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彤

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是一个二分的社会结构，主流是一个儒家的结构化的以农耕、读书入仕为主要特征的正统社会，在民间社会中有一定地位的主流包括乡绅、士绅等，边缘则是一些散漫的江湖群体，是除了耕读等正统职业的其他下九流职业形态，他们处于一种不被主流文化群体承认的边缘地带。民间的武术群体因为其流动性、危险性，更是处在不被承认的尴尬社会位置。

传统民间组织实现现代化的重点是其作为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清末维新变法时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动员力量，改革就是为了突破传统的保守势力，而这给原先边缘的群体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他们有可能走到一起。孙中山的同盟会与民间帮派力量合作，就体现了这一点。因为武术团体天生的边缘反抗性的属性，反对保守势力，所以其与进步势力是有亲缘关系的。在社会动荡年代，民间的武术团体一直受到进步势力的动员和改造，让其有可能进入主流。

从晚清到民国，武术团体就已经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表现在支持维新改革，突破传统旧势力；武术作为强身健体、扔掉“东亚病夫”帽子的手段机制，成为进入主流社会的一种方式与契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武术纳入到传统体育项目中，武术团体从边缘进入了主流，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一、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化进程

(一)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

在传统的中国民间，镖局行业兴起并实现快速发展，其背后有两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基于社会根源因素所致。在当时，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流民数量不断增加，各阶层民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无法获得有效保障，这就为镖局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其二是很多习武之人加入镖行，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武术界人士加入镖局行业，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在流动过程中进一步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同时还激活了他们保家卫国等相应意识。

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并非只有社会精英积极参与其中，很多草根民众也投入其中，共同撰写传奇篇章。如大刀王五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游走于江湖行侠仗义，对维新变法极力支持，为救亡图存做了诸多努力。王五与谭嗣同进行互动，其中王五代表的是底层社会，而谭嗣同则代表的是精英社会，这两个阶层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历史。

(二)建构组织，正规化的重大尝试

民间武术社团组织在民国时期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一改之前松散、随意的特征，兴起很多以精武会为代表的较为正式的组织。民国时期，在国家存亡之际，一些社会精英认识到了可以通过武术来强国强种，于是开始将武术提高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将其正规化、体制化。在民族力量萎靡的社会背景下，武术界人士开始奔走在兴办武术组织的路途中。

沧州武林人士积极投身于社会潮流之中并成为中华武士会的中坚力量。西北军著名将领张之江对武术极为重视，他奔走四方参与筹建中央国术馆。1928年3月24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创建“国术研究馆”，将武术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当年7月，将其改组为中央国术馆，张之江任馆长。国术馆组织结构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武术的发展。首先，它为今后武术组织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蓝本，首次制定武术行业条例，推动了武术体系化的发展。其次，为武术界培育了大量的顶尖人才，为学校武术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根基。组织专业人员编撰武术教材资料，使得武术书面化、理论化。最重要的是，它在社会心态方面改变了武术群体在民众心中下九流的刻板印象，将武术提高到国术的地位，使得武术团体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从边缘的社会团体一跃成为正规的主流社会组织。

(三)组织分流：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1.官方组织：竞技武术迅猛发展

以竞技武术与民间武术发展的现状为例，即可看出国家意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沧州的竞技武术即沧州武术队，是一种为竞赛取得成绩而专门化的武术训练队伍，政府对其是非常重视。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发展极其不平衡，有关政策对竞技武术的资金支持远远大于传统武术，忽略了传统武术的发展。竞技武术是当地政府负责管理的重点项目。首先在学生的选拔方面，在当地的中小学进行严格的选拔，以提供优质生源，并提供一定的补贴，为其开通专门的升学就业渠道。这一方面为一些不擅长文化学习的学生提供了一条道路，另一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宣传并且获得了民众的普遍认可以及信任。定期举办的各种全区、全省、全国的比赛也是一大促进因素，竞技武术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教学比赛体制。同时武术申奥一直是近几年努力的方向，这无疑是竞技武术发展的又一契机。

2.民间组织：传统武术卷入申遗大潮

申遗是各个武术拳种目前积极去做的一件事，是对拳派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肯定。沧州六合拳传人李俊德继父志、传家学，为六合拳派申遗做出了极大贡献。近些年来，杨氏青萍剑、六合拳先后入选沧州市级、河北省级非遗项目。非遗的申请环节极其复杂，对于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武术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繁琐艰巨的任务。

非遗这一名誉称号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一方面可以提高产品知名度，另一方面则会间接提高其经济价值。对于武术家而言，通过积极申遗，一旦成功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提高该拳种的知名度，会有政府更多的资源予以支持，以及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对此的学习中，从而带来名誉和经济利益双重收获。

经笔者调查发现各家拳种、门派都在不遗余力地参与各级“申遗”。因为现如今，维持生计是武术团体要考虑的重要命题。申遗是将民间的散落的草根武术正规化，从而取得国家承认的过程，这也是现代化对民间组织的形构。

二、传统民间组织的转变分析

(一)符号体系转变

习武之人一直积极努力跻身主流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符号体系的建构尤为重要。明清以来，沧州的许多武术世家认为通过武科举是实现身份转变、进入主流社会的重要途径。沧州武术组织的人员一直在寻求自身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封建王朝的武科举给了他们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使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边缘草根到国家精英的转型。沧州武术组织一直积极参加地方建设，因为其具有的特殊属性，为本地的地方治安、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与赞同。

在传统社会，沧州武术团体的文化符号即是一种边缘谋生的符号，代表着动荡、漂泊与非正统。但是通过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以很多形式参与了国家事件，在国家征用中获得了社会认同，而这在沧州武术群体维持生计、参与政治、形构文化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集体行动中获得了自我认同、国家认同。

进入现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武术逐渐被形构为一种强身健体或是非遗文化的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的构建使得武术被纳入了主流。这种符号的建立，使得武术谋生符合主流社会规律并重构了武术群体的盈利模式。

(二)生存策略转变

六合拳武术群体在变迁中表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深层诉求，李志云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对于武术表现出的是一种“只求传承，存续香火”的保守、被动、明哲保身的心理状态，但伴随改革开放和外来文化的强势传播，六合拳武术传承人李俊德的心理发生巨大的变化，他的心智和期望从沉静封闭的心理边缘状况转向活跃、充满希望的、关注外界信息、关注主流文化的心理中心地带。

在武术传承方面，传承方式不再像以往那么封闭，仅限于自己的宗族和社区，而是公开招生，同时改变了“传男不传女”以及只传本族人等过时的传承观念。在武术传播方面，不再单纯依赖于局限的场域内的师徒传承，而是开始利用大众传媒、武术仪式等突破了时间地点的局限，进行多样化传播，以更加生动的形象走进大众的视野。同时，大众传媒对武术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重视武术的发展。

这些变化反映了武术团体对时代的反应与关注，有助于其在新时期进行更加确切的自我定位。沧州武术团体的生存方式由相守互助、共御外险转变为强身健体、教徒授课、非遗保护，具体诠释了民间组织的现代化进程。

(三)组织方式转变

与以往的民间结社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以业缘或趣缘为纽带的民间组织的成立和发展都是得到政府允许的，甚至说直接就是由政府代表的。

民国之前，六合拳主要以家传、师徒制为主要的传承方式。民国时期，其传承方式向运动教练制转型，这是武术现代化、体育化的结果。当今时代，武术传承从家族走向社会组织传承，从田间地头的把式房、把式场转变为武馆、广场等，师徒传承、教练制传承、师徒与教练混合制传承等多种传承方式并存。

传统武术是一种典型的宗族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的宗族瓦解，同时工业化的发展，促使家庭逐步小型化，家庭成员独立性增大，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趋于平等，使其无法像传统时代一样去强行干涉子女的职业发展。所以以社会组织的方式，正规化、盈利化地招收培养武术人才是更加可行的方式。与此同时，武术教学的关系由宗族长辈转为了师生关系。

虽然家庭式传承仍然是中国武术传承的一大特色，但是在社会发展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武术的传承必然会实现转变，由家庭转向社会、由宗族转向社会团体。

三、转型动因：多重因素的联合作用

(一)社会变迁

政府对武术群体组织动员的策略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转型，主要与社会环境发生变迁有关。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因此成为难得一见的三重转型国家。学界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问题时，有的使用社会转型来予以描述，有的使用“近代化”这个概念来进行描述，认为在经济制度上开始转变为双元性的经济形态。从社会结构上来说，传统社会结构出现变质是必然，随着社会分化的日益推进，家庭制度不再是团体、更不是社会本身。而在职业分化越发精细背景下，士、农、工、商分类成为必然。在沟通网这个层面上，国家意识逐步转化为普遍意识，而民族主义在促使近代社会发展上发挥着政治动力作用。

(二)国家意志

所谓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维持和开发特定秩序，由国家执行的价值体系和规范系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反观沧州武术组织的繁荣阶段，均离不开当地政府行政部门的政策和支持，这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影响。改革开放后，首先党和国家进行了简政放权，民间组织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次政府对社会生活类组织持支持态度，重视公民力量参与社会活动。地方政府如河北省重视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出台了很多政策，引导武术协会举办武术节，建设武术之乡，发展武术旅游，建立申遗机制保护武术文化遗产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间武术组织的发展。

民间武术组织以武术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等为立足点，政府对武术组织持支持的态度，在重要活动或者其他需要武术元素的场合中，政府会与民间组织合作，让武术民间组织参与，以达到预期的成效。六合拳武术组织诸多活动的背后是政府部门在协调和提供支持，政府给予了其自由度以及合法性。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征用，通过调查，六合拳组织也是很希望被征用的。因为这意味着一种认可，可以增进与各级政府的关系，会获得更好的政策与发展机会。

民间组织与政府保持良好的交往关系，一是因为民间组织通过这种关系可以获得政策、经济上的支持。二是因为政府对基层社会治理是稳定并且强大的，地方事务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六合拳武术传承人李俊德就希望政府能够批一块地给他修武馆，沧州八极拳拳师丁老师希望政府对他的武馆加大资金的支持并且加大对八极拳的宣传。他们不断地给当地政府汇报，希望促成这件事。

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国家在场的情况下，民间组织与政府互动互利，实现诉求的统一，共同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组织在不断改变策略以适应环境。

(三)民间组织的生存理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中心”与“边缘”的特征。在现如今较为宽松的政治社会氛围下，依法成立的各种民间组织不在少数。在宏观治理的意义上来讲，民间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是有助于政府治理与市场发展的。

武术活动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又因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有着不同形态。在今天社会中，单纯以武术技艺谋生的职业逐渐减少，综观历史，他们职业角色的变化反映出他们的生存理性，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敏的反应，诸如武术科举制度的废除、镖行的兴衰、武术社团涌现等使得武术群体职业选择也随之发生了变迁。

武术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多重原因，有社会变迁，也有个人层面的原因，诸如经济条件、个人技能等。社会的变迁导致武术群体的生存空间与以往不同，他们面临着新的局面和挑战。很多武术家无法以武谋生，从而放弃了武术行业，这是他们面对靠自身力量难以扭转的社会现状时采取的无奈的生存选择。

当武术无法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时，武术群体就会有其他的生存选择，流向别的行业以及把武术当作一个兼职。由此可见，武术群体的社会流动及选择也都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都是出自生存理性。

四、结语

研究发现，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团体并不健全的情况下，民间武术组织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凝聚了群体，整合了力量，承担了社会责任，实现了互助，这种本土的互助智慧与文化资源对当今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沧州武术民间组织在符号体系、生存策略、组织方式三个方面产生了转变，并实现了向主流社会的融入。

以上三点的转变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民间组织的动员发展策略受社会的变迁、国家管理意志以及武术群体的生存理性三重因素的影响，在其中，社会的变迁是起基础性作用的，但是国家的管理政策对其更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国家对其相关的方针直接影响到其发展的前景、规模。武术群体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有自身能动性，在现行的社会规则下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比如开办武馆收费谋生、兼职经营武术事业、与各级政府加强联系以求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