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飞

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中，四川行省逐渐形成了“川省修藏志”①和“省志载西藏”②的两大特色。 嘉庆《四川通志》③是清代四川官修的最后一部省志，也是清代四川省志的集大成者。 此志共二百二十六卷，不仅分别记载了四川的天文、舆地、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经籍、纪事等诸多方面，且卷百九十一至百九十六之“西域志”专记西藏地区。 所以，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可被视为一部清代官修的西藏地方志。 刊行不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便引起人们注意:道光年间，入藏出使公务的姚莹在所著《康輶纪行》一书中，就多处摘录引用其资料。 至光绪年间，该志仍有较大影响，黄沛翘《西藏图考》多卷引用该志资料。 民国时期，任乃强先生所纂《西康图经》“境域篇”“地文篇”也注意到其文献价值，加以引用研究。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嘉庆《四川通志》在巴蜀书社重印出版。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的史料价值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并作为西藏地方志收入西藏方志汇编中，如《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及《中国地方志词典》皆有著录[1-2]。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该志已有一定研究，主要集中在体例、资料来源等基础性研究，或将其置于清代西藏方志宏观研究中，如赵心愚的《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对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资料来源、体例、内容及不足做了详细梳理分析；刘凤强在《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中剖析了该志的体例特点和史学价值；柳森在《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考论》一文中考证了该志的实际修纂者、成书背景、史料来源、价值及不足；张保见在《嘉庆〈四川通志〉述评》中概括了该志的时代背景及价值。④

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从清代西藏方志修纂、清代治藏战略等视角观察该志的内容特色、地位影响。 为何该志记述西藏却以“西域”命名? 为何清代四川省会跨区域修纂西藏方志? 为何该志被后世评价较高? 这些议题有待深入提炼总结。 在此对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的编纂、内容特色、历史地位等方面提出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有志于此的学界前辈同仁。

一、跨区域记载：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编纂

清代四川省志共三部，分别为康熙十二年(1673 年)蔡毓荣、钱受祺等纂修的《四川总志》，雍正十一年(1733 年)查郎阿、张晋生等纂修的《四川通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常明、杨芳灿等重修的《四川通志》。 后世习惯将此三部分称为康熙《四川总志》、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 康熙《四川总志》、雍正《四川通志》相继刊行，时隔七十余年后，四川行省于嘉庆十七年(1812 年)组织纂修了清代第三部《四川通志》，时任会典馆总纂的杨芳灿入川主纂，五历寒暑，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刊行，卷数多达204 卷，几乎是康熙、雍正两部省志卷数之和的三倍，在清代三部四川省志中体例最为完备，内容宏富，卷帙浩繁，被称为“四川省志之集大成者”[3]。 且志首摘录明代《蜀志》序、明代四部《四川总志》序、雍正《四川通志》序，以及时任四川总督常明、从四川布政使升任云南巡抚陈若霖、四川布政使李銮宣等人为重修《四川通志》所纂之序和重修《四川通志》奏折，可谓是对明代以来四川地区省志编纂情况的全面梳理总结。 其中，嘉庆《四川通志》卷百九十一至百九十六的“西域”值得注意。 此《西域志》所记内容和范围非四川省所属，按照内地方志体例，专门记载雍正年间青川滇藏划界后西藏一地，实为一部西藏地方志。 为何四川省志要跨区域将西藏一地专门编纂在内? 这与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编纂动机有关。

(一)《嘉庆重修一统志》开局的直接影响

清代康熙至嘉庆时期朝廷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每次纂修之前，都下令各地按时编修、进呈各类方志，也督促封疆大臣们高度重视编修地方志。 嘉庆《四川通志》缘起于为《嘉庆重修一统志》编纂提供资料，此为直接原因。 嘉庆十六年(1811 年)六月，在国史馆续修《大清一统志》方案确定仅三个月，常明便在全国各行省中率先积极响应，“奉部咨”[4]34，奏请重修《四川通志》。 常明在《重修〈四川通志〉奏折》言:“现奉部咨，以国史馆续修《一统志》，饬将廓尔喀、西藏等处事实详查咨送。 窃以此次咨送之稿底即可为重修通志之备。 若乘此续行编纂，实乃一举两得”[4]35。 此段内容明确了两层含义:一是重修《四川通志》起因于国史馆三修《一统志》需要各地提供资料；二是四川奉国史馆之令搜集西藏、廓尔喀等处事实，换而言之国史馆把收集西藏、廓尔喀等西藏及周边地区情况的任务交由四川行省开展，此说明了清中央政府对四川在西藏事务中的倚重。 那么，其实四川行省是借编纂西藏、廓尔喀等地“事实”的重要契机，奏请重修省志。 基于此认识，嘉庆《四川通志》是奉令跨区域收集西藏、廓尔喀等地情况，为三修《一统志》提供资料，又把其作为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之“稿底”，更加突出了该《西域志》在嘉庆《四川通志》中的重要地位。

(二)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岁久缺修

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成书后七十余年未续编是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编修之重要原因。 首先，嘉庆《四川通志》序言中表明了四川主政者对省志重修的重视态度。 常明在《重修〈四川通志〉奏折》中首句便称“奏为川省通志岁久缺修，奏请重加纂辑”，又言“雍正七年奉世宗宪皇帝谕旨命各直省纂辑通志。 其时四川省遵旨设局修辑，至十一年而告成全书，凡四十七卷。 迄今已历七十余年”[4]34。 常明、陈若霖、李銮宣在嘉庆《四川通志·序》皆言雍正《四川通志》 成书后已七十余年，很多内容“多不符合”[5]1“未有纂辑”[5]12“不加修辑”[5]14。 其次，四川官方对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所载区域范围也非常重视。 在嘉庆《四川通志》凡例中多次专门说明了编纂《西域志》动机，且与清代前期西藏方志编纂起因有所不同，如“康卫之地，今已半隶雅州，分星宜亦因之。 至西藏所属，别详《西域志》”[6]26；又专门有一段文字说明，“西域自巴塘以东，已入雅州疆域矣。 其乍丫、察木多以西，前藏后藏，去京师将二万里，地处绝徼，天文、舆地、食货、人事，皆与内地悬殊，列圣德威西被，无远弗届，前后藏及廓尔喀，均隶职方，咸遵正朔，令别立西域一志。 凡天文、舆地诸门，分析纪载，附以重臣政绩、名流艺文”[6]32。所以，虽然嘉庆《四川通志》专设《西域志》记载非四川行省所辖之藩部地域，但实则是纠正了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越区”记述打箭炉、里塘、巴塘等四川行省辖区，专记西藏一地，与其说是“越区”，不如说是针对行政区域调整纠正了记载范围。 编纂者已明确“巴塘以东”属四川雅州疆域，乍丫、察木多以西地区社会情况“与内地悬殊”，按以往记载已不能相符，可见此“西域”实指雍正年间川藏划界后的西藏区域。“与内地悬殊”的西域，“康卫之地”的变化，加之省志“岁久缺修”，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虽然“大量利用其(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资料或采其说法，有的注明‘旧通志’”[7]265，但是经乾隆一朝治藏战略的不断深入，随之对西藏认识更加成熟，必然意味着重修。

(三)为何以“西域”之名记西藏一地

“西域”一词在清代前期的含义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指西藏地区，多部清代西藏方志以“西域”命名记载西藏地区，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乾隆《雅州府志·西域志》、《西域遗闻》等，此可能是受明代的影响，清朝官方组织编纂《明史》，也将西藏(乌斯藏) 记入《西域》(三)[7]255；二是指新疆、青海、西藏等广大中国西部地区，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大学士傅恒等奉敕撰《钦定西域同文志》，全书按地区编排，依次为新疆地区、青海地区、西藏地区，说明此三地在清王朝的西部战略中一体联动；三是专指清代新疆地区，康雍乾三朝大力经营西北边疆，“完成了平定天山南北、统一新疆的大业”[8]。 乾隆时期两部重要的官修新疆地理志，即乾隆《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篇目和《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编修，明确了“西域”和“新疆”的直接关联。 那么，在康熙至乾隆时期“西藏”一词逐渐普遍使用后，为何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仍用“西域”，而不以“西藏”命名。曾参与编修民国《四川通志》的陈观浔分析“旧志(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定名为《西域志》，盖沿《明史·西域乌斯藏传》及《方舆纪要》、《西域闻见录》之说”[9]。 笔者认为，不仅是受《明史》编纂发行的影响，经过乾隆一朝，随着对西藏认识不断深入，“西藏”二字逐渐固定，但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仍以“西域”命名，原因有二:(1)修志区域范围之原则影响，虽然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所记范围是西藏地区，但所记历史沿革包括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各民族与内地多民族互动历程，“西藏”二字不能准确涵盖所记时间和空间；(2)赞颂清王朝大一统疆域的盛世。 嘉庆《四川通志》凡例专门解释“西域自巴塘以东，已入雅州疆域矣”，说明“西域”一词原是包括“巴塘以东”地区，但是打箭炉等地已入雅州府，“依新制随地分载”。 与此同时“国朝幅员广远，西域尽入版图”。 故该志有意在凡例和内容记述时把“西域”范围从打箭炉以西推进至江卡以西，实现“西域”与“西藏”范围的重合，以证明代未统之西域乌斯藏，由清王朝完成了“尧封禹甸未辟之疆域”“汉主唐宗未立之边防”的西藏边疆的疆域一统，所以此“西域”一词不仅是区域范围中的“西域”，更是大一统疆域观中的“西域”，正如该志凡例阐述“西域”时最后一句的落脚点为“昭一统无外之模”。

二、继承与创新：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内容特色

为记载西藏历史、自然、社会诸多方面情况，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先分地再分目记载星野、疆域、形势、风俗、城池、户口、津梁、关隘、贡赋、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物产等情况，目前学术界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研究⑤，取得重要进展，为笔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中“西域一”至“西域四”分地分目记载西藏江卡至阿里各地情况和从先秦至清代乾隆年间的西藏历史沿革，及廓尔喀、布鲁克巴等南亚诸国、部落概况；“西域五”为专记汉藏历史人物活动，此为清代西藏方志中的独特创新之举；“西域志余”记西藏社会风俗、文化、路程等情况。 笔者在此分析该志内容特色。

(一)清代四川省志创新之举

从清代四川省志编纂角度分析，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展现出清代四川省志的创新之举。 清代内地行省能出现多部省志均有西藏的内容，且专设篇目或者分志，实属少见，这与四川对清廷治藏战略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也充分说明了四川在清廷治藏战略中重要地位。 其中，康熙《四川总志》卷三十五“筹边”设“西番”目，此“西番”目实则记载吐蕃及广大川西民族地区；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一“西域”，实则按方志体例编纂藏区方志，也是清代前期官修正式编纂成书刊印之最早的西藏方志，记载川属打箭炉、里塘、巴塘三地直至拉萨周边地区。 虽然该志成书于雍正末期，川藏行政划界已完成数年，但受“分工编纂者当时认识并未统一”[7]258因素和打箭炉等地在治理西藏中重要战略地位影响，故记载跨内地行省和边疆藩部而志；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在继承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体例基础上，以西藏江卡为起点自东向西记载，不再载入打箭炉、里塘、巴塘，反而内容比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多五卷，对历史沿革、各地分目、地域范围、周边形势、风土人情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补充、升级或重写，既是续修，更是重修。 值得注意的是，史表是官方编修一地方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嘉庆《四川通志》作为一省之官修通志，在《舆地·图考》中载“西藏图”“西藏表”“西藏沿革说”，亦按内地修省志之体例记载西藏，这是官修一地通志的重要标志，标志着嘉庆《四川通志》是兼具四川行省和西藏藩部“行省+藩部”两大行政区域的通志。 从三部省志梳理可见，清代四川省志逐渐发展为从专目、专卷到多卷，记载从“西番”“西域”到“西藏”的模式。 三部省志随着清治藏战略的推进而相继成书，内容注重展现清王朝治理西藏及四川藏区的历史进程和四川负责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事务的过程。 其中，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是清代前期四川行省应援治藏战略的全面总结。

(二)兼具内地方志体例与边疆特色

从清代西藏方志发展角度分析，该志既有较完备体例与翔实内容，又有边疆地区特色，还专设“西域五”一卷不见于其他清代西藏方志的“汉藏人物志”，实为清代西藏方志的创新之举。首先，康熙、雍正两朝是清代西藏方志持续发展的起创和肇造阶段。 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当时可引用的西藏方志只有《藏纪概》一书。 至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编纂时，该志在资料上比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丰富得多，且每地首段文字类似小序，记康熙末期该地归附清王朝或朝廷部署边疆军政事务情况，相较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又新增“城池”“津梁”“公署”等类目，新设“江达”“后藏”“定日”“阿里”等多地，且重新撰写了西藏历史沿革，改变了以往四川省志对西藏历史混杂且欠梳理的记载，对西藏的认识更深入全面，呈现出较为完备的内地方志体例。 其次，又注意突出西藏边疆特点，广泛收集藏语资料，有不少用汉字记音的藏语词，如记乍丫呼图克图时小字记“一作胡土克图， 皆 音相近也。 唐古特 语， 不迷性之谓”[10]。 重视边疆民族特征，把展现西藏地区人文特征之“风俗”目提前，如以“乍丫”为例，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记“乍丫”各目顺序为疆域、形势、津梁、塘铺、山川、寺庙、风俗等目，而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却把“风俗”放在“形势”之后，即“津梁”之前的位置，说明编纂者意识到西藏“与内地悬殊”。 最特别之处是，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是清代第一部专设汉藏人物传的西藏方志，更具通志特征。 该志“西域五”专记汉藏人物活动，“是不见其他西藏通志(或厅、县志)所详细记载者”[11]，分“清朝驻藏大臣题名”“西域职官政绩”“西域职官忠节”“西域蕃酋”“西域喇嘛”“清朝达赖喇嘛”“清朝班禅额尔德尼”“清朝胡土克图”等八目。 其中，既有为唐朝与吐蕃友好交往献身雪域高原的唐朝官员吕温、郑叔矩等人传记，又有为西藏边疆稳定做出贡献的清代官员噶尔弼、岳钟琪、傅清、福康安、孙士毅等人功绩，也有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的西藏地方历史人物松赞干布、尺带珠丹及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等人活动，还专门记在清代反击廓尔喀侵藏中作战牺牲的川籍将领张占魁、魏玉龙、唐忠荣等人生平简介。 可见，该志着重记载的是对汉藏交流有促进作用的历史人物，及对清代西藏边疆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有贡献的四川历史人物等，反映出该志用汉藏历史人物凝聚情感记忆，又补史书人物记载的缺失。

(三)有意识展现四川行省已发挥清王朝治理西藏的依托枢纽作用

该志记述中有意识注重描述清朝治理西藏的成果及四川在清王朝治理西藏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在“西域一”记乍丫、察木多等康藏地区时，每地首段小序都专门记载康熙末川滇清军沿途招抚，当地民众投诚归顺，凸显川省在驱准保藏中平定西藏局势中发挥的军事作用，为之后承担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军政事务奠定了基础。 在“西域二·前藏上”记载康熙末期清军第二次入藏过程中，侧重描述由从四川入藏的南路清军历程，并附噶尔弼《平定西藏疏》、岳钟琪《荡平西藏疏》、毛振翧《西征记》、王我师《藏炉总记》等清军南路将领、四川官员及川籍官吏的奏折、纪程等。 该志还保存多部反映清朝治理西藏的高级别奏稿，反映出四川军政大员在治藏战略中发挥了智囊决策作用及四川行省所负西藏军政事务的重任，如在“西域二·前藏上”载福康安等人的《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折》《卫藏善后章程六条折》《藏内善后事宜折》，“西域四·江孜”载松筠《江孜诗》等，这些奏折、藏务诗展现出了四川负责驻藏官兵轮换驻守、接待廓尔喀入贡等西藏边疆重要军政、外交事务及驻藏川兵的“雄狮、壮健”军貌。 多篇官文未见于其他西藏方志，清晰勾勒出四川在清代治理西藏中处于核心决策层及扮演的关键角色。 此类情况在各卷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分析发现编辑者在编纂该志时，对西藏地区涉及四川行省的材料是有意进行梳理、选择及重点突出的，各卷分目内容是根据历朝历代西藏与内地关系、清王朝治理西藏过程、四川承担治藏政务等文献资料收集整理而编纂的。 因此，编纂者首先考虑的是记载与中原及四川相关的西藏历史。

(四)杨芳灿等人对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编纂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者考证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的实际分辑者是汪仲洋[12-13]。笔者在此研究成果启发下，探索发现嘉庆《四川通志》“编辑”户部员外郎、会典馆总编纂杨芳灿等修纂者们亦对该志编纂起到一定贡献。 原因在于:一是参引文献上，汪仲洋在“成都书肆中购得相国所著《西招图略》，一图一说”，“参涉他说，遂成卷帙”[14]，此“相国”指松筠，“《西招图略》，一图一说”指松筠所纂《西招图略》及《西藏图说》。 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前五卷内容多以《大清一统志》“西藏”篇目内容为底稿，还参引了《大清会典》《云南通志》《明一统志》《水道提纲》及诸多藏务奏折、西藏碑文等文献，这些文献是一般人无法参阅的，官方编纂的通志也才有条件查阅、使用这些官方档案，引用各类资料而成。 汪仲洋虽个人独撰起草，但从广博征引的文献来看，应是编辑者们共同智慧的结晶。 二是曾作为会典馆总编纂的杨芳灿更有对标官方权威志书编纂的意识，进一步拔高此志的编纂层次。 汪仲洋以《西招图略》为主要参引文献，“参涉他说，遂成卷帙”，而总体来看，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各卷内容对西藏史地风貌参引多是以乾隆《大清一统志·西藏》和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为本，“西域余”基本上照录了《卫藏图识》，《西招图略》如有不同记载则附各分目之后。 三是据笔者初步统计，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收录了杨芳灿二弟杨揆的咏藏诗共计25 首，占全部诗词近三分之一。 收录某一人诗词作品数量占比如此大，必然编纂者与该诗人有密切的关系。 杨揆因其军事战略才华，成为福康安的心腹幕僚，在乾隆年间随福康安入藏平定廓尔喀侵藏之乱。 杨揆在戎马倥偬、羽檄纷飞的军务空隙，著《桐华吟馆诗词》十六卷、《卫藏纪闻》二卷(已失传)。 后杨揆擢四川布政使。 嘉庆九年(1804)杨揆病逝后，杨芳灿痛失亲弟，一直对杨揆无限思念，加之杨揆作为入藏平定廓尔喀侵藏的重要参与者，在嘉庆《四川通志·政绩》纂杨揆生平情况下，再次在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中编纂杨揆入藏政绩，多卷分目附杨揆诗句，廓尔喀等地山脉描述直接把杨揆诗句作为内容。 所以，从两人关系和收录杨揆诗歌的角度分析，杨芳灿对编纂该志内容做出了贡献。

三、里程碑之作：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是清代西藏方志持续发展第一个高潮的顶点

至乾隆前期，随着清治藏战略持续深入及《明史》刊行对清代西藏研究、西藏方志发展的推动作用，西藏周边地区行省高度重视，对西藏的认识不断深入，出现了多部官修或任职在入藏线上官吏编纂的西藏方志。 至乾隆十二年(1747 年)乾隆《西宁府新志·武备志·西藏》成书，有研究者已指出“其篇目设置及内容实际上反映或代表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中的一种态势，即两个体系及其资料开始合一”[15]，也就是平列分目体类和分地分目体类的两类西藏方志“二合为一”，逐渐形成了西藏方志体例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此后，西藏方志更为全面记载西藏各地，资料也更显丰富。 随着平息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清廷拟定善后章程十三条，及乾隆《大清一统志》“西藏”篇目成书，清中央政府对当时西藏社会状况、行政管理、宗教文化、历史地理的认识“臻于成熟”[16]，也为清代西藏方志编纂注入权威文献资料。

(一)清代西藏方志两种体系持续发展的第二次整合

乾隆中期以后，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西藏方志著作。 至乾隆末，随着廓尔喀两度入侵西藏，清军入藏驱逐廓尔喀，再次引起了国人对西藏的关注，出现了“西藏热”。 入藏的内地学者士人增多，涌现出有影响力的西藏方志著作，如马揭和盛绳祖纂《卫藏图识》，该志体例在继承中创新，兼容了先分地再分目通志体和以事立类、横排门类的平列分目体[17]。 乾嘉之际，《卫藏图识》《西藏赋》《西招图略》等多部影响较大的西藏方志把清代西藏地方志持续发展逐渐推向第一个高潮。 上述可见，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编纂时可查阅的资料已较多，不仅有多部有影响的西藏地方志，还有乾隆《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等重量级官方典册志书；不仅有多部官修、私纂西藏方志，还有入藏官吏士人的奏稿、文牍、日记等文献。 对该志体例、内容梳理，大部分参引资料均注明来源，前四卷以分地分目体记载西藏各地及边疆情况。 其中，所记西藏历代史实摘抄了《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旧唐书·吐蕃》《宋史·吐蕃》《元史·释老传》《明一统志》等历朝历代史料文献；所记各地星野、疆域、形势、风俗、塘铺、山川、津梁、路程等分目参考并摘录乾隆《大清一统志》、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西藏志》《西招图略》《卫藏图识》等多种体例的西藏方志；对沿革、山川等鉴别、考证还摘引了《续文献通考》《云南通志》《水道提纲》《滇志》等古今各类典册文献及西藏周边省志；所记汉藏人物参考《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西藏志》等史籍文献；末卷摘录了《卫藏图识》所记藏历、节令仪式、生活习俗、宗教礼节等内容。 可见，该志征引考证文献时间跨度之长，充分吸纳、融汇了历朝历代关于西藏的各类史籍文献，整合了清代前期多类不同体例的西藏方志和各类记载西藏的文献，还收集了藏语资料，如对西藏地理名称、人物姓名等用汉字记音的藏语词。

所以，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的成书刊行，其篇目设置及内容实际上反映出，自乾隆《西宁府新志·武备志·西藏》编纂后清代西藏方志两类体系及资料发展态势的再次“合一”，即平列分目体、分地分目体类两大西藏方志体系资料、历朝历代有关西藏内容的汉文史籍典册文献资料的“合二为一”，大大推动了西藏方志编纂中对历朝历代史籍典册文献的利用，这也奠定了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作为清代西藏方志发展史上里程碑之作的地位。 后世对其评价颇高，认为该志“收载西藏职官、政绩、人物较为全面的一种西藏通志”“清代纂修的西藏通志之佳品”“官修之最完整、最全面的西藏旧志”[1]24-11，24-12。

(二)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承前启后的地位

作为乾嘉时期最后一部官修西藏方志，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是乾嘉时期西藏方志发展的巅峰之作，标志着清代西藏方志持续发展第一个高潮点。 此后虽有郑光祖《西藏纪闻》和管庭芬《西藏纪闻》问世，但“中原多故，因而研讨藏事者日少，终咸同两朝，而未见一书传布焉”[18]。 同时，自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起之后的西藏方志有别于清代前期西藏方志编纂以实地考察为主，出现了两个新发展趋势:一是编纂以征引、摘录、考证已有历代史籍文献为主，这预示着清代西藏方志编纂从实地调查调研向征引考据文献的转变，如郑光祖《西藏纪闻》开篇即言该闻“辑录《圣武记》《卫藏图志》诸书”[19]。 至清末，此编纂体系日趋明显。 清代后期重要西藏方志中，如黄沛翘《西藏图考》在光绪十二年(1886)刊印后便引起国内外学者注意:“若有事于西藏，此为南针”，“当亦考疆索者之一助也”[20]36-37。 黄沛翘在《西藏图考》例言中言及书名为“考”，其意在“一遐稽载籍拾前人之唾余，一粗具规模为后来之嚆矢”[20]39，说明该书是在博采众说、搜罗艺文的基础上，互证详考撰写，并在例言专门列举了所引资料，且该志卷之二、卷之三、卷之四、卷之五、卷之七、卷之八等卷明确标注，集中摘引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等清代西藏方志。 二是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所记西藏历史沿革开启了对西藏历史编纂的精细化进程。 清代后期西藏方志注重对自古以来西藏历史沿革的系统性梳理记述，如黄沛翘《西藏图考》中专设《西藏源流考》较为系统记述西藏历史。 可以说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既是清代西藏方志持续发展第一个阶段中的巅峰之作，也是清代后期西藏方志编纂新模式转型之首部著作，至清末官修西藏方志未再编纂。 由此之后，西藏方志“多系依据以前之典籍、档册中所载史料而编纂”[1]24-2的新趋势开启。 至民国时期，任乃强先生《西康图经》、黄慕松《使藏纪程》均把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作为主要参考文献，论证其对康藏分界的认识，可见该志对民国时期国人认识川康藏分界产生了影响。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是清代四川省志中第一部名实相符的官修西藏通志，亦是乾嘉时期官修编纂的一部重要的西藏地方志，更是清代前期统治集团对西藏认识的总结性著作，反映出四川行省对西藏认识在内地行省中处于领先地位。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虽为嘉庆朝四川省志中一部分，但却与清中央政府西藏观保持高度一致，“谨遵《大清一统志》所定为准，而附采各史占验于后”[6]26，关于西藏历史沿革、城池、寺庙、山川、津梁等具体情况均以乾隆《大清一统志》“西藏篇目”为准。 该志编纂者自觉对标清中央政府编修的权威地理志书，并在摘抄中对各类史籍典册文献加以整理、鉴别，成为了以方志体例记西藏自然、社会等方面情况的综合性著述的代表作之一。 因此，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既具有西藏社会面貌、史地风土的学术研究价值，又具有清代治理西藏、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价值。 同时，专记西藏一地的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在嘉庆朝出现，不仅决定了其在清代西藏方志发展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方志文献形式有力证明了乾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对西藏认识的日臻成熟。

注释：

①“川省修藏志”如乾隆《雅州府志》设“西藏”篇目，川藏道上任职的四川官员王我师纂《藏炉总记》《得庆记》，张海纂《西藏纪述》，陈克绳纂《西域遗闻》等。

②“省志载西藏”如清代四川三部省志均专设目或分志记载西藏，康熙《四川总志》卷三十五“筹边·西番”目记吐蕃历史，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一为“西域”记打箭炉至西藏沿途，嘉庆《四川通志》卷百九十一至百九十六专记雍正年间川滇藏行政划界后的西藏地区。

③本文所引用的嘉庆《四川通志》，均引自巴蜀书社1984 年出版的嘉庆《四川通志》重印版。

④何金文《西藏志书述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 年出版；刘凤强《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 年出版；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 年出版；柳森《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考论》，《中国地方志》，2020 年第 4 期；张保见《嘉庆〈四川通志〉述评》，《上海地方志》，2021 年第 3 期等。

⑤赵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 年出版；柳森《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考论》，《中国地方志》，2020 年第 4 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