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亚琼

赵鼎(公元1085—1147年)，字元镇，号得全居士，宋代解州闻喜(今属山西闻喜)人。作为南宋名相之一，赵鼎是一个从底层成长起来的官员，在宋金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的仕途起起落落，受高宗器重，在政治上取得了一番成就；两次拜相，为南宋的政局发展奠定了稳定基础，但也因遭同僚嫉妒而被罢相贬官；晚年的赵鼎生活十分凄苦，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家人和门生、同僚，他避居乡下，不敢与他们有一丝往来，最后竟绝食而亡。

一、赵鼎的仕宦之路

赵鼎出生在贫寒之家，四岁之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樊氏抚养长大。他年少时勤奋读书，跟随邵伯温学习，通晓经史百家之书。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他因才学出众受到乡里推荐，第二年登进士第，走上了仕途。他的为官之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入仕途；第二阶段是受到朝廷重用；第三阶段则是官场失意。赵鼎在宦海浮沉中，为南宋政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无奈遭到同僚构陷，最终连遭贬官而命丧他乡。赵鼎的仕宦之路随着政局变化跌宕起伏，这也是南宋朝廷的一个缩影。

赵鼎初入官场，心怀天下却壮志难酬。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赵鼎登科，在殿试中“对策斥章惇误国”[1]10854。随后他被任命为凤州(今陕西凤县)两当尉，从此便离开家乡任职。随后他被调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户曹，后调任河东县丞。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母亲樊氏去世，他丁忧在家。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他被调往河南洛阳，为洛阳令。赵鼎在任上一直兢兢业业，很受上司的看重。宰相吴敏知人善任，便令赵鼎为开封士曹，前去陕西募兵。赵鼎与南宋名相、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学者张浚在京师相遇，相谈甚欢便成了挚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东京失守，徽钦二帝与大批皇亲贵胄被掳往北地，北宋灭亡。金人立时任太宰的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建立“大楚”政权。是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宗泽等一众大臣的拥护之下，登上皇位，为宋高宗，定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年号为建炎，国号仍称“宋”，南宋王朝建立。

为躲避战乱，赵鼎携家人南下，著《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2]这首词是他在南逃途中路过仪真(今江苏仪征)江口所作，此时宋高宗不想与金作战，只得一面求和割地，一面准备南下逃跑。虽是写景，但借景抒情情更浓，对故国的眷恋，对家乡的情怀以及逃亡的无奈，都通过渡口景色的描写表达得淋漓尽致。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为了躲避金人的追击，赵鼎随高宗漂泊海上，一路艰辛，受尽苦楚，成为高宗的亲信之一。赵鼎受到了高宗的重视，除尚书司勋员外郎。金人追至扬州，高宗面对金兵的突袭，令大臣出谋划策，赵鼎言“宜以六宫所止为行宫，车驾所止为行在，择精兵以备仪卫，其余兵将分布江、淮，使敌莫测巡幸之定所”[3]8，提出以江、淮为防线，建立稳固的防御基地，阻断金人南下的道路，先稳根固本，然后再徐徐图之。十一月，金人南下，赵鼎上《乞下湖北帅司防托武昌等处状》：“如今路兴国军、大冶、通山等处，见候岳飞到摆布防托外。有武昌县尤为上流要害之地，与大冶县相去不远，欲乞朝廷指挥湖北路帅臣速行措置，选发将兵，于武昌县等处分布屯守。”[3]26提出以战、守、避策略对付金军，使南宋将兵有喘息之时，赵鼎的军事才能得到认可。高宗听从汪藻的建议要前往越州，吕颐浩提出继续航海，但赵鼎与其他官员则劝导高宗暂时避祸，等局势稳定后再返回越州，因受皇帝赏识，赵鼎后升为御史中丞。

随着政治才略的显现，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至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赵鼎开始了他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为南宋的历史添上了浓墨的一笔。建炎四年，金军追赶宋高宗未遂，便开始在临安城(今浙江杭州)内烧杀抢掠。随后兀术带领金兵行至镇江欲渡江，受到浙西制置使韩世忠的阻拦，双方激烈交战，最后韩率领八千部下将金兵堵在了黄天荡，金军多次突围无果，宋军取得了首战胜利。宰相吕颐浩请高宗从越州沿海到浙西，高宗下诏亲征，以振奋军心。赵鼎就当前形势做出分析，认为此时不便乘胜追击，乃建言：“臣在温台，屡言当俟浙西宁静，及建康之众尽渡江，然后回跸。今遽有此举，必以韩世忠之报敌骑穷蹙，可以剪除尔。万一所报不实，及建康之众未退，或回戈冲突，何以待之？兼饶信魔贼未除，王燮溃军方炽，陛下遽舍而去，兹乃社稷存亡至厄之道也。”[4]赵鼎与宰相吕颐浩因政见不合而生龌龊，吕颐浩两次将赵鼎调任，赵鼎皆不受。赵鼎向高宗弹劾丞相仗势阻碍言官，吕颐浩被罢职，赵鼎开始进入朝廷中枢，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因不满辛企宗无军功而为节度使，他触怒圣意被贬。

赵鼎罢免后又重新任要职。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十月，“除知平江。时吕颐浩再相，两辞不获。道改知建康，充江东安抚大使。”[5]赵鼎到洪州视察民情，看到百姓因战火而民不聊生，乃上报皇帝，免除徭役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对于守住襄阳，赵鼎言：“欲候虔贼既平，令岳飞以全军往岳、鄂屯驻，不惟江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亦获安妥。”[6]1140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三月，赵鼎除参知政事，入中枢，随后推荐岳飞守襄阳，岳飞不负所托，收复襄阳。同年九月，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赵鼎推荐张浚，两人一个负责政务，一个负责军务。在伪齐刘豫政权与金兵狼狈为奸一同南侵时，赵鼎支持高宗赵构御驾亲征。赵鼎与张浚两人协同作战，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但是在抗金立场上，两个人政见不合。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张浚因淮西兵变，出师不利，引咎辞职，高宗重新起用赵鼎，“观文殿大学士、左正奉大夫、万寿观使兼侍读赵鼎为左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鼎再相，进四官，异礼也。”[7]赵鼎再次位极人臣，他的仕途达到顶峰。赵鼎重新拜相，也遭到其他人的嫉妒，在他的力荐之下，高宗将国都定于临安，南宋偏安一隅。

赵鼎的仕途在达到顶峰以后，便开始走向衰落。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金人来南宋议和，皇帝赵构派大臣王伦到金朝商讨和议之事，赵鼎将所有事宜都与其进行商定，尽量维护本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高宗与秦桧单方面商讨议和之事，且一直在排挤赵鼎。宋金议和最后能够确定，在于高宗和秦桧形成排他联合关系。作为一个宰相却不能干预皇帝的政治决定，已然失去存在的政治价值，赵鼎当然不得不辞职[8]。秦桧害怕赵鼎再次复出，便指示言官弹劾赵鼎，他被贬谪到兴化军，后又被安置到潮州。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金议和成功，朝廷大赦天下，但是赵鼎却被排除在外。秦桧同党诬陷他受贿且交结叛将，后被流放至吉阳军。秦桧时刻派人监视赵鼎，赵鼎知道以后对儿子赵汾说“桧必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诛及一家”[1]11294。乃不食，于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八月二十日卒于贬所，年六十三。

赵鼎仕宦之路跌宕起伏，少年进士及第，本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无奈远走他乡任职。他工作上兢兢业业不曾出现差错，但生活拮据，过得穷困潦倒。幸得贵人赏识，仕途渐有起色。得高宗赏识入主中枢，两度拜相，权力达到顶峰。在政治上建言献策，奠定南宋基础；军事上知人善任，建立两淮防线，稳固朝廷。赵鼎一生光明磊落反对朝廷与金议和，身上展现的气节，是一个民族的骨气。小人当道，皇帝听信谗言，赵鼎遭到奸臣构陷，一贬再贬，最终客死他乡。赵鼎作为士大夫一族，反映了我国古代士大夫群体的仕宦常态，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士大夫阶层所展现的民族节操值得赞扬。

二、赵鼎的对金政策

对于宋金战争的策略，赵鼎主张建立全面的防御体系。高宗南渡以后，南宋朝廷耗费大量的兵力物资抵抗北方金人的攻势。为了保证有稳定的财政来源，赵鼎提出江淮屯田的方法，稳定军费开支。成为宰相以后，赵鼎改变了以往的抗金策略，把巩固两淮边防变成巩固两江，虽然防御的范围变小了，但是军队的防御能力增强了。赵鼎对高宗说：“荆襄，乃川陕后门。”[1]11287把守荆襄之地，可保南宋朝廷平安。他开始重用韩世忠、张浚、岳飞等帅才，稳控荆襄之地，这样便稳定了朝廷的大后方。富平之战南宋以失败告终，金军占领了关陕大部分地区。赵鼎提出了对关陕地区剩余的小部分领土进行有效治理，以防止金人的再次突袭。赵鼎的军事战略布局将两淮作为战线，守好川陕的大门，控制长江沿岸的地区，防备金人的干扰，建立相对完善的防御体系，保全南宋在南方的主权，在实力允许的基础上，北上收复领土。

定都临安是为了南宋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南宋于国家危亡时建立，政局动荡不安，金人对高宗的追击从未停止，对于定都一事，朝臣争论不停。赵鼎认为定都是为了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在南宋建立初期，宰相李纲希望定都南阳，这有利于收复中原。吕颐浩任职宰相期间，关于定都之事再起争论，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人疯狂追击，长江将要失守。航海避敌之后，高宗一直在越州驻跸[9]。越州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皇帝便移至临安府。但此举遭到吕相反对，他认为临安府军事防御不够全面，易遭到金人袭击，更倾向于武昌。赵鼎认为临安适合定都，他从临安的地理位置和南宋的军事实力角度进行分析，建康位于长江前线，如果金人突袭，必然顾此失彼。宋军的防务缺失、军备人数不足以抵挡，且各将领驻扎之地与之较远，不可及时救驾。如若设在临安，便无后顾之忧。再者，临安经济繁荣、物资丰富、文化鼎盛，虽不能比拟北宋的汴京，但也为皇帝和皇亲贵胄们提供了安定之处。定都临安不仅能够安定人心，同时临安作为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可以大力发展经济及文化，给予百姓安定的生活。

三、赵鼎罢相的原因

赵鼎两次罢相原因不尽相同。赵鼎与张浚在抗金战略上的分歧，给他们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0]。两人因政见不同，赵鼎被罢相。第二次罢相则因插手高宗立储之事，此乃导火索，朋党之忌是主要原因；反对与金人议和是本质原因；加之秦桧的排挤，种种原因纵横交错，致使赵鼎罢相。

赵鼎在立储一事上惹高宗不快。高宗赵构自上位以来，一直无子嗣，但又不想将皇位落于他人之手。赵鼎等一众大臣上疏奏议，请求皇帝早立太子。太祖的后人被过继给高宗，一人是伯琮，另一人是伯玖，即赵瑗、赵璩。赵鼎上疏皇帝，提议立赵瑗为太子，又提出建立资善堂为皇子讲学。赵鼎言立储之事，惹高宗不快。高宗要封赵璩为建国公，赵鼎再次阻挠，高宗已对他起疑，然赵鼎一心拥护赵瑗，乃言：“以前后恩数并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谒太庙，两令建国扈跸，国人见者咨嗟太息。”[6]2039此事使皇帝对赵鼎有了猜忌，遂冷落他，加之秦桧与赵鼎意见相左，对皇帝阿谀奉承，深得赵构之心。赵鼎插手立储之事，在政事上皇帝对其逐渐冷淡，成为后期罢相的导火索。

结党营私是封建王朝中皇帝最忌惮的事情，高宗也不例外。赵鼎汲引洛学士人，恢复元祐政治，给南宋立国后思想动荡不安的士大夫们确立了一个导向，明确了朝廷褒奖和摒弃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但是，这样做很快显现出了朋党之迹[9]。赵鼎被罢相，陈公辅上疏乞禁洛学，他认为赵鼎推崇洛学是为了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尊崇洛学可能引起政局上的动荡，加之赵鼎身为宰辅，重视伊川程颐之学，对元祐党籍子孙，大多都重用。赵鼎被罢相时，洛学派旧党之人为赵鼎求情，这更加触怒高宗，此迹象表明了赵鼎有结党营私之疑。南宋朝廷为了维持政治平衡，打破赵鼎等党派的专权，高宗便偏向秦桧这股势力，使之维持政治力量的均衡性。结党营私乃之大忌，赵鼎罢相也是必然。

赵鼎被罢相的本质原因是反对与金议和，忤逆高宗旨意。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金人前来与宋议和，赵鼎反对。秦桧对高宗说：“讲和之议，臣僚之说皆不同，各持两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预，其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11]金人主动与南宋议和，高宗迫不及待地放下姿态想要与金朝达成和议。金人使者六乌陵思谋来态度傲慢，并且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赵鼎反对此次议和，认为这会使国家的领土受到威胁，这样不对等的议和条件有损国家尊严。赵鼎为了家国利益而反对议和，但是高宗为了暂时的安定，放弃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他的态度触怒了高宗，最终被罢相。

四、结语

赵鼎年少及第，胸怀远大抱负走向仕途，奈何年轻时期穷困潦倒，仕途之中郁郁不得志；国家正处于动荡不安之际，得高宗赏识；中年时期入主中枢，为南宋的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面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入侵，他始终坚持抗金立场，他一面建立军事防御系统，一面挑选优秀的将领抵御外敌，使南宋的政治局面得到有效控制。在宋金议和一事上，他坚持维护国家尊严与国土完整，但因受到朝廷奸佞秦桧等人的陷害，加之在政治上他推崇洛学，重用元祐后裔，又插手高宗立储之事，逐渐被高宗怀疑，最后被抛弃。他晚年被贬流放于荒凉之地，受尽各种折磨，为不连累家人而绝食身亡。在国家危难之时，赵鼎作为士大夫为南宋的发展出谋划策，维持了南宋的政治与军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