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君

孙频是80后青年作家，自2008年开始发表小说起，她已在各类文学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两百万余字，并先后获“赵树理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提名奖”等荣誉。在高产的同时，她的作品也保持着强烈的个人风格，诡谲凌厉的文风和极具特色的女性书写使她在文坛崭露头角，并被认为是80后作家中的“独行者”。

或许因为孙频小说的外在特征已足够鲜明，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学者着重分析孙频作品的叙事模式、修辞手法——这固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孙频小说的风格，但在进入其小说最为精妙的部分时，则收效甚微。读孙频的小说时，令读者惊叹的不只有作家对语言的精准控制，更有其对人物幽微心灵境况的呈现。考察孙频的几部重要中篇小说《乩身》《三人成宴》《东山宴》《无相》《祛魅》等便不难发现，孙频十分擅长捕捉人的精神活动，表现人的物质与精神困境，探讨人的精神救赎；而在表现上述内容时，她又极偏好运用大篇幅直露的性描写，去展现笔下人物的生活境况和心灵底色。可以说，“性”串联起了孙频小说中人物的行动，“性”是考察孙频小说创作十分重要的关键词。

针对孙频小说中的“性”，不同批评者有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呈现出一种极度撕裂的状态：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孙频小说中张扬的性描写与两性关系的建构体现对女性情欲的关注和肯定，作品中的女性“在实现独立人格的基础上，以积极有效的姿态同男性相协调……实现女性主体建构”①杨海天：《“葵花”找寻于“密林中”——80后女性写作的两种姿态》，山东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孙频小说中大量堆砌的性元素体现着一种站在男性视角对女性的客体化凝视，“女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她们“在异化之路上一路狂奔”②杨若蕙:《性别原罪与异化困境中的自我救赎——孙频小说女性人物论》，《名作欣赏》2018年第29期。。以上观点虽有一定合理性，但都将孙频笔下的“女性”与“性”扁平化、简单化了，前者过分夸大了孙频笔下性描写的积极意味，回避了小说中人物的苦涩况味；后者则全然将孙频小说中的性看作男权社会的施压，而对作品中女性的生猛和生命张力避而不谈。

本文认为孙频小说中的性描写背后，交织着更为复杂的内容。孙频笔下的“性”不是雷同的，也不是感官刺激式的文字堆砌，而是往往与其他元素“嫁接”在一起。民俗、宗教与乡野气息，创伤与身份认同，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巨变……它们与性描写交织着，共同构成了孙频文学作品的审美景观。因此，要讨论孙频小说中的性，不宜简单地做一种女性主义或父权视角的判断，而是应该回到具体的小说情境和文本中，厘清交错于其中的复杂症候。

一、解放的性：性别认同与反叛意识

孙频钟情于呈现边缘人细微的情感体验，“彻底全面地描述人物的状态和心灵的种种转折”①吴天舟、金理：《通向天国的阶梯——孙频论》，《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1期。，而这种转折往往与性的发生紧密相扣。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灰色地带的底层人群，或是在时代与社会夹缝中挣扎的知识青年和下岗职工，他们在生活中被伤害、被“阉割”，却始终用追求性或“无性”的方式完成某种身份认同，或对抗周遭所施加的一切。

性是《乩身》中两位主人公的羁绊，也是他们完成自我性别认同的途径。《乩身》中的常英幼年时大病一场致盲，家中亲人只有爷爷，爷爷为了自己走后孙女不受人侵犯，便为常英束胸，给她改名为常勇，让她像男性一样生活。在外人面前被迫扮作男性的常英，无法忽视自己的女性特质，当她面对自己发育的身体时，“本能让她不敢靠爷爷太近”；当爷爷暴躁地要求她站着撒尿时，常英发出了“我本来就是个女的”的呼喊。长久以来，看客们的恶意使常英被“非男非女的皮囊”压迫着。同样，男主人公杨德清也是一个被“阉割”的边缘人，从小无依无靠的他为了讨口饭吃不得不去偷窃，或干一些没人愿意去干的营生；成年后，杨德清将自己无处安放的性欲施加给了一片猪肉，却被人无情地揪出来，杨德清最后的尊严和快感也在其丧失性能力后变成碎片。杨德清在跟踪常英后，对同样处于社会夹缝中的常英产生了同情；而面对杨德清这个不速之客，常英心里除了恐惧，竟然还有“一缕很深很细的喜悦”。面对对方真心的怜悯与关怀，性成了他们在冷漠世界中感受温暖的唯一途径；面对自我身份的困境和不被外界所接受的窘境，性成了自我救赎的方式——在杨德清临死前，一场颇有仪式感的轰轰烈烈的交合使常英终于“成为一个女人”，也使被现实压迫将死的杨德清因为被需要而成为一个男人。

通过性完成身份认同，只是孙频笔下“解放的性”积极方面的其中一维，另一个方面则体现在性的反叛意味中。《祛魅》中的李林燕是困守在偏僻的方山中学的老师，她常年住在学校留给单身教师的窑洞中等待着所谓的“旅美男友”。然而，当虚假的幻梦破灭时，旁人不是用调侃的语气笑话她“怎么还没有国外的男友来接”，就是“交换会心的眼神”。困守在这段感情长达六年的李林燕在“失恋”后一蹶不振，长时间的封闭和自我折磨使她失去了对外界的感觉，直到余有生出现，才打破了僵局。孙频在讲述李林燕和余有生的交往时，十分细致地描写了李林燕的心理活动：对于这位和她有共同语言的、会写诗的男人，李林燕并非卑微地仰慕，而是对这个男人“祛魅”地平视；李林燕愿意和余有生发生关系并同居，并不是出于余有生的魅力，正如李林燕直视自己内心时所想的，在一种“近乎肉感的喜悦中”，她“报复了旅美作家，报复了方山中学的老师们，也报复了这十年时间里的她自己”。《我看过草叶葳蕤》中，失落的小学美术老师李天星在买画具时认识了在百货大楼工作的杨国红，并欣然接受了她的勾引。在这部小说中，李天星是绝对的主角，但孙频不吝笔墨用大量的细节描写了杨国红的境况。在描写李天星和杨国红偷情时，与情欲交缠的是人物对原有生活的无奈情绪，总是喝醉的丈夫、没有共同语言的夫妻生活使杨国红的世界充满晦暗，由此以来，性的发泄和对原有生活的出逃在“不道德”之余反倒象征着一种反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作品中，不论主角性别为何，孙频都毫不避讳地对女性内心的纠葛与情欲加以关注。《祛魅》中的李林燕，在常人眼中是被欺骗被抛弃的失败者、是住在窑洞中慢慢老去的女人，但在孙频的笔下，她却极具反叛的力量：经历过感情挫折的她，不再将男性作为世界的中心，而是直面自己的内心想法，去爱、去接受，甚至去报复；在“文学神圣的时代已经远去”的当下，她依旧只愿欣赏那些相对单纯的、富有诗意的异性，面对周遭的闲言碎语，她丝毫没有妥协，用光明正大的同居应对“好事者们”的冷嘲热讽。《我看过草叶葳蕤》中的杨国红也是如此，在讲述这位已婚女性的偷情时，孙频让作品中的女性直面自身欲望，并且将女性蒸腾的欲望、蓬勃的生命力和对空间的描述紧密结合在一起——与外界阻隔的、充满既定规则的小城往往逼仄、压抑，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杨国红们通过性的方式，在树林里、麦垛里甚至人群中找寻刺激，在反叛中寻求肉体和心灵最大程度的自由。

当然，孙频小说中“解放的性”并不都意味着性的宣泄。十分宝贵的是，孙频赋予其笔下的部分女性袒露自身的自由，也赋予了一部分女性拥有更为小众的性观念的自由。《三人成宴》中的女房东邓亚西，就诠释了多元的性观念的另一维度。都市女性邓亚西因为昔日不愉快的感情生活而性冷淡，当她后来遇到一位自称同样性冷淡且有共同话题的男房客时，邓亚西内心柔软的角落被触碰到了，在日常的相处中，男房客的夸奖使孤独太久的她开心得不知所措；男房客的陪伴使她逐渐适应了两个人的生活；而男房客声称自己“厌恶做爱”更是让邓亚西由衷地感到放心与安全。长此以往，她便产生了结婚的念头，希望借一种无性但共生的相处方式使她从孤独中脱身。然而，在领了结婚证之后，邓亚西却发现“对方承诺的无性婚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对性深恶痛绝的邓亚西最终放弃了这段感情。

在女性主义的观念中，以男性为权力主导的社会通过一种无意识的驯化来加固女性的从属地位，且通过大众传媒等诸多方式的助力，建立起了一种单向度的性别政治。“性”于男性而言，是一种有待获取和享用的东西，而对女性而言，则是一种“有待交付和被赏识的东西”①马藜：《视觉文化下的女性身体叙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回到孙频的小说创作，我们虽无法断言孙频是身处女性主义的立场进行写作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孙频小说中的性描写，打破了主流的秩序和规则——她作品中的女性，不再是待交付的客体，也不再是男权视角下的虚弱陪衬，“性”与“无性”都是其小说中的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通过“性”确认自我、释放自我的常英、李林燕和杨国红，通过“无性”坚守自我的邓亚西，她们的生活虽然充满苦涩，但她们对于性的态度都蕴含着一种解放的意味。

二、升华的性：底层的卑微与崇高的救赎

孙频笔下的性不仅仅包含男女情欲的部分。在欲望书写之余，性在孙频的小说中还具有一种升华的意指，男女之爱，或是单纯的女性身体，都具备了一种跨越道德、身份与年龄的救赎功能。在孙频的笔下，女性一方面卑微到尘埃里，为了追求爱情或满足欲望而无限沉沦；但另一方面，她们又散发着某种环绕着母性光辉和神性色彩的崇高特质，女性的裸体往往让男性发出“所有的妓女和妖女都是佛的化身”的惊叹，女性的阴道被比喻为带来静谧的洞穴，乳房则往往是男性“最终的归宿”。孙频小说中这种被升华的性，重建了女性的神圣，是她笔下那些卑微的女人们最为终极和崇高的价值，这种观念与生态女性主义观念不谋而合。

在1974年出版的《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é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法国学者弗朗西斯·德·奥博纳（Françoise d'Eaubonne）在提出“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时尖锐地指出，女性往往被认为更倾向于自然而受到轻视，对女性的贬低和对自然的贬低可以纳入同一种文化体系。较之更进一步，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苏珊·格里芬在《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中呼吁“重建自然与女人的神圣”①[美]格里芬：《女人与自然》，毛喻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页。，并以这种神圣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来抵抗男性对自然和对女性的征服。那么，如何重建这种神圣呢？生态女性主义指出的路径是“重新发现女神，发现以女性为中心的精神与信仰”，应该“以对母亲女神的崇拜为中心，这位母亲是一切生命形式的源泉和使之再生的女性”②[美]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包含着对女性神圣性的建构和对自然生命力的尊重与维护，这种对女性力量的尊崇直观地体现在生态女性主义选出的“代言人”——大地女神盖亚身上，作为希腊神话中最早出现的原始神，她创造生命，是众神之母。不仅在生态女性主义或西方语境中存在着这种对于地母神的崇拜，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也不乏土地崇拜的例证，“后土神”便是一例。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能被称为地母神的神祇，在其神话体系中都是强力母权的掌握者，她们既具有孕育、呵护的母性能量，能使世界欣欣向荣，亦能容得下死亡，携带着黑暗与混乱的气息。回到孙频的小说便不难发现，那些一边受害、一边承担的女性便是一个个故事中的“地母盖亚”，她们孱弱，却往往蕴含着一种托举的力量；她们低微，却时常迸发出神性的光辉。

在《乩身》中，盲眼的常英只能靠在垃圾堆拣食物维生，是个“再可怜不过的女人”，但是，当她通过气味感知到那些和她一样如同虫豸一般的可怜人时，内心便涌起了悲悯。同被社会抛弃的男主人公杨德清，最初是通过跟踪、偷窥的方式结识了常英，但相处后，常英对他的接纳使他找到了归宿，为了赚钱让两人活下去，他甚至不惜去祭祀仪式上做马裨，表演喷火、穿杖。故事结尾，杨德清拖着垮掉的身躯来到常英面前，而常英则“像母亲一样把他的头抱在怀里”，两人的交合更是含有一种救赎的隐喻，在孙频笔下，杨德清像是“连着母亲子宫的婴儿”，这一刻，他虽已处在弥留之际，但这个曾经被所有人抛弃的男人在常英这里得到了一丝安谧。《无相》中，女大学生于国琴对老教授廖秋良的复杂情感里也处处渗透着这种地母精神，贫困的于国琴受到廖秋良的资助，当她看到年迈的老教授孤单独居时，内心的悲悯竟使她生发出一种超越年龄的仁厚——不是作为后辈对长辈的敬重，而是像对孩子那样的照拂，甚至在老教授想要看于国琴的裸体时，她也劝说自己，“权当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慈悲”。

《祛魅》中，李林燕虽是三次情感经历中的受害者，但在生活的蹉跎下，她完成了从哭泣的“弱女子”到承担一切的“母亲”的身份转换。在第一段恋情中，“旅美作家”称呼李林燕为“我的女孩”，李林燕便拼命给他写诗、写信，在收不到回信的日子里承受着绝望和不安；最后一段恋情刚开始时，李林燕对学生蔡成钢讲述自己十几年来受到的伤害，虽然眼前的少年比李林燕小十五岁，但在他的怀里，李林燕竟然体会到了一种“类似于父爱的东西”。但随着故事的发展便不难看出，蔡成钢只是在感情上短暂地成为了李林燕的慰藉，相反，看似脆弱的李林燕却始终为蔡成钢提供生活的“养分”。为了回报这个少年曾给予的一点温存与真诚，李林燕用自己的工资供养他上大学、留在省城，甚至在结婚后冷静地“原谅”了他的出轨；在面对前来勒索钱财的年轻女孩董萍时，蔡成钢的脆弱和无能展露无遗，只会在李林燕面痛哭和祈求；在这种极端状况下，李林燕却依然决定“帮他最后一次”。此时，李林燕无法用身体或是钱财解决横亘在眼前的难题，她便用自己的最后一丝气力“供养”蔡成钢——她带着斧头砍死了董萍，并准备自己揽下罪责，换蔡成钢光明的前途。在这篇小说中，李林燕的身份是复合的，她是蔡成钢的老师、女友、妻子，但从本质上来说，无私的供养和无尽的承担，让她更像是一位“母亲”；她举起斧头时映在墙上的倒影“硕大、狰狞，虚弱”，这一系列形容词准确地说明了在这段感情中李林燕的特征，用一种舐犊之爱去奋力守护，但同时也因存在过多的母性而迎来自我毁灭的命运——这使原本孱弱的李林燕在故事结尾变得既强大、决绝，又疲惫、枯涸，充满悲剧色彩。

在《东山宴》中，孙频更是彻底地将土地、母亲、性的救赎联系在一起。男孩阿德的母亲早早去世了，奶奶白氏负责照顾失去了母亲的阿德，面对养家糊口、抚养孩子的义务，文中的男性几乎都是逃遁者和缺席者，而以白氏为代表的女性，虽命运多舛却“风骨近于钢铁”。白氏承担了家里的农活，并且用干瘪的乳房安抚阿德，小男孩阿德有智力缺陷，烦躁不安时，只有触摸白氏的乳房才能安静下来，每当此时，他就像从白氏身上长出的“一个巨大而畸形的器官”。母亲生前，阿德便是通过触摸母亲的乳房才能安稳，这种最原始、质朴的安全感让阿德始终在怀念自己的母亲。文中的主人公生活的水暖村闭塞、压抑，让人感受不到希望，因此，在白氏去世之后，阿德便没有了指望，当女孩采采找到阿德时，发现他已经像鸵鸟一样将头扎进坟地把自己闷死了，以死亡的方式去追随母亲和奶奶。

总体而言，孙频小说中的性描写和性暗示虽十分直露，却不显轻浮。她笔下的性和女性蕴含着浓烈的厚重感和承载力，命途多舛的女人们总被生活无情践踏，但她们却依然透着勃勃生机，显得极为孤勇；她们或质朴、或妖邪，但又共同具备着强烈的“母性”。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让孙频笔下的性得以升华——女性和性不再处于男女二元对立的处境中，这种集受难与宽恕、毁灭与救赎于一体的性，甚至染上了宗教的意味。

三、围困的性：小说人物的绝望与作者的“围墙”

当然，孙频小说中“性的书写”并不完全意味着“解放”和生态女性主义语境下近乎神圣的母性，即便只从阅读观感出发，读者也很容易感受到小说的悲凉底色和人物极度的绝望感——孙频笔下的“性”并不完全指向积极和充满力量的一面。可以看到的是，孙频小说中的性描写并不只与人物的具身体验和内心感受相关，它同时也指向了人与外界的关系——主人公们的性与情感、内心的纠葛时时刻刻都与外界环境相勾连。孙频笔下的人们对性无限索取或极度排斥，都采取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而这往往折射着外部现实对人的挤压。可以说，孙频小说中与情感描写和心理描写相伴的，是作者反映现实、书写时代症候的野心。

《乩身》这部小说在作者华丽语言的包装下，始终带有一层神秘色彩，当孙频描写算命、祭祀等场景时，小说甚至具有了一种返古的意味。但在这种“神秘”与“返古”中，作者依然不乏对残酷现实的指涉：常英之所以无法以女人的身份活着、杨德清之所以失去了性能力，几乎都是因为县城里冷漠而又心存恶意的“看客”；而当“看客”们的房屋要被强拆时，面对象征着权力的推土机，他们毫无办法，只能无助地哭着、喊着，同时还不忘把焦虑转移到别人身上。弱者的遭遇令人清晰地感受到个人在巨大的时代车轮下的渺小，而弱者拔刀向更弱者，又让人不免为人性之恶唏嘘不已。《我看过草叶葳蕤》也是如此，与人物情感的发展和歇斯底里的性发泄相伴的还有一条指向现实的线索：县城百货大楼的起落。县城中心的百货大楼曾经骄傲耸立着，那时，售货员杨国红是体面的“公家人”，鲜活而又靓丽，皮肤白净，烫着一头时兴的卷发；但90年代下岗潮的来临残酷地剥夺了她的铁饭碗，改变了她的容貌也改变了她的心境，十几年后，受尽蹉跎的杨国红宛如一个“布满灰尘的文物”。当她在县城等到李天星回来时，两人都已不再年轻，他们一起看昔日最高的百货大楼坍塌，新的高楼即将建起，一代人的伤痕和惆怅呼之欲出。

《祛魅》中，李林燕面对的现实则是自己对文学、爱情的浪漫想象与残酷事实之间的落差。浪漫的想象使她在年轻时因和“旅美作家”的一夜温存开心不已，但回到现实，她面对的却是闭塞环境中人们对女性的恶意，以及“作家的摇篮”这种污名化的称谓。《无相》虽主要围绕于国琴和老教授两人复杂的感情展开，但其中穿插着一条重要线索：于国琴上大学之后常常抬不起头，这与她的故土记忆和在城市受到的冲击有关，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故乡与这里有太多的差别，偏僻的老家甚至十分“合理”地存在着“拉偏套”（女性通过出卖身体养家糊口）这种“古老的营生”，被母亲通过“拉偏套”养大的于国琴，总是无法克服内心的自卑。当然，在孙频的小说中，不只是小城里存在着环境封闭、思想古旧等一系列令人哀叹的现状，大城市里同样存在着诸多问题。《祛魅》中，省城里的女学生董萍放弃道德和已婚的蔡成钢恋爱，想通过恋情留在省城工作；逼蔡成钢离婚不成便敲诈勒索，金钱对人的异化清晰可见；《三人成宴》中，邓亚西宁愿独居是因为之前遇到不少奇葩房客，故弄玄虚的“艺术家”、极度挑剔的浓妆女人、凶悍冷漠的男子，这些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副都市风情画，呈现着城市浮夸、令人生厌的一面。

小说中的人物在被时代无情淘汰、被旁人恶意排挤、被社会冷漠对待的情况下，都由衷地感觉到了孤独与无力。她们无法向外突破自身的困境，只能通过身体去发泄，或通过丰富的内心活动达到一种对自我的审视，于是她们通过性的方式寻求慰藉。而绝望的根源则在于，性不是人生困境的出口。孙频笔下的性描写往往携带着人物的不安，因为这种性尽管具有解放的色彩、救赎的意味，但更多的是包含着一种前现代的直露与蒙昧——故事中的人物处于前现代与现代混杂的交界处，但他们的思想无法领先于时代，因此，在简单粗暴地逃避和反抗了外在现实之后，主人公们又用性和爱将自己围困在另一个闭环里。孙频在小说中描写的是执着、坚强活着的底层小人物，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现实、内心的挣扎与纠葛。在未被启蒙的状态下，人面对无法改变的外在环境，如何疯狂进行抗争，又是何等的绝望，这正是孙频小说的审美价值所在。

通过对性的描写展现小人物的困顿状态和心理折磨是孙频的优长。但不可忽略的是，性的书写也使孙频的创作走入了某种瓶颈。孙频小说的叙事有很强的重复性和相似性，她描写的人物几乎永远是精神彷徨的绝望男女，小说中的每个人几乎都有着悲惨的经历，有时太刻意的渲染使故事的发展脱离了自然逻辑，正如有批评者所言，孙频在写作时“是和世界拧劲似的一步一步把人物往绝望上推，有时候就因为有些过度的编造失去了生活的逻辑性与生活的丰富性”。当苦难和奇情变得雷同，当伤残、疯癫变得无限重复时，作家最初在小说创作中呈现的“惊艳”便会逐渐褪去，无法更深层次地打动读者。其次，孙频在访谈和文章中直言，自己在不断对女性的命运进行探讨，并通过写小说思考女性如何“突围得了自己的牢笼”①孙频：《女性的突围与救赎》，《名作欣赏》2014年第25期。这一问题。作为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作家，孙频具有书写女性处境、探讨女性命运的自觉和能力，她的小说已涉及的女性问题几乎都比较尖锐且有意义，如《三人成宴》中，没有性需求的女性如何获得足够的尊重与精神层面的爱，《祛魅》中，对感情始终抱有幻想的女性是否只能迎来悲剧的结尾……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且颇有价值。但回到具体的小说，女性的困境又仿佛被性的书写草草遮掩甚至淹没了，这就导致孙频虽然有心探讨女性的出路，也书写了女性的解放，但忽略了只注重解放性，是无法给予女性启蒙的出路的。

四、结语

直露和大胆的性描写构成了孙频小说世界的“异色景观”。这种极具个人特色的性书写背后，夹杂着孙频对女性情欲的关注和肯定，对那些“在精神上无路可逃”但行为却异常坚强的女人们的“爱与怜悯”①孙频、谢尚发：《以作家之名：80后、女性、悲悯或其他种种》，《写作》2021年第5期。。与现实相关联，小说中的“性”也体现了主人公们在现实中受挫的处境，折射出了大环境下无助的小人物的救赎与绝望。精准的心理描写和大胆的性书写是孙频小说创作的一大亮点，在未来的创作中，作者如何突破作品模式化的窠臼，如何更加深刻地对女性话题、现实议题进行开掘，无疑值得读者进一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