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清扬 王 耘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7)

姚斯反对文学作品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涵义或意义，他认为文学作品只具有被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不断接受的历史性。接受美学反对孤立、片面的研究文学艺术，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重视读者对分析、理解文学作品价值的接受效果，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文学史研究仅关注作者及作品本身的局限，从读者出发，从接受出发，构建起“作者-文本-读者”对话关系及新的研究范式。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1]纳兰词几经沉浮，康熙朝风靡一时，雍、乾两朝无人问津，百年沉寂，直至晚清民国重焕新生，被尊为词坛主流。这背后体现的正是纳兰词三百年来在历代读者的接受、反应、评价中获得其每一时代的“当代的存在”的价值。

一、历朝的词学旨趣

1.康熙朝

参考林传滨在《晚清词坛与纳兰词的接受》一文中列出清代有关纳兰词刊本与选本的资料统计，康熙十六年之前虽已有《侧帽词》《弹指词侧帽词合刊本》两个刊本，但并没有选本收录纳兰词，康熙十七年之后，不仅出现了顾贞观、吴绮的《饮水词》、徐乾学的《通志堂集》、张纯修的《饮水诗词集》等刊本，收录纳兰词的选本数量也大幅上升，例如《清平初选后集》《古今词汇》《绝妙好辞今辑》《百名家词钞》《瑶华集》《亦园词选》《今词初集》《精选国朝诗余》《草堂嗣响》《古今词选》等[2]。我们暂且可以认为，有关纳兰词的接受研究不妨以康熙十五年为起始时间，以纳兰性德与同年入京的顾贞观结识相交并赠与顾贞观《金缕曲·赠梁汾》一词以及营救罹“科场案”的吴兆骞一事为标志，从此纳兰名噪南北词坛。这一时期纳兰之父明珠位及首辅，权倾朝野，纳兰文武全才，官至三品，且礼遇文人，与顾贞观、陈维崧、朱彝尊等人结交，再加上当时并无明确的文学流派，因此，正如徐乾学所言：“ (纳兰) 精工乐府,时谓远轶秦柳,所刻《饮水》《侧帽》词,传写遍于村校邮壁,海内文士,竞所摹仿,然君不以为意”[3]，纳兰词的接受在此阶段不断攀升。

2.雍正乾隆

至雍正、乾隆两朝，纳兰词的接受跌入低谷。伍嗣兴在《餐玉词序》中云:“乾隆乙巳岁暮,偶读纳兰侍卫《侧帽词》,爱其清新妍妙,心怦然动,偶填二阕。”[4]自康熙朝开设博学鸿儒，大清王朝武功渐定而文治开端，朱彝尊与浙西词派顺应朝廷思想文化统治而披靡一时。“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5]浙西词派推崇字雕句镂的南宋词风，而纳兰词工小令，标举北宋，其直抒性灵、哀感顽艳的词风不合于雍乾词坛的主流词学旨趣，即推崇“醇雅清空”的浙派词风。而这也正是纳兰词的接受在这一时期急遽低落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不能排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纳兰逝世，纳兰词后继无人，其父明珠被罢黜，文字狱迭兴，这些也都是影响雍乾时期纳兰词接受情况的原因。

3.乾末嘉庆

自古以来，盛极必衰是所有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在雍乾时期一统词坛的浙西词派，于乾隆末年渐露颓势。“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6]，浙西词派“流弊丛生，适时袁通、杨芳灿等人为针砭浙派“不足于情”[7]，高举“性灵”旗帜，浙派式微，常派未兴，因而主张“铲削浮艳,舒写性灵”的纳兰成为了典范标尺，纳兰词的接受由此复兴。

4.道光年间

道光年间，常州词派兴起，常派词人如张惠言、周济等所主张的“尊体说”和“比兴寄托”说皆与纳兰词论相契合。纳兰词的接受情况正验证了词坛主流由雍乾时期的浙西词派到道光年间的常州词派这其中词学旨趣的变化。

5.清末民初

纳兰词的接受于清末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清末明初的词坛可分为“体制外派”与“体制内派”两派，“体制内派”着眼于词的本体研究，而“体制外派”则更注重于从词史、文学史的角度研究词。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便是况周颐、王国维。

况周颐师承常州词派，以“重、拙、大”“词心”“寄托”为其核心词论思想，而况氏的词学理论具以“性灵”为根阐发。“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甘受和，白受采，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8]况周颐以“纯任性灵，纤尘不染”将纳兰标榜为“国初第一词人”。

王国维将西方文学研究理论纳入词学研究，以西方超功利文学观为基础建构其“境界理论”，以纯粹审美的眼光观照纳兰词的自然真切，“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9]王国维的评价可以说是确立了纳兰词在清词史中的地位。

正因清末明初的词学研究虽内外两派众多文学理论都有分歧，但都注重抒写“真情”，且大体都推尊唐五代北宋而贬南宋词风，纳兰词才得以在两种不同的词学审美范式成为典范，备受推崇。而文坛领袖学者的认同与推举，也推动了纳兰词的传播与接受。

6.民国后期

民国后期的学者在接受前人学者对纳兰词的推崇下，进行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体制内外两派逐渐合流，唐圭璋等人的词学兼具两派之长，同时也保持着对纳兰词的推崇，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学者推动了王国维、况周颐、梁启超等人对纳兰词的高度评价的传播。在词作上，也出现了一批纳兰词的和作，除却权威词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大众读者对纳兰词的接受也在此阶段稳步上升。

二、读者的期待视野

姚斯在接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期待视野”理论，即接受者在进入接受过程之前，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于文学接受客体的预先估计与期盼。而纳兰词每一次的接受高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符合了读者的情感需求与期待视野。

接受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接受者有三种类型：一般读者、批评家、作家。文学史家也是读者，文学史的过程就是接受的过程。从接受美学视角探析纳兰词的接受情况也可以从接受者也即读者的维度入手。

1.作家

所谓“清词中兴”，但事实上清代词人作词往往是学习唐五代南北宋时期的词人。直到晚清纳兰词复兴，选本、刊本相继而出，纳兰词始为词人接受并摹仿。如边浴礼《空青馆词》有《百字令·秋晚客中效〈侧帽词〉体》、刘履芬《鸥梦词》有《玲珑四犯·十剎海观荷和张松坪词部德容韵》、王鹏运《半塘定稿》有《青衫湿遍·八月三日谯君生朝也,岁月不居,人琴俱往,纳兰容若往制此调,音节凄惋,金梁外史、龙壁山人皆拟之，伤心人同此怀抱矣》[2]。这也证实了晚清文人对纳兰词的接受已不局限于阅读评判。对纳兰词的摹写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潘飞声。

悼亡词为兰史词的特色之一，而这又不得不提到潘飞声对纳兰悼亡词的接受。纳兰为卢氏所作悼亡词“凄艳而真挚自然”，正适于潘飞声对亡妻梁氏的悼亡之情。纳兰对直抒性灵的追求、对盲目追奉古人的批判，更是契合了潘氏追求个人风格，坚持“自成一家”的创作理论和期待视野。

2.批评家

晚清文人在建构自己的词学理论系统时 ,往往以纳兰词直抒性灵的独特词风为例 ,纳兰词因而成为晚清许多词学理论的资源和组成部份 ,从而丰富了晚清的词学理论[2]。

况周颐和王国维虽分属不同流派，却同举纳兰词“性灵”旗帜,正因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迎合了当时学者批判晚清民国时期词坛靡靡之风的需要，符合了学者的期待视野。吸收了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将符合自己期待视野的纳兰词学理论纳入自己的词学思想中，在纳兰词中发现了建构词学观念的资源，在推崇纳兰词的同时提倡自己的词学观念。

3.一般读者

自晚清起，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国内外交困，蜩螗沸羹，人心惶惶。乱离中百姓无处安放的心灵，最易与伤感的文艺作品产生共鸣，而纳兰性德令人悲慨的身世和哀感顽艳的词作更是寄托了多少人的身世之叹。

纳兰词是纳兰内心情感的真实书写，没有夸张的矫揉造作，也没有逞才炫学的无病呻吟。“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10]是他对亡妻的深切悼念；“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11]是他对江山兴亡的惆怅愁思；“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10]是他对挚友的深情感念；“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10]是他不坠世俗的孤寂。种种真实的人生经历和感受，都被他以满腔的真诚写进了词里，纳兰的词直抒胸臆，不似朱彝尊的奥博典赡，从而跨越时空与文化素养的界限，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读懂他的词意和感情，是以更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

三、总结

雍乾时期没落不振的纳兰词却在晚清民国契合了接受者的词学旨趣与期待视野而完成其经典化的构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词的接受。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新文化运动更是将西方文艺理论和研究范式融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此，词学领域开始了研究的变革，纳兰词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态势，纳兰词的接受研究便是其一。纳兰词的接受研究不应局限于接受史研究，还应着眼于现当代的接受研究，不应困囿于传统词学版本研究，还可融合西方美学思想，以推动纳兰词的经典化构建及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