回娘家探亲，二是未出嫁的适婚女性在看野台子戏时会经历一番“偷看式相亲”。因此，看戏的姑娘都打扮得十分漂亮。萧红由衷地欣赏女性之美，因此毫不惜墨对打扮的女性作出了详尽的描写——穿新衣裳，擦胭脂，涂粉，戴上长钳子，刘海剪得排齐，一丝不乱的头辫，各色的长衫，绣着不一图案的绣花鞋。萧红对于女性心理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体现在对于已出嫁女性回家探亲与姊妹交流这一行为的刻画上：多年不见的姐妹再遇时的尴尬，给姐妹送礼时的腼腆，内心早已对姐妹再聚一事有所期待——女性微妙情绪的转换在萧红笔下自然且贴切。在野台子戏这一民俗书写上，除了萧红共情式的书写，展现出女性姐妹之间浓厚的情谊之外，在看戏时“小礼”“指腹为婚”的民俗书写里，萧红犀利地直指婚恋习俗上对于女性的不公——指腹为亲给女性带来的命运压迫，女方半途家道中落，男方可以不娶，但若是男方半途家道中落则一定要娶，女方不嫁则会名誉受损。社会对于女性的恶意过于强烈，萧红直指矛盾要害，以女性自杀的悲剧赞颂女性的勇敢，讽刺男性以“节妇”观念捆绑女性的行为。萧红以笔为剑，大力抗争压迫女性的观念和行为。

五、结语

不同民俗的书写交织，成了《呼兰河传》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每一处民俗书写均是萧红对于黑土地生活的还原，对于其童年生活的再现。

民俗书写在《呼兰河传》中情感指向的丰富性，为我们解读萧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尽管《呼兰河传》中的民俗书写大体上情感指向一种对封建旧俗的批判以及一种虚无缥缈之感，但萧红坚强的生命意识、仁爱温情的世界观也在民俗书写中闪闪发光：她在民俗书写中注入她对短暂幸福童年的思念；她在民俗书写背后勇敢地在痛击愚善旧俗，为女性抗争不公的命运，表达自我对于世俗的反叛与不屈。

[1]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6.

[2] 萧红. 萧红全集(2)[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8.

[3] 赖彦怡, 肖向明. 民俗·启蒙·审美: 重读《呼兰河传》[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8(4):86-91.

[4]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Warmth, Nothingness and Rebellion in Xiao Hong’s Folk-custom Description of

ZENG Chunxia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116044, China)

In, Xiao Hong describes many folk customs of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presents its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Except Xiao Hong’s criticism of the old feudal customs, the folk-custom description ofalso reveals Xiao Hong’s warm looking back on her childhood and hometown, her hatred and concern for the stupid, good and numb people, her feeling for the nothingness between life and death and the long life, her rebellion against the concept of oppressing wome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emotions and thoughts interweave and coexist in its folk-custom description, through whichpresents a more multi-faceted and three-dimensional image of Xiao Hong.

; Folk-custom description; Xiao Hong

2021-03-04

辽宁省教育厅2021年度科研面上项目“双雪涛小说与新东北叙事研究”（LJKR0410）

曾春葙，女，贵州黔东南人，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小说。

I207

A

1672-3724（2022）02-00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