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汗青 姜 涛

俄耳甫斯地狱回头的神话，千年来成为奥林匹斯山上的一幅镜子般的摩崖石刻，拥有无数仁者见仁的解释。颇为浪漫残忍的一则释义是，俄耳甫斯“是故意失去欧律狄刻，从而把她作为崇高诗意灵感的客体而重新获得”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齐泽克的笑话》，于东兴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他在爱人本能和诗人本能间选择了诗，让欧律狄刻在自己的目光中破碎，从与“我”对立的他者弥散为呼吸中的繁星朝露。这一解读暗喻了一种题外之意：真正的“诗”只有在逝去的时间中，方可被彻底把握。死亡是文学的水落石出。

诗的原貌只可在时间的山高月小中显色。这使一切对当下文学的评判，都呈现出一种顾影自寻的眩晕。局中人失去了“以史为鉴”的加冕，内向的观照便有着一种肉眼反睇肉眼的悖谬。而若试图把这团画中人观画的雾霭溯向更悠远的群山莽莽，撞破一种历史的命中注定、诗与诗史的倾盖如故，所仰赖的必不是稽古考索的牵扯，而是一种蹑步于千丝万缕之上的会心。将臧棣诗歌置于时间横轴上，重访自然这一古老命题时，所抱持的精神与方法，便一如臧棣于诗论中常称许的“汉语知音传统”——一种诗与诗的莫逆于心。

一、“你中有我”的友情式自然观

清平曾言臧棣诗中“明亮的色调，来自他在俗世生活中对植物、山水、饮食等由衷的喜好和依恋。他对生活的爱悦，是博物的，多重的”②清平：《臧棣：万物就很难精确》，《收获》2020年第1期。。诗歌创造与写生采风两种姿态，渲染出一种田园与学院的云水交融。臧棣喜欢用美感为上的语言先对自然进行状物，实现对命名权与解名权的占有。勾线之后再将自我抽象入诗，把科属种的徒众点化为草木的精灵：“而它们/只剩下它们身上这幽蓝/完美得就像刚刚跨越了/我们的深渊的、一个小小的拥抱”（《紫鸢尾入门》）、“以花盆为短裙，以玻璃为南墙，用手指将冬日的阳光慢慢擀进/自己的身体”（《紫罗兰入门》）。

但这只是对臧棣无数物我合一之诗最“踏雪留痕”的一种观照路径。更多时候，感性智性的力量在诗中以阴阳鱼的姿态辗转腾挪，诗人对自然的全部颠倒只余下雪地里衣袂的残影，成为庄生有别于蝴蝶的唯一线索。“在我之前，死已打开过你；在死之后，空虚打开过你；在空虚之后，按海底的逻辑，螃蟹打开过你。在螃蟹之后，时光和影子/又联手多次打开过你”（《海螺协会》），他的诗不是心路与状物的拼靠，而是将情思的盘桓旋进螺纹的深浅，从笔下诞生出一丛丛玲珑的宇宙。

臧棣诗的另一可爱之处，是对风物卷帙浩繁地集纳，于博识和博览中翻起一切在“野”的甘甜与清冽，如他始终赞许的兰波、海子的“行动诗学”。但这一行动在臧棣处，从对生命极限的冲刺，柔化为对生命潜能的养育，对一切丰盈细腻体验的呵护。游记诗在臧棣作品中占比很大，诗人用古诗词小序般直截的态度，把冰岛、敬亭山、扬州、伊斯坦布尔等空间缝纫进自己的生命编年史里。臧棣一切自然诗中“名实”相映的光采与默契，像用古拙韦条联起的异色珠玉。在最朴素的“爱”的渊薮里，搏动着一股无法被已为陈迹的抒情理路所收编的、自然之“情”的力量。

马丁·布伯在他神谕体般无法证伪的《我与你》中，将人与世界的照面分为两类：“我与它”和“我与你”。“与它”的关系中暗涌着物性与异化、分裂及丧我，是将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自戕。而“我与你”式的牵连，则是神性之爱浸沐下的吉光片羽，如金色的飞花，点睛被爱者的道成肉身。这是一种宗教精神，也是艺术在以造世的气魄造梦时必然向世人敞露的怀抱。“我与你”最后被抽绎成了“爱”，以大道不言的精简吞没了全部注脚。西语世界惯于将“爱”的相关言辞拽离尘世，《斐德若》中列序于不同神祇裾下的灵魂，因所慕神性的不同而被赋予迥异的性灵禀赋，亦是遵循此理。“神灵凭附的迷狂我们分为四种：预言的，教仪的，诗歌的，爱情的，每种都由天神主宰”①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51-152页。，人与人——或曰“我与你”的每一段执手与契阔皆须在神的庇翼之下，这是一种哲学精神，亦是诗的高贵信仰之一。如狄尔泰形容荷尔德林的“万在有神论”，“神性的爱的力量‘浇铸生命外壳’……这种神性力量的‘儿子’和‘公开之镜’是人”②[德]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莱辛·歌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胡其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0页。。

臧棣诗中，诗人凝视世界的眼睛，世界向诗絮语的唇音，都被表露为“我与你”，甚至直接纠缠一个成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请向你中有我致意。或者，向你中有我致敬。或者，请你中有我回答/一个我都不配公开回答的问题”（《老本行协会》）、“到自然中去不分你我。到你我之间，不分自然超自然”（《加入寂静丛书》）、“接着，乌鸦的呱叫犹如一种露骨，刺透了漫天的飞雪，邀请你/以及你中有我和颤抖的树枝一起摇滚”（《伯灵顿晨曲入门》）。你与我在诗中乍合乍离，在诗人面前空山般寂兮寥兮的世界里，构出一场场因缘的晴雨。臧棣诗中每一次对物名的沉吟和对地名的召唤，都是一场挣脱了“我与它”挟持的“我与你”的徜徉共舞。

这种对山水的柔情蜜意，和芥子须弥的喁喁私语，甚至会成为一种情诗纹路下的玄言气韵：“思你，想你，甚至思你所想……把你放在我的思想里，你因而是一颗凄美的彗星”（《飞天协会》）——在“我与你”的理论表述里，“你”往往是基督的理念化使节，爱若斯的道成肉身。但臧棣将其剥离了爱欲与艺术间倾心和仰仗的关系，化作了一种古诗人的“相看两不厌”。

敬亭山可为汉语的一道春风扭成的脐带，象征着一种古诗与自然相遇，李白与玉真公主的传说，和现代旅行者闯入自然胸怀的猝不及防：“一旦进展到两不厌，密林的友谊/依然显得很年轻”（《敬亭山入门》）。臧棣直接将这份林泉之情命名为友情，信口道出天机：一切在臧棣自然诗中穿流回环的“我与你”，都不再是它原生时被“爱”眷睐的本意，而成了一种更文人、更平等，更“诗进乎道”的友情。这是汉语诗歌所独具的“知己”跳出字的母体，在空气中散作的无数个“你”——纯粹的知遇关系，无涉占有或从属。尽管哲人开宗明义地点出“人生不是及物动词的囚徒”①[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页。，但爱中的彼我依旧存有主宾之分。而臧棣以友情为至高理想的彼我模式，则是一种主语间的对视——是泉鱼放弃水沫间的安慰与沉沦，“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写作是一个不及物动词”②转引自：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这是臧棣讨论后朦胧诗时援引的罗兰·巴特之语。但在此类表述中，爱与写作的行动不及物却“及神”。当自然之爱成为一个“及神动词”，权力元素便由是而生。爱潜藏着情的偏倚和道的亏欠，即《庄子》所谓的“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诗人曾叹惋的爱与诗的互相辜负：“因为爱你虚度过我的诗，因为诗你虚度我的爱”（《青烟丛书》）。在苏格拉底门徒一篇篇对爱若斯的赞颂中，“爱”成为一种迷狂而平衡的崖岸之舞。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道之性情所蕴含的疏离与成全，也是诗人与山水自然最冲和的“举案齐眉”、若即若离。

过往对臧棣的论述，更多关注语言策略、修辞术对新诗边界的开拓、智慧情感的角力等理论化命题。尽管臧棣曾多次言及，美感方为一切诗歌、艺术的画龙点睛，更丰富的美感直接等于更辽阔的生命。但大多数评论，似乎都搁置了最本质、最直指人心的美感论。臧棣诗是轻灵妩媚的——这是一个诗进驻现代性钢铁神庙和学术论文后暌违许久的感触。“轻”在卡尔维诺口中是“我尤其希望我已证明存在着一种叫做深思之轻的东西，一如我们都知道存在着轻浮之轻。事实上，深思之轻可以使轻浮显得沉闷和沉重”③[意]伊塔诺·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姜涛亦称赞臧棣诗的轻逸，而追轻逐逸的年轻诗人常因缺乏举重若轻之笔力，最终沦为“轻佻”④姜涛：《“每骄傲一次，就完美一小会”——论臧棣》，《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臧棣纵笔挑起的轻重，是“安静的春夜。星星的镣铐/婉转在紫薇的花影中。碧绿的唯心论/将心声改编成一张纱网”（《创世纪丛书》）——全句用的都是重工刺绣的修辞，绣的却是清水芙蓉。每个字都挣脱了口语陈词的枷锁，蝶变为了语言与体验的新生命。

这些以弹指千钧之力脱身的字句，并未如七宝楼台般摇摇欲坠，而是轻灵地“婉转”在汉语之中。“灵”不唯是一种诗风，更成为臧棣诗的一种泛灵论自然观，是无数摘叶飞花的灵感，为现代汉语集成的一卷卷蝴蝶装的史诗。“妩媚”在臧棣诗中则体现为一种汉语自生自为的顾盼生姿。将本质之美袒露到近乎危险的境地，却成为词中最融洽、最友爱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词人与青山互投以青眼，诗人则同棣棠、连翘达成了一个个亲昵的约定，成为一种溶化一切你我壁垒的“诗歌友谊学”：“你租用了/一棵海棠的时间。所以，你需要每天给我浇一次水”。（《诗歌友谊学》）

臧棣有一种“对友情的至高敬意和信赖”⑤清平：《臧棣：万物就很难精确》，《收获》2020年第1期。，清平这一评价着眼于诗人，至于诗歌，则是“诗的最高的政治在于创造一种友谊。将词语的创造点化为语言的友谊”⑥臧棣：《骑手与豆浆：臧棣集1991-2014》，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383页。。在诗的关系里，友情意味着倾慕而不倾倒，沉浸却不沉醉，着迷但不迷狂的中和，是爱欲最高超的形式：“对诗而言，神秘的友谊/才是最根本的。而你，一个足以让语言产生美丽的矛盾的人，是这友谊的一部分。我像信任一束紫罗兰那样信任你……”（《人间烟火协会》）

二、“反自然”的诗意生成

作为一位西渡口中的“源头性诗人”，臧棣有着对语言强大且灵巧的“发明”能力。臧棣极钟爱兰波，但两人的诗歌质性之别却有如日月。这种时空璧合般的交会，根源于一种重塑语言的“源头性”共识，一种大诗人间的秘密誓言。“A黑，E白，I红，O绿，U蓝：元音，终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身世”①《元音》，[法]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养育于字母文字的兰波，对语言的造物式野心从元音这一法语原子入手。而汉语诗人面对永远百废待兴的语言世界，不是聚沙成塔，而是集木成林，是一切生命最细微、最柔韧血脉筋骨的勾丝扯缕。臧棣以《捕鲸日记》为当代鲲鹏神话：“我忘掉了我的身体，也不妨说，我丢失了/我的身体……我的眼睛是突然变成一片大海的/我的皮肤上一对鲸鱼。”

鲸的呼吸与潜游被诗人喻之为“还没有被写出的诗”和“已经写出的诗歌的反面”——这是臧棣对自我诗歌和现代汉诗的隐喻：一种洪渊的陌生化、跋涉始终的朝圣感，以及在悖论中炼锻新生的破碎圆融。诗人于荒诞中温柔地点铁成金，寻找锈上的花蕾、冢边的新叶，和故纸折出的飞起的千纸鹤。臧棣自然诗不仅是对物质自然的呵护与致敬，更是不断成全、返回一种“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之境。整体观之，臧棣的诗都透着股秋月水晶帘式的温润剔透。但这并非对古之情韵与旧诗步律简单的重章复沓，他的宛转流丽之中，时时可见语言的冰裂纹。

臧棣诗艺始终据于先锋性的前沿。最明显的是他诗行间意味奇崛的停顿、关联词与虚词大量入诗的信手拈来，甚至是句间隔字如隔空的断裂与顶针，构成一个现代语言星辰错置的宇宙。臧棣是个立场鲜明且姿态高贵的语言本体论者。尽管海德格尔曾引诗人之言道“语言破碎处，无物可存在”②[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8页。，但臧棣显然在有意在汉语的自洽感中制造罅隙，再将破碎处的犬牙差互重新粘合，从而塑形更苏醒了汉语诗歌弹性的身体。

臧棣喜欢在无标点处分行，毫不造作地营造出灵活轻巧的现代“半逗律”。这种未必逗于“半”途的沉吟顿挫之感，以修短错落的新诗体，取代了务须谨重整饬的“建筑美”。恍若口语的白话因格式上的“反自然”获得了刺痛般的新生。如在从校园日常的琐屑流水中，一次次蓦然断裂出死亡之荒谬沉重的《戈麦》：“席间，只有韩毓海穿着消闲的/短裤，使夏天准确地服务于人体”、“它犹如两位艺匠之间的一个秘密，放置在一座完全由记忆做成的/棺木中。这之后，是我们深入/一座寂静的机关大楼/通宵/”——臧棣几乎无一诗例外的标志性停顿，成就了一种于庸常中桀骜不驯的抑扬。

这种“反自然”灵光不唯发生于文字的比肩继踵间，更张弛于词语内部的身世隐秘中。诗人很多作品都在借不同意象、情愫，以魔术师般如兰如影的手法，言说着自我与汉语的关系，以及汉语内部种种血脉相连的偶然与必然。“从我身体里借走的东西，我并不想语言再归还给我。结束时，窗外的雨声表明，淅沥谐音洗礼，本身就已是很好的礼物”（《影子博物馆丛书》）——臧棣常为有我之诗，但这一有我之境并非王国维所论之“情动于中”的投注，而是被羁绊所确证的肉身。现于其中的不是诗人的情感，而是诗人的宿命，甚至是诗人的诅咒。这是一种语言的背负，是臧棣在汉语悠悠绵绵的逍遥与滋养中，引入的“不合时宜”的西方文学精神——神谕式诗人使命，对语言的献祭，宛如为“万古愁”注入了悲怆。诗人对语言的甦生，更多是形音义的熠熠生辉。“淅沥”与“洗礼”谐音所带来的美感和澄明，从母语的偶然中忽地萌生出的清冽圣洁感；“世界的原样/原来竟谐音飞走的鸳鸯”（《向晚学入门》）更是典型臧棣式举重若轻、点石成蝶的诗哲之笔。

这种由谐音、形似、构词而创生的巧思，不仅化作诗中满天星般的美感，更成为诗歌本身。如那把被多次解读的著名的“芹菜的琴”，语言的音似被顺势冥思作了事物的形似，进而演绎为了宇宙于冥昭蒙闇中的神似，成了对星陨最碧绿而纤细的一次撬动。植物的别名也会被他洞悉为“牵牛花和喇叭花的区别”“牵牛花和你的区别”“牵牛花和牛的区别”（《喇叭花协会》），生命的奥秘便在语言碎裂处，不可思议地粘合回了自然的完璧。如果说，张枣的“一生中后悔的事”与“梅花落了下来”可能只是无意识地触及了“梅”与“悔”字形上的天机；那臧棣作诗，就是对天机反复的把玩与勘破。从追忆与追逐的区别、时间与时光的脱节，到悠悠与幽幽两个词在汉语中所唤起的不同的白云、炊烟和鸟群。从《庄子》到所有以古希腊为最高理想与怀缅的哲学，自然都被勾画成一种“知”的未然状态——它是天地间的混沌未凿，是语言中的“星空就是人们能走的和即将要走的路的地图”①[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而臧棣对诗的刻画，不仅无畏于“知”的穿凿，更是就势在“知”的七窍上雕刻别有洞天。

按照“自然”的逻辑，自然诗应遵顺水推舟的韵调，而不该循逆水涉江的路径。但正如波德莱尔所言，一切古典艺术的生动妩媚之处，都在于古代中的现代。而现代艺术家若荒废了现代中的现代，仍徒劳媚迎古代中的现代，便“势必要跌进一种抽象的、不可确定的美的虚无之中，这种美就像原罪之前的唯一的女人的那种美一样”②[法]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臧棣作诗便总是高调地回身于自然的古风古意，然后在数度辗转之后，蓦然于另一座高山仰止之上，与自然之混沌遥遥相望。形式不是内容之皮毛，它是内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词语本身就‘可以是’那个保持物之为物、并且与物之为物发生关系的东西；作为这样一个发生关系的东西，词语就可以是：关系本身”③[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9页。——当诗人对语言之腠理析离、拆解时，这不是装饰性的浮光掠影，它本身就是对精神科学的伤筋动骨。诗人在语言自毁的边缘上，用诗的反动为母语重塑了莲藕的肉身。

这种对自然状态有意识的“损伤”，就语言而言，近于母语与翻译之间缠绵扞格的关系。本雅明曾把译作者的任务描述为与原作一起共同释读“纯粹语言”的存在。臧棣亦称“写诗，就是翻译在行动”④臧棣：《骑手与豆浆：臧棣集1991-2014》，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383页。。本雅明曾言“哲学没有自己的缪斯，译作也没有”⑤[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9页。。尽管他把这一观点赠予了“矫情的艺术家”，但他并未否认，缪斯确乃母语中的女神。而臧棣作为母语文学一手养育而成的正统学院派，他并不面临缪斯之存亡得失的关系问题，他参与的是汉语缪斯间的江山易主。这种古老文艺自我革剔的精神，恰如臧棣诗中的“我们写诗，无非是学会/在睁大的眼睛里闭上眼睛。或者更激进的，其实是要学会/在闭上的眼睛里闭上眼睛”（《人在绵阳》）——他对诗艺数十年的极深研几，是给汉诗以浴火重生的锤炼，让母语在历史的九死一生中，再度梦回自然那双清澈的眼睛。臧棣常言诗只对上帝负责：“只有诗依然在继续发明上帝。”⑥臧棣：《骑手与豆浆：臧棣集1991-2014》，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381页。缪斯在母语内部被不断译介着，成为诗人酝酿的一场“神权”内部的革命，而诗人在这场风暴只“受命于天”。

生于古典的日落之后，臧棣不可避免地要涉足所谓现代性的雾霭之地。“现代时代……忠实于其起源，是一种持续的脱离，一种永无止境的分裂”①[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5页。，诉诸语言，则是一种并不罕见的作者弑父姿态，一种对自然刻意的拗反。在遍地的现代性六亲不认里，诗人对“母语”的轻唤，有一种呢喃童年乳名的意味：“突然之间，我觉得，我欠母语的/要多于我的诗欠异乡夜雨的”（《领事馆之夜入门》）——结合里尔克的著名论断：作家要与自己、与所处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与母语保持敌意。这种“古老的敌意”被众多当代诗人借渡入汉语之中，几乎要被尊为一种“现代诗教”。而臧棣却直言，他对母语怀有“欠意”而非敌意——这是一种身体发肤受之于斯的永恒亏欠，是所有血缘相似者可直接心领神会的沉入骨血的深爱。在他的诗里，母语足与“天地君亲师”并列。或者说，母语本就是“天地君亲师”更亲昵、更温热的本名。

三、“与古为徒”的文学史姿态

诗人为母语所贡献的圆融、奇峭与悖谬，在臧棣“讲述话语的年代”中，直接具有为现代汉语这一历史的“孽子”确立合法性的意义。“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②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这是臧棣为现代汉诗之古典身世作出的判断。他亦坦言自己早期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最大，冯至则是他师法尤多的现代诗人。而孙玉石在梳理现代中国象征派及现代主义文学脉络时，将其与中国文人深谙入骨的抒情传统做了明确的区分，称之为一种“更注重或暗示或烘托的较为隐蓄的传达方式，代替了陈述式或喷发式的抒情模式……模糊了文字意义而隐曲地传达意境”③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从这一点上，可以说，现代汉语于出走后自立门户的底气，确乎源于在异国外语中的如鱼得水、柳暗花明。

正如本雅明说年轻的普鲁斯特“与19世纪互诉衷肠”——时代也会天真而琐碎地误入歧途④[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9-220页。，将战争革命、阶层激荡沉淀为甜点与椴花茶、圣日尔曼大街的阳伞。在未来回望的文学史中，臧棣亦可能成为某种与汉语的21世纪互诉衷肠的诗人。怀着这样一种历史因缘感，以如是一位于21世纪创作日趋盛年的诗人为媒介，重审汉诗中落木萧萧的自然、旧瓶新酒后的传统，便不只是一种诗歌史的考镜源流之举，而更近乎哲学上的返乡：“我总是在回家的路上，寻找我父亲的老宅。”⑤语出诺瓦利斯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转引自[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在世纪的百废待兴中，诗的命运目送了古与今的狭路相逢、新与旧的灞陵伤别。臧棣亦多次言到这种诗的荷戟独彷徨，与彷徨处的离离生机：苏东坡在汉语出口的位置，而现代汉诗中“每个人几乎都处在开始的位置上；更糟糕的，我们并不知道出口在那里/也许出口就在附近，但灯下太黑了”⑥臧棣：《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1页。。诗人会承认汉语的彷徨，甚至是汉语的仓皇，但他拒绝肯定当代诗的危机：“对当代诗来说，我们还处于巨大的诗歌机遇之中，我们还远远没有穷尽新诗的可能性。所谓当代史的危机，在我看来，一半是庸人自扰，一半是杞人忧天。”⑦臧棣：《诗道鳟燕》，《骑手与豆浆：臧棣集1991-2014》，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365页。

诗接继了思乡这一哲学的本质。在反身识途的程中，修辞成为一种语言的胎记，成为汉语度过漫漫岁月依旧得以相认的不灭的掌纹。“一切语言从一开始就是修辞性的。语言按本义的即指称性的用法，不过是忘记语言隐喻的‘根’之后产生的幻想”①[美]希利斯·米勒《传统与差异》，转引自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66页。。诗不是柏拉图的口中对理念的邯郸学步、对世界的鹦鹉学舌，它是开启并推动日月叠璧、天道周星的一句“太初有言”的唇语。而修辞之于语言，更是理由中的理由、心脏中的心脏。修辞不是世界的草长莺飞，修辞是世界的春天：“世界——尤其是与知识有关的部分——是由修辞构成的。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话语使这个世界成为我们所见的样子。”②[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修辞中藏匿着汉语的成长史，以及一切“成长”本质都是童年的永恒轮回这一惊人之秘。

卸去术语，回归最古老而真诚的修辞技艺，将属诗的归还于诗，则会发现：文学从无所谓失而复得。语言之自然始终静穆地栖居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以“已然”之姿默对一切“所以然”的诘问。如臧棣《秘密语言学丛书》中写的：“语言的秘密，秘密地反映在诗中……你曾困惑于语言的器官不够鲜明，现在，它们生动得就像你没有做过的一种爱。”

辞采华茂是文学的基本功。臧棣诗歌的根基骨鲠便源于这种本质性的辞采华茂。这是一种语言的高度丰饶与鲜妍，修辞术的俯拾即是、与物为春。尽管臧棣在多年的自我更新与成长中，日渐锤炼一种“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平淡深静，但“清词丽句必为邻”是一种更为扎实的美的本能，它不可收敛，不时从诗中迸射出青春神话的光艳。臧棣诗歌在声色气味上都是随物赋形的。诗人往往依据所赋之境，即时即景地调整语言质感，或清脆、或软糯、或铿锵的种种音韵“应诗而生”，成为格律退场后新的唇吻遒会。而臧棣诗中的画面，亦有设色深浅，随体诘诎——他能根据精神的质性，将诗统一于不同的色系，成为一首首幽蓝色、碧红色、芳草萋萋色的诗。“所以，说诗像盐/意思就是生活的苦痛/正被蝴蝶的小炒勺/在碧红的海棠树下颠了好几下”（《量子诗学入门》）的色调是一种写法，冠蓝鸦、鼠尾草、绣球花所寓言出的逼人灵气又是另一种着色。但这种才气诗情的裸露，在臧棣智与知的收束下，彻底可能的辞藻滥溢绝缘而化成了一种语言根底处的清丽芊眠。

汉语古典在美学与修辞上达成了与诗的冥会于心，而不仅仅是采撷之物、引证之源。它是在意象中千年永驻、搏动不息的自然，而臧棣的创作更是对诗之原教旨的一次“文艺复兴”。他对自然的纵身退入，不是所谓的“第三代对英雄的解构和向日常的跌堕”，而是重拾兴观群怨之外尚可“多识草木虫鱼鸟兽之名”的最古老至诚的诗艺之本。他跨过了古诗遗产的汗牛充栋，径直思接“思无邪”的一言以蔽。

臧棣诗中的大量修辞、意味与情韵，都浸晕着一种母语者永远似曾相识的自然纯真、古意天成。它们似乎脱胎自一首诗，又似乎脱胎自每一首诗，或者它们其实就脱胎自汉语本身。“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见证人——因为除了陶渊明的菊花，我确实没见过别的菊花”（《世界诗人日丛书》），这是诗人为“世界诗人日”所作的自白。隐士的花瓣撩动了诗人无意识深处“汉语诗人”的身份认同，从而轻轻证伪了“世界诗人”这个命题。一个“陶渊明”影响的不是诗人的读书笔记，他影响的是诗人辨认世界的眼睛。如维特根斯坦那个著名观点：是语言在说人，而非人说语言。当诗人写南山的时候，无人知晓他是否在用文字眺望东篱：“山风借道春风，在我们伸手/去把握假寐的蝴蝶之前，就已将命运的形状吹出”（《南山入门》），但母语读者会用本能替诗人“悠然”。恰似雪莱所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首被遗弃了的循环诗的陈迹”③[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页。。臧棣便是在用影子的缥缈次韵古人，但这不是对“被遗弃”者的循环，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着的山重水复。

亦如那首“它不担心你去过巴黎，会误解它的风貌”的《红磨坊入门》，以汉语质感下静中生奇的田园想象，涤祛了歌舞香艳的脂污，成为了一首韵脚潺潺的牧歌。《白莲入门》把“江南可采莲”的动作以手臂为延展，勾连起中国哲学滥觞处的“物化”命题：“梦之舟已准备好，但你害怕划着划着，原本只是/暂时替代击水的木浆的/手臂会无法再变回来……”书斋味的哲思，被诗人以《西洲曲》般的节奏款款道出。除此，臧棣更是优美而大胆地在诗歌中使用“蝴蝶”——汉语中的蝴蝶。在汉诗中使用蝴蝶，本就是对“伟大的传统”的一种挑拨：“各种化身朴素于你中有我，就好像我睡觉的时候，蝴蝶在小溪边梦见我。十一月的草丛中，竟然真的有蝴蝶/飞吻着奇妙的北纬36度。”（《小挽歌丛书》）

而臧棣的《小挽歌丛书》，其解读空间与不可解的留白又远超于这则庄生寓言。古典韵味与现代意象，不可凑泊地凝作了一短章的玲珑剔透。诗人以赞歌挽歌相融汇的“幸福的二元意志”，“无尽地回归太初，回归最初的幸福”①[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8页。。诗的语言透彻如秋水，见底而又深邃。而任何“空前”的概念与思想，往往都有将一切后学者逼为腐朽的“绝后”能力。可诗人以清丽缜密的处理化腐朽为神奇，迎着巨大而伟大的“影响的焦虑”，浅笑着栖身为了汉语的“秘密继承人”：“致牛头，致白马非马……致如花似玉，致苍天在上，致游戏的人……”（《秘密继承人丛书》）

而继承人臧棣的秘密就在于：他继承的不仅是语言，更是语感。语言是明灭有时、方生方死的，语感是刻骨铭心、亘古亘今的。语感使诗人不必沦为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所悲哀的那个历史中的小孩——在过去与未来的墙间嬉戏，突然间学会了“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甫一出生便已衰老。语感筛去了典故遗物，使人直面文学精神的大道至简。如在“自然”之中迅速掠过草木学的春花秋月，直握“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长地久。臧棣诗作及诗论都罕见一种时代或文学史的压力感，如他对张枣说的，“所谓代表作是文学史下的套”。这种写作态度，像对时间“今之学者为人”胁迫的一扭头，回返诗艺最原初的“古之学者为己”。

这种自然无忧的诗歌精神，使语言的每一次“被运用”都具有“被创造”的滋味与张力。它直视又无视书与理的浩如烟海，为汉语勾勒新的“羚羊挂角”。“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边铭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诗人总是被一个声音所困扰，他的一切诗句必须与这个声音相协调。”②马尔罗（Malraux）语，转引自[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但对历史断崖上的诗人而言，这种声音不是阴魂不散的耳语，而是堪与自然对谈的天分，如兰波口中的通灵者、基尔克果说的“愿意努力工作者创造出他的父亲”。永远地在词语中忘记词语，直面夐绝的宇宙精神，“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③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闻一多所盛赞的初唐文学气魄，不单是宫体诗的自赎，更是历朝大诗人在面临高峰性文学成就的教化与钳制时，迎难而生的独步。

臧棣不断验证着“形似”诗学早已寿终正寝，而“神似”之诗则方兴未艾。他常在诗中写雪，如《新雪丛书》《初雪简史》《雪白的舞伴丛书》。它们不仅切中自然周期，更以圣洁可爱的姿势，成为了某种对文学史早春的寓言。如上篇什中，诗人著手成春的态度，好像世界从未化过雪一样。他真正地捻起了司空图写意的“自然”之境，“如逢花开，如瞻岁新……幽人空山，过雨采蘋”：“我会跟随云的影子，将你的影子/扑倒在风的影子里。”（《下雪的时候我是你的猎人》）在这样流风回雪的诗句里，思考“我与你”之间是爱欲还是友谊已不再具有意义。它成为一种童年的、童话的自然之爱，“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①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页。。此等天真的口吻，时常令人讶异地流转于臧棣日益平静老练的诗歌语言中：“更要雪白得/像是出自一种神秘的义务……那嚓嚓的响动/离雪白的心跳越来越近，下手越来越重：我的白耳朵/被铲掉了一半……”顾城被称为“童话诗人”，臧棣笔涉童话却不唯童话。他与顾城间的“隔代”，和他始终不停更新、精进的文学生命，使诗从“爱上层楼”的童话，成长为了“天凉好个秋”的童话。诗人让诗回归了最原初的天真。

这种“童话”，是臧棣会直接以“我”的身份代雪立言：“但我更想/分辨的是，雪白是我的睡眠，雪，是我偶然才会用到的身体。”（《假如坠落也可以是轻盈的简史》）海德格尔曾把特拉克尔的《冬夜》作为解密语言哲学的题眼：“这种命名并不是分贴标签，运用词语，而是召唤入词语之中……唤向何方呢？向远处，在那里被召唤者作为尚不在场者而逗留。”②[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页。这是一种德意志式哲学召唤，而非以诗注诗。同样的诗中之雪、雪中之诗，在臧棣笔下，则是更纯粹、更雪白的诗歌举动。结尾处的灵巧空寂，是一首诗对一千首诗的召唤、一场诗对一千年诗的召唤。它召唤来了千年来所有在汉语中落过的雪花——在唐诗中落过的雪花，在“杨柳依依”的背面落过的雪花。他唤醒了最旷远的文学史记忆，又旋而将诗送入更加冥漠的未来，“着迷的一瞬间，契合于诗中永恒的告别”③[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4页。。

从学院或学统的角度而言，臧棣的文学身世，有着某种“北大嫡子”的意味。这种身份意识暗涌于北大人之间，成为一种缄秘却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在这样一所中国新诗与新文学发生的地方，甚至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文化命运发生的地方，这样的身世，尤其意味着一种汉语的使命——往古来今的使命，历久弥新的使命。臧棣以长期而常新的写作回答了一个极其现代，但其实更古代的问题：诗人终究还是不能自杀的。诗人自杀，是一种令母语晚年丧子的残忍。“我暗恋着不朽，并知道选择的奥秘/只涉及有和无，而同多和少无关/我承认我一生最大的过错在于/对青春，这唯一的知识，忍不住说过‘再来一回’”——写作《咏荆轲》的臧棣格外肖似“当代陶渊明”，不仅因为诗名相同，更因为这都是他们清虚静穆的诗歌主流中，少有的怒目金刚之作。诗人在青春告罄的门槛上，迎着青春的死亡，罕见地吐露了对不朽的感情：暗恋。“黑暗在飘飞”复沓在诗中，回旋成诗人共同面对的汉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历史与文学常会以私心的方式，托孤于伟大的诗篇，那是“一个巨人穿过时间的荒原向另一个巨人的呼唤……崇高的精神谈话继续着，从未被那些在他们之间爬来爬去、放任喧嚣的侏儒们所打断”④[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对汉语而言，恰如臧棣所预言的：“汉语已有了最可能的花朵。没错，芳香可以历史了。”（《一生中最美好的瞬间协会》）

四、结语

对臧棣诗歌“自然”概念或诗学观的探讨，是一个由博物学“结晶”为哲学、自形而下自然“螺旋”至形而上的过程。作为一个产量极丰、对1990年代以来当代诗“日常性”有着深刻参与的诗人，臧棣诗歌浓郁、丰沛的“自然”气息，首先表现为对“草木鸟兽虫鱼”等物什超乎寻常的关爱。但这种人对自然的观照与深情，并非占有式的、爱欲或凝视的，而是一种中国古典式的友谊和知己之情。这种平等又亲切的关系，常化为诗人笔下一番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

但就语言内部的肌理而言，臧棣的诗歌艺术又并非一团“自然”的。断句、谐音、字形、翻译意识和“元诗”观念的渗入，使他的诗歌充满了反传统、反自然的异质性因素。然而恰恰是这种语言内里的拗反甚至悖谬，使他的诗歌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生命力。这种可与母语及传统血脉相连的“创造性自然”，诞生于最微末精细的诗歌技艺，但最后却在反复的锤打、描摹、一唱三叹中，接榫、感召起了最古老、深邃的诗歌“记忆”和文学史传统。这种对“自然”的反转、对视与传承，不仅是一位诗人隐秘雕龙或屠龙的技艺，亦应成为一种更广阔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写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