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超

明清以来，初唐王绩《野望》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写景抒情之作，对其创作主题的诠释也往往局限在隐逸主题上。然而，从知人论世的批评立场看，结合王绩生平以及隋唐中古社会的性质，《野望》创作主题中也表达了儒家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因此，我们不能把《野望》创作主题限定在纯粹的写景与抒情上，以至于完全否定了比兴寄托的言志之说，排斥以政治性的方式介入诗歌鉴赏活动中。在尾联用典采薇上，传统批评观念附会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典故，盲目而机械地认定王绩表达的是隋亡之悲，皆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强制阐释。因此，为了避免强制阐释，本文从中古士族精神传统切入重新诠释王绩《野望》的创作主题。

一、王绩《野望》的创作主题之争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王绩的《野望》是隐逸诗。其创作主题是表达诗人孤寂、落寞与世不容的心迹。刘学锴说东皋是诗人的耕隐之地，首句点题说明了诗人以隐逸者的眼光来眺望原野的景物。次句“徙倚欲何依”，写出了一种徘徊、彷徨、无所依托的心理状态。颔联“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于阔远绚丽之中略带萧瑟清寂的情味儿，透露出诗人对薄暮景色既流连忘返，又稍感寂寞的心态。腹联“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表现的是一种悠闲不迫、从容宁静的氛围。尾联以“相顾无相识”遥应“徙倚欲何依”，以“长歌怀采薇”应“返”“归”，指明诗人的精神归趋是对隐逸之士的怀想和隐逸生活的向往①刘学锴：《刘学锴讲唐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刘学锴指出《野望》中王绩“清寂”“寂寞”的心态，并非孤案。顾随认为，王绩写《野望》时的心境是无着落的，“欲何依”三个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是“寂寞心”。诗的感情基调是凄凉的，他写景物即是写心，“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内外一致，写尽诗人寂寞、悲哀、凄凉、跳动的心①顾随：《驼庵诗话》,《顾随全集·讲录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0页。。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说：“（《野望》）诗中抒写面对山野晚秋而产生的恬淡茫然的心情，在树树秋色、满山夕晖的背景上缀以牧人和猎马归来的特写，闲逸的黄昏情调中流露出人生无所依著的苦闷和惘然。”②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袁行霈在《唐诗鉴赏辞典》中认为王绩《野望》是“山秋写景，在闲隐的情调中，带几分彷徨和苦闷”③俞平伯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总之，刘学锴、顾随、葛晓音、袁行霈等先生皆认为王绩《野望》就是一首纯写景的隐逸诗，抒写的乃是人生孤独寂寞之感，却只字不提与政治的关系。

首先，从尾联用典看，袁行霈认为王绩尾联用典“采薇”表达的孤独感是缺少知音的感喟。刘学锴则认为这首诗作于易代之际。联系“东皋”之语或许是王绩晚年归隐龙门时行迹，他推测此诗或作于贞观十三年（639）至贞观十八年（644）间。此时唐朝已经立国二十多年，政治气象较隋末有极大改观。王绩对新朝抱着积极的态度，他在《答冯子华处士书》中表达了晚年的志向，“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撄乱，有道无位，作《汾亭操》，盖孔子《龟山》之流也”④夏连保校注：《王绩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78页。。虽然晚年归隐的王绩依旧感到寂寞，“所嗟同志少，无处可忘言”⑤夏连保校注：《王绩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78页。（《春庄走笔》），但是刘学锴认为这依旧与政治无关。他批评后世诗评家以比兴寄托的方式托观念于胸中，带着先入为主的感受来理解诗中之景、情是误解诗之境、旨⑥刘学锴：《刘学锴讲唐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质言之，刘学锴否定王绩《野望》创作主题与政治志趣有关，反对以政治附会方式解诗。《野望》写景之语与政治兴寄的关系阐释，可追溯至王夫之。“言句直文身自远、天成风韵，不容浅人窃之。当其为景语，但为景语，故高。‘树树皆秋色’可云有比，‘牧人’‘猎马’亦可云有比乎？唯初唐诗，必不许谢叠山、虞道园一流舞文弄律。少陵不然，诲淫诲盗。”⑦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81页。王夫之认为《野望》之高妙就在于当其为景语，直文身自远天成风韵，景语之中自有所比。“牧人”“猎马”所比为何，王夫之虽然未言明，却隐约道及了一种可能。或许牧人、猎马象征了诗人的政治理想。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初唐诗》中说：“（王绩）用隐士伯夷和叔齐的典故，他们拒绝出仕新建立的周朝，隐居山中，靠采薇过活，直到饿死。在这首诗中，这一典故与政治批评无关，仅是表示隐士的纯洁。”⑧［美］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7-58页。宇文所安与刘学锴、顾随观点相同之处是，他们都认为《野望》是纯写景诗，表达了纯隐士的志向，揭示了深刻的孤独感。只不过宇文所安认为诗中之景是描写“旧时代”的观点与刘学锴的考证恰好抵牾，而且宇文所安所说的孤独感是把王绩描绘成了完全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异端”分子。

其次，王绩的《野望》虽是写景之作，却不是纯粹的借景抒情，而是借景言其政治失意后的失落、寂寞之感。这首诗看似表达了王绩的隐逸之志，但实际上更是政治上求而不得的怀想，叶嘉莹称王绩是“双重隐士”，第二重指的是求官不得⑨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30页。。刘学锴、宇文所安完全把《野望》创作主题与政治割裂开的阐释方式是略显偏颇。叶嘉莹并未完全遵循乃师顾随《驼庵诗话》的阐释立场，认为王绩此作纯是写景之作。叶嘉莹认为王绩的《野望》写景与其政治抱负大有关系，尾联用典更是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⑩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30页。。

最后，从近两年的研究现状看，刘后滨依旧沿用了袁行霈、宇文所安的旧说，却也不曾质疑宇文所安的结论①刘后滨：《大唐第一隐士王绩的仕宦与创作》，《文史天地》2020年第11期。。刘祎则把王绩《野望》创作主题推向了禅宗美学，与儒家礼乐美学政治思想就更无关联了②刘祎：《论王绩诗歌中的禅宗思想》，《中北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王绩《野望》主题研究较为有新见的是李健《王绩〈野望〉主题新论》③李健：《王绩〈野望〉主题新论》，《文化学刊》2020年第1期。。李健以尾联“采薇”的典故作为突破口，结合王绩的生平、家庭环境、仕宦经历对《野望》的隐逸主题提出了看法。他认为王绩在诗中抒发了自己空有才华而无处施展、不如归隐的感慨。不过遗憾的是李健虽认为“三不巧”在王绩思想中占居主导，却并未把它拓展到更为广阔的视野上——中古士族的家庭美学传统和政治观念。芦莹认为王绩受到地域文化影响，加之家族文化传统和时代环境，他的出仕动机极为强烈，是一个被误读的隐士④芦莹：《被误读的隐士——王绩》，《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3期。。这个说法用来解读《野望》是合适的，却并不全适用王绩作品，两《唐书》将其归入《隐逸传》还是合理的⑤姜荣刚：《驳王绩非隐士说》，《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本文认为中古社会士族精神传统是致君尧舜，经世致用。在专制社会，文人士大夫的价值实现依托于封建君主，他们服务于专制皇权，儒家礼乐美学尊君卑臣的政治秩序观念是中古文儒精神底色。因此，我们将从中古士族文儒的精神传统入手，再次探赜王绩《野望》的创作主题。

二、中古士族精神与《野望》的政治主题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王绩《野望》创作主题存在只注重抒情隐逸轻视政治隐喻性的问题。抒情性隐趣表达蕴藉其中，不过政治理想抒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笔者以为，在创作主题诠释和批评中不能把文学与政治置于对立的位置，文学抒情与政治抱负往往是一体的。所谓诗言志，歌咏言，知人论世。王绩身处隋唐更迭之际，身为传统儒家士大夫，其政治理想和抱负是不言而喻的。王绩《野望》以采薇之典收束，可以理解为山林隐趣，同样这也是借采薇的政治隐喻母题，表达他个人的政治理想。明清以来的文学批评，盲目否定政治隐喻主题一说，完全割裂了文学与政治审美的关系。在王绩《野望》诗之主题上，关于王绩《野望》创作主题的阐释，刘学锴、袁行霈、葛晓音、宇文所安、顾随皆认为此诗与政治无关，敢于突破这一诠释传统的唯有叶嘉莹一人而已。从美学研究的角度看，中古文学研究不能仅把视域局限在文学本身，紧紧盯住文学抒情性，从而忽视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政治美学传统。

王绩《野望》不仅是雕刻山水的写景之作，更是政治美学抒情之作。政治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类型，自20世纪末在西方和中国兴起。政治美学是对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美学范式的重新总结和命名。张法认为政治美学作为四大美学类型之一，是最先出现的。其目的是用美学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坚持政治目标的同时也把艺术性纳入到政治中，让政治目的具有审美的感召力。政治美学在中国是以礼乐政治方式显现的。“中国从远古始，政治即要求权力之正，政治美学即以正为基础，并由之产生出来的外在美形式。正是这一政治美学原则，中国从远古到先秦的美，主要从政治美学的原则中产生出来。”⑥张法：《政治美学:历史源流与当代理路》，《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政治之政，即正也，“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⑦黎凤翔：《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7页。。政治权力通过远古仪式来彰显，而远古仪式在中国的文字表达是“礼”。

要言之，我们需要先回到事实本身而后才能进行恰如其分的文学价值评价。中国诗的本来面目是言志与言情相结合，景、情、志是融汇贯通一体的。不能偏颇地认为王绩写景就是纯粹地抒情，对仕途完全失望，对政治完全否定，甚至绝望。这是因为在研究中对王绩生平和时代缺乏足够的认识，比如对中古社会的美学传统未能有充分的认识。中古士族的礼乐学传统是重视家学传承，以弘扬儒道为己任，学而优则仕，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诉求。可以说，身为士族知识分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其士人精神的底色。王绩《野望》的创作主题诠释不可忽略其中蕴含的政治隐喻，因此我们认为这首诗也是抒发政治失意之作。

首先，从隋唐社会的性质看，隋唐社会的统治阶层依旧是士族。从王绩的家世看，他的兄长王通是隋代唯一的大儒，号“文中子”。“文中子家族”出自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北方名门望族太原王氏。中古士族太原王氏“文中子家族”人才辈出，尽管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并未见这一家族的记载。通过对王通家族谱系的考察，我们发现即便“文中子家族”虽不显赫，却也是累世为官，以经学传家的①参考刘后滨：《大唐第一隐士王绩的仕宦与创作》，《文史天地》2020年第11期；王洪军：《文中子家族谱系考》，《名门望族与中古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称：“高祖晋阳穆公自南归北，始家河汾焉。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史家牒详焉。”②夏连保校注：《王绩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而这点恰是士族知识分子成为文儒的重要基础。文儒概念由葛晓音提出，她认为文儒二字连用多见于盛唐，鲜见于初唐。所谓文儒是文学与儒道的结合，即指知识分子自觉以文学和儒道为两翼，葛晓音则特指“盛唐活跃于政坛和文坛上的一批文词雅丽、通晓儒学的文人”③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

其次，我们借用文儒概念，所指的是在文学性上有所发挥，同时又通晓儒家政治美学的文人。文与儒的结合与唐代帝王积极倡导礼乐有直接关系，但是在未有“文儒”两字连用之前，文儒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以士族知识分子的身份显现的，士族文人在继承家学上已经经过儒家礼乐政治美学思想的熏染，因此推崇经世致用，提倡入仕，自然不会盲目选择隐逸。士族文人视学习儒家礼乐道德为正统，文学为小道，自然不屑于精心经营。这是士族家庭经学传家传承的必然结果，王通、王绩的侄子王勃即是典型的“文儒”。王勃文章宏丽以继承文中子儒道思想为己任，以赓续儒家经典事业自任，他贬斥文学，重视儒学，正是中唐古文运动中有士族背景的先驱者们的共同点。

最后，隋唐士族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经学传家、弘扬儒道、重儒轻文。具体到王绩而言，可以从他的仕宦经历来看。王绩对于仕途并非略不膺心，而是很积极。他第一次为官是隋炀帝大业末年。“应孝悌廉洁举，射高第，除秘书正字”④夏连保校注：《王绩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王绩初次做官是隋炀帝末年，即便他所任的是秘书正字，却也很难施展抱负。今人或许以先入为主地认为正字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但是隋末唐初的王绩，在隋末任正字可就太不一般了。唐代正字分布在秘书省、著作局、集贤院、司经局，总数十人，正字虽不如校书郎“为文士起家之良选”⑤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页。，但并不低微，而可算得上是良选。只是，王绩不幸的是他生在隋末，仕在隋末，即便官职再高，也是无力回天，难有作为。王绩曾说：“知而不用，谁之过欤？”⑥夏连保校注：《王绩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王绩的哥哥王通被誉为“文中子”，被隋文帝赏识却依旧不能用于时。即便王绩初仕官职并不低微，也是无济于事。不久，王绩称疾请外放，任六合县丞，但随后便是战乱，于是“遂出受俸钱，积于县门外，托以风疾，轻舟夜遁”①夏连保校注：《王绩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唐武德时，王绩以前扬州六合县丞待诏门下省，他的七弟王静是高祖千牛卫，因待诏可有良酒供给而居任，时人谓之“斗酒学士”。贞观初，王绩欲定长安，以家贫赴选，身为士却求太乐丞之浊官。王绩的这次仕宦经历，有家贫所导致的因素在，不过却也可见其性情。

隋唐社会是中古社会，士族作为统治阶级的主体，在传承家学之际，儒家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也被继承下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经世致用。士族知识分子精神深处无法抹去这一精神烙印。王绩在隋亡之后，又入唐，不仅是感伤旧时代的失落。总之，《野望》首句“东皋”就是王绩晚年躬耕之所。因此，刘学锴推测诗或作于贞观十三年至十八年之间是合理的，那么宇文所安所谓王绩伤感旧时代的说法就不能成立。纵观王绩仕宦履历，可以发现，他并非一个甘于寂寞的人，《野望》的创作主题也绝不是纯写景的抒情之作。王绩出身太原王氏，三哥是河汾道统所在的大儒“文中子”王通，七弟是唐高祖身边的千牛卫。他本人八岁读《春秋左氏》，日诵十纸，家富典籍，性又特好学，博闻强识，与吕才是莫逆之交，而吕才则登堂入室为唐太宗朝的太乐丞。试想，王绩以这样的仕宦履历在晚年躬耕写下《野望》，此诗又岂能是纯粹的写景之作？

三、《野望》尾联用典“采薇”的政治美学隐喻

中古士族的传统精神是经世致用。政治上的抱负和理想是士族文人的精神底色，王绩无论就家世还是仕宦履历而言都不可能是一个纯隐士。他的隐居选择，是政治仕途无望后的无奈，晚年醉酒更是极为痛苦而不能言说的表现。他在《野望》中写景也绝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恬静和安逸。明人唐汝询曰：“案无功当隋唐之际，晦迹逃名，寄情于酒，以高洁自居。此因野望而感隋之将亡，因以言志也。言方临高晚眺，徙倚徘徊，此身若靡所依泊，正以秋色斜阳，所见皆凋残之景，隋亡可立而须矣。视彼牧人猎骑，借然奔趋，各事其事，谁为我之相识者？吾惟有长歌以怀采薇之士耳！亡国之悲，见于言外，惟以采薇稍露本旨。”②许文雨：《唐诗集解》，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67页。唐汝询以政治兴寄附会，解得并不合理。王绩所感并非隋亡。唐汝询注意到了《野望》言志的一面，但他却以为是在言隋亡之志。清人吴昌祺《删订唐诗解》加了一个批注提醒读者：“然王尝仕唐，则通首只无相识之意。”③转引自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尾联用典采薇并非是表达王绩的志趣高洁。唐汝询以为采薇之典是指亡国之悲，只是附会了《史记·伯夷列传》中的采薇典故。吴昌祺所下批注是对唐汝询之说的否定。何文焕在顾安的《唐律消夏录》也增加一句批注：“王无功，隋之遗老也。‘欲何依’，‘怀采薇’，可见其志矣。”④转引自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这是把王绩当作隋亡后的遗老，尾联用典采薇是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施蛰存曾引此三家之评，但他首先否定的就是何文焕的说法，尾联用典绝不是照搬伯夷、叔齐的典故。

采薇典故有三个出处，一是《诗经·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薇”；二是《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三是《史记·伯夷列传》。但如果附会地说，王绩也是像伯夷、叔齐一样表达了对前朝的不满，表明其高洁的心志，就过于机械了。应该说，王绩用典采薇是在感喟为何他没有早点遇到明君、明主，生在尧舜时代才是他真正的归宿，才能实践他的政治理想。理解这点要从中古士族精神中隐与仕关系入手。

第一，仕与隐不是对立的。王绩选择归隐与其志在仕途，锐意进取实践儒家政治美学理想并不存在冲突。诗者，言志也。王绩《野望》创作主题阐释长期以来是囿于仕与隐的对立，俨然把政治理想与文学抒情截然两立。“才高位下，免责而已”①夏连保校注：《王绩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的王绩自陈才华卓异，却地位卑下，本身就带有一种仕而不得之感。尽管他“以酒失职”，解官去职却也是曾经入仕。隋末丧乱，他由仕而隐，自然有其不得已。中国儒家士人极为重视“学而优则仕”，长期浸润于修齐治平之道的士人，对于致君尧舜，化成天下的礼乐治世是无比向往的。然而，在古代封建社会，货于帝王的士人出路只能是依靠明主或者贤君赏识。儒家以君子之美道德修养的楷模为君师，同时也希望国家之治也由圣人君子担任。这种圣人君子治国论与皇帝制度结合，就变成一种政治期待。君有道则天下无隐士，野无遗贤。王绩采薇用典“不食周粟”，不能机械认为是谨守隋志，感叹隋亡之悲。王绩是一个“双重”隐士。一重是由仕而隐，身体上归隐故乡，以“东陂馀业”作田园之乐。一重是他归隐之后，又有许多烦恼。叶嘉莹说，他最高的理想本来是仕，因求而不得而归隐。②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页。因此，我们说王绩在尾联用典采薇表达了一种对儒家理想式君主期待。倘若真有明主，自然可以野无遗贤。

此外，李琨说王绩在《野望》里所表达的感情与伯夷、叔齐并无二致，是对李唐夺取天下表示不满，这才是其隐居的根源。这个说法联系王绩初唐仕宦经历，不足取信于人。③李琨：《试论王绩隐居思想根源——从〈野望〉说开去》，《理论界》2004年第5期。李健在辨析尾联采薇用典时也并未“完全”对这个看法提出质疑，他还是偏向认同唐汝询、李琨的亡国之悲的说法，这也不妥。④李健：《王绩〈野望〉主题新论》，《文化学刊》2020年第1期。关于尾联用典采薇还有相识之说。除却前面提及的吴昌祺，还有清人王尧衡称：“故托与采薇，而以无相识致慨也。”⑤王尧衡注：《唐诗合解笺注》，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前用“相顾”是两相回顾，乃面熟之人，而相识其姓名踪迹，所以独自徙倚东皋，自成高尚。这种解释也全然把政治抱负失落摒弃了。

第二，叶嘉莹说王绩是一个有哲学理想的人，其实他也是有政治抱负的人。王绩追求的哲学理想包含了儒释道三家，尽管他认为三家各有缺点，甚至有的引起反感，他还是认为三家是可以调和的。王绩受道家影响虽深，却未完全走向隐的极端，对于仕它有保留。同样，他在仕宦之际也早已明确表明了态度。王绩好酒，而且常醉酒。他写《醉乡记》《祭杜康新庙文》是在以醉酒姿态保全自身，尤其在丧乱之际，以醉酒的逃避姿态，把是非善恶忘却，以此“可以全身”，“杜塞明智”以免杀人之祸。叶嘉莹认为，王绩宣扬的这种酒德是道家所讲的“醉者神全”，王绩以刘伶、阮籍、陶潜等人为例以酒德逃避政治是非善恶。⑥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页。这种消极退避而怯懦的道德观，与保全自身儒家“中庸”道德共同构成了王绩哲学理想的两个维度。王绩正是在这种以酒放任，归隐田园的维度上全其身，同时又保持住士族精神、士人之道的政治期待。两相之下，我们发现王绩在仕与隐之间寻找到了一种调和。

回到王绩《野望》创作主题阐释，传统文学批评观念对尾联用典批评主要集中在附会政治阐释之说。但这并不能否定以正确的政治美学视角阐释《野望》创作主题的可能。要知道，文学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因为它的纯文学性表达。如果文学性仅仅是指语言文字上的刻画描写而言，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文学，也只是语言文字的排列组合艺术。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语言文字排列组合是有可能被算法超越的。如果文学的文学性只是语言文字上的意义，人类语言艺术文明的成果将在算法面前，在数理逻辑前一文不值，文学就更无存在的必要价值和意义。王绩《野望》创作主题不能局限在传统文学批评家的纯文学抒情的立场上，从仕与隐的关系，王绩的政治理想与归隐之志的双重而言，他的思想是多维的，复杂的。倘若完全否定了政治美学阐释可能性，就有可能落入阐释的陷阱。

第三，由上可知，王绩《野望》尾联用典具有政治抒情性。从传统文学批评观念看，这种政治抒情情不被重视乃是因为文学与政治对立。笔者以为，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需要辩证地分析，这一问题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文学存在的合法性是人性的光芒使然。文学是人学，也是政治。政治即人学的一部分。政治揭示了人性中的美、善、欲、恶。中国古典文学更不是“纯+”的艺术，它是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的具有人性、人情、人味的艺术。而人的活动则具有不确定性的可能，他的选择是非定向的，这是计算机算法无法复制和超越的。“人情练达亦文章”，所谓的人情练达不就是在生活中磨练，在政治中成长吗？“国家不幸诗家幸”，所说的国家不幸不就是时代政治影响诗人之心，诗人之心映照时代人心吗？这恰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诞生的契机。

如果把文学批评的视角仅仅局限在文学性上，固守纯文学本质主义的窠臼，我们只能看到枯索干瘪、毫无人性光芒的文字。我们也将永远无法触及文字背后的时代心灵。因此，“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应该统一，“纯文学”的文本或许有感发人性的文学力量。作者之心与时代之心荣辱与共，人之存在，亦与政治兴衰同，那么这样的文字难道不具备感喟人心的力量？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是文章，致君尧舜、经世致用也是文章，因时失意，作者（诗人）写作是一种自我疗救的方式。而阅读则是读者通达文心的方式，阅读是一种痛苦的仪式，它不是自由随性的，它像地层构造一样堆叠、沉淀、异化世俗人心。从不可考的洪荒时代，到近代以来的文明“杀戮”，人类哪一次不是在与人斗争之后，才暂时醒悟，重新发现人性的光辉？

王绩的孤独寂寞心是政治仕途上绝望，胸中抱负无所施展的颓丧、失落之心。他不甘于仕宦的寂寞，却又无能为力，这种悲怆是孔子“乘桴浮于海”式的。因此，王绩自称“有道无位”，而人也只有在经历一定时间之后的回望，才会痛彻一生的行状，牧人已经驱犊而返，猎人满载禽兽而归，王绩却依旧一人在满目秋色里，登高临眺，夕山日薄，徙倚欲何依，长歌一曲唯念采薇，采薇！

结 语

王绩《自撰墓志》称自己是“有道于己，无功于时”①夏连保校注：《王绩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这也是他字无功的由来。他还说自己“才高位下”，叶嘉莹认为这是王绩对自己在隋朝担任官职不高的感慨。一个自恃才学很高的人，可地位却很卑下。从隋唐官制史看，这一说法不准确，王绩所任正字，实在是文人起家的良选。只是，他生在乱世，不逢“时”。与其说，王绩无功于时，不如说时不利兮。这是他身处隋末唐初乱世的不幸，因此我们解读《野望》的创作主题就不能完全割裂他的仕宦经历、士族家世以及中古以来士族大家不断传承的政治美学观念——学而优则仕，士以弘道。王绩始终是士人阶层的一员，他选择隐逸是缘于仕途求而不得的绝望，这种情感在晚年写作《野望》时愈发凸显。“徙倚欲何依”是人生的彷徨，“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是类似孔子“乘桴浮于海”，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渴求赏识的无奈。至于“采薇”之典则是对一生未遇明君，“有道无位”的长歌之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