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民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易地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战略工程，是指将部分生活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居民迁入到生态资源较好的地域，以改善其生产方式、生活环境，提升其家庭收入与生活幸福感。整体性搬迁意味着原有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改变，新建社区面临生计空间不足、服务空间缺失、个体社会关系断裂等治理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要搞好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1]。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搬迁社区后续扶持的重要指示，深入探讨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内容以推动居民融入新生活，使其同步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空间再造与社区融入：搬迁社区治理综述

搬迁社区区别于乡土“熟人社会”、城市“陌生人社会”，具有过渡性特征。居民体现为社区成员过滤性、社区关系陌生性、社区居民混合性、社区秩序混乱性、社区记忆微弱性等特征[2]。因此搬迁居民向城镇迁移过程中，普遍面临生活方式难以适应、社会关系庇护网络断裂等文化适应困境[3]。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制度”与“人”的关系[4]。搬迁社区治理应面向脱离传统地方环境的居民，以国家现代性为导向建构“社区”，以公共空间提供公共服务，倡导公共精神形成公共秩序，将居民生活再生产与在地化生活相联系，将居民生活再共同体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融合。管其平认为搬迁整体空间位移导致固有邻里空间的“切割性”、居民心理空间“焦虑性”和“两栖性”、文化空间的“离散性”，导致制度空间的“对抗性”和公共空间的“缺失性”，建议以空间治理为导向，进行空间弥合，共建新型共同体[5]。卫小将以生活政治为视角，提出搬迁后续工作从社会政策转向以家庭、社区为主的社会服务，积极介入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的日常生活，破解“贫困文化”，激发主体责任与担当，重构个体生活秩序[6]。王蒙以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的联结点“公共性”为治理手段，强调安置型、过渡型社区要通过发展性、融入性社区参与产生具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7]。渠鲲飞等提出搬迁社区要“空间再造”，政府以资源为引导打造社区空间；社区内部以关系网络和信任，重新凝聚公共空间[8]。陈靖等人提出把居民日常生活概念化，专注生活治理，构建生活秩序，建立以美好生活为内涵的复合式治理[9]。

民族地区搬迁社区治理强调民族互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王延中提出构建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社区，持续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0]。罗彩娟以传统村落的生成和演进为视角，提出地域认同与文化交融是村落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精神基础[11]。刘莹认为空间变迁带来的多民族互嵌社区，要以各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涵养公共精神，促进各民族居民心理共通、情感共融[12]。丁波强调作为“新主体陌生人社区”，搬迁社区要结合民族文化传承，再造居民认同的社区共同体[13]。李文钢提出将民族互嵌社区建设与搬迁社区发展相结合，社区空间要侧重各民族节庆的相互融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4]。

综上所述，搬迁社区融入式发展治理应从社区空间再造入手，以多重社会服务主体面向居民提供多重服务，将居民个体性、社区公共性链接到社区空间，推动社区秩序产生，促进居民融入。既有研究侧重搬迁社区治理困境成因分析、治理方式与治理体系建构，在地化服务探究不足。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M县H社区为田野点，以社区综合服务内容与过程为主体，客观描述政府-社区-社会组织针对居民需求、社区问题提供具体化服务，总结凝练出“生计-生活-社区共同体”的后续治理模式，试图抛砖引玉，加强搬迁社区后续治理实践研究。

M县地处广西大石山区，民族以汉、壮、瑶为主，粮食作物包括玉米、黄豆、黑豆等，特色农产品有黑山羊、金银花。近年来地方政府围绕喀斯特熔岩地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攀岩、山地自行车等服务产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H社区是合作异地扶贫搬迁社区，位于县城西北部高速公路出口左侧，地势平坦，地理位置优越。搬迁群众来自该县下辖乡镇，主要是壮族、瑶族。本社区设有45栋居民楼，分为ABCD四个区域，共2 478户，约10 328人，其中儿童约2 565人，占比社区总人口的24.84%；妇女约5 363人，占比社区总人口的51.93%；老人约1 000人，占比社区总人口的9.68%。目前已搬迁入住2 473户，常住人口约有6 000人，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外出务工，常驻社区人群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

政府通过定向投入，在搬迁社区已完成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幼儿园和小学投入运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体活动中心、老年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物业服务中心相继成立，根据区域基础设施设置B区图书室（周末开放）、B区体育馆、儿童之家、D区篮球场、青空间、A区体育馆、心理咨询室等。为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2020年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进行创新治理。在社会组织培育下形成妇女志愿者队伍1支、党员服务队1支、小小志愿者服务队两支。经过磨合运转，H社区政府主导、社区引领、社会组织支持、居民参与的新治理体系逐渐成型。

二、治理之本：政府主导推动就业服务

生计是人类群体运用某种生产策略来获取资源，以保障生存并获得发展的特定方式，可以被解析为围绕资源这一核心所展开的关联生态环境、技术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三重维度的互动过程[15]。广西山多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M县地处大石山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客观环境造就乡村家庭生计呈现多元化，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年群体在家务农。社区搬迁核心要义在于改变生计方式，提升家庭收入。居民自身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有限，无法通过市场方式实现生计升级。因此政府主导、政策引领、资源注入的就业帮扶是必然选择。

该社区居民一半以上是青壮年，在县城就业岗位有限的背景下，政府持续推动“外出务工”。针对居民就业技能不足、就业渠道匮乏、外出就业意愿不强等问题，政府在社区设立就业服务部和劳务输出服务部，分类开展企业订单式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服务等工作。以原有赴省外务工基础，县级部门带队访问定点企业，通过政府“结对子”、定名额，借助国家宏观政策，依托企业资源，实现搬迁居民稳定就业。同时请企业负责人或技术员回县培训，就企业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进行沟通。外出务工人员实现“三方协议”，由政府负责监督与沟通，消除企业和外出务工人员的顾虑，实现就业最大化。

西部地区人口持续流出，造成了乡村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发挥枢纽作用。结合区域优势，发展地方产业，吸引在地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是政府引动搬迁社会就业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向。H社区规划选址之初考虑到社区资产价值，确定在县城高速路入口处，距离县城不足3公里，周边地势平坦，具有物流集散优势。通过政府引导，在社区旁边成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农产品交易中心，占地约212亩，目前其一期工程已作为物流服务及电子商务服务（即马山县农产品交易/仓储物流中心）投入使用，搬迁居民特别是妇女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从事物品分类、包装等工作，累计推动就业岗位140余个。后期还将继续建设二期工程，预计全部完成可以实现500多就业岗位，将极大改变搬迁社区整体经济形态，形成物流效应，促进新区域发展。

该社区老年群体外出务工或在本地企业就业存在困难。为了维持生计，部分老年人不得不返乡务农。政府发挥社区区位优势，以排他性政策吸纳部分老年群体服务型就业，实现力有所及、干有所得，成为政府引领社区就业治理的创新与亮点。首先发动周边乡村合作社，吸收有务农经验的搬迁居民进行短期农业务工。其次创建城区合作片区扶贫移民工程项目“县电白农贸市场”，该市场主要服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及周边群众，服务范围区域人口约2万人，目前已建成第一层面积2 450平方米，共设有89个摊位，现已投入使用；经营摊位只面向搬迁户招投标出租，安置就业创业约200多人。

案例一：黄叔，55岁，壮族，与妻子、儿子、儿媳等6人共同生活，搬迁前黄叔与其子同在外地做水泥工，后因工作事故导致身体残障，不得不返回家乡。在政府帮助下，搬到H社区生活。通过政府在搬迁社区创造的就业空间，黄叔在农贸市场有了固定经营摊位，妻子在老家种菜、贩运；黄叔负责经营，政府免收摊位费等综合费用。通过家庭综合生计，利用政策红利，黄叔家庭经济收入有了稳定来源。

就业能够保障家庭经济收入，稳定人心，是搬迁社区治理的根本。政府相关部门在搬迁居民生计技能多样化基础之上，综合利用各类资源，初步实现全社区有劳动能力的1 800余户家庭，每户至少保障一人稳定就业的局面。就业类型涵盖外出务工、职业农民、社区公益岗位、扶贫车间加工、县城打零工、社区生鲜品零售等。

三、治理之稳：专业服务提升生活服务

居民日常生活的成长烦恼、人际矛盾等，虽上升不到法律、制度、规范的处理层面，但严重影响居民情绪，输出负向信息，降低生活感受，成为居民情感困扰难题。居委会或居民自治组织在专业知识、专业服务技术等方面存在不足，无法协助居民有效解决。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具有服务能力，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角色。

社会工作（以下简称社工）是源自欧美工业革命时期的慈善行动，以民间介入和公益救助为特征。随着以国家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形成，带薪社工成为职业福利政策执行者，在价值观、服务知识、服务技术等领域具有自身特色。社工职业强调服务对象优先，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个体服务强调优势视角，去标签化、去病态化，通过赋权、赋能提升个体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社区服务与建设采用社区资产为本模式，重视社区内部资源转化为资产的行动，提倡社区居民为主体解决社区自身发展。社会治理专业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基层社区应创新引进社会工作人才，提高基层治理水平[16]。2020年，广西M县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为契机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入易地扶贫搬迁安置H社区，以“三社”联动模式开展社区治理创新，在居民生活治理方面取得了实践经验。

案例二：韦彤彤（化名），13岁，父母外出务工，2020年跟随祖父母在H社区生活。该女孩到县城以后，学习成绩明显下滑，经常放学不回家，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往密切。

机构社工（小黄）通过社区反馈将彤彤一家纳入个案服务，并对彤彤的个人咨询加以研判：彤彤处于青春期，有同伴交往和情绪抒发的需求，由于新学校同学排斥和校外不良青年的引诱产生现有问题。社工以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外部身份”肯定彤彤的优点，激发彤彤自尊机制，使其通过良好行为满足交友需求；加强与学校班主任沟通，通过有意识当众点出彤彤优点、使其担任班级活动职务等，促进其与同学交往；利用社区课堂志愿者的关系赋予，逐步切断其与校外人员的接触；与祖父母进行亲子交流，杜绝长辈的打骂行为等。经过两个多月的个案辅导，彤彤发生较好转变，行为、心理与自我价值认知回归正常，家庭矛盾也得以解决。

闲暇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是生活感受的重要影响因素。马斯洛将人的心理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实现。闲暇生活体验以心理需求为依据具有社会交往的结构性特征。人们日常生活面对家庭、邻里社区和社会，形成血缘性的家庭关系、地缘性的邻里关系、业缘性的职业关系和制度性的社会关系。聚落时代地缘性群体通过“礼制”形成日常互动模式满足成员交往需求，成员交往具有情感和伦理特征，表现为强集体主义。费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精准描述中国人的集体观。现代社会特别是信息时代，密集社会产品输出、便捷技术手段、高流动陌生人社会推动成员日常生活交往日趋内卷为个体化，表现为强个人主义。

乡村日常闲暇生活形式有亲友互动、邻里交往、节日风俗等。乡村闲暇生活通过人际关系意义赋予形成行动伦理，个人价值通过他人关系来确认和显现，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将重大事件融入到生活之中。礼化的生活习惯在“个体价值”层面有明确的表达，在个体使命感和应是感驱动下完成，兼具伦理和情感双重需求。搬迁到新社区后，原有非正式关系隔绝、礼俗性日常生活方式缺失。社区治理面向居民闲暇生活在制度上设计可操作的方式和实施空间，比如棋牌室、室外运动场所等。唱歌、跳舞、看电视、玩手机等方式都无法在居民之间形成“伦理联系”，感官感受无法解决深层次价值需求。个体化、娱乐化为主的休闲由于缺乏居民主体价值建设，无法正向反馈居民的归属、自尊等心理需求，导致居民内心觉得“生活孤单”。在思维惯性影响下，一些居民选择返回家乡，试图在原有关系网络中找寻“自我价值”。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团结、友爱、互助的志愿精神与慈善思想一脉相承。人们参与志愿行动，既可以帮助他人，又可以提升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公益最大化。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关系互动中，助人即助己。社会工作实践中，引导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形成互助体系是现代社区营造的关键路径。

H社区服务中心组织成立老年舞蹈志愿服务队、老年唱歌志愿服务队，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引导形成社区志愿服务队，主要负责社区巡逻、卫生维护、交通引导等。社区志愿服务形成机制化、队伍化，并体现友爱、互助精神。在创制志愿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娱乐型志愿服务队对外公益输出有限；行政事务型志愿服务队以低偿补贴为维系方式，对于居民主观价值提升有限，导致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偏低。H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公益动力不足。相对县城常住人口，H社区居民在标签效应作用下，自我评价偏低。部分认为“自己是搬迁出来的贫困户，比不了别人”。负向自我评价严重阻碍居民对社会、社区、他人的公益付出，认为自己应是他人帮助的对象，而非帮助他人的志愿者，形成因接受外界援助造成自我评价偏低的情感逻辑，进而又使其陷入渴望外界援助解决自身问题的弱势思维机制。

在居民自我效能不足的情况下，如何组织他们参与志愿服务以提升自我价值感并形成睦邻关系？在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慈善理念和个体慈善心是源头和源动力。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需以社会教化引发同理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恻隐之心的激发需要具化情境与生活进入。生活感知越具体，生活交往越频繁，驱动力越强。在帮助他人背景下，他人的正向反馈可以最大化满足自我价值，进而与他人产生伦理意义的责任，形成稳固的社会关系。因此引导居民“进入他人生活”“同感他人困境”成为志愿服务的关键技术。

案例三：覃阿姨、女儿及两个外孙共四口人搬到社区A栋。邻居反馈：覃家整日有吵闹声、门口经常有异味传出。社工走访发现：覃阿姨无业，在家照顾孩子，有间歇性精神病；其女在周边工厂上班，收入微薄。孩子日常饮食不正常，家庭卫生状况糟糕。

在征得覃家同意的情况下，社工在A栋组织部分居民召开议事会，为覃家寻求帮助。起初居民纷纷建议社工向政府部门反馈，在尚未得到回复时，社工组织居民多次在不同时段前往覃家进行探访。居民逐渐被覃家环境所触动，主动收拾屋内物品。而后社工再次组织居民议事会，居民通过切身感受开始共同设法帮助这个家庭。如引导覃阿姨参加美食小组，耐心教导覃阿姨制作食物；不定期去家中跟覃阿姨聊天教导其收拾物品。一位居民通过社会关系，将覃阿姨家两名儿童送到幼儿园免费就读。覃家困境在爱心居民协助下得到有效改善。社工协助覃家邀请居民开了一次感恩会，会上其女和孙辈共同诵读“给爱心妈妈的一封信”，并给每位参与的志愿者赠送亲手折叠的千纸鹤，在场的居民无不感动。

触景生情是人类情感激发的有效路径。居民没有接触覃家庭情境之前，理性认知在自我评价偏低的推动下倾向寻求政府帮助，这也符合弱势群体的心理定势。当社工引导居民进入覃阿姨日常生活，居民的恻隐之心被激发，自动自发产生助人行为。在此过程中，社工没有使用“志愿者”的头衔给居民“身份压力”，也没有以“技术人员”的专家角色去干扰居民解决问题方式。社工全程扮演协助者、支持者，在事件最后引导覃家将内心的感激进行有效表达和传递，使得双方心理得以满足，双方关系持续稳定。类似助人行为对参与居民具有极大激励作用，也促进其更愿意关注社区内其他人的需求。基于日常生活的内化，以情感关怀为目标，没有“志愿者”头衔的志愿者，没有制度的“志愿服务”在社区内通过社工引导逐步形成。互助行为使得居民有效交流交往交融，邻里关系得以增强，居民感情得以增进。

四、治理之重：协商共治推动公共服务

滕尼斯提出社区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生活习惯的共同体。具有地域边界的社区以社会基层组织的形式与社会结构、社会运行自成一体。社区公共空间是社区居民共同交往的场所，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具有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的功能。传统村民以小农户的形式嵌入到农耕社会结构，以家庭-家族-宗族的结构形成内闭型社区。在社区内居民生活以礼法宗制为准则，社会、社区、家庭形成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共同体。现代社区与民主、法治型国家结构一体共生。伴随城市化进程，社区形成以行政区划为指导原则；社区建设贯穿国家意志，体现发展成果共享的公共资源投入；社区居民基于住房市场化、商品化等因素出现分化，形成陌生性、流动性特征。在民主化方面，社区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享共治；在法制化方面，社区治理强调依法治理、依规治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交汇的社区，不可避免出现大量个人行为相互挤压导致纠纷的事件。共性、社会危害性事件上升到社会法制建设，依法处理；个性、生活化事件则需要居民协商议事，社区自我管理进行调节和处置。社区自我管理既要体现社会文明法治，又要彰显内部特性，具有政治性、生活性、个别性。具有约束力的自我管理制度是居民内部团结协商的成果，是社区共同体的外在表现，也成为联结个人与社会的节点。因此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核心和关键点在于社区制度建设，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运行。

H社区居民因思乡情结、新生活环境缺乏联结纽带等因素导致共同体意识缺乏，乡村生活方式的惯性与城市社区公共环境管理产生矛盾。在没有有效认同的背景下，社区居委会无法通过议事协商进行柔性处理，在上级部门压力下，只能采取“硬”措施约束，导致居委会与居民之间摩擦不断。

案例四：H社区采用楼房建筑结构，楼栋与楼栋之间以绿化带区隔。部分居民在小区边角外的空地种菜；部分一楼居民甚至将门口公共地围起来作为自家菜园。其他居民向居委会反馈，希望可以将社区菜地进行公平分配，而不是“先占先得”。居委会在多次张贴“严禁占有公共绿地”无果的情况下，曾强制铲除菜地恢复公共绿化。该措施引发部分居民不满，破坏绿化带、继续私自种菜的现象时有发生。

空间具有三重属性，个体私有性、居民共有性、国家性。不同空间边界划分、权益分配会触动到各方敏感神经。社区空间理论认为社区公共空间的塑造体现社会关系，彰显政治善行。社区公共空间被个别居民占用引发的纠纷是社区治理最常见类型。社会公共空间治理与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有相似之处，由国家赋权的单位代理行使监督和管理权以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社区居委会与社会公共空间管理对象差异在于社会公共管理对象属高流动性、陌生性；社区管理对象则具稳定性、熟悉性。中国传统形成的“差序格局”理念深刻影响人际交往以及处理事情的参考标准，即“法理情”。法是法律、法规、社会制度，具有强制性；理是约定俗成的规则、道理，具有约束性；情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融合度、亲密度，具有伦理性、价值性。因此社区管理既需要参考社会管理的法制性、规则性，也要考虑熟人社区的特性。H社区居委会在处理居民菜地纠纷过程中，过于偏重制度化管理，忽视居民内在价值观念、居民社区归属感等方面，导致根源问题无法解决，内部矛盾不断。

H社区公共空间治理首先从居民与社区“一体感”入手。H社区辖区面积类似居民小区，不是围墙区隔封闭式管理，而是采取开放式设计，为后续搬迁预留空间。社区被宽阔马路围绕，车辆经常在楼栋间穿行，带来安全隐患。社工以此为契机，召开居民议事会，就社区交通进行协商。居民对此反映强烈，限于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批评意见居多。社工以头脑风暴技术进行知识传递，引导居民将解决问题的思维从外部转向自身。在多次协商沟通后，居民志愿担任交通引导员，集中时段在社区路口值班，规范车辆通行；在社区内部道路设置减速带；对临街铺面发放交通安全单，提示商铺规范停车、减速慢性、注意安全等。一系列行动有效强化了居民对社区的“内”“外”之别，增强了居民与社区的心理联系。其次是加强社区公共空间生活属性。H社区硬件建设在先，居民搬迁在后。相关设施设计过于理论化不符合居民实际生活需要。例如，社区绿化带以灌木为主，仅具有观赏价值；社区老年活动室位置偏远，无法满足老年人就近锻炼、休闲需求。综合居民意见，在与居委会、政府充分沟通后，社区将部分绿化带改成草地，设置石凳、石桌，方便老年人下棋、打牌；在楼栋间空地，设置简易棋牌室等，社区公共空间属性得以充分释放。在部分便民空间改造取得成效后，社区公共空间价值得到居民认可，对个别圈占的行为也起到道德约束作用。居委会、社工因势利导，组织居民针对公共空间进行讨论，针对不文明行为形成了第一版“居民公约”。最后是共创社区文化。社区居民来自不同乡镇，民俗节日丰富。例如，Z镇有一种特色舞蹈——金鸡舞，这种舞蹈是古时给长者祝寿之用。长者寿辰之日，主人家派人在门前恭候，待宾客到来时迎宾者跳金鸡舞表示欢迎，宾客也派一人跳金鸡舞表示祝贺，在长笛和唢呐的伴奏下，舞者单脚起跳如金鸡独立，展动双臂如振翅欲飞，格外形象生动。2020年，社工、居委会、居民代表在上级部门资助下举办第一届社区文化节，在文化节期间采茶舞、打榔、会鼓等民间表演异彩纷呈。此次文化节极大满足了居民对节庆的期望，也提升了社区声望。在居民逐渐接受社区、邻里客观存在的基础上，社工引导居民打造“礼俗社区”，重点放在居民的日常往来，将居民日常生活事件逐步上升为礼节，通过走动仪式增强居民之间的“伦理”联结，逐渐形成具有稳定结构的社区共同体。

五、结束语

搬迁社区实践表明，以政府为主导、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参与的治理新体系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创造搬迁居民就业岗位、提供专业服务，以主体服务为推进手段，以居民情感联结、利益联结为结构，形成具有伦理性、价值性的社区互动，将居民、社区、社会纳入到一体化体系，自下而上建构共同体。“生计-生活-社区共同体”的治理模式就条件而言依赖共同富裕为主导引发的社会资源分配，资金与政策推动的就业空间与就业机会，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带来的专业社会化服务提供等，一方面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丰富居民物质生活；另一方面解决居民生活烦事，丰富居民精神，提升居民内在价值，形成内在感受的获得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