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繁， 符志新， 仇惠君， 苏义成， 覃晓娟， 朱金莲

(1.广西农业科学院， 南宁 530007； 2.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广西 崇左 53220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南繁种业工作是我国农作物品种繁育的一个独有方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中国饭碗”强有力的支撑[1-2]。据统计，每年有700家单位和7 000人在海南省开展南繁工作，全国70%农作物新品种经过南繁培育[3]，从而在农业生产上推广应用。2015年，经国务院同意，农业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海南省政府联合印发了《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年)》(下简称《南繁规划》)，这是我国南繁事业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南繁基地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4]。2017年6月，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又在三亚召开国家南繁规划落实推进会，时任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国家南繁规划落实协调组组长余欣荣在会上强调，加快推进南繁基地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战略部署，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大局，北京、上海、广西等省(区、市)南繁单位作交流发言。为了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南繁硅谷”建设，各省企事业单位纷纷加大对南繁基地建设。但是，在建设过程中，规划、建设和管理等一系列共性问题，影响了南繁规划的进度。

因此，本文针对广西南繁基地建设的经验，以点带面探析我国南繁基地建设与管理的现状，为加快推进南繁建设，为打造好南繁平台提供参考建议。

1 广西南繁基地主要成效

广西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开展南繁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956—1959年，广西农业科学院程剑萍和河南农学院吴绍骙等同志，在南方成功实施“异地培育玉米自交系”课题，第一次证实了“南繁”的科学性[5]；20世纪70年代，广西农科院育成的杂交水稻恢复系桂99是我国第一个利用野生稻资源的优质恢复系，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强恢复系，成为国家特等发明奖“杂交水稻”的功臣单位之一[6]；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的甘蔗优良品种桂糖11号也是通过南繁育成。

2011年12月，在广西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农业良种海南南繁育种基地(下简称“广西南繁基地”)在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动工建设,2014年底正式建成投入使用,2015年被列入国家南繁核心区建设，为广西现代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据不完全统计，2014—2020年间，入驻单位通过审定或登记品种(个/尾)水稻114个、玉米117个、蔬菜3个、虾45个、其他665个，累计推广面积3 008万hm2，社会增收30.8亿元，授权专利76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515篇，获奖励36项。广西农科院玉米所，自2011年进驻基地工作以来，快速育成桂单0810、桂单162、桂单1125、桂甜糯525等50余个玉米新品种，这些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100万hm2，其中2012年审定过的桂单0810，2017年底分别在广西、贵州、云南、广东以及越南、老挝、马来西亚累计应用推广56万hm2，累计总产量40.96亿kg，累计总产值89.29亿元，为广西的南繁育种和科研工作做出重要贡献。近期，广西农科院甘蔗所在南繁育成的桂糖42号，年推广27万hm2，占广西推广面积40%以上，一改多年以来由台糖品种主导的局面；广西农科院水稻所育成的汕优推99累计推广应用面积超过667万hm2，新育成丰田1 A广西经营权以千万元转让，创国内单一区域水稻品种最高转让价；广西绿海种业有限公司每年在海南等地良种繁制基地267 hm2，2018年在中国(海南三亚)国际水稻论坛获最受喜爱的十大优质稻米品种和获得农业部首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证金奖，并于2018年国庆期间在国家博物馆展览。

除此之外，广西还有数量繁多的蔬菜、玉米、西甜瓜等在海南组配育种或加代繁殖，尤其是每年有2 000 hm2以上的杂交水稻在海南省南繁区制种。广西南繁工作成绩显著，为广西农业用种需求和种子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2 广西南繁基地建设与管理的主要经验

广西南繁基地总占地面积52.88 hm2，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由广西农业科学院代建代管，按照“五个统一“运作原则(即统一租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统筹推进全区(省)南繁工作，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肯定和推荐推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袁纯清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等先后来到基地考察调研。目前，基地经过近10年的建设，已发展成为配套设施较齐全、集科研和成果展示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科研服务平台，面向广西区内科研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种子生产企业等单位开放。主要做法如下：

2.1 基地顶层设计，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7]。本文认为，南繁基地建设是国家战略，我们搞南繁建设就要站在这一高度。

广西南繁基地统一由广西区(省)政府投资建设，面向广西全区(省)农业科研与育种单位开放的综合性公共科研服务平台，实行“五个统一”运行管理，这是我国首个由省级统筹建设的种养综合性多功能南繁科研平台，并开创我国“水产南繁”的先例。广西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但这个组织架构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由区(省)政府统一规划，协调分工，集中统筹整合广西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高效执行，开工就进驻，进而带动全局，实现了重点突破，加快推进广西南繁事业全面发展。

截至2020年11月底，共投入建设资金9 057.50万元，其中30年土地租金2 131.5万元，区(省)政府财政一次付清，改变过去一些育种单位主要靠一年一租或两年一租南繁用地的模式[6]。目前，建成管理服务中心、水田作物繁育区、水产鱼类繁育区、旱地作物繁育区、温室大棚区、良种展示区等五个功能试验区，主要开展水稻、甘蔗、玉米、木薯、水果、蔬菜、罗非鱼等广西特色种养新品种的种质创新、杂交组配、材料加代、繁种制种等科研生产活动[8]。基地建成后，主要面向广西区(省)内科研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种子生产企业等单位开放的公共科研服务平台，有效地解决了广西过去各南繁单位分散不集中，各自为政等局面，统一解决用房、用地、用水、用电及材料安全和转基因监管等问题，让育种工作者把更多的精力聚集在南繁科研上，目前很多企业及科研单位都积极进驻，每年入驻的单位有20余个，课题组有30余个，研究的领域涉及面广，包括种植和养殖两大类，培育一批优秀企事业育种单位，研究力量逐渐增强。

2.2 基地日常管理交由专业团队负责

南繁是种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农作物品种培育过程中发挥着缩短育种年限、加速世代繁育和品种应用等特殊作用，是大多数作物种业科技创新不可替代的基础环节，具有很强的专业性[9]。广西南繁基地由广西区(省)人民政府投资建设，成立南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政策上“统一”南繁工作的宏观协调指导，业务由广西农科院进行代建代管，这与一些南繁单位主要由各省种子站或农业主管厅(局)等统一建设和管理的模式不同，不占编制，管理人员有长期管理科研基地的实践经验，专业团队管理，发挥农科院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专业性，确保设施配套符合南繁单位科研需要，同时基地设施设备日常维护便捷。

2.3 基地运营方式，统筹兼顾 “公益性”与“市场化”模式

南繁基地工作具有公益性和创新性，需要国家扶持，提供稳定的南繁专项经费支持，要着眼长远， 不能以短期盈利为目的，统筹兼顾推进各项工作开展。因此，广西南繁基地在建设及使用过程中，紧紧围绕《南繁规划》精神开展工作[4]，基地平台全部由区(省)人民政府投资建设，地租由区(省)政府负责一次付清，每年广西区(省)政府给予基地一定的维持经费和南繁专项研究经费，统一由广西农业科学院负责日常管理运营，基地管理在编人员工资由广西农科院负责，其他聘用人员工资及基地日常开支从维持经费支出，实验室免费开放，从而确保基地日常工作稳定有序运作，践行国家南繁战略发展,体现南繁基地建设和管理的政府主导性和公益性。同时，部分业务又按市场化运作，收取一定的费用，多用多支、谁用谁付等市场导向，即对入驻基地的企业及科研单位在用地、用房及水电等费用只收取成本费，既可补充一部分运营经费，减轻基地运营经费不足的情况，又能防止转租转包、多占多用等不良现象，从而把更多资源调配给真正需要的单位。目前，广西各入驻单位对基地建设和管理水平都十分满意，南繁科研成果初显，相继培育了兆和种业、青青种业、绿海种业和恒茂种业等广西知名种业企业。

2.4 建立“南繁科技综合体”，积极推进全产业链南繁科研模式

建立“南繁科技综合体”是新形势下开展南繁全产业科研模式的一种尝试，即“南繁科研育种+南繁基地+南繁成果推广”全产业链南繁模式，充分发挥科研、基地、企业三方在科技、人才、市场、基地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利用“产学研推”集成优势，快速实现科技成果就地转化，造福于当地农民百姓，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2011年12月，海南与广西两省区政府签订了《桂琼两省区加强南繁工作合作框架协议》；2021年3月，广西南繁基地与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海南果然果美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南繁科技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等，从而开启了广西南繁融入海南自贸易区经济建设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新征程，稳步推进“生产、科研、示范、推广”全产业链南繁科研模式。近年来，广西农业科学院、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等入驻单位分别在三亚崖城、东方板桥、乐东九所等地联合当地企业及农民合作社，开展“葡萄、甜瓜一年多收”、“无花果标准化种植与示范”和“澳洲龙虾水稻综合种养”等项目示范推广，引导当地农民从单一稻谷的传统耕作到高效益的制种产业和休闲旅游农业上来，创造“和谐南繁”环境[10]。其中，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和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桂优1号”罗氏沼虾科研成果转化协议》，转让交易金额达500万元，是桂、琼两省区实现的首次水产南繁科研成果转化合作。

3 我国南繁建设存在问题

3.1 对《南繁规划》认识落实不到位

南繁基地服务全国，其贡献、重要性和关键性超过国内其他农业园区[9]。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一定要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10]。《南繁规划》已对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上升到国家目标和国家战略高度。

但是，在推进南繁基地建设中仍有个别单位重视不够，政府对基地平台建设资金投入少，没有落实固定维持经费和科研经费，对于基础设施差、服务能力弱、交通不便等问题不急于改善，试验设备、科研生活环境等都不同程度存在滞后，甚至对待进驻条件较好的核心区问题上，仍持观望态度，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和新时代、新形势对南繁基地建设的新要求。再有，一些单位过于强调市场化运作，没有理解建设“服务”平台本质，过于注重平台建设盈利问题，基地建成后以高价方式出租土地、出租房屋和高价代包服务等模式，坐地收钱，偏离南繁“最具公益性“和”国家战略”的本质，造成进驻单位积极性不高，资源浪费等。最后，南繁单位最关心的问题是南繁用地问题[2]，但鉴于南繁基地土地使用没有明确获得国家或地方政府政策上的支持，按照目前海南省土地政策，南繁基地多数配套服务区建设用地性质与实际需求不符，土地获得合法性认可难度大，基地的住宿、大棚、仓库、实验室、科研车间、晒场等都是建立在租用土地上，无建设用地指标，没有办理合规手续，以致新项目推进缓慢，不利于科研活动开展和基地建设。地方应当为南繁基地建设做好配套协调工作。

3.2 各省南繁基地投资、建设、管理等主体不明确

过去，南繁基地建设与管理一直是各育种单位做出的自发活动，现在有了《南繁规划》，政府各部门开始重视起来。但是，现在基地投资大，管理比较复杂，如何统筹推进南繁规划，面临谁建设、谁管理和怎么管等共性问题。目前，主要有三大类主体，一类是由国家主导出资建设南繁核心区或南繁科技城等模式，按产业园区管理模式，面向全国大型企事业单位使用；另一类以各省种子站(局)或农业农村厅代表省一级政府投资，自主管理或委托农科院代建代管模式，面向全省各育种单位开放使用；第三类，由育种单位自投自管，此类一般是各地农业科研单位或大型育种企业。但是，采用哪一种主体更好，更规范，更有利于南繁可持续发展，一些省份正面临选择困惑。

3.3 南繁基地功能定位跟不上时代发展需要

农业科研基地功能定位是整个基地规划建设的基础，是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的起点[11]。《南繁规划》对南繁基地建设定位明确，即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的综合性多功能平台。因此，如何深刻领会好、把握好和贯彻好这些重要指示要求，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统一布局。

但是，人们在分析南繁功能价值时，将关注重点放在对海南光、温等气候资源的利用上，而忽略了南繁科技成果转化辐射功能、产业经济功能、产业服务功能和社会功能等[12-13]。例如，一些南繁基地在规划时还是受到传统思想干扰，在基地规划布局、人才配备、资金配备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单纯围绕服务南繁科研单位进行加代育种等科研活动进行，一个单位一个大院，每年10月来，次年4月关门离开，整个基础设施配套十分简陋，老、旧、破现象还存在。在运营管理上，把科研基地管理理解成“管吃管住”，根本没有能力或无心顾暇开展南繁基地的科研交流、成果转化和南繁产业价值等功能，这与“南繁硅谷”多功能定位不匹配，不符合新时代南繁基地建设的要求。

3.4 基地与地方共建模式没有形成

目前，多数基地没有与地方形成共建模式，南繁无法成为海南省地方农业支柱产业，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基地规模过小，分布分散，人才、设施等配套不全，研究领域狭小，功能定位单一，基本业务都是进行传统南繁加代繁殖，对南繁成果就地转化、延长南繁产业链、扩充南繁研究内容等活动，助推力不足。二是，由于南繁工作特殊性，多数基地投资主体不属于海南管辖，南繁单位各自为政，基地建设规划与地方建设缺乏统筹规划，与当地政府沟通少，与当地产业融合度不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低。同时地方政府，缺乏引导和统筹整合南繁资源的主动性，没有把南繁优势资源开发利用成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如何统筹联动规划与共建，把过去“候鸟”式的南繁人留下来变成金凤凰，筑巢下蛋等，这是当地政府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3.5 基地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世界农业科研基地研究领域越来越向综合性基地发展[14]，新时期南繁基地也是一个集科研、生产、交流、转化的综合性科研平台，需要高水平、高质量的科学管理。一方面，综合性南繁基地最大的缺点就是科研材料保密、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其中材料流失是广大科研人员最为担心的事情；另一方面，随着南繁产业链的延伸，南繁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方向也发生改变，出现了水产南繁、畜禽南繁、中药材南繁等新内容[10]；再有，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南繁活动现已赋予了更多内涵和新的使命，南繁的功能也不断扩大，南繁基地一定要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但是，目前一些南繁单位，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把不适合研究和行政管理的人调去搞基地管理，现场管理人员多为当地农民，管理团队结构松散、年龄偏大、知识老化,缺乏专业基地管理知识，无法组织更高质量管理水平[14]。为此，多单位、多学科的南繁综合研究平台，管理南繁基地大有学问，它增加基地管理难度，需要探讨一套新管理办法去适应南繁基地可持续发展。

4 对我国南繁基地建设的一些建议

4.1 真抓实干，抢抓落实

众所周知，南繁基地建设已是国家战略，是我国南繁基地发展顶层设计和规划建设要求，各单位要大力支持南繁基地建设，在全国或全省形成一个整体，避免碎片化，有效解决同一区域重复布局和产业链覆盖不全等问题[14]。

国家在推进《南繁规划》时，应有明确分工，统筹兼顾推进建设。国家设立专项建设资金，支持国家南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海南省地方政府配套部分资金，建立国家南繁产业聚集区，由专业企业或园区管理局负责运作管理。目前，国家初步在海南省三亚崖州湾建成国家南繁科技城和三亚、乐东县、陵水县三个国家核心区，主要面向国内外大型企事业科研单位。截止2020年11月，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中信农业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已进驻三亚南繁科技城，科技城逐渐发挥了高质量的服务功能。在省一级层面上，上海、浙江、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湖北、四川、贵州等各省区也参照广西南繁基地做法，各个省的南繁基地基础平台统一由省(区)政府投资建设，面向本省企事业科研单位开放。同时，考虑到省一级以下单位在科研力量或规划都是相对弱小，更要注重基地运营服务的“公益性”，保证南繁基地建设与管理高质量发展[14]。

4.2 广西基地做法为例，实行“五个统一”建设模式

以省一级的南繁基地管理建设模式可以借鉴广西南繁做法，实行“五个统一”，建立“南繁科技综合体”，积极推进全产业链南繁科研模式，以解决南繁产业发展中的一些节点和难点问题。即由省一级政府统一投资建设综合性南繁科研平台，由本省综合性科研单位代建代管，相当形成一个小型南繁产业园区，主要面向本省所有涉农企事业单位，形成产业集群，保证南繁管理人员的专业化[4]。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探讨模型，广西南繁在建设之初，在产业布局以及产业规划与地方产业结合方面还比较松散，还没有形成合力，如何发挥“南繁科技综合体”的潜力仍有待探索。

4.3 不断探讨现代管理模式，以适应新时代南繁发展要求

按照国家南繁建设要求和《国家规划》发展战略需要，国家对南繁赋予新任务，多数南繁基地现已表现出综合性特征的功能。最近新建成的三亚崖州湾南繁科技城、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南南繁综合试验基地、上海市南繁基地、江苏省南繁基地、广西南繁基地等，已由过去传统加代繁育单一科学问题设立的南繁试验基地，逐渐向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发展[14]。因此，大型综合性南繁基地管理手段和管理制度，需要从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等多方面入手，大力推动南繁与5 G移动网络技术、AI人脸识别技术、大数据、云技术等高新技术的高度融合方式去管理南繁，特别在受疫情影响，提示我们利用现代5 G移动技术探讨远程办公、远程科研的重要性。同时，积极探讨服务外包管理模式、开展新型服务委托代繁、现代产业园区管理模式、企事业单位代建代管，及政府主导和市场并行等新模式，或者借鉴德国波恩大学的科研基地工作站由教授级别的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团队进行运行和管理[16]，既是工作站研究人员，又负责工作站的管理工作的做法，广西南繁基地也在探讨这个模式之中。总之，南繁是我国育种一个独有的特色，现代综合性南繁基地是新生事物，需要结合南繁特色、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等因素，不断探讨与之相应管理模式。

4.4 加快机制创新，统筹规划全国南繁建设

我国南繁科研单位分布分散、各自为政、互相保守、重复建设、功能单一等问题，不能充分发挥南繁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不利于资源整合与利用，这是南繁多年痛点之一，它需要组建一个新的组织机构去全面管理和协调。

2014年8月海南省南繁管理局设立，并加挂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全国南繁基地终于有一个全面履行南繁基地管理服务机构，在组织协调南繁基地建设和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7]。但是，由于该机构人员少，监管工作量大，应对其赋予一定的权力统筹协调。因此，建议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地方各级政府和各省南繁单位，增强互助共建和合作双赢的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敢于打破原有的体制壁垒，创新协调机制、合作交流机制和激励机制，全面统筹全国南繁规划建设工作，坚决打好“种业翻身仗”，助力乡村振兴，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