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

自从杨绛的《老王》问世以来，关于《老王》主题的解读以及争论便从未停息过。阅读《老王》，有人被老王的善良的天性所感动，有人被作者的慈悲情怀以及愧怍反省所折服，有人痛心疾首于周围人“看客”似的冷漠麻木，也有人解析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这样莫衷一是的情形，颇类似于当年鲁迅描述人们阅读《红楼梦》的情形，“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

卡尔维诺曾经这样界定文学经典：“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2]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对于《老王》主题的解读本无高下优劣之分。因为，文学作品“形象大于思维”的内在模糊性和复义性，决定了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必然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开放的效果史。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当《老王》进入了教材，由文本演变成课文时，对其解读的方式方法是否依然可以随心所欲、只求自圆其说即可？当文本进入教材，成为一篇课文时，它本身所蕴含的模糊性和复义性，因为经过课程规定、学习对象、教学目标等因素的过滤而变得明确而清晰。此时经加工改造的文本已非一般文本，而是蕴含教学价值的课文，成了教与学的凭借，成了学生习得阅读方法、阅读策略、人格智慧的宝贵范本。因此，在语文教学的功能定位之下，重新提炼《老王》这篇经典作品的教学价值，便成为了极具意义的研究命题。

《老王》发表于1984 年，是杨绛回忆文革往事的一篇写人叙事类的散文。杰拉德·普林斯在《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中提到：“叙事真正的主题，是特定事件的表现而不是事件本身；真正的主人公是叙事者，而不是他的任何一个人物。”[3]通过分析叙述者的介入程度即与被叙述者的距离，不仅有助于描绘叙述者的特征，也影响着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在《老王》中随着杨绛叙述主体意识介入程度的不断加深，她所看见的东西也随之呈现出鲜明的层次脉络。

一、作为陌生的旁观者：看见苦难的“这一个”

文章刚开始时作者与老王不很熟识，对老王形象的勾勒主要是通过老王的自述以及旁观来完成的。“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说着闲话”这一细节，可以视为两者距离疏远的外化，也自然引出下文老王身世的自述与旁观，老王的不幸遭遇也随之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他靠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他近乎没有亲人，哥哥死了，仅有的两个侄儿也“没出息”；他住的地方是“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几间坍塌的小屋”。他还“瞎掉一只眼”，不但让他没有乘客，而且招致别人的诋毁；文革期间载客三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出现严重危机，幸好有作者一家的帮助方能艰难生存。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的说法，老王毋庸置疑是“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社会底层的典型。

与物质生活层面的苦难相比，周围人对老王的漠视和伤害所造成的精神苦难更为其命运增添了浓重的悲剧性。文中主要涉及两处。一处是老王的眼瞎，不但没有博得同情，反而成为人们恶意诋毁的谈资——“这老光棍大约年轻的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另一处是对于老王的死，同院的老李谈论的口气相当淡漠，仿佛在谈论万里之外发生的一条新闻一般。

一些研究者就此演绎开来，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祥林嫂等同类形象以及令人不寒而栗的“看客”现象，单方面得出杨绛以“锐利的笔尖刺破温情脉脉的生活面纱，直指生活的痛和人性黑暗”的主旨结论。这样的演绎其实存在着过度解读的硬伤。

对于散文阅读教学，王荣生教授建议“要由言及意，关注散文的个性化言说所表达的丰富甚至复杂、细腻乃至微细处；要严防脱离语句，跑到概念化、抽象化的‘思想’‘精神’中，演变为谈论口号的活动”[4]。言下之意，散文教学必须始终聚焦作者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基于语言立场，整体而非局部地、立体而非平面地把握作者情感脉络的流变，以期能够分享“这一位”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感悟到的人生经验。所以，脱离文本叙述脉络的概念化解读方式极易将阅读引入似是而非的歧途。

众所周知，“看客”这个概念是鲁迅标志性的文学和文化命题。它针对的并不是空泛意义上普遍人性的冷漠，更不是道德伦理意义上个体生命的冷漠，而是不断繁衍出孱弱麻木国民性格的病态社会和病态文化，其“症结并不主要在于人们由于缺乏现代觉醒所特有的愚昧、麻木及感觉思维的迟钝，而恰恰在于对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成为他们用以慰藉乃至娱乐自己的东西”，“看者实际上是通过‘鉴赏’被看者的痛苦，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最后遗忘”，正是在这麻木而残酷的“痛苦”转移中，“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5]。因此，鲁迅“看客”命题的核心价值在于，让人们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某些先天不足，从而引起“救疗的注意”。将“看客”的概念引入，作为对老王周围人展开批判的道德制高点，不仅误读了鲁迅，同时也不符合《老王》整体的叙述脉络。作者对于老王不幸的叙写，其实只是为其形象铺设的一层底色，作者表达的重点并非在此。

二、作为熟识的接触者：看见中国式的“活法”

伴随交往的深入，作者与老王之间的距离逐渐拉近，得以更真切地体察老王复杂的内心世界，逐渐看见老王穿透浓黑的命运所放射出的耀眼的人格光芒。比如解放后，蹬三轮车的都组织起来，而老王却不幸沦落为失去组织庇护的单干户。对于此事，杨绛先生直接让老王自己说自己“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直接引用突出的是老王的自责，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老王，显然是一个没有任何怨言的老实人，他谁也不责怪，只怪自己。

又比如老王为我家送的冰“比前任大一倍，冰价相等”，“他是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没想到这点”，说明老王的老实是天性使然，不带有一丝一毫的伪装。

又比如老王送钱钟书上医院，却坚决不肯收钱，还颇有顾虑地“哑着嗓子悄悄问我：还有钱吗”。这里“哑着嗓子悄悄问”的细节颇值得玩味。时值文化大革命，作者一家受到严重冲击，周围的人大多像避瘟神一样躲着他们，作者自己也在这场浩劫中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甚至不敢和钱钟书同乘老王的车子，而是自己挤公交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明白了这些，才能体会出老王对我们真挚的关怀以及对我们自尊的小心维护。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指出：“一个圆形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给人以新奇之感。如果他无法给人新奇感，他就是扁平人物；如果他无法令人信服，他只是伪装的圆形人物。圆形人物绝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活泼的生命。”[6]纵观老王的一生，不幸交织着善良、坚韧与感恩。在命运为他铺设的幽暗的背景下，老王深邃的内心世界很难用一词半语加以概括。

历史的宏大舞台上，一直以来似乎只有一些英雄在扬尘舞蹈，叱咤风云，众人的目光也全都投射在他们的身上。但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在那炫酷喧闹的舞台之外，在那幽暗荒芜的田垄上，总有一群萤火虫，提着微弱的灯笼，自由自在的飞翔。英雄固然可敬，而平凡者同样可爱。因为平凡者的人性之光即使微弱，依然能向我们传递出活着的意义和力量。或许老王形象的典型意义正如余华在《活着》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不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7]

三、作为灵魂的愧怍者：看见关乎自我的“另一种真相”

作者在舒缓平淡的言说过程中，伴随着上面两层看见的内容不断聚合，最终凝结成了一个指向自我的完整的意义整体，于是，文末那一句“一个幸运者对于不幸者的愧怍”，便构成了本文叙述脉络的第三层面。这句话斗然而来，又戛然而止，仿佛一个谜一样，言近旨远，耐人寻味。理解它的关键在于老王临终前送鸡蛋香油时的肖像描写。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一向语言克制的杨绛，在这里却不遗余力、浓墨重彩的表现老王病入膏肓时的模样，这样反常的处理本身就意味深长，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作者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荡。反观之前作者对老王的态度，虽然有同情有帮助有称赞，但作者与老王的距离一直是比较疏离的，作者可能没觉得自己和老王的关系有多近，他对老王的印象只是印象，并不深刻，更谈不上理解，这不是“贵人多忘事”，而是大家都勉强生存在自己的生活围城里，没有什么过密的交集，疏离的感觉也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强。恰恰是老王临终前的突然造访，打破了作者根深蒂固的一些认识，于是迫使作者重新审视自我，看见了被蒙蔽的另一种真相。

其一，重新审视自己对老王的帮助究竟是善良还是伤害。作为不幸者，老王对作者所给予的善意帮助，比如我托女儿送老王鱼肝油治好他的夜盲症，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但这种积极的反应始终是非常有分寸的。老王除了送东西，永远不会跨进杨绛的家门，或许，老王深知自己的命运无法改变，他们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作者这些有学问的人身上，仅仅是从这些有学问的人身上感觉到不同于周围人的别样温暖，就像暗夜里的一缕星光，照亮了老王几乎绝境的生活。而我内心真实想法却是始终将老王视作弱势者,始终站在高贵者的视角去怜悯同情，并未真诚理解并回应老王言行背后的深层心理需要。

一生孤苦的老王，临终之前送出的这点香油和鸡蛋，关系到老王最后一点为人的尊严和对尘世的留恋，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我依旧用钱来宣誓自己高贵者的身份。老王是将作者视为可以信赖、可以托付的亲人，而作者则简单地将其当成普通的过客。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知道他到底生的什么病，不知道去主动探望，甚至不知道他去世的具体日子。种种迹象表明，在善良与慈悲的天平上，老王对我们的付出远远压过了我们对老王的付出。

老王是回民，了解回族丧葬风俗的人都知道，回民无论穷富，死后都用三丈六尺的白布缠身薄葬，身上不穿绫罗绸缎，墓内也不放置任何陪葬品。老王死后才得到平生第一次平等的待遇。这或许就是作者几年后感到心里不安的直接原因，原本作者可以将这第一次平等的待遇提前，但现实却是又一次的辜负，作者仿佛在自己的身上也看到了老王周围那些“地狱他者”的影子。

其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作者对老王的塑造是将其放在一个荒唐动乱的年代来完成的。当时整个社会陷入癫狂，人们关于真善美的认识底线也随着一次次的揭发背叛，一次次的飞来横祸而颠覆得荡然无存。杨绛在《将饮茶》中提到：“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8]细看老王，让作者震撼的却是无论境遇如何不堪，无论命运如何艰难，他善良的秉性和做人的原则却没有变。老王朴素的坚守何尝不是作为人的“幸运”呢。

都说环境的震荡必然引起心灵的震荡，而心灵的震荡依旧需要心灵的力量去平衡。对于当时身处震荡旋涡之中的杨绛而言，这种心灵的力量既源于作者本身的乐观信仰，也源于周围人的生命境遇带给作者的触动与启示。前者更像是堂吉诃德式的解嘲——“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9]后者则更像是由他证以自证的砥砺——“按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孳生了一点同情和友谊，就该算是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成金边。”[10]在老王身上，杨绛或许看见了惨淡人间另一种充满韧性、精神明亮的活法，在景仰的同时，自身的不幸感也随之涣然冰释，进而萌生出“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的道义幸运感。所以，“一个幸运者对于不幸者的愧怍”的独白，其实也暗含着作者对自怨自艾的摈弃和对生命本质的抵达。

总之，全文文眼所在的那句话：“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含蓄而又凝练地表达了作者对自己自视甚高、灵魂优越的批判反省。幸运者可能只是得到命运一时的眷顾，但未必心灵高贵；而不幸者可能只是尚未得到命运的眷顾，但未必心灵低劣。

柴静在《看见》中说：“‘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11]“从蒙昧中睁开眼来”的看见，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显得更为重要。知识分子作为以知识介入社会、影响社会的特殊群体，必须首先破除自身的蒙昧，看见真善美的降临，方能以文学的名义，引领并塑造时代的集体无意识。事实上，优秀作家在这方面早已构筑出一个鲜明的文学母题。从鲁迅《风筝》中看见自己对儿童天性虐杀后的惊恐，到巴金《小狗包弟》中看见自己在灾难浩劫面前选择背叛后的寡义；从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看见自己伤害母亲后的忏悔，到奥尔多·利奥波德《像山那样思考》中看见自己肆意践踏生命后的觉醒，和杨绛的《老王》一样，无疑都是对这一文学母题的深刻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