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南第三中学 张 迪

司马迁与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大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和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都是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法湮没的名著。《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长于历史人物；《资治通鉴》的体例是编年体，以记载政事为主。二者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因《史记》在前，《资治通鉴》在后，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难免要以《史记》为参考，因此在记载史事方面，《资治通鉴》有很多是同于《史记》的，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也比较一致。

二人的史学，不同之处有之，相同之处亦有之。司马迁与司马光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司马迁是西汉人，处于封建社会前期，司马光是北宋人，处于封建社会后期。二人所著史书的体例不同，内容侧重不同，因此，若想对二人的治史作深入全面的比较，难度很大，本文主要对二人治史最显著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进行比较论述。对二人治史作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史学文化优良传统，促进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

一、不同的治史目的：“成一家之言”与“鉴于往事，资于治道”

司马迁作《史记》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最显著的一个不同之处莫过于二人修史的目的不同。正是由于这个不同，带来了两位史家修史内容的差异。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在司马迁眼里，五百年即为一个历史发展的循环周期，现又五百年将至，必有大的变化发生，有后继孔子的圣贤传世，司马迁便是以孔子的继承人自诩，继《春秋》而作史。在这里，司马迁借先人之言，阐述自己的著史理想，体现了他高度的史学自觉意识。司马迁还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史记》的总纲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不仅是《史记》写作的主旨，也是司马迁作《史记》目的的高度浓缩。由此看来，“成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对“继《春秋》”的发展。

司马迁自少年时起，就受孔子其人及其所著《春秋》的影响颇深。对于《春秋》的史学目的意识，司马迁是这样看待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世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这是从《春秋》的政治职能上加以考量，其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司马迁继《春秋》而作史，自然对其有所传承。《史记》为史，虽包罗宏富，但仍是以政治史为主，发挥了以史为鉴的政治职能，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述也继承了“春秋笔法”，善加褒贬，作出价值判断。但司马迁继《春秋》，并不只是邯郸学步，而是学其精神，并对它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在继《春秋》的基础上，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司马迁是在继承前贤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力图推陈出新，写出创新的历史著作，提出不流于俗的史学新观点，以期传之后世。

《史记》是一部历史巨著，它侧重政治史，但不仅限于政治史，而是一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学术文化、风俗习惯、天文地理、各种历史人物、各民族关系等兼容并包的、融会贯通百家学说的、跨度广泛的社会全史，可谓一部包罗宏富的“百科全书”。

而司马光的治史目的较之司马迁而言则明显不同。在《进资治通鉴表》里，司马光叙述了他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时赐有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由此可见，司马光的治史目的，意在资治，为统治者提供“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使国家长治，福泽万民。这也是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在司马光看来，历史是人君治国的凭借，今人由史而知古代之经验教训，因此一国之君不能不读史书。但是，君王政务繁多又无暇周览。因此，他专取“资于治道”之事，为编年体史书，使统治者得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观古知今，以史为镜，从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中鉴查得失，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众所周知,自北宋建国至于仁、英二朝,积贫积弱的形势,自始如此,其后更甚。仁宗朝时,辽夏侵扰,农民起义,内忧外患交加，种种危机一触即发,已经引起了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的反省与忧虑。面对这些现实危机，司马光不禁发出“呜呼！可不戒哉！”的感叹，《资治通鉴》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写成的。

正因为《资治通鉴》意在“资治”,所以在内容上,它突出的是史学的政治功能。全书详尽地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总之,全书从选材到叙事，都体现出司马光总结历史兴衰，为现实社会提供资治借鉴的史学目的。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深谙其旨，在其《文献通考》中中肯地揭示了《资治通鉴》内容“详于理乱兴衰”的特色。诚然，《资治通鉴》是一部典型的政事史，对于哲学、艺术、典章制度等往往疏于记载。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为统治者资治借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纳谏用贤，从而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司马迁与司马光都是中国史坛上的耀眼明星，前者“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后者以史为鉴，为封建帝王作政治参谋，二人出于不同的治史目的，所修史籍固然各有千秋，一个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一个是君主自参的政治宝典，但无疑都是传之后世、影响万千的不朽巨著，尤其是其中所渗透的二人的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政治历史观等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相同的治史态度：“实录”

二人的史学思想尽管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但我们也不可忽视二人作为史学大家，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共同的思想特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求实的态度和直笔的精神，以确保历史的真实。从古到今，这当是身为史家不可抛弃的价值追求。

记录历史要力求真实，秉笔直书，而不能主观臆测，歪曲事实，这是史官的道德要求，也是我国治史的优良传统。而要实现这一道德要求，有时却并非易事，不仅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作为一代史官的司马迁正是继承了这一伟大精神，实录无隐，追求历史真实。

司马迁的史料来源非常广泛，不单有前人的书面记载，更重要的是他亲身走访调查、游历实践所得的史料。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这种实地调研认识历史的形式，使司马迁得以设身处地认识和理解传主的精神。而且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能获得大量的口述史料，如《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写韩信为布衣时，即“志与众异”，便可与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相互印证。这不仅可以补充书面记载之不足，甚至可以勘正其中记载的不准确，从而为史料的准确性助力。

除了对所引史料严格把关，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能如实地进行记载，实事求是地加以褒贬。他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阴暗面，对汉武帝能够直书其事，在肯定汉武帝功绩的同时，也指责其用人唯亲等缺点。同时，司马迁对下层民众的历史活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能公正如实地进行记载。他把陈涉归入世家，甚至与古之圣人同列，“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真实地记载了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司马迁记述历史人物还充分显示出其不以好恶掩实情的史官精神。对于自己视之为英雄的项羽，司马迁也能对他客观公允地对待。对于项羽最终失败的原因，司马迁分析如下：“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由此可见司马迁写史的客观性。

司马迁坚持其实录精神，刻画出一个个生动丰满的历史人物，这与其高超的创作手法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在其写作过程中，是站在各个传主的立场动情地写作的，《史记》所记历史事件，散布于各个纪传中，往往需要同时参见很多篇章才能看清一个历史事件的始末，这样就为我们从多个角度获取历史真实提供了可能。《项羽本纪》中所记项羽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参见《高祖本纪》,却能发现其种种劣迹，如王陵说他妒贤嫉能,害功疑贤；怀王诸臣说他剽悍滑贼,凶狠残暴；于《淮阴侯列传》,更可见韩信对他的讥讽,说他只不过兼有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而已。综合参阅各章，我们便可以从多个角度了解历史人物，一个真实的极具立体感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司马光以其作《资治通鉴》名传于世，同样重视史学的求真求实。但也许是由于《资治通鉴》明显的政治性质，导致其在史学上的进步作用被大大掩盖，也使得人们对其在史学上的良苦用心有所忽视。前文已述，《资治通鉴》的成书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而要达到以史资治的目的，避免统治者重蹈前朝的覆辙，就必须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以作“信史”为基本要求。要敢于秉笔直言，据实直书，既要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也要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对于百姓疾苦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要公正如实地加以记载，使统治者接受血的教训。

直笔，是史家的基本史德，自古以来，史家修史就一直提倡秉笔直书，书法无隐。但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儒家也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提法，即所谓的“春秋之义”。自《史记》书成，司马迁式尖锐的直笔难以为统治者所容忍，且随着封建专制的逐步强化，史家渐以“春秋之义”为名，曲笔逢迎，遭到了一些史学家的批评。鉴于此，司马光修史采取了比较客观、求实的方法，正如他自己所声称的“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使读者自行评判，作出褒贬，这种客观的修史方法虽不如司马迁的直笔犀利，但易于被统治者所接受，而且以这种平和的方式秉笔直书，实则是十分有利于保存历史真相的。

记述昏君的残暴，官僚的无耻，司马光不遗余力，不加粉饰。南朝多荒淫残暴的昏君,自《宋书》以来,多加讳饰,而《资治通鉴》却将之揭露得淋漓尽致。对于前代贤君的德行所失之处，他也毫不放过。例如，司马光对唐太宗此人十分称颂，认为他的文武才能高出前古，但对其杀兄逼父的失德之行也没有加以隐讳，直言说“推刃同气,贻讥千古”。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治史不避本朝大讳。赵氏得国并非出自正途，但司马光并未曾为篡国者删修史实，由此足以见得其直笔的胆量可谓非同一般。

由此可见，二司马作为名垂后世的治史大家，其十分显著的一个相同之处就是都十分重视史学的真实性，追求真实，提倡直笔，敢于对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阴暗给出无情的揭露和谴责。无论是笔锋犀利或是文风平易，都直指历史真相，展现出了作为史家的基本史德，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每一位历史研究者深思和借鉴。

总而言之，司马迁与司马光在中国史学史上都取得了光彩夺目的学术成就，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欲以“成一家之言”；司马光详记政事，“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二者的治史目的虽有所不同，但却都有着认真求实的治史态度，追求历史真相，不曲笔讳饰。通过比较两司马的相同点，我们可以探求封建史学所具有的共性，而探讨不同点，又可使我们了解封建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发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个性因素。对二司马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对当代的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