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祥,张俊涛

(河北经贸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在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的“脱域”基础上，扁平化的信息传播技术加速了全球的一体化进程，“媒介化”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特征。去中心化的网络技术带来时空脱域后，互联互通使得节点化个人又“再嵌入”到更宏大的传播网络中。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经历了脱域的过程，然后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其嵌入原有文化中，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超域性文化身份，进而形成了“超域化”①传播景观。近年来，短视频的出现与发展重塑了跨文化传播行为，图像化、低门槛的表达方式消除了时间、空间与语言的区隔，赋予了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参与“超域化”跨文化传播的权利。同时，信息技术作为短视频平台的底层架构也进入到了跨文化传播场域中，文化间的言说与互动，深受技术所属平台的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从而改变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这两个方面，都与短视频传播对个体的赋权息息相关。因此，在信息传播的媒介化语境下，短视频的赋权问题，成为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课题。

一、 媒介赋权与跨文化传播的“超域化”

“赋权”最早运用于社会学，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曾将“赋权”定义为一种社会工作的专业活动，目的是协助受社会歧视的群体对抗不公平待遇，减低自身的无能和无权感，增加其权利和能力。[1]而新媒介因其去中心化的技术特征，彰显出了巨大的赋权潜力。有学者认为，新媒介赋权主要体现在信息、表达、行动三个方面：第一，网络赋予获知信息的权利，使信息相对对称，让人们对事物形成自我判断；第二，新媒介赋权使人们有了表达的可能；第三，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从而形成表达行动与现实行动相结合的局面。[2]短视频作为新媒介的一种类型，在对普通个体的赋权中体现了信息技术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超域化”逻辑。

“超域化”发展自吉登斯“脱域”的概念。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曾经提出：“脱域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3]18在吉登斯看来，时—空分离是“脱域”形成的物理基础。近代以来，钟表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普及，使得“统一尺度‘虚化时间’得以形成”，而虚化时间进而又催生了虚化空间的诞生，空间日益从地点中分离出来。基于时空延伸，脱域的社会关系由此形成。[3]16吉登斯认为，媒介和传播同样对空间和地点的分离产生了作用。前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对大部分人来说，甚至在大多数方面，都被“出席”——被地方化的活动所主导，现代性的来临通过培养与“缺席”的他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远离面对面情境的交流，加速了空间和地点的分离。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地点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虚幻，也就是说，地点正在被距离遥远的社会影响所渗透和塑造。[3]16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时、空分离的景观再一次得到强化。在互联网平台去中心化架构的基础上，赋权后的个体享有传播和表达的权利，使得个体作为节点的“再嵌入”更加低门槛和普遍化。在虚拟化的网络空间中，经过脱域后的个体再次进行连接，形成“超域化”传播景观。总体来看，“超域化”连接建构了一个超越此时此地、超越在地性文化边界的流动性、立体化跨文化传播网络，其中社交关系呈现出以多元个体为中心的圈层辐射式特征，个体之间可以凭借地缘、趣缘、业缘等多种维度在“超域化”空间中构建新的共同体。

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赋权”概念的应用范围进一步延伸，在技术可供性前提下，普通个体实现“超域化”连接成为新媒介赋权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逻辑。传统媒体时代，大众媒体作为高度组织化、规模化力量成为异质文化之间传播沟通的主要渠道，但由于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媒体组织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也曾产生过“数字鸿沟”“东方主义”等难以逃脱的桎梏。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去中心化的新媒介技术使得美国学者J·A·巴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媒介近用权”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得以实现，无远弗届的个性化传播成为可能。在时空脱域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脱域化的跨文化传播关系，去中心化、虚拟化的新媒介技术将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主体再次连接起来。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个体能够跳出自身所处的狭隘时空进行超域化传播，从而塑造了超越时—空的跨文化传播景观，来自于其他文化的内容嵌入自身文化中，使文化出现了“超域化”可能。这种超域化破除了传统大众媒介的“中介化想象”，[4]也正是新媒介对普通个体的赋权使得跨文化传播中曾经可见度较低的边缘群体不再缺席传播现场，有了获取话语权的可能性。在跨文化语境中，新媒介为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平等的话语空间。

短视频传播的视听化、低门槛、模板化的操作机制进一步打破了文字的区隔，多元传播主体共同进入网络空间进行个性化书写，促进个体自我意识和自我潜能的觉醒。普通个体积极主动使用短视频进行自我表达，甚至可以凭借优质内容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新的话语中心，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在“超域化”后建构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中，短视频平台为不同文化中的社会成员提供了获得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权利。

研究短视频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赋权问题，既是“赋权”从心理学、社会学向跨文化传播学的一次概念适用范围的延伸，也是短视频在这一特定新媒介环境下的一次“超域化”实践考察。这一研究主题也进一步贴合了赋权理论本身的特性。赋权理论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性假设，它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涉及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关于过程和结果的研究——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5]

二、 抵抗、表达与认同重构

尼葛洛·庞帝曾预言，数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6]依托开放、互联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短视频传播中形成的去中心化连接以及流动的自组织群体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中心化信息交流场景，“超域化”逻辑贯穿于短视频赋权跨文化传播实践中，而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赋权主要体现在信息获取、个体表达与跨文化传播行动转化三个方面。

(一)多元选择抵抗信息霸权

多元跨文化信息的可选择性成为抵抗信息垄断和信息霸权的有效手段。短视频传播中的赋权，实现了传统信息控制权力的转移，跨文化传播个体信息获取的主体性增强，在海量的跨文化短视频内容中，使之从被动的客体向行为主体转变。同时，依托于信息技术架构的短视频使得传播过程实现了“时空脱域”，而正是超脱于固定时空的限制使得本地与异地、在地和全球交融的信息能够被受众所选择，提供了个体获取异质文化信息的多样性，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刻板化、同质化局面。

在传播媒介诞生以前，地理空间的阻隔造成了不同文化间的隔阂状态。传统媒体时代，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受制于话语权造成的盲点，传播者作为把关人，其固有的“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宏大叙事使得接受者难以接收到客观而又平等的异质文化形象。而在短视频赋权下，多元创作者带来的海量内容为每个个体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短视频的标签使得个体更容易依据自己的内容偏好选择性接收内容。

当下在中国哔哩哔哩、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走红的“洋网红”群体，长期处于异质文化之间，他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短视频平台中的跨文化图景。在他们的短视频中，文字不再是唯一的传播符码，图像、BGM乃至拍摄者个人的笑容、手势等非语言符号，拍摄者所处的空间等多模态语言的出现丰富了跨文化传播的内容呈现。在短视频传播技术的支持下，第一人称下的身体叙事以及面对面互动带来的具象化符码更容易实现语境化理解，营造传受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如日本导演竹内亮与中国妻子结婚后定居在南京，多年来以“文化旅居者”的身份拍摄中国美食、旅游、交通、福利政策和市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微观视角的介入弥补了宏大叙事无法观照的细节，丰富了异质文化的信息呈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中多有对中国别有用心的污名化报道，竹内亮用第一视角以微型纪录片的形式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抗疫的真实情况，相继拍摄并投放了《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汉》《后疫情时代》等微型纪录片，现身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外国网民了解中国社会的内容和渠道，在西方主流媒体之外，为民众传播了另一种不同的信息。这两种不同的信息，是西方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之间两种观念、两种权利的对抗，是弱者对抗强者、个体知情权对抗西方组织机构信息霸权和信息偏见的体现。因此，短视频的传播通过更多自媒体人向世界提供了多元化信息的方式，为传播者和更多的受众提供了一个反抗信息霸权、信息偏见的途径和方式，这也是短视频传播赋权去中心化的体现。

(二)个体言说提升话语可见度

短视频的出场极大改变了跨文化传播领域中不对称式的话语权格局。目前短视频普惠式下沉，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源，使得非西方文化中的个体这一原先在传播权力关系格局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信息弱势群体成为了积极进行自我表达的能动性主体，在依托短视频形成的“超域化”传播网络中，个体作为传播节点参与跨文化互动、交流，短视频传播中的个体言说，成为提升文化可见度的巨大力量。

长期以来，跨文化传播依托于文化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用貌似客观并体现线性社会进步逻辑的‘信息范式’涵盖和隐匿了‘文化’领域所体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7]非西方国家由于话语权的缺失，长期处于西方的“凝视”中却无法自我言说，不同文化间的文化隔阂和壁垒甚至污名化现象难以减弱。西方国家甚至以“文化中心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主导世界舆论场，极大损害了非西方国家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而短视频传播中的图像化、互动化的传播手段赋予了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参与表达的权利，视觉媒介因其直观化、形象化、非线性而极大缓冲了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经验和价值理念的冲突，短视频的应用使得受困于文字媒介下的跨文化传播得以重返面对面交流的“部落化时代”。多元化的跨文化传播者利用短视频平台参与传播进程，还原自身生活场景，与来自异质文化中的其他个体进行超域化互动，为展现多元文化的各个侧面提供了契机，促进了异质文化间的语境化理解、世界文化的融合与沟通。

近来，在Tik Tok平台上，来自中国大山里的拍摄者@bashan0915上传的中国乡野美食视频获得关注，一条在溪边钓鱼、烹饪的短视频播放量达500万，获得了近40万的点赞。原生态、回归自然式的制作手法打动了Tik Tok上的观众，外国网友纷纷在这条视频下留言：“什么时候更新呀？”“想念你的视频”。短视频中“重返自然”“世外桃源”等符号的呈现以及语境化的社会互动建构了“文化对话”的契机，营造了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此外，如在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越来越多来自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文化传播者开始引起关注。他们已经逐渐成为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地位的重要力量，改变着自身在信息传播格局中的弱势地位。

(三)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重构认同

短视频平台为不同文化中的社会成员提供了获得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权利。当下，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为稳定的文化认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现代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文化身份的流动、混杂与模糊，正在引发世界范围的文化认同危机，个体的民族身份被削弱，民族认同感问题日益突显。[8]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液态社会的流动性使得生产认同的共同体发生了流变。在流动空间中，人们不再依赖地缘和在场塑造共同体，进行意义交换、经验共享、文化共生，脱域的共同体由此出现，[9]而脱域共同体因为依靠趣缘、业缘等因素进行超域化连接，成为全球性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迈克尔·赫科特曾提出认同的传播理论，他把认同作为一个传播过程，认为它是在传播中得以实现和交换的。[10]这个共同体在关系赋权的传播过程中，为一些“文化旅居者”创造了新的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的契机。事实上，弗雷德·卡斯米尔曾提出“第三种文化”能够对彼此分散的异质文化进行整合，而罗伯特·舒特进一步认为在物理世界中第三种文化不易实现，而在提供深层感情支持的基础上，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社区则具备这种可能性，并且有可能塑造全新的文化身份认同。[11]

对于“文化旅居者”而言，进入异质文化后，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进行自我展演，同平台上的其他用户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能为其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在社交关系激活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跨文化传播个体晋升为“洋网红”，实现了由技术赋权向关系赋权的转变。如在国内走红的“洋网红”自媒体品牌@歪果仁研究协会最初由犹太人高佑思创办，以“他者视角”讲述在中国生活遇到的尴尬、困惑，客观真实地呈现了异文化者在文化适应中的感受和经历。由于其依靠巧妙的语言传播策略以及寻找文化交流的共振、多元媒体平台的布局等手段，在中国短视频媒介中收获了无数中国粉丝的喜爱和关注，他与这些粉丝之间便形成了一个新的虚拟网络社群。在这类社群中，主要有两种关系：一种是“洋网红”与所有粉丝之间的关系，网红因发表的内容或行为方式受到这些粉丝的关注、支持与喜爱，因此“洋网红”获得了面向粉丝的话语权。第二种是由不同地域的粉丝之间基于兴趣、业缘、学缘形成的地位上平等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促成了所谓“共同体”的形成。其中每一个成员都因为这个共同体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从而得到了一种源自该群体自发性的表达、解释和传播的权利。权利的形成和施行，往往具有“在地性”的属性，而虚拟共同体虽然在时空上具有“脱域”的特点，但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真实存在的，从而形成了“超域化”的虚拟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正是重构认同的基础。

全球性的短视频传播技术和传播平台为个体化的跨文化表达赋权，在实现文化超域化连接的基础上，也为在全球化语境下获得价值认可、情感认同以及行为支持提供了有效空间。然而，也正是传播技术和传播平台的局限，使得短视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赋权效能并不能完全被释放出来。

三、风险、异化、束缚和认知局限

新媒体的赋权潜力能否被释放往往取决于它所嵌入的政治经济结构及数字文化生态。[12]在短视频经过传播主体制作、发布并介入跨文化传播场域后，平台方成为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作为跨国公司参与全球传播。因此，整个“超域化”传播网络的参与者如被赋权对象、建构者如平台自身，甚至平台所嵌入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结构都会影响到赋权效能。在众多场域力量的作用下，跨文化传播中的短视频赋权问题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挑战。

(一)全球风险叠加动摇赋权基础

全球化困境和逆全球化的兴起对于全球传播的结构造成了明显的冲击。[13]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兴起，技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数字世界曾被视为能够超越旧有隔阂的统一空间，如今却在沿着分裂实体世界的国境线被分割开来”。[14]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平台Tik Tok作为中国互联网平台出海的典型代表，海外用户的指数级增长相继引起了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注意和不安。一方面，作为短视频平台核心架构的算法技术引起了西方国家关于内容监管、数据安全、平台垄断等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政治纷争、文化差异成为Tik Tok风波不断的主要因素。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优先、民族主义成为美国处理对外问题的基本框架。在对待Tik Tok的问题上，美国打着数据安全的幌子、实则是技术民族主义内核的处理策略使Tik Tok深陷禁令风波，而出海后的政治、文化差异也使Tik Tok曾在印度遭遇下架、英国面临集体诉讼风险。

在这种风险面前，短视频传播中的赋权便失去了其在该种文化中赖以存在的硬件基础。因此，对于如Tik Tok这样的跨国公司而言，要克服这样的风险就要充分考虑在技术合作、数据共享、反垄断化、“在地化”运营等层面的问题，在发展媒介技术全球化的同时，打牢技术本土化的基础，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这些风险的存在，至少会减少种种叠加的风险。由此看来，对于目前形成的“超域化”传播景观不可盲目乐观，超域化仍然建基于技术与社会之上。当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大规模出海已经触动了美国等老牌数字资本主义霸主的市场利益和文化霸权，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与逆全球化阴影涌动下，“超域化”空间依然存在沦为空中楼阁的风险。

(二)情感劳动异化赋权价值

短视频平台作为跨文化传播发生的场域，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不断建构着每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荷兰学者José Van Dijck等人在《平台社会：连接世界中的公共价值》中曾提出“平台社会”的概念，其核心观点是，在这个世界中，一些平台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核心并扰乱了市场和劳动关系，绕过传统管理制度，改变社会和公民行为，影响民主进程。[15]短视频进入跨文化传播场域，从根本上看是短视频平台商业化发展产生的溢出效应，看似无偿的平台中介行为其实摆脱不掉其争取用户资源、获取流量与利润回报的商业逻辑，这必然会影响依靠其提供的技术和传播场域，以及身处“超域化”空间中参与跨文化传播的所有主体。

在当前的跨文化传播舆论场中，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更多用户参与其中，尽可能为用户制造迎合其需求的传播景观，尽管平台无法主导传播个体内容的制作，但平台可以根据大数据技术深入挖掘用户的兴趣爱好，通过制作话题标签引导发布者制作内容，通过算法推送相关“信息流”来迎合用户，再加上“点赞”“评论”“转发”等功能的共同作用，巧妙地为用户打造了一个满足自身想象的“信息茧房”，让这个“虚拟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在无意识中成为平台获取流量的“数字劳工”。如李子柒在海外YouTube平台的走红，所激发的是一种超越参与者传统文化身份的反思现代性的文化想象。[16]而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影响下，反思现代性已经成为世界性思潮，平台通过隐性的算法以及点赞、评论等机制营造了用户对李子柒田园式生活的好奇、以及对平静、勤劳和爱心等情感共鸣的跨文化传播奇观，从而使得更多用户在平台的召唤下投身于无偿为平台贡献价值的情感劳动中。

如果平台内容的呈现被对流量、数据的追求所裹挟，那么无疑奇观化、情绪化和商业化的跨文化传播内容更容易占据网民议程。在平台的推动下，网民投身于为平台的免费劳作中，进而导致对异文化认知更深的遮蔽，最终赋权的正向价值将会被资本、市场多种力量的联合作用异化，技术走向反赋权的极端，最终跨文化传播个体只能成为短视频平台利益链条上的一个元件。

(三)“超文化回声室”束缚赋权内涵

在短视频平台商业逻辑的支配下，平台利用算法持续推送迎合用户偏好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为跨文化传播营造了“超文化回声室”。超文化回声室在“传播边界扩展的同时展现出中心化的趋势，在破界的同时也在勘定新的界限。”[16]数字化的网络技术连接虽然将个体从“在场”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但“超文化回声室”现象的出现又在超域化空间中再次塑造了兴趣、情感和价值观封闭的中心化圈层。

对于短视频平台来说，最大限度地推送迎合用户的信息更容易吸引用户点击，但如果在赋权的表象下，利用算法为用户持续打造“超文化回声室”，那么用户接收到的信息只能不断强化固有态度，围绕自身兴趣构建的“圈子”自动过滤异质信息，回声室效应导致的群体划分极有可能带来“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通过对“他者”的非理性判断和评价进而实现对“自我”的指认，从而在情绪化、非理性的意见气候中加固自我中心主义，强化刻板印象，进一步导致价值体系的混乱和人类理性交流共识的消解，最终形成“超域化”空间的巴尔干化[17]。

在超域化、虚拟化的互联网空间中，传播主体自身携带的认知基模容易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隐忧，直观化、视觉化的短视频传播导致的网民情绪先行的信息解读方式使得网民更难以对异质文化进行语境化理解。因此，对于短视频平台来说，如何尽可能消解多元跨文化传播主体的话语偏见、搭建异质文化间的“共义域”、化解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和壁垒，促进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良性互动是考察赋权实践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四)认知框架局限赋权意义

霍夫斯塔德认为，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18]跨文化传播发生在异质文化之间，是一次超越我心与他心差异的调适和实践。个体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必然会携带此前形成的认知基模，“自我”与“他者”之间固有的文化图式、中介化经验形成的解读框架，甚至跨文化传播所发生的语境都会影响传播效果。而在“超域化”空间中与异质文化相互遭遇后这种冲突不可避免会爆发、放大，技术带来的文化交流不一定促进了文化融合，相反，可能会带来不同文化的自我言说与他者叙事。

在短视频媒介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传播个体行走在异质文化之间，他们以微观视角呈现出他者视角下的别国形象，然而许多个体叙事无法跳脱出既有的认知框架，甚至会主动运用一定的视觉修辞策略来延续呈现并加强人们已经形成的刻板印象。如许多旅居、工作在非洲、巴基斯坦等地的自媒体人，通过各种短视频平台展现自己镜头下的异国生活场景，但仍是以奇观化、他者化的叙事逻辑编排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再一次复刻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偏见，无益于弥合文化距离。甚至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一些“外国自媒体博主”，深刻洞悉平台的流量分配规则，为了获得更多中国粉丝关注，以巴赫金式的“狂欢”姿态在短视频平台中进行表演式生存。如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曾经红极一时的”伏拉夫，其走红方式就是靠在短视频中以夸张的表情和语调配以煽情的BGM大声强调“我爱中国”，这种方式尽管刚开始确实能吸引一些中国粉丝的关注和点赞，但久而久之，雷同的套路和贫瘠的内容就会引起受众的审美疲劳。这种为了博取眼球的吹捧行为很容易引发中国受众的反感，不仅无益于文化交流，反而会引起误解和冲突。

四、结论

根据阿尔君·阿帕杜莱提出的“媒体景观”理论，大众媒体所生产和塑造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文本形式是传媒消费者构想世界之原材料，可以帮助他们搭建一种想象的世界，构成全球化的重要推力。[19]在短视频对个体的赋权作用下，跨文化传播成为一种相对个体化、自主化的传播实践，跨文化的短视频内容也成为在地化个体构筑关于全球想象的重要空间，甚至因为短视频个性化、低门槛的特点，其正在成为全球新生代网民群体参与超域传播的主要渠道。在短视频平台支持下形成的跨文化超域虚拟共同体正是人类超越时空进行文化交流的梦想在数字空间中的延伸。

但由于跨文化传播实践的特殊性，对短视频赋权的考察不得不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短视频平台作为第三方组织，其背后交织的技术与权力亦会影响赋权进程和效能。如何平衡短视频平台背后的政治属性、社会责任与商业价值，并在跨文化传播中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仍然值得继续探讨。

注释：

①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中的“disembedding”一词，学界一般译为“脱域”，表示因为时空分离而产生对原有地域性社会关系的脱离，以及在新的时空领域对这种社会关系的重建。“超域”是通过信息传播技术将“脱域”后的人们再次连接，在此过程中，因为借鉴、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其嵌入原有文化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超域的社会关系。因此，虽然“超域”一词尚未有合适的英文词汇来表示，但仍然可以在吉登斯的“disembedding”一词基础上，使用“hyper-embedding”一词表示“超域”，使用前缀“hyper-”意在表明这一重新组建的社会关系具有超越原有文化嵌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