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俊

匈奴政治体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托马斯·巴费尔德认为匈奴有三个行政等级，其中第一等级就是骨都侯(姻亲氏族)和单于[1]，王宗维认为匈奴是由挛鞮氏部落和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等部落掌握统治权的一个奴隶制国家[2]，持此观点的还有江上波夫[3]、泽田勳[4]、马利清[5]等。 然从族源和血缘看，匈奴构建了挛鞮氏和姻亲氏族①共同执掌政权的政治体制深刻影响了匈奴的政治发展和历史走向，厘清匈奴政治体制的建构、挛鞮氏诸王和姻亲氏族对政治体制的维护和支持、匈奴后期②姻亲氏族对政治体制的解构及影响，对于深入理解匈奴政治发展史或有裨益。 本文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姻亲氏族为视角着重探讨匈奴政治体制的建构、巩固以及姻亲氏族对匈奴政治体制的解构，求教于大方。

一、姻亲氏族与挛鞮氏共同掌权体制的建立

公元前209 年冒顿杀父自立后，开启了征服周围民族的战争，最终“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6]2896。 建立了以游牧经济为基础，东起辽东、西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近长城的匈奴政权，史载: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6]2890-2891

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6]2891

揆度上文可知，从地缘看匈奴统治层面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单于庭”、以左贤王为首的“诸左方王将”、以右贤王为首的“右方王将”。这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有学者将此体制称为分封制或两翼制。

不过，从统治集团的血缘、亲缘看，匈奴构建的政治体制中主要包括以“单于”“左方王将”“右方王将”为代表的挛鞮氏上层贵族和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等为代表的姻亲氏族。 匈奴建立了挛鞮氏与姻亲氏族共同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 虽然挛鞮氏和姻亲氏族共同执掌政权，但是二者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存在明显差异。

挛鞮氏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掌握匈奴的军政大权并垄断单于位的继承。 “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7]3751“一国之政尤一身也”[6]2900“这种称号反映了单于已由一般的首领的意义转变为至高无上的意义”[8]26。 地方上则由挛鞮氏诸王驻军管理、控制姻亲氏族，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挛鞮氏手中，因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既能保障匈奴贵族的生命财产安全，又能侵扰其他民族获得利益，因此用单于嫡系子弟掌管军权，这样不仅有利于单于的专制统治，而且可以保证匈奴大权不至于旁落。”[9]与挛鞮氏的核心地位相比，“常与单于婚姻”[10]2945的姻亲氏族处于从属地位，担任“辅政”性质的骨都侯、左右大当户、左右大且渠等职务，“主断狱听讼”“口白单于”。[10]2945

二、姻亲氏族与挛鞮氏对政治体制的维护与支持

匈奴构建的挛鞮氏和姻亲氏族共同执政的体制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这种结构的稳定通过从草原之外的榨取资源以支撑国家的方式而得以维持”[11]10。匈奴政治体制、政权稳定的前提是挛鞮氏诸王通过发动“掠夺”战争、索取“岁奉”“通关市”等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并将其分配给姻亲氏族等贵族，获取他们对政权和政治体制的支持。

(一)发动“掠夺”战争

冒顿自立伊始就开始了征服周边民族的战争，史载:

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 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6]2889-2890

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6]2893

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 危须、 尉黎间， 赋税诸国， 取富给焉。[7]3872

冒顿通过战争征服了众多民族且“虏其民人及畜产”，至狐鹿姑单于③时期于西域设立“僮仆都尉”并“赋税诸国”。 众多的“畜产”“赋税”满足了姻亲氏族在内的“匈奴贵人大臣”的经济需求，不但使冒顿获得了“贤”的美誉，更重要的是姻亲氏族“皆服”，姻亲氏族这种“皆服”的心态既是对匈奴政治体制和挛鞮氏核心地位的维护与支持，也是对自己“辅政”地位的认可。

汉帝国也是匈奴获得资源的理想之地，史载: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6]2894。

冒顿将刘邦围困于平城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6]2894，意外的是冒顿既没有杀掉刘邦更没有占据汉地，而是“解围之一角”[6]2894释放刘邦，部分学者归因于刘邦“厚遗阏氏”。

结合匈奴的政治体制，笔者以为冒顿之所以愿意释放刘邦，一方面是因为刘邦答应了冒顿的经济要求④，这些经济要求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姻亲氏族的经济需求，获得了姻亲氏族对政治体制的支持与维护，巩固了挛鞮氏的核心地位和冒顿之“贤”；另一方面是冒顿希望能给后世单于留下一个稳定的、可供匈奴长期“掠夺”的汉帝国，继任的单于可以长期源源不断地从汉帝国获取各种资源，满足姻亲氏族在内的匈奴大臣的经济需求，保持匈奴政权和政治体制的长期稳定。 果然，冒顿之后，继任单于及挛鞮氏诸王陆续展开对汉帝国的掠夺:

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6]2895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6]2901

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6]2904

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略千余人。[6]2907

从这些匈奴进攻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模式，每当新单于即位，他都要设法通过军事上的成就在匈奴人中建立自己的权威[12]240，新单于军事上的成就表现为“虏人民畜产甚多”“杀略甚众”，而所“虏”、所“略”“甚多”“甚众”则是以满足姻亲氏族经济需求和巩固政权、政治体制为目的。

王明珂将匈奴对汉帝国的掠夺分为“生计性掠夺”和“战略性掠夺”，前者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后者是为了威胁恐吓定居国家以遂其经济或政治目的。 ……为了增强此种掠夺威胁效果，他们经常在一年中不定期发动。 匈奴的“生计性掠夺”和“战略性掠夺”都是以取得补充性生活资源和奢侈品为最终目的，将这些补充性资源和奢侈品经由(领导)系统分配下去，整个领导体系便可赖以维持。[13]135巴菲尔德将匈奴的掠夺称为“外边疆策略”，他们常常深入侵犯汉地，获得物资，这些物资由单于、左右贤王等，自上而下分配给(姻亲氏族在内的)各级部落长，此便是匈奴帝国存在之所赖。[11]56-65可见，挛鞮氏诸王通过“掠夺”源源不断的资源并分配给姻亲氏族等各级部落长，成为匈奴政权和政治体制长期稳定的关键。

(二)索取“岁奉”⑤与“通关市”

就和亲的四方面内容而言，通婚与“岁奉”似乎都是和亲的重点，但从史籍可发现和亲的通婚女子并不被匈奴重视[14]，进一步而言，匈奴与汉和亲更在乎的是汉帝国“饶给之”的“岁奉”而非公主，史载: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6]2899

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 且所给备善则已；不 备， 苦 恶， 则 候 秋 孰， 以 骑 驰 蹂 而 稼 穑耳。”[6]2901

通过与汉和亲，单于不仅掌握“汉缯絮食物”的来源，而且汉帝国“岁奉”“所输”的“缯絮食物”满足了姻亲氏族之“好”。 “岁奉”是否完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匈战与和。

对于整个匈奴帝国而言，仅仅通过和亲获得的“岁奉”是难以满足姻亲氏族的物质需求的，“通关市”是匈奴获得资源的另一途径，史载:

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6]2904

气调包装技术可以有效延长食品的货架期和新鲜度，该技术于上世纪30年代首先在肉的保鲜上应用，并迅速在国外市场上得到了推广[1]。我国气调保鲜技术的应用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且应用范围较小[2]。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肉类消费水平及品质要求的提高，气调包装保鲜肉的普及将成为一大趋势[3]。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 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6]2904

即使双方处于战争态势下，匈奴仍要求与汉“通关市”，史载：

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6]2905

“嗜汉财物”是处于战争状态下匈奴仍“尚乐关市”的主要原因，通过“关市”与汉帝国进行交换和贸易可以使匈奴获取源源不断的资源，形成“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的局面。 “皆亲汉”的群体应主要由挛鞮氏和姻亲氏族构成。单于“亲汉”与姻亲氏族“亲汉”或有本质的不同，姻亲氏族“亲汉”或仅限于“嗜汉财物”，而匈奴单于“亲汉”一方面是满足挛鞮氏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与汉“通关市”满足了姻亲氏族“嗜汉财物”的需求，获得了姻亲氏族对政治体制的支持与维护，挛鞮氏的核心地位才会更加稳固，正如巴菲尔德所言“那些非皇族的匈奴氏族成员(姻亲氏族)虽被禁止成为单于，却从帝国体系中获益不少，因此对保护这一制度有着很大的兴趣”[11]57，匈奴政治体制十分稳固。

三、姻亲氏族地位的上升与对政治体制的解构

匈奴前期，挛鞮氏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源源不断的资源，满足了姻亲氏族的物质需求，匈奴政治体制和政权非常稳定。 但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匈奴的统治机构显然是非常松弛和不稳定的，其政权性质只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是暂时的、不固定的”[5]，一旦挛鞮氏的军事力量减弱，姻亲氏族和挛鞮氏组成的匈奴统治联盟就面临瓦解的风险。 匈奴后期，挛鞮氏诸王无法稳定地获取外部资源满足姻亲氏族的物质需求，匈奴的政治体制开始出现松动，史载:

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 单于闻之喜，召贵人谋，欲与汉和亲。 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汉使来，兵随其右，今亦效汉发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7]3787-3788

虚闾权渠单于时“不能为边寇”，姻亲氏族的物质需求很难通过挛鞮氏得到满足，而单于“欲与汉和亲”更是引起姻亲氏族主要代表左大且渠的不满，因为在和亲政策下汉朝每年供奉的数量最多不超过5000 斛谷米、1 万石酒以及1万匹丝缎。 汉朝向在边地服役的每位成年男性每年提供的谷物平均为36 斛。 按照这种比例，汉朝给匈奴的谷米奉贡只相当于140 人一年的支出。[11]59这根本无法满足包括姻亲氏族在内的匈奴贵族的物质需求，故在生存压力下以左大且渠为代表的姻亲氏族开始逐渐代替了原挛鞮氏诸王的职能“自请”入掠中原，匈奴挛鞮氏核心地位受到挑战，姻亲氏族开始对匈奴政治体制进行解构。

(一)姻亲氏族权力的增强：将兵并驻守地方

如前文所述，匈奴前期姻亲氏族通常担任“辅政”性质的骨都侯、当户、且渠等职务，掌握司法权。 然姻亲氏族在解构匈奴政治体制的过程中，渐同挛鞮氏诸王般将兵作战并驻守地方，史载:

左大且渠……乃自请与呼卢訾王各将万骑南旁塞猎，相逢俱入。[7]3788

其冬，都隆奇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 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7]3795 ⑥

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10]2942

月余日，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10]2943

二年春，匈奴中郎将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10]2988

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7]3823

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骑寇五原，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10]2983

八年，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10]2949

……

据统计，匈奴前期，有明确族属将领指挥的军事行动计有15 次，均为挛鞮氏诸王。 降至匈奴后期，匈奴51 次军事行动中，将领为姻亲氏族的达24 次，而且越往后期姻亲氏族的将兵权表现得愈加突出⑦。 姻亲氏族的军权呈现出从无到有、逐渐增强之势。 马长寿认为“南匈奴时，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氏族，如韩氏、当于氏、郎氏、栗籍氏等，亦皆以骨都侯的名义掌握兵权”[15]52。 可见，原先仅掌握匈奴司法权的姻亲氏族的将兵权得到明显的增加，挛鞮氏诸王垄断军事大权的政治体制受到了挑战。 军事权力增加的同时，姻亲氏族也开始驻守地方，史载:

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 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氏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10]2945

按照匈奴的政治体制，姻亲氏族韩氏、当于氏、呼衍氏、郎氏、栗籍氏应“留庭辅政”单于。不过，南单于在“列置诸部王”时，除了让“右贤王屯朔方”“左南将军屯雁门”之外，同时将五个姻亲氏族“列置”于单于庭之外的北地、五原、云中、定襄、代郡。 原先仅仅“留庭辅政”的姻亲氏族，开始如同挛鞮氏诸王般驻守地方并“皆领部众”，在数量上姻亲氏族也以5∶2的优势领先挛鞮氏，姻亲氏族权力和实力的扩大，匈奴的政治体制受到进一步冲击。

(二)姻亲氏族(呼衍氏)：匈奴新一代核心氏族

73 年，东汉开始军事介入西域，驻牧于“蒲类、秦海之间”的姻亲氏族(呼衍氏)成为东汉经营西域的劲敌，汉军曾多次出击姻亲氏族(呼衍氏)，史载:

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 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10]810

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⑧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10]122

为解除姻亲氏族(呼衍氏)对东汉经营西域的威胁，敦煌太守张珰曾上书言三计:

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抄。 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 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 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10]2911

张珰认为游牧于“蒲类、秦海之间”的姻亲氏族(呼衍氏)是北匈奴的“根本”力量，出兵“先击呼衍王”可谓打败北匈奴姻亲氏族(呼衍氏)、控制西域的“上计”。 可见，东汉业已将姻亲氏族(呼衍氏)视为北匈奴的“根本”力量，击败姻亲氏族(呼衍氏)成为汉廷获取西域主导权的关键，为此汉军多次与姻亲氏族(呼衍氏)展开大战，史载:

其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10]1590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捍，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侯、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10]2930

秋，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破之。[10]2930

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恺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10]2930

东汉与姻亲氏族(呼衍氏)以争夺西域控制权的战争，互有胜负，汉军始终难以剪除姻亲氏族(呼衍氏)对西域的威胁。 “匈奴政权的建立和统治的维系无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16]，在汉匈争夺西域主导权的历程中，姻亲氏族(呼衍氏)成为汉军的主要打击对象，表明其军事实力在北匈奴内部已处于主体地位。 有研究表明:“(此时) 北匈奴的核心部众已经转变为呼衍氏的部众了，呼衍王已经不止是匈奴姻亲氏族的代表，呼衍氏也已经发展上升为北匈奴的核心氏族集团。”[17]姻亲氏族(呼衍氏)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北匈奴内部处于核心地位，挛鞮氏的核心地位受巨大的冲击。

(三)姻亲氏族(须卜氏)：被“共立”为单于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立。 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而于扶罗诣阙自讼……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10]2965

188 年，匈奴内部发生了“杀其父者遂畔”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国人”“共立”的单于不是出身挛鞮氏，而是姻亲氏族须卜氏，即使“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国人”也没有恢复挛鞮氏于扶罗的单于位，而是“以老王行国事”。虽然“国人”“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在匈奴历史上仅是个例，但也似乎说明挛鞮氏已经很难完全垄断单于位的继承，姻亲氏族在一定情形下也可被“共立”为单于，挛鞮氏垄断单于位的特权被打破，姻亲氏族获得了与挛鞮氏“对等”的政治地位，匈奴的政治体制趋于解体。

(四)(姻亲氏族)沮渠蒙逊与北凉政权的建立

401 年蒙逊杀段业，“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逊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18]3192412 年，蒙逊“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玄始”。[18]3195蒙逊成为北凉的开国之君。 关于蒙逊的族源，《晋书》载“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18]3189蒙逊是匈奴“左沮渠”的后代，关于“左沮渠”，史载:

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10]2965

“沮渠”即“且渠”⑨，是匈奴的“异姓大臣”，所谓“异姓大臣”是姻亲氏族别称，沮渠蒙逊即是姻亲氏族的后代，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沮渠蒙逊具体来自哪支姻亲氏族，史载:

其四姓，有呼延氏⑩、卜氏、兰氏、乔氏。 而呼延氏最贵，则有左日逐、右日逐，世为辅相；卜氏则有左沮渠、右沮渠……。[18]2550

沮渠蒙逊的“先世为匈奴左沮渠”，而姻亲氏族中的(须)卜氏“则有左沮渠、右沮渠”，沮渠蒙逊或出身于姻亲氏族的须卜氏。 北朝时期以须卜氏为代表的姻亲氏族开始脱离匈奴政权，如同挛鞮氏⑪般独立建国，匈奴的政治体制基本瓦解。

综上，北朝之前，姻亲氏族通过对匈奴政治体制的解构，获得与挛鞮氏“对等”的政治地位，双方或有政治分歧，但仍同属于匈奴政权。 北朝时期，以沮渠蒙逊为代表的姻亲氏族已经脱离了匈奴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权，如同挛鞮氏诸王开始独立建国，匈奴前期所建构的挛鞮氏与姻亲氏族共同执政的政治体制基本瓦解。

四、总结

匈奴立国初期构建了挛鞮氏与姻亲氏族共同执政的政治体制，其中挛鞮氏处于核心地位，垄断军政大权和单于位继承权，姻亲氏族则处于“留庭辅政”的地位，掌握司法权。 挛鞮氏诸王通过发动“掠夺”战争、获取“岁奉”“通关市”等获取了源源不断的资源，满足了姻亲氏族的经济需求，获得了姻亲氏族对匈奴政权和政治体制的支持，匈奴政权和政治体制非常稳固。

武帝以降，匈奴接连败北，挛鞮氏很难稳定的获取外部资源，姻亲氏族的经济需求无法满足，开始对匈奴政治体制进行解构。 姻亲氏族先是获得军事指挥权并驻守地方，冲击了挛鞮氏垄断军事大权的政治体制；北匈奴时期姻亲氏族(呼衍氏)凭借强大军事力量成为新一代核心氏族，挛鞮氏在政治体制中核心地位受到了挑战；东汉后期须卜骨都侯被“共立”为单于，挛鞮氏垄断单于继承权的局面被打破，在匈奴内部姻亲氏族与挛鞮氏处于事实上“对等”的地位；北朝时期，以沮渠蒙逊为代表的姻亲氏族开始脱离匈奴政权并独立建国。 匈奴前期所建构的挛鞮氏与姻亲氏族共同执政的政治体制基本瓦解。

注释：

①姻亲氏族的概念、职掌参见，刘俊、王海:《匈奴姻亲氏族与其职掌》，《民族学刊》，2016年第6 期。

②本文所谓匈奴“前期”“后期”以元狩四年(前119)的“漠北之战”为时间节点，之前为“前期”，以降为“后期”。

③林幹认为“公元前92 年，汉武帝征和元年，匈奴狐鹿孤单于五年，匈奴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林幹:《匈奴历史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8 页)。

④武沐认为“和亲之事早在白登之围时就已由陈平提出，白登之围后刘敬的‘和亲’建议不过是掩人耳目之举”(武沐:《匈奴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118 页)。

⑤史载:“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2895 页)。

⑥《汉书》载:“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可见都隆奇也是姻亲氏族(《汉书》卷94 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3789 页)。

⑦统计数据源于《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后汉书·西域传》《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

⑧“白山部匈奴，即匈奴呼衍王部也”(林幹:《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 年，第91页)。

⑨匈奴“诸二十四长，亦各自……当户、且渠之属”，师古曰:(且渠)即“今之沮渠姓，盖本因此官”(《汉书》卷94 上《匈奴传 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 3751、3752 页)。

⑩“呼衍”即“呼延”，师古曰:“呼衍，即今鲜卑姓呼延者是也(《汉书》卷94 上《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752 页)，《后汉书·窦融传附曾孙宪传》“右呼衍王须訾等”条，李贤注曰:“呼衍其号因以先匈奴贵种也。 今呼延是其后”(《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第814 页)，另可参考，刘俊，王海:《论匈奴呼衍氏地位的演进》，《北方文物》，2018 年第1期。

⑪刘元海建立汉国，刘曜建立赵国，赫连勃勃建立夏国等皆是匈奴挛鞮氏诸王建国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