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帆 刘承原

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是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设立的情报机构，主要负责美国国外的情报搜集工作，为美国政府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防止所谓的中国“对外扩张”是美国决策者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的重要推动因素。不过，鉴于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冲突的教训，美国决策者在越战期间极力避免再次与中国直接对抗。因此，充分了解中国的意图和举措成为美国领导人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为此，搜集中国意图和可能采取举措的信息的责任就自然落到了以中情局为首的情报机构身上。在整个“特种战争”期间，中情局以“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NIE)和“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IE)等形式向美国政府决策者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意图和可能采取举措的评估和判断，为决策者做出相关决策提供了大量依据。就目前研究来看，尽管有学者在论著中提到“特种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①，但少有学者关注到此时美国中情局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评估。在越南“特种战争”期间，中情局是如何评判中方意图的，是如何预测中方可能举措的，这些评估与事实是否存在差距，如何认识中情局的这些评估？本文将依据进入本世纪以来解密的美方相关档案文献进行解读，以求教于方家。

一、“特种战争”爆发前中情局对中国意图与举措的评估

1954年日内瓦会议②后，在美国的帮助下，吴庭艳于1955年建立了所谓的“越南共和国”。在吴庭艳巩固政权后，其不仅违反1954年日内瓦会议协定，拒绝进行自由选举统一国家，而且残酷镇压反对派和留在越南南方的革命者，引起了这些人的反抗。从1957年上半年到1959年底，随着吴庭艳政权的迫害升级，越来越多的南方革命者加入反抗活动，自发开展游击战，冲击着吴庭艳政权的统治。1958年以后，“越南劳动党中央从一味强调和平斗争，转而开始认可黎笋等人在南方进行的武装斗争。”[1]在此期间，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互动，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极大关注。为了准确地把握中国对越南“特种战争”的态度，美国中情局开始对中国的外交意图与举措进行关注和分析。

1959年5月26日，中情局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认为“南越的共产党机构本质上是北越共产党(劳动党)的一个运作部门，但最近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参与了其运作”③。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指导”，“没有迹象表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承担美国干预的风险，并试图通过军事入侵征服南越，这样的决定可能由中国和苏联做出，而不是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做出。”③1960年8月23日，中情局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认为“吴庭艳的残暴统治可能促使中国共产党支持和指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此时采取更有力的行动”④。“中国共产党可能认为在南越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或风险削弱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④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明确将解放南方与建设北方置于同等地位，强化反对吴庭艳统治的斗争。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越南革命与建设的新里程碑》的社论，赞扬劳动党三大关于南方斗争目标的决议。9月12日，《人民日报》申明：“中国人民一贯热烈同情和积极支持越南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相信越南人民的正义要求必定能够实现。”[2]中情局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支持越南人民实现国家统一，而且声称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政权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3]33。1961年1月3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罗斯托)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备忘录提到，“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最终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实现他们在该地区的目标。”[4]显然，中情局认为中国“为了实现其在该地区的目的”，支持并参与了越南南方的革命斗争。

实际上，1958年以后兴起的越南南方革命是吴庭艳政权残暴统治的结果，最初是南方革命者和其他人士为了自保而自发的行为，后来得到了越南劳动党的认可和支持，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吴斗争。1958年夏天，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打算将和平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为此，越南劳动党向中国共产党提交了题为《我们对新阶段越南基本任务的看法》和《关于统一战线和南方革命战线的某些意见》的两份文件，以征求中国的意见。中国领导人研究后指出越南革命“最根本、最关键和最紧迫的任务是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5]80，并不认为“劳动党在南方发动军事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5]80，建议“越南劳动党应该进行长期的地下工作，积累力量，与群众建立联系，等待机会”[6]66。同时，中国向越南方面提出了“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6]66的16字方针供其参考。当时的中国正经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缺乏支持南方革命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领导人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越南统一，因为这将对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产生积极作用”[6]137。

总体上，这一时期，越南劳动党面临两项基本任务：一是重建北方，二是统一南方。在这两个方面，越南劳动党都寻求中国的支持。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国愿意提供经济援助。在第二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建议越南劳动党谨慎行事，敦促其做好准备，等待机会。由于深受冷战思维和反共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中情局认为中国参与并指导了越南南方的革命，并将越南南方的起义与革命视为中国向东南亚“扩张”的表现，认为这是中国在向美国发起“挑衅”。因而，美国将中国视为鼓动东南亚地区进行革命的“敌人”，是亚洲的“侵略策源地”[9]187。这就为不久后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特种战争”提供了决策依据。

二、“特种战争”爆发到“东京湾事件”前中情局对中国意图与举措的评估

1960年初，吴氏政权的统治愈加黑暗，越南劳动党在南方加强了反对吴庭艳政权的斗争。在南方革命力量的打击下，吴庭艳政权摇摇欲坠。为挽救吴庭艳政权，美国肯尼迪政府于1961年5月派遣特种作战部队和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南方，支持吴庭艳政权发动“特种战争”，打击反吴势力。从“特种战争”爆发到“东京湾事件”⑤前这段时间内，中情局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的举动，极力判明中国可能采取的措施，力图为美国领导人提供决策信息。

1961年6月27日，中情局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提到“中国的贸然行动必然会招致美国的大规模军事介入”，故“中国共产党不愿冒这种风险”。并且认为如果中国采取激进行为，“苏联肯定会向中国施压，迫使中方妥协。”⑥此外，中情局评估认为“此时中国的经济危机和粮食短缺更有可能阻止而不是鼓励中国在东南亚进行一次重大的军事冒险”⑥。“尽管中国偶尔会有强硬的言论，但它还是不遗余力地展示其友好形象，为此，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政府一直在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⑥因为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会认为，“在东南亚的公然行动会破坏这一努力，减少亚洲和非洲对中国提高国际地位这一目标的支持，扰乱东南亚国家的内部革命和中苏关系。”⑥因此，此时的中情局对于中国干涉战争的评估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对东南亚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是极不可能的”⑥。

同年11月7日，中情局的一份特别情报评估认为“中国共产党将把美国对南越承诺的任何援助，特别是美国在该地区增加军队，视为一项严重的挑战”⑦。不过，中情局“不认为中国会把这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⑦。虽然“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内部问题，还与苏联的关系紧张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⑦，但是这些事态的发展“不太可能大大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局势的态度”⑦。11月30日，中情局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国几乎不打算公开军事征服任何其他远东国家”⑧，但“中国会对它认为威胁到其安全的任何美国或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行动做出积极反应。例如，如果东南亚条约组织(或单独的美国武装部队)来保卫老挝或南越，中国的反应可能是增加对巴特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同时在自己的南部边境部署大量中国正规军。如果这种行动威胁到老挝北部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会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公开干预”⑧。

1962年上半年，老挝危机达到高潮，美国认为“丢失”老挝将有利于共产党对南越的“渗透”，也就因此会危及越南反共政权。于是，肯尼迪政府思考其武装干预印度支那的可行性。6月12日，中情局设想了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采取的三种行动：第一，美国“空袭老挝境内共产党的供应基地以及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到老挝主要陆上供应线的老挝部分”⑨；第二，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空袭”；第三，美国采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两栖行动”⑨。中情局认为，针对第一种情况，“中国会进一步加强边境力量，可能派遣一些军队进入老挝北部，并且肯定会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后勤支持”⑨；针对第二种情况，中国“将宣布全力支持河内，肯定会引入空中力量来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共军队进入老挝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加”⑨；针对第三种情况，“越南民主共和国将采取迅速有力的行动来击退美国的入侵”，若越南民主共和国需要的话，中国共产党“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地面部队，以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击退美军的进攻”⑨。随着中苏分歧扩大，中情局察觉到中苏两国对于老挝战争的反应不一样。如果美国出现在老挝附近，苏联会主张采取风险较小的政治手段。但中国不同于苏联，因为中国在东南亚有广泛的利益，故其反应会比苏联强烈。

1963年6月18日，中情局再次设想了如果美国在印度支那采取行动的三个阶段以及中国的反应。第一阶段是“美国向老挝王国军队提供作战飞机，打击共产党在老挝境内的运输线”，那“中国共产党会发动国际舆论，谴责美国的行动”⑩。第二阶段是“美国对老挝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空中侦察，骚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海上运输”，那“中国共产党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控制局势。一旦美国派遣海军进入东京湾，中国肯定会增加威胁性的声明，并做好军事准备。但中情局认为中国军队目前不会直接干预老挝与越南民主共和国”⑩。第三阶段是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行海上封锁，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的某些目标”，那“中国共产党将进一步警告美国，会提高老挝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防空能力，但不会公开派遣中共军队与美国进行大规模作战”⑩。

1964年2月，南越军事形势更加严峻，南越和老挝几乎处在崩溃边缘，美国政府积极准备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方案。12日，中情局评估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河内的物质支持有所增加”，“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共的军事活动有新动向”，“在中国南部的一些新军事活动也有所增加”，但不认为这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会在不久对老挝或越南采取大规模新的干预”。3月4日，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面临一些困难，没有中国或者苏联的援助很难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5月25日，中情局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认为“尽管中国会有威胁性行为，但中国肯定不希望与美国出现直接军事冲突，中国会谨慎行事。中国地面干涉的可能性不大，除非美国有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深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和共产党占据的老挝北部”。中情局判断，“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没有面临崩溃，越南民主共和国不愿意以中国主导越南政策为代价来换取援助，不会接受危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性的援助，比如大规模的地面‘中国志愿军’。”

总体上，直到“东京湾事件”爆发前，对于中国的意图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中情局的评估都比较乐观，认为在现有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的“特种战争”形势下，中国虽然会在舆论上和物质上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人民的斗争，但不会采取激烈的应对方式(如派军队等)，这也是美国决策者在南越发动“特种战争”的重要依据。

不过，中情局所不了解的是，面对美国在南越不断强化“特种战争”，中越加强协调，针对美国下一步可能的举措拟定了相关的应对之策。进入1963年后，中越两国领导人就南方的革命斗争加强了磋商。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双方讨论了如果美国攻击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如何支持河内的问题。5月，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刘少奇与陈毅对胡志明主席说“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打起仗来，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8]。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主席告诉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如果美国入侵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将以志愿者的形式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兵。”[9]同年12月，林彪率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中越双方签署一份军事协议，内容包括“一旦需要，中国将派遣30万军队开赴越南北方”[7]208。

7月17日，中情局评估称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近期举行了有关东南亚防空的高层会议，并认为中国有可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防空合作[10]284。事实确实如此，7月5日至8日，越南、中国、老挝三国的领导人在河内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确定了三国共同抵抗美国的基本原则与方针，制定了中国应对美国战争升级的方针。会上，周恩来总理就越南战争的形势做出预判：一是美国可能强化“特种战争”，二是美国可能把“特种战争”变为“局部战争”，在南越和老挝直接部署美军，或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11]220。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应对方案是“要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的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第二种情况……不管美国采取哪种可能，中国一定会进行干预，支持东南亚人民的斗争”[11]220。越南随后的形势变化印证了周总理的预判。

三、“东京湾事件”到岘港登陆期间中情局对中国意图与举措的评估

1964年上半年，越南局势较为平稳。8月初，这种局势发生急剧变化。8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鱼雷艇部队与美国军舰在东京湾海域发生交火，“东京湾事件”爆发，中国立刻做出反应。8月5日，周恩来总理与罗瑞卿总参谋长致电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6]74。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坐视不救”[12]。为了阻遏美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中国加强了南部省份的军事准备，并加大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不久，中国领导人指示昆明、广州军区以及驻扎在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开始进入战备状态。四个空军师和一个防空师被派往与越南接壤的地区，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中国的强硬反应引起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强烈关注。

“东京湾事件”不久，中情局就注意到中国在1964年9月“将一个喷气式战斗机团调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福安，并在接下来的4个月中，将该地区的空中力量翻了一倍多，喷气式战斗机从150架增加到350架”[10]289。中情局还关注到中国“南海舰队迁到湛江，并在东京湾北部建立新的海军基地”[10]289。10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詹姆斯·汤姆森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备忘录提到“我们应该保持目前对中国的军事遏制的各个方面——我们对越南、老挝、印度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援助。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像对待苏联人一样对待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对我们造成严重伤害，就采取适当的强硬回应”[13]。12月31日，中情局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注意到“中国在昆明和广州军区驻扎诸多地面部队，在老挝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边界地区200英里范围内，有25万左右的军队，可在接到命令后以较短时间进入指定区域”[10]289，不过“只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不能保卫其利益的地区时，中国或许才会派地面部队进行干涉”[10]289。

1965年初，越南局势的发展对美国而言并不乐观，于是约翰逊政府放弃坐等南越政权稳定的想法，随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持续大规模的轰炸。2月7日、9日和11日，美军飞机袭击了北纬17度线上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设施。2月13日，约翰逊政府正式实施“滚雷行动”。1965年2月4日，中情局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认为“共产党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军队部署使得其进攻、防御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华南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防空能力”，中情局注意到“中国最近将其所有军队的服役期延长一年(这使陆军从250万人增加到300万人)，这可能是为了通过保留训练有素的人员来提高能力，可能会导致军队规模的大幅度增加”，不过中情局认为“这是中国加强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立即打算在印度支那发动进攻活动的迹象”。中情局的评估认定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部署并非是进攻性的。中情局相信“中国的最终目标是避免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攻击”，所以中国“不会采取挑衅措施使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随后，中情局留意到中国官方于2月9日重申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承诺，关注到中国多次召开军事会议，不断加强军队建设，他们认为中国这是在着手进行军事准备。

2月11日，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国“希望避免与美国军队的正面冲突，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支持有威胁的宣传”。对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轰炸，“中国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增加‘志愿军’进入越南民主共和国”，目的是“强调其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承诺，并挑战苏联提供相应的支持”。“中国可能还会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战机和防空导弹以此来加强后者的力量。”在美国轰炸越南北部时，“中国可能使用战斗机对抗美军。”不过中情局还是笃定，“大规模战斗部队进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很小。”2月12日，中情局的一份评估注意到“中共一直在华南集结兵力，这充分说明中国正准备应对印度支那战争扩大将导致中国接入这样一种可能性”。不过“总体而言，中国所做的努力是防御性的。但根据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们决心继续鼓励和支持越南劳动党进行革命活动”[10]294。2月13日，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如果美国进攻北纬19度以北，中共的飞机很可能协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来对抗美国的攻击。”美国情报机构关注到“中国目前在华南、海南岛地区部署了大约350架喷气式战机，作战范围可以覆盖越南民主共和国”[14]。2月18日，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共肯定会鼓励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更多军事行动，但在这一阶段他们不会运用实质性的军事力量干涉越南”，因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此时正在计划在东南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如果美国加强行动，中国会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更多的军事方针，其军事部署也将更富威胁性”。

正是基于以上中情局关于中国不可能直接出兵的判断，约翰逊政府不断强化战争，1965年3月8日第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才有了“特种战争”结束，越南战争进入局部战争阶段。这段时间内，尽管中国力图避免与美国开战，但还是着手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8月，中国还向河内派出了大约15架米格15(MIG-15)和米格17(MIG-17)喷气式飞机，同意训练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飞行员，并开始在越南边境附近地区建造新的机场，为河内的喷气式战斗机提供庇护和维修。8月至9月期间，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出观察团，“判断是否需要根据越南形势的发展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部署人民解放军部队。”[3]132-133中国还向美国发出了警告。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提到：“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15]同年2月10月，北京举行150万人的示威活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表示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活动。这些说明中情局的评估是不完全正确的，其评估报告低估了中国捍卫底线、援助越南的决心，诱导约翰逊政府做出了升级越南战争的错误决定。

四、结语

在越南“特种战争”时期，美国中情局受冷战思维与反共意识形态影响，加之其获取中国意图的信息途径少，所获信息内容不全面等，其提供的情报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美国决策者。在美国发动越南“特种战争”前，中情局认为中国参与了越南南方革命，只不过受条件所限，中国只是逐步扩大援助规模。实际上，中国不但没有参与其中，反而还劝告越南民主共和国耐心等待机会。中情局的评估成为肯尼迪政府发动“特种战争”的推动因素之一。从美国发动“特种战争”到“东京湾事件”前，中情局认为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争，不过如果美国威胁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时，中国会派遣地面部队进行干涉。此外，中情局还关注到了中国的军事动态与防空能力。但是，中情局所不知的是，面对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中越两国加强协商，拟定了应对之策。中情局盲目乐观的情报评估诱导约翰逊政府制造了“东京湾事件”。从“东京湾事件”到美国军队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中情局认为中国的军事部署并非是进攻性的，断定中国不会出兵越南，美国在走向胜利。这诱导约翰逊政府将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最终使其深陷越战泥潭。究其原因，美国决策者对中国所固有的敌对态度是根源。在当时冷战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决策者视中国为“敌人”，对中国采取遏制与敌对态度。肯尼迪与约翰逊都继承了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坚信“丢失”越南，将失去整个东南亚。其实只要美国当局反共反华意识形态不变，越南战争升级就在所难免。

注 释：

①GEORGE C.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M].3th ed.New York:Mcgraw-hill,1966;FRANK E ROGERS.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Nietnam War(1964-1966)[J].China Quarterly,1976(66);HAROLE F.FORD.CIA and the Vietnam Policymakers:Three Episodes(1962-1965)[M].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1998;SPENCER DEAN BAKICH.Information,Diplomacy,and Strategy:Balancing Avoidance in Limited Warfare,Department of Politics[D].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6;肖宗志.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J].中南工学院学报,1999(3)；罗伯特·罗斯.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沈志华,杨奎松.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肖志宗,蒋艳丽.越南问题与中美关系的改善[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J].中共党史研究,2001(3)；郑伟,白函颖.从对抗到合作——试论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1961—1972)[J].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李俊杰.中美从对抗到缓和过程中的越南因素[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2)；黄英,王姗姗.从对抗走向缓和——析越南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吕桂霞.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潘一宁.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1949—1973)：越南战争的国际关系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2011。

②1954年日内瓦会议：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从4月27日至6月15日，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参加讨论的除中、苏、朝的代表外，还有南朝鲜和美国等十五个侵朝国家的代表。中、朝、苏方面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举行南北朝鲜统一自由选举等平等合理主张。美国则企图以南朝鲜为军事基地，破坏会议的进行，结果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③Prospects for North and South Vietnam,1959-05-26,NIE:63-59.

④Short-term trends in south Vietnam,1960-08-23,SNIE:63.1-60.

⑤“东京湾事件”：又称北部湾事件，是美国于1964年8月在北部湾(越南称东京湾)制造的战争挑衅事件。1964年7月底，美国海军军舰协同西贡海军执行“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8月1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次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3日，美总统 L.B.约翰逊宣布美国舰只将继续在北部湾“巡逻”。4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5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7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

⑥Likelihood of major communis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1961-06-27,SNIE:10-2-61.

⑦Probable communist reactions to certain US actions in South Vietnam,1961-11-07,SNIE:10-4-61.

⑧Chinese 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in the fast east,1961-11-30,SNIE:13-3-61.

⑨Communist reactions to additional US courses of action in Laos and North Vietnam,1962-06-12,SNIE:58-5/1-62.

⑩Communist reactions to US actions taken with regard to Laos,1963-06-18,SNIE:5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