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瀚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100)

学界对三国时期武官制度的研究或集中于曹魏，或研究整个三国时代武官制度的发展变化，较少对孙吴武官制度的研究，更缺乏专门针对大司马一职的研究成果。大司马为古官之一，《周礼正义》言其掌征伐之事，故后世所立大司马多主武事，但位阶与权力多有不同。臧云浦、王云度《中国历代武官制度》[1]提出“三国时，官制基本沿用汉制而有较大变化。”故孙吴大司马地位与职权不能完全比之汉代。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2]分析孙吴丞相、三公之地位与权力，由此可将大司马之权力地位与之进行对比。又孙吴大司马都督地方军事，关于都督职务，徐成《论曹魏都督辖区的形成及定型》[3]和山口正晃《曹魏西晋时期的都督与将军》[4]等对曹魏都督进行了论述，可援引入孙吴大司马兼任都督的研究。本文欲结合上述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孙吴职官中尚未被专门研究过的大司马一职的位阶、职能、实际权力以及活动范围进行初步探索。

一、孙吴大司马之位阶

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虽论孙吴大司马云：“魏大司马上公一人，第一品，掌武事……位在三司上……吴同。韦昭辩释名曰：大司马者，武也，大总武事。”[5]1289-1290是以大司马为上公。然洪饴孙又注“左军师”条曰：“吴所置同，不属丞相(皆以三公领之)。丁奉元兴元年以右大司马兼。全琮赤乌九年以右大司马兼。”注“右军师”条同，“朱然嘉禾九年以左大司马兼”[5]1270，似又以大司马为三公之一，前后所论相异。

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大司马“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恒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6]725建安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7]30。案魏制，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拜贾诩为太尉，篡位后“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7]76。曹丕复置太尉、司徒、司空，不置丞相，恢复东汉三公之制。孙权封吴王后未效仿魏制，依然以丞相领政事。祝总斌先生认为：“孙吴立国主要靠的是江东大族的支持，因而除了在经济利益上给予优待外(如复客制度等)，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更需照顾。孙权设丞相，而不设曹魏权力更小的三公，即措施之一。”[2]157-158永安五年，孙休分别以丁固、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坚持建安十三年后之汉制，是以“孙吴、刘蜀，多依汉制， 虽复临时命氏， 而无忝旧章。”[6]724在赤乌九年的人事调整中，骠骑将军步骘迁丞相，车骑将军朱然、卫将军全琮迁左、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威北将军诸葛恪迁上大将军、大将军。《后汉书》志第二四《百官一》论将军职曰：“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8]3563而吕岱又以上大将军迁大司马，故大司马位不得高于丞相，但必在上大将军、大将军之上。

宝鼎三年，孙皓在保留丞相的同时改左、右御史大夫为司徒、司空，建衡三年又拜范慎为太尉，此与曹丕如出一辙，孙吴遂将丞相制与三公制结合。孙綝干政，身兼大将军与丞相时，以孙恩为御史大夫兼卫将军，故御史大夫在丞相下，改制后太尉、司徒、司空亦当在丞相下，丞相位上公。此时施绩、丁奉为左、右大司马，则大司马与太尉并置，与魏制同，大司马亦当位三司上。

孙吴大司马皆由当时官阶最高之重号将军升任，唯孙权拜吕范为大司马之前，吕范为前将军。时孙吴建国方八年，武将官职最高仅士燮之卫将军，但士氏本岭南豪族，孙权以之为将军仅为羁縻交州，陈健梅论孙吴的特殊政区：“从建安十五(210年)年孙吴开始经略交州即采取依赖地方势力士燮的羁縻政策，直至黄武五年(226年)士燮卒。”[9]17士燮之卫将军仅是加官，有其名而无其实。故吕范时虽官仅前将军，已是孙吴最高武官。

朱然拜左大司马之前，“黄龙元年，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7]1306。全琮“黄龙元年，迁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7]1382。时陆逊新亡，骠骑将军步骘在此前迁丞相，孙吴又未及新置上大将军、大将军和骠骑将军，故使车骑将军与卫将军分任左、右大司马。《宋书》卷三九《百官上》曰：“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10]1224案魏制，“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吴制不详。若比之魏制，朱然督江陵，其车骑将军当位次三公。若比较黄龙元年与黄武七年孙吴诸将军，原前将军吕范卒，原左将军诸葛瑾、右将军步骘升任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征北将军朱然为车骑将军，以杂号将军潘璋等补前、左、右将军之阙，是朱然之车骑将军亦不当与四征或杂号同，而是与三公比肩。全琮卫将军，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云其“第二品，位亚三司”[5]1498，《宋书》卷三九《百官上》亦云其“三号位亚三司”[10]1224，是卫将军居三公下，上卿上之证。

吕岱、施绩、丁奉皆为上大将军或大将军。又《宋书》卷三九《百官上》曰：“江左以来，将军则中、镇、抚、四镇以上或加大，余官则左右光禄大夫以上并得仪同三司。”[10]1224《三国会要》曰：“骠骑、车骑、卫将军、抚军、领军、镇军、四征、四镇、四安、四平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11]139陆抗之镇军将军本位比四镇，然其后于本职加“大”号，亦是高级将军军阶[12]，时孙吴武职已无在其上者。

二、孙吴大司马活动区域

孙吴疆域含荆、扬、交三州，而交州偏远，实际核心区域只有滨江之荆、扬二州，故孙吴都城或在荆州武昌、或在扬州建业，而大司马一职，若只立一位则为都督旧都所在州滨江军镇之任，若权分左右，则荆、扬各一。并且在拜大司马之前，任者已在该州有相当丰富的军事经历。吕范拜为大司马之前，便长期任建业守将。《三国志》卷五六《吴志·吕范传》载：

“权讨关羽，过范馆，谓曰：‘昔早从卿言，无此劳也。今当上取之，卿为我守建业。’”权破羽还，都武昌，拜范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阳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转以溧阳、怀安、宁国为奉邑。[7]1310

此后吕范拒曹休等于洞口，按卢弼《三国志集解》中云洞口在历阳江边，而吕范又拜扬州牧，是吕范久镇扬州之证。黄武年间孙权都于武昌，故以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

同理，孙权称帝后迁都扬州建业，则左大司马朱然便镇于荆州。《三国志》卷五六《吴志·朱然传》曰：“赤乌九年，征柤中”，后“(赤乌)九年，复征柤中”。按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曰：“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7]1307而后“(赤乌)十一年正月，朱然城江陵。”[7]1146朱然拜为大司马前，一直在荆州地区活动。全琮同时拜右大司马前，其军事活动则俱是在扬州境内。《三国志》卷四七《吴志·吴主传》载：

(嘉禾二年)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7]1138

(嘉禾六年)冬十月，遣卫将军全琮袭六安，不克。[7]1142

(赤乌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绝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7]1144

朱然、全琮皆亡后，孙权朝再未置大司马，致孙亮即位方拜吕岱为大司马。孙权朝时，吕岱即有屯驻荆州要地沤口、陆口的经历，“潘濬卒，岱代濬领荆州文书，与陆逊并在武昌，故督蒲圻。”[7]1386齐王孙奋居武昌时，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上笺谏齐王曰：“大司马吕岱亲受先帝诏敕，辅导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怀忧怖。”[7]1374可知吕岱时依然在武昌，职权当未变动。

滕胤亦被孙綝安排为大司马后即出镇武昌。然而滕胤“起家为丹杨太守，徙吴郡、会稽，所在见称。太元元年，权寝疾，(滕胤)诣都，留为太常，与诸葛恪等俱受遗诏辅政”[7]1443，并无任职荆州的经历，似是例外。但因孙綝擅政时，诸葛恪、孙弘、孙峻等辅政大臣已亡，吕据率军在外，唯滕胤在朝臣中威望甚高，孙峻当政时，“群臣上奏，共推峻为太尉，议胤为司徒”[7]1444，因此孙綝若欲强化自己的权力，势必需要将滕胤排挤出朝堂，故孙綝绝不会同意滕胤担任丞相。孙綝将滕胤由居中用事之太常迁为大司马，“綝始为偏将军，及峻死，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吕据闻之大恐。与诸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綝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7]1446但为滕胤晋官并非孙綝擅政的必要措施，孙綝此举，只能是因为大司马出镇是孙吴之常制，而滕胤拜大司马后出镇武昌，非为孙吴国家，而是孙綝为一己之私利而采取的不择手段的措施。

施绩、丁奉分任左、右大司马，其职权与朱然、全琮相同，即左大司马施绩驻荆州，右大司马丁奉驻扬州。《三国志》卷五六《吴志·朱然传》附子《施绩传》曰“永安初，迁(施绩)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7]1308永安六年“(孙休)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于南郡，诣兵所向”[7]1161，可知施绩彼时驻南郡。任左大司马后，“(泰始四年)冬十月，吴将施绩入江夏，万彧寇襄阳”[6]58，也是和晋对峙于荆州。丁奉曾参与过谋诛孙綝之事，《三国志》卷五五《吴志·丁奉传》载：

孙休即位，与张布谋，欲诛孙綝，布曰：“丁奉虽不能吏书，而计略过人，能断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国威，将行不轨，欲与将军诛之。”奉曰：“丞相兄弟友党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腊会，有陛下兵以诛之也。”休纳其计，因会请綝，奉与张布目左右斩之。[7]1301

既然孙休可与丁奉谋诛孙綝，则此时丁奉必居建业朝中。在此前一年，即太平二年，丁奉解诸葛诞寿春之围，“奉为先登，屯于黎浆，力战有功，拜左将军”[7]1301，也是率军战于扬州境内，孙休又为诛孙綝而特意召丁奉还朝。在丁奉任右大司马前后，其军事活动也不出扬州。“(永安)六年，魏伐蜀，奉率诸军向寿春，为救蜀之势。蜀亡，军还……宝鼎三年，皓命奉与诸葛靓攻合肥。”[7]1301-1302

陆抗在拜为大司马前亦镇于荆州都督军事。《三国志》卷五八《吴志·陆逊传》附子《陆抗传》载：

太平二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拜抗柴桑督，赴寿春，破魏牙门偏将军，迁征北将军。永安二年，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三年，假节。孙皓即位，加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马施绩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7]1354-1355

宝鼎元年，孙皓即已还都建业，是陆抗拜大司马时，依然督荆州要地，以拱卫建业朝廷。

三、孙吴大司马与上大将军、大将军之比较

(一)上大将军、大将军常置而大司马不常置

“黄龙元年，拜(陆逊)上大将军、右都护。是岁，权东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征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7]1349自此直至孙皓元兴元年，施绩、丁奉由上大将军、大将军迁左、右大司马止，上大将军或者大将军成为孙吴常置官职。

赤乌七年陆逊代顾雍为丞相，“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7]1353，《三国志》云“代”而不云“迁”，且保留有上大将军时职权，应当是陆逊以上大将军兼任丞相。陆逊亡故的当年九月，“诸葛恪代逊，权乃分武昌为两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吕岱)迁上大将军”[7]1386，“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7]1433。后建兴元年吕岱迁大司马，同年诸葛恪迁太傅后即被杀，孙峻旋任大将军，太平元年孙綝继任之。永安二年孙綝伏诛，施绩、丁奉分别拜上大将军、大将军，如此至元兴元年二人分别迁左、右大司马止，孙吴连续四十三年置上大将军、大将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孙吴大司马之时置时阙。

《三国志》卷五六《吴志·吕范传》：“黄武七年，范迁大司马，印绶未下，疾卒。”[7]1311

《三国志》卷四七《吴志·吴主传》：“(赤乌九年)秋九月……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7]1146，间隔十九年。全琮卒于赤乌十年，朱然卒于赤乌十二年，所置历四年。

《三国志》卷六〇《吴志·吕岱传》：“孙亮即位，拜(吕岱)大司马”[7]1386，间隔八年。吕岱于太平元年以九十六岁高龄卒，故自建兴元年始，所置历六年。

《三国志》卷六四《吴志·孙綝传》：“吕据闻之大恐，与诸督将联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綝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7]1446孙綝在太平元年孙峻死后即以滕胤为大司马，为孙吴大司马首次出现两任无间隔的情况，然而同年滕胤即为孙綝攻杀。

《三国志》卷四八《吴志·孙皓传》：“元兴元年八月，以上大将军施绩、大将军丁奉为左右大司马”[7]1163，间隔九年。施绩卒于建衡二年，丁奉卒于建衡三年，所置历十一年。

《三国志》卷五八《吴志·陆逊传》附子《陆抗传》：“(凤凰)二年春，就拜大司马、荆州牧”[7]1359，间隔一年。然陆抗凤凰三年即病卒，此次置大司马仅历二年。

孙吴自建国至亡国共六十年，期间仅二十三年置大司马一职。因吕范未及就任大司马便亡故，孙吴首置大司马时实际已建国二十八年之久，在孙权称帝十九年之后。历任大司马间隔长则十九年，短则一年，无定制，可见孙吴大司马并非常置官职。

又孙吴皇帝所任命的大司马中，吕岱、施绩、丁奉是在新帝即位之初，与其他重要官职一同调动，如建兴元年孙亮初即位时，除了升任吕岱为大司马外，还有升任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领尚书事，史称“诸文武在位皆进爵班赏，冗官加等”[7]1151。元兴元年孙皓初即位时也还有“张布为骠骑将军，加侍中，诸增位班赏，一皆如旧”[7]1163。除此以外朱然、全琮、陆抗升任大司马也是在中央职务集中调整或大肆封赏之时，如赤乌九年与朱然、全琮一同升迁的还有丞相步骘、上大将军吕岱、大将军诸葛恪，凤凰二年除拜陆抗为大司马外，孙皓还大量分封藩王。据此可见，孙吴中央职务的集中性升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此笼络重臣，彰显皇恩，巩固统治。孙吴置大司马亦出于这个原因，而其废置不常，应当在于大司马地位尊崇，所以不轻易授人，有功高德昭者便授之，无则不授。吕范辅佐孙策平定江东，其人“性好威仪，州民如陆逊、全琮及贵公子，皆修敬虔肃，不敢轻脱”[7]1311。吕岱除了数次抵御外敌外，还在其任交州刺史时将岭南真正意义上纳入了孙吴的统治，且吕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7]1386。滕胤在孙峻当政时期即已是朝臣之望，诸葛恪死后群臣推之为司徒。施绩、丁奉俱参与了谋诛孙綝，结束了孙吴宗室干政的时期。陆抗则是孙吴末期首屈一指的大将，肩负戍守国门之重任。以上众人，或功勋赫赫，或威望素著，大司马一职遂成孙吴皇帝给与他们的表彰，以显示优宠，然亦因大司马尊崇的荣誉地位，为了制衡，其实际权力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二)大司马与上大将军、大将军权力之比较

吕范拜大司马时，印绶未下便卒，可见孙吴大司马赐印绶，但其官属无考。班固《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曰：

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署。成帝元年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大司马印绶、官属，冠将军如故。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13]725

赐印绶当与置官属并行，孙吴大司马既赐印绶，则亦当置官属，故可知其非加官。然孙吴大司马并无总领全国军事的记载。考之史料，孙吴大司马不居朝，地位虽尊而权力有限。三国刀兵不息，故将军号既多且滥，“将军称号渐成官阶(官员的等级)而与官职分离”[1]，武散官一般需兼领他职[12]，其实际权力也由其兼任官职决定，比较大司马与彼时孙吴所置上大将军与大将军之兼官，孙吴大司马显权轻。

大司马外镇是孙吴常制，上大将军、大将军除兼任丞相外，亦多外镇。吕范未任大司马而亡，故孙吴首任大司马实则朱然、全琮。故在孙吴未立大司马时，陆逊即以上大将军掌荆州即豫章三郡事，并董督军国，卢弼《三国志集解》注曰：“三郡，豫章、鄱阳、庐陵也。三郡本属扬州，而地接荆州，又有山越，易相扇动，故使逊兼掌之”[14]3463，故陆逊权盖荆州及扬州之半。潘濬后“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7]1399，潘濬卒后，尚为镇南将军的吕岱“代濬领荆州文书，与陆逊并在武昌，故督蒲圻”[7]1386。同年朱然和全琮亦拜左、右大司马，其中朱然在荆州。《三国志》卷五六《朱然传》载：“诸葛瑾子融、步骘子协，虽各袭任，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7]1038。诸葛瑾督公安，步骘督西陵，故诸葛融和步协亦当驻守二处。朱然虽在建安二十四年左右即假节镇江陵，然赤乌十一年又有“朱然城江陵”[7]1147的记载，因此朱然此时当不得假节如故，其权职不出南郡、宜都郡。左大司马朱然和上大将军吕岱军事权力相差无几，皆受假节驻武昌的大将军诸葛恪节制。步骘赤乌十年卒，“在西陵二十年”[7]1240，故步协督西陵时，朱然已在一年前拜左大司马，迁延一年方为大督，且经孙权派遣方拥有督军事的权力，可见都督地方军事非孙吴大司马之常任，此权力尚须皇帝特批，遑论总领全国武事。

又吕岱自上大将军迁大司马，任上大将军期间“权分武昌为两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7]1386，亦为军区都督，而其负责区域则仅局限于江夏郡之内，迁大司马后不见调任或扩大都督区域的记载。其任大司马期间，孙峻“既诛诸葛恪，迁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进封富春侯”[7]1444，复有当年陆逊董督军国之权，则此时大司马亦受大将军节制。吕岱去世当年，孙峻亦死，孙綝擅权后以滕胤为大司马而自领大将军，亦当因大将军权重之故，而滕胤本人也未及上任便被杀害。

施绩由上大将军拜左大司马后，孙吴已不置上大将军和大将军，然施绩权职犹与上大将军时同。施绩“永安初，迁上大将军、都护督，自巴丘上迄西陵”[7]1309，所都督当是庐陵之北以及江夏、南、宜都三郡，即荆州长江防线。《三国志》卷五八《吴志·陆逊传》附子《陆抗传》曰：

建衡二年，大司马施绩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7]1355

盖陆抗所继承的施绩任大司马时所都督区域，与施绩身为上大将军时所都督区域无异。且施绩任大司马时之荆州，尚有陆凯“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7]1400，后右丞相万彧亦出镇巴丘，皆分割大司马之权。

且自孙皓即位始，外镇之大司马也不似之前镇于旧都。纵观孙皓即位之前诸外镇之大司马，除朱然外，其余皆在旧都。然而孙皓一朝施绩、丁奉、陆抗三位大司马俱不在旧都。《三国志》卷四八《吴志·孙皓传》曰：

(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宝鼎)元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守武昌。[7]1164-1166

时左右大司马施绩、丁奉分别在荆、扬二州，然只得或督军驻守长江沿岸，或涉江攻略北境郡县，此与曹魏大司马不同。《三国职官表》曰：“案魏制，大司马或屯合肥，见曹仁传，或屯皖，见明纪，以备吴。”[5]1289曹魏大司马虽亦外镇，然其可总督至少一州军事。曹仁为车骑将军时，即“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后“又召仁移屯临颍，迁大司马，复督诸军据乌江，还屯合肥。”[7]276曹休“迁大司马，都督扬州如故。”[7]279曹真更是入朝，“(太和)四年，朝洛阳，迁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7]281以曹真献策伐蜀之事观之，似乎都督曹魏全国军事。而孙吴大司马之外镇，必任军区都督[15]，孙吴大司马若与上大将军、大将军并置，则上大将军、大将军权重而大司马权轻，若由上大将军、大将军迁大司马，则权力如旧。

又孙吴大司马中，除吕范、陆抗外，无都督一州军事的记载，更不可兼丞相以及荆、扬州牧，因此不能获得非军事职能。[16]位次大司马的上大将军、大将军，反倒有数位兼丞相。如陆逊为辅国将军时即领荆州牧，“赤乌七年，代顾雍为丞相”[7]1353，孙峻“既诛诸葛恪，迁丞相大将军”[7]1444，孙綝“以大将军为丞相、荆州牧，食五县”[7]1348。因为孙吴迁臣子为大司马，多在新君即位之初，如孙亮即位当年迁吕岱为大司马，孙皓即位当年迁施绩、丁奉为左、右大司马，此当为新君显示对臣子优宠的手段，故以大司马之高位授之，而实际权力不见变动。

吕范、陆抗可兼任荆、扬州牧，也是吴主出于对现实的考虑。吕范任大司马前，“吴将审德屯皖，休击破之，斩德首，吴将韩综、翟丹等前后率众诣休降。增(曹休)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户，迁(曹休)大司马，都督扬州如故”[7]279，前一年曹休伐吴，任扬州牧，孙权遂以吕范为扬州牧以示相抗衡之意，是孙权以吕范为大司马亦因曹魏扬州牧曹休兼任扬州牧之故。陆抗任大司马时，司马氏已代魏，晋已对孙吴形成合围之势，益州刺史王濬筑船为伐吴准备，荆州成其前冲，《晋书》卷四二《王濬传》曰：

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皓不从。[6]1208

而时之西陵督步阐又拥兵叛乱，孙吴内忧外患，以大司马陆抗虽领荆州牧是为更有效攘外安内。但陆抗虽兼荆州牧，却依然不得全权负责荆州防务，其上疏谏议亦因得不到孙皓的支持而无法实施。陆抗疾病中曾上疏孙皓曰：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又黄门竖宦，开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埸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原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7]1359-1360

因此可见自吕范之后，孙吴历任大司马外镇只可为边境守将，军区都督，与上大将军、大将军同，但上大将军和大将军位在大司马下，却有时有董督军国的权力，这是孙吴大司马未曾获得过的。而位居大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之下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在大部分情况下甚至仅能任要塞督，遥领州牧而已。如步骘以骠骑将军领冀州牧[7]1237，全琮以卫将军领徐州牧[7]1382。由上可知，孙吴大司马位虽高但权力始终不得在上大将军、大将军之上，并且只可戍守要地，拒敌国门，难以涉及政治，更不得进入权力中枢。

大司马之权在东汉末年时即已没落，如刘虞、张杨等皆外官，所领一州而已。孙吴官制主要继承东汉末年之制，故大司马也沿袭其三公上之位阶，而未给予其统率全国军事之权。三国时期，魏、蜀、吴虽皆设大司马一职，并俱为上公，但相较之下，孙吴大司马仅为彰显皇帝对功高德昭的重臣们的优宠而授予，实际权力亦远远逊色于魏、蜀，上大将军或者大将军方为孙吴武官中可拥有最高权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