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满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吕布是东汉末著名的战将，张辽是曹魏名将，贾诩是曹魏谋士，把三个人相提并论，基于一个理由：即他们都出于董卓阵营而且都有数易其主的经历。

吕布自不消说，他先依附并州刺史丁原，后又投靠凉州刺史董卓，再后又加入王允的反董联盟，被《三国演义》中的张飞称为“三姓家奴”。

张辽先为丁原部将，后又进京依何进，何进被杀后又以兵属董卓。董卓死后又归吕布。吕布为李傕所败，又从吕布东奔徐州。曹操破吕布后，张辽将其众降。

贾诩先在董卓部下任太尉掾、平津都尉、讨虏校尉，又在董卓女婿牛辅军中任职，董卓败后，又为李傕、郭汜谋士。不久又离开李榷投段煨。由于不为段煨所重用，又离段煨投靠南阳张绣。他先劝张绣与刘表连和，不久又劝张绣投靠曹操。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群雄四起，战事不断，社会动荡。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了，新的秩序正在重组，在这种重组中，人们都在寻求自己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数易其主的人和事屡见不鲜，无可厚非。人们用贡献自身的长处来寻求自己位置，吕布和张辽的长处是英勇善战，贾诩的长处是足智多谋，他们在寻求自己位置时的表现，显示了各自不同的境界。

一、吕布的匹夫之勇

应当承认，吕布是个人才，按当时的标准，也可以称得上是个英雄。史载他“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1]219当时人有这样的说法：“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1]220无论是武艺还是知名度，吕布在当时都算得上是出类拔萃。

在东汉末年乱世中，吕布也有自己的政治态度。汉灵帝时，宦官专权，灵帝死后，外戚何进联合官僚士大夫图谋诛除宦官。吕布是站在诛除宦官一边的。袁宏《后汉纪》记载：何进劝太后诛除宦官遭拒绝后，袁绍对何进说：“形势已露，将军何不早决？事久变生，复为窦氏矣。”[2]于是何进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将兵向京师，以胁太后。时吕布正在丁原军中，当然也参加了进京除宦官的行动，其反对宦官的态度由此可知。

吕布投靠董卓也与其反对宦官的态度有关。吕布原为丁原的部将，后来杀了丁原投靠董卓。人们评价这件事，常常看到其“轻狡反覆，唯利是视”的表象，忽视了事件反对宦官的背景。

董卓和丁原都是应何进之召配合其诛除宦官。董卓进京后也做了一些受官僚士大夫欢迎的事情。史载他“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鈇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为党人平反昭雪，并恢复他们的爵位，擢用他们的子孙[3]2325。染党锢者被举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选拔。”汉阳人周珌任吏部尚书，汝南伍琼任侍中，郑太任尚书，何颙任长史，荀爽任司空，韩馥任冀州刺史，刘岱任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3]2326。可见董卓反对宦官的态度是得到当时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可的。

然而董卓进京，除了清除宦官外，还要使天下畏服其所作所为，而要使天下畏服，仅靠手中的凉州兵力量显得有些单薄。史载董卓初入京城，“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3]2323董卓大摆疑兵阵，正是其兵力不足的生动写照。然而摆疑兵阵毕竟只能应付于一时，扩充自己的实力才是长久之计。为了扩充实力，董卓在兼并了何进及弟何苗先所领部曲皆之后，矛头自然指向了丁原所领的并州兵。

并州兵在当时是与凉州兵齐名的另一支劲旅。史载并州太原“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4]吕布、张扬、张辽等三国名将，当时均在并州军中，为丁原部将。丁原本人也是一名骁将。史载他“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1]219这样一支部队，董卓要想用武力强行兼并谈何容易。而且，即是强行兼并能够消灭丁原，其结果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从而使自己实力大大削弱。这样的结果是董卓不想得到的。因此，他采取了诱使吕布的办法。

关于董卓诱使吕布，史书上仅有“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一句话。一个“诱”字，当包括两种手段。一个是利诱，即许给吕布一定的好处，这在吕布后来在董卓处所受待遇中可得到证实。另一个是势诱，即用现实形势迫使吕布进行选择。当时的情况是董卓任并州牧，丁原为并州刺史。无论是丁原还是董卓，谁也不会自动放弃并州刺史之职。因为在此前一年，朝廷由于无力对全国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采纳刘焉的建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开了州任权重的先河[5]。担任并州刺史，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州的军事、行政大权。决定董、丁二人谁任并州刺史，或者要进行一场恶斗，或者一方阵营内起变化。董卓在以利相诱的同时，当然会要吕布在二者间选择其一。吕布是反对宦官的，所以当他处在上述选择时，所考虑的除了自己的利害之外，恐怕还有反对宦官的大局。在诛除宦官这点上，董卓所起的作用显然要比丁原重要。据史书记载：“何进欲诛中常侍赵忠等，进乃诈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数千人，为贼于河内，称‘黑山伯’，上事以诛忠等为辞，烧平阴、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动太后。”[3]2361丁原虽与董卓同受何进之召，但他只是在外围骚扰，为诛除宦官制造声势，而董卓却直接带兵进京，可见二者作用的区别。所以吕布选择的天平自然要向董卓倾斜。

反对代汉称帝是吕布的另一个政治态度。后来诛杀董卓与吕布这种态度有很大关系。董卓废少立献是其代汉称帝的试探性一步，这一步刚一迈出，立刻招致众人的反对。京兆尹盖勋给董卓写信说：“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3]1883尚书卢植当面反对说：“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3]2324司隶校尉袁绍甚至与董卓吵翻[3]2374。所有反对董卓的人迅速结成了两条战线：一条是以袁绍为首的公开的战线。另一条是以王允、周毖、伍琼、何颙、荀攸为主的隐蔽战线。在董卓实行废立之初，吕布并没有参与反董的活动，两条反董战线均与吕布无涉。但日益激烈的斗争不可能对吕布没有触动。是站在董卓一边助纣为虐，还是参加反董战线，这是吕布必须要作出的选择。吕布最终选择了反董，因为他也反对董卓代汉自立的行径。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就在反董斗争激烈进行之际，吕布和董卓之间产生了裂痕。史载“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个记载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促使吕布杀董卓的根本原因。到后来，这个记载甚至被演绎成王允利用美女貂蝉离间董卓与吕布的关系的故事。笔者以为，上述记载可能是导致吕布杀董卓的原因之一，但不能看作是根本原因。不过这个记载倒确实反映了吕、董之间关系裂痕。原来董卓与吕布的关系是“誓为父子”[1]219，现在是董卓因吕布小有失意便投戟相刺，大失为父之慈；吕布因守阁之际与父之婢女通奸，少有为子之顺。父子关系荡然无存。

第二，就在反董斗争激烈进行之际，吕布和隐蔽的反董战线关系密切。王允是董卓迁都长安后隐蔽反董战线的代表人物。他一开始隐蔽得极深，当董卓迁都关中时，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当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但王允从骨子里是反对董卓的，后来董卓对此似乎有所察觉。王允曾向董卓推荐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让他们带兵出武关，名义上是讨袁术，实际上是要分路讨董卓，而后奉献帝还洛阳。董卓并没有把杨瓒和士孙瑞派出，而是“疑而留之”[3]2174-2175。还有一次，董卓问王允谁可任司隶校尉，王允便推荐盖勋。董卓当即就说：“此人明智有余，然不可假以雄职。”便派其任越骑校尉，不久又对他典领禁兵不放心，改任他为颍川太守[3]1883。可见董卓对王允产生了怀疑。就吕布和董卓的关系而言，他不可能不知道董卓对王允的怀疑，然而他却和王允过从甚密。史载“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1]220像差点被董卓所杀这样的事吕布都向王允诉说，密诛董卓这样的大事王允竟敢约吕布参加，如果不是过从甚密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吕布反对董卓代汉自立，可以在其他事件中找到旁证。建安二年，袁术在淮南称帝，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他派使人将此事告之吕布，并请求吕布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吕布没有接受，并把袁术的使臣执送许昌斩首[3]2442。孙权曾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1]1262孙权所说“老贼”即指曹操。吕布既然反对袁术、曹操等人称帝，反对董卓代汉自立也应无可置疑。

吕布自恃其才而心怀平定天下之志。他以天下功臣自居，在给韩暹、杨奉的信中说：“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于天下，此时不可失也。”然而他自恃的功劳似乎不被天下认可。杀董卓后被董卓部将郭汜李傕所逼，将数百骑出武关，欲投奔袁术，却被袁术所拒。帮助袁绍击破常山张燕，又以功臣自居，轻傲袁绍帐下诸将而被袁绍所忌，险些丧命。受张邈、陈宫拥戴作兖州牧一年便被曹操打败。投奔刘备后又袭取刘备下邳，自称徐州刺史，与袁术相攻伐。吕布始终有一种定天下舍我其谁之傲气，面对曹操征讨，陈宫劝吕布主动出击，以逸待劳，吕布拒不接受[1]227。吕布的盟友萧建受臧霸的攻击，吕布要亲自率兵讨伐臧霸，部将高顺谏曰：“将军躬杀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顾盼，远近自然畏服，不宜轻自出军。如或不捷，损名非小。”布不从[1]225。孟子说：“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6]韩信说项羽“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也。”[7]这两个匹夫之勇的特征全都体现在吕布身上。吕布始终以个人之勇力，左冲右撞，狼奔豕突，逞尽匹夫之勇。然而他只能做到杀一个丁原和一个董卓，只能随着军阀割据的浊流上下翻滚，根本不能结束这个局面，离平定天下差之千里。欲平定天下的吕布，最后却被别人平定，这便是匹夫之勇的宿命。

二、张辽的忠义之勇

张辽也是三国时期的勇将。西晋傅玄著《傅子》一书称，曹魏大司马曹真之勇，战国时的勇士孟贲、夏育也不能出其右，而张辽之勇仅次于曹真。孙权也说：“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1]1294把张辽与孙吴勇将甘宁相提并论，亦见张辽在敌国眼中的形象。

张辽是三国时期的勇将，但张辽之勇与吕布之勇有很大不同。张辽对自己的勇有清醒的认识。张辽之勇，在其进入曹操集团之前表现并不突出。如前所述，张辽先后依附过丁原、何进、董卓、吕布。在丁原手下不过是一个从事史，受丁原派遣到洛阳助何进，又受何进派遣到河北募兵，募得千余人。当他率兵回来后，洛阳经过一系列变动早已物是人非：何进已经死于宦官之手，吕布已经杀了丁原而依附于董卓，只得以兵属董卓。然而董卓的爪牙为吕布、牛辅、李傕、郭汜、张济等，根本数不着张辽。在对抗讨董联盟中，连名不见经传的徐荣也在荥阳打败曹操，而张辽却默默无闻。董卓败亡后，张辽选择了吕布，但在吕布的麾下，张辽依然是寂寂无名，甚至不如高顺、侯成、宋宪、魏续等人的风头。张辽因武力过人而被并州刺史丁原赏识，可见他曾经展示过自己的武勇，然而到了董卓、吕布的麾下，为什么要藏武匿勇呢？合理的解释就是张辽在和董卓、吕布的接触中，逐渐认识了他们不是建立霸业之人，过早释放自己的武勇之才，不但无助于他们成就霸业，反而会成为他们的殉葬品。张辽勉从庸主暂栖身，同时寻找着能够建立霸业的雄主。这是他的蛰伏期，他深知凭匹夫之勇改变不了现实，只有融入一个雄主的霸业之中，才是自己才干焕发光彩的舞台。

进入曹操阵营后，张辽随曹操战袁绍、征乌桓、伐孙吴、战合肥，屡立战功，宛若换了一个人。张辽之勇，曹操曾这样概括：

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宜各显宠。[1]521

“质忠性一，守执节义”反映了张辽之勇的忠义特点。

张辽的忠义之勇体现一个“忠”字。首先是忠于职守。张辽曾受命讨伐陈兰、梅成。陈兰、梅成躲入灊中的天柱山。天柱山山高道险，步径裁通，陈兰等人在山上构筑营垒，易守难攻。诸将产生了畏难情绪，认为“兵少道险，难用深入”，不愿意进攻。张辽说：“山路狭窄，正所谓一对一，勇者得前耳。”遂进到山下安营，攻之，斩兰、成首，尽虏其众。事后曹操说：“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1]518张辽之所以不畏山路险峻，挥师进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是剿灭陈兰，是其尽职的表现。其次是忠义兼具，忠字当先。官渡之战前夕，曹操为解除后顾之忧，先东征刘备，俘获了关羽。曹操很喜欢关羽，想把他留在自己军中，但又察觉到他没有久留之意，边让张辽“试以情问之”。这里的“情”当然是兄弟之情，因为张辽曾经说过：曹操是他的君父，关羽是他的兄弟，可见张辽和关羽是结拜兄弟。张辽领命后立即找到关羽，问他是否愿意留在曹营，关羽回答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关羽的态度使张辽很为难，告诉曹操实情，恐怕关羽被曹操所害，不告诉实情又违背事君之道。最后还是决定告诉曹操关羽真实的想法。曹操听后说道：“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张辽答：“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1]940曹操称关羽为“天下义士”固然大度，但恐怕也与张辽着重渲染关羽“义”的一面有关。

张辽的忠义之勇体现为战场上的有胆有识。官渡之战破袁绍后，张辽受命与夏侯渊攻打昌豨，经过数月的围攻，曹军的粮草耗尽，夏侯渊与张辽商议退兵。张辽说：“数日已来，每行诸围，豨辄属目视辽。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傥可诱也？”便派人告诉昌豨，要向他转达曹公之命。昌豨果然愿意听张辽转达，二人见面之后张辽说：“太祖神武，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昌豨听后决定投降。张辽为了让昌豨彻底免除顾忌，一个人陪着昌豨回到家里，拜见其妻。曹操知道此事后，感觉张辽太冒险，说：“此非大将法也。”张辽说：“以明公威信著于四海，辽奉圣旨，豨必不敢害故也。”[1]518张辽敏锐地捕捉到昌豨的细微变化，他之所以敢只身随昌豨回家，并非逞匹夫之勇，其勇气来自有大军做后盾，有圣旨作护身，他的勇是融在曹操的霸业中的。

张辽的忠义之勇体现为识大局顾大体。建安十九年，张辽随曹操南征孙吴，受命与乐进、李典率七千余人驻守合肥。曹操临离开时留下一封信函，信封上写了“贼至乃发”四个字。第二年，孙权果然率十万大军围困合肥。张辽便把信函打开，上面写着：“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据《三国志》记载，面对曹操留下的指令“诸将皆疑”。张辽说：

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1]519

张辽这段话，是向诸将解释曹操为什么留下这样的指令，因为曹操大军远在千里之外，不可能前来救援。曹操此令的用意是，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先乘其合围未成而击之，一来挫其锐气，二来安定众心，有利守城。从张辽的解释中可以推测出诸将所怀疑的是曹操指令的可行性，甚至是曹操留下此令的可能性。心怀狐疑的诸将中，包括不包括李典、乐进呢？《三国志·赵俨传》载，早在赤壁之战前，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的时候，就有“诸将任气，多共不协”的现象。又据《三国志·李典传》载：

与张辽、乐进屯合肥，孙权率众围之，辽欲奉教出战。进、典、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1]534

张辽恐怕乐进、李典不服从，是怕他们因私怨而害公义，可见他是出于国家大义的角度与李典沟通的。在李典、乐进等将领的配合下，合肥保卫战打得十分顽强，张辽连夜组织八百勇士于第二天清晨出战，于敌阵中几进几出，吴军人马披靡，无敢当者。张辽率众自清晨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曹军众心乃安，诸将咸服。孙权围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张辽又率诸军追击，差一点俘获孙权。合肥保卫战的胜利，是张辽从国家公义出发，团结诸将，放弃私怨，众志成城的结果。

张辽的忠义之勇体现为不贪功、勇改过的气度。曹操率军伐孙吴，张辽与臧霸为前锋先期抵达濡须口，恰遇大雨，江水大涨，吴军战船乘水势渐渐逼近，曹军将士军心不安。张辽主张撤退，臧霸制止说：“曹公明于利钝，怎能丢下我们不管？”他们坚持到大军的到来。张辽把臧霸的表现如实报给曹操，并未贪臧霸之功，臧霸因此被拜为扬威将军。张辽看中了胡质的才干，想请他到自己军中任职。当时胡质在扬州刺史温恢手下任治中，张辽便到温恢那里求请胡质。温恢没有拒绝，不料胡质却推说有病。出来后张辽对胡质说：“仆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胡质回答说：“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1]534胡质所说的武伯南，是张辽手下的护军，名叫武周，胡质批评张辽因一点小事和武周不和。张辽接受了批评，与武周和好如初。

张辽之勇进入曹操集团后才大放异彩，这是因为曹魏的霸业是他施展武勇的舞台，他的武勇是和曹魏集团的霸业融合在一起的。张辽的武勇推进了曹魏集团的王霸之业，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三、贾诩的远道之智

贾诩是曹魏集团的智计人物，史载他“策谋深长”，“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智计、智谋、智慧是把“智”用在不同地方的三个层次，把“智”用在“计”上，属于较低级的“术”的层次。用在“谋”上因其所谋大小而不同，谋小者仍为“术”，谋大者乃近“道”。智慧则属“道”的层次。贾诩是智计人物，其所计所谋者基本都围绕着“明哲保身”四个字，离“道”甚远。

贾诩早年曾察孝廉为郎，因疾病去官还乡，走到汧县时，被氐人捉住。贾诩对氐人说：“我是段公外孙，你们不要杀我，我家必定用重金来赎我。”贾诩所说段公，即东汉太尉段熲，因为久在边陲为将，威震西土，所以贾诩搬出段熲吓唬氐人，其实他并非段熲外孙。这一招果然把氐人唬住，他们不敢加害贾诩，乖乖的把他送走，而与之同行的几十人都被杀死。这是《三国志》记载贾诩首次使用的智计，并下了类似结论的八个字：“权以济事，咸此类也”[1]326，就是说，贾诩一生所用智计基本都是这类保存自己的性质。

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们分析一下贾诩人生中所使用的智计。

董卓之乱后，贾诩以太尉掾为平津都尉，迁讨虏校尉，又随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屯驻安邑。董卓被杀，牛辅亦死，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等忧惧不知所为，打算解散队伍，间行归乡里。贾诩献计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1]327李傕郭汜等人以为然，遂将其众而西，一边走一边扩充军队，及到达长安，已经有众十余万。李傕等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十日城陷，吕布败走。李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南朝刘宋裴松之评价贾诩此举说：“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1]328贾诩也说自己所献的是“救命之计”，贾诩是武威姑臧人，董卓败后，长安人因恨董卓而尽诛涼州人当非虚言，而贾诩此计也是为救自己之命。

贾诩投奔张绣也是为自己而计。当时将军段煨屯华阴，与贾诩是同郡老乡，贾诩便离开李傕投奔段煨。段煨忌惮贾诩聪明，害怕他取代自己，对他表面热情，内心提防甚严。贾诩便离开段煨投奔南阳张绣。有人问贾诩：“段煨待君不薄，君安去之？”贾诩说：“段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我去必喜，又望吾结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愿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矣。”[1]328-329可见为自己想的周全。

贾诩在张绣军中，为他献计联合刘表，两次献计打败曹操。然而这三次献计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

张绣在建安元年在南阳承袭从父张济之兵，贾诩投奔张绣当在此时。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联合。刘表是什么样的人，贾诩知道得清清楚楚。他说：“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1]330当时曹操已经把献帝迎到许昌，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对于刘表与曹操的优劣，贾诩不会分不出来，为什么他不劝张绣投奔曹操反而联合刘表呢？合理的解释就是吸引曹操讨伐张绣。因为孤立的张绣对曹操形不成威胁，而张绣与刘表联合，就意味着荆州刘表的势力向北推到南阳一带，这是曹操绝不能容忍的。果然，建安二年，曹操便南下进击南阳张绣。从此张绣与曹操进行了近三年战—降—战—降的反复战争。在此期间，贾诩曾献两条计策使曹操吃了败仗。

《三国志》载：“(建安)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1]14张绣降而复反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曹操占有了张绣妻子，张绣因此心怀怨恨。曹操知道后，便想杀到张绣，不料消息走漏，张绣对曹操发动了突然袭击，曹操的骑乘被流矢所中，伤颊及足，长子曹昂把自己的马让给曹操，结果曹操逃脱，曹昂遇害。其实，这场使曹操遭受重创的战斗，也有贾诩计谋的功劳。据《三国志》裴注引《吴书》载：张绣准备袭击曹操，“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绣，皆听之。绣乃严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备，故败。”[1]263

贾诩第二个让曹操吃败仗的计谋发生在一次不具名的战斗中。在征讨张绣过程中，有一次曹军突然撤退了，张绣要率军追击。贾诩说：“不可追，追必败。”张绣不从，率众追击，果然大败而还。这时候，贾诩又对张绣说：“现在赶紧追击，此战必胜。”张绣说：“我当初不听你的，以致大败。已经被打败了，怎么再次追击？”贾诩说：“兵势有变，亟往必利。”张绣信之，便召集散兵又去追击，果然大胜而归。张绣问贾诩：“我以精兵追退军，而你说必败；又以败卒击胜兵，而你说必克。果然都向你预料的一样。何其反而皆验也？”贾诩说：“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1]329

贾诩的上述做法使他自己有两个重大收获。一个是在张绣心中建立起崇高的威望，从而对他言听计从。第二，加重了张绣集团在曹操心目的分量，从而更加突出贾诩的功劳。张绣第一次投降，曹操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敢占有他的妻子，但第二次曹操不惜放下杀子之仇以换取张绣的归顺，表明张绣集团在曹操心目中分量的加重。在曹操与袁绍官渡决战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贾诩认为时机到了，便提出归顺曹操的主张。张绣说：“袁强曹弱，又与曹为雠，从之如何？”贾诩说：“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张绣从之，率众投降了曹操。曹操见张绣归降，大喜，拉着贾诩的手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1]329

观贾诩为张绣谋划的许多计策，联合刘表、对抗曹操，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最终归顺曹操作铺垫。贾诩所谋确实深远，但深谋远虑的背后却是寻求自身利益的如意算盘。

进入曹操集团后，贾诩确实起到一定的智囊作用，在许多重大的事件中提出建议。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建议基本上都是一般概念上的，很少有具体的细节安排。有些建议很有价值，但由于未被采纳而失去作用。

曹操与袁绍官渡对峙时，曹军因军粮将尽，打算后退。他分别问计于贾诩和荀彧。贾诩说：“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荀彧回答曹操要比贾诩具体得多：“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1]314把贾诩与荀彧二人的回答比较一下，前者抽象，后者具体；前者多一般概念，后者多细节分析。二人所献计策在曹操眼中具有不同的分量，事后曹操对荀彧所献计策给予高度评价：

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彧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逆，覆取其众。此彧睹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1]316-317

曹操认为荀彧的计策是“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而对贾诩的回答，当时只回答了一个“善”字，事后也未提及贾诩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显然他认为荀彧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要比贾诩重要得多。

曹操破荆州后，乘胜挥师沿长江东下，欲灭东吴，进一步统一长江中下游。贾诩劝谏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1]330裴松之曾批评贾诩此谋未合当时之宜，其实贾诩不进一步讨伐孙吴的谋略是正确的，只不过是不讨伐孙吴的道理没有讲到本质上。当时曹操手下大将程昱也分析说：“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1]428-429程昱判断，在曹操初举荆州威震江表的压力下，孙权必然联合刘备，刘备必然用关羽、张飞万人敌之勇力帮助孙权解难分势。这种分析用来解释为什么不能征讨孙吴显然比贾诩的理由要切中要害。但问题是，程昱身为一介武夫都能看到问题的要害，贾诩作为一个智谋人士，怎么反而讲出如此隔靴搔痒的道理？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魏国太子，在此之前，曹丕和曹植之间曾有过嗣位之争。究竟立谁为太子，曹操一度拿不定主意。建安十九年，曹操南征孙权，一改往日出征让曹丕留守邺城的惯例，改曹植留守邺，并对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表明曹操选接班人的重点从曹丕身上转到曹植，史书记载由于曹操在二者之间的犹疑，曹植“几为太子者数矣”[1]557。丁仪、丁廙、杨修、杨俊拥护曹植，贾诩、崔琰、邢颙、桓阶、毛玠支持曹丕。曹操分别征求他们的意见，丁仪“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丁廙对曹操说：“临菑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当他听说曹操欲立曹植为嗣，称赞说：“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廙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1]562当曹操问到杨俊，“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1]664。反对者的态度也很鲜明，邢颙对曹操说：“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1]383毛玠密谏曹操说：“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1]372桓阶对曹操说：“今太子仁冠群子，名昭海内，仁圣达节，天下莫不闻；而大王甫以植而问臣，臣诚惑之。”[1]632崔琰甚至以露板的形式公开答复曹操以函令秘访：“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1]368-369

与上述诸人不同，贾诩表达自己态度的方式很特别。他是拥护曹丕即太子位的，史载当时曹丕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曹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曹丕派人问贾诩自固之术，贾诩说：“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然而当曹操问起他的态度时，他却嘿然不对。曹操问：“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贾诩说：“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曹操问：“何思？”贾诩说：“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1]331邢顒、毛玠、贾诩都是用古今教训劝谏曹操不要嫡庶不分废长立幼，但邢顒、毛玠与贾诩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毛玠，被曹操认为是“我之周昌”，可见他们用直接坚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同样的意见，贾诩则拐了几个弯。贾诩这样做，当是为了免于遭到对手的陷害。例如拥护曹植的丁仪深受曹操宠爱，“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于魏朝；丁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1]378又如丁仪与何夔不合，尚书傅巽对何夔说：“仪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仪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1]381贾诩正是从崔琰、毛玠的下场中看到了自我保护的必要。

《三国志·贾诩传》记载：“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1]331，这是我们理解贾诩在曹魏集团中表现的钥匙。在官渡对峙中回答曹操是进是退的咨询不作具体建议，是害怕担负进退万一造成的消极后果。在曹军占领荆州后不以孙刘必然联合从而难以征服孙吴的道理劝阻曹操，是害怕被误解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在曹魏太子之争中，以暗示的方法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害怕遭到对手的陷害。总之，贾诩贡献智计是以明哲保身为第一位的。我们这样评价贾诩之“智”，不是要否定他的智。贾诩的智谋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运用的很妙的，例如在平定关中行动中，建议曹操离间韩遂、马超的计策就很成功，很漂亮。但是以明哲保身为第一要务的智谋，体现为权谲诡诈的“术”特征，离中国人所崇尚的“道”甚远，所以我们认为贾诩的智是一种远道之术。

史书记载人物以类相从，同类人物放入同一列传中。吕布、张辽、贾诩在《三国志》中分属不同列传，是不同类型的人物。但三个人又有相通之处，因而具有可比性。吕布与张辽都具有“勇”的品质，不同之处一个是匹夫之勇，一个是忠义之勇。前者所建功小，后者功勋卓著；前者惨遭淘汰，后者笑到最后。张辽的勇与贾诩的智也具有可比性。二人都对曹魏集团有所贡献，张辽贡献了武勇，贾诩贡献了智计。张辽的贡献没有保留，贾诩的贡献则有一块保护自己利益的自留地。因此张辽成为曹魏功臣，死后被请进曹魏宗庙享受祭祀，贾诩则没有这样的殊荣与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