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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的文化景观思想探析*

2022-11-18李志明柴洋波

关键词:文化景观杰克逊乡土

李志明,刘 畅,柴洋波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1909—1996)是美国杰出的文化景观思想家、文化地理学家、文学家和出版家,被誉为“美国文化景观的先驱、美国乡土景观之父”[1-2],他见证和推动了美国文化景观学术领域的孕育和长足发展。[3-4]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保护》杂志评价道:杰克逊是第一位解释文化和自然是如何在时间的流逝中共同塑造美国本土景观的人。杰克逊的文化景观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发现了以往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景观之美,通过杂志、演讲和书籍等方式将日常景观之美向普通的美国民众及专家学者进行了普及;二是发起了对文化地理学和文化景观理论的反思、批判与研讨,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对乡土景观的保护。他的思想遗产影响了几代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建筑学和人文地理学者,对我国近年来的文化景观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笔者试图探析杰克逊文化景观思想的形成背景与发展历程,深入解读其文化景观思想的丰富内涵,阐述其思想遗产的历史性贡献,为中国的风景园林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一、杰克逊文化景观思想的形成背景与发展历程

时代变革与生活体验共同作用于杰克逊,使其形成了极具开创性的文化景观思想。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矛盾和二战时期的军事景观使其思想茁壮成长,后续他创办的学术期刊与开创的景观教育事业促使其文化景观思想走向成熟。

(一)学生时代——文化景观思想的启蒙

1909年9月,杰克逊出生于法国第纳尔,1923—1928年他在美国与欧洲的学校完成基础教育。杰克逊善于用素描记录旅行时看到的风景(图1),在游历欧洲与玛雅遗址过程中,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景使他对景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大学时代杰克逊受到了导师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①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国保守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举鼎人物。杰克逊研习了巴比特的哈佛课程及其著作《卢梭和浪漫主义》,认为“自然崇拜不可取”。参见参考文献[44],第2页。与惠特尔西(Derwent Whittlesey)②Derwent Whittlesey(1890—1956),美国地理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期间,杰克逊在其课程影响下接触到了地理学和历史研究方法。杰克逊在之后的教学生涯中认为“惠特尔西的全部课程都是不证自明的”。参见参考文献[4],第3页。的深刻影响。巴比特是著名的保守派文学批评家,杰克逊继承了他反对浪漫主义的一贯态度。大学期间,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衰落》一书中关于乡村景观如何反映当地居民文化的论述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5]后来,杰克逊曾回忆到该书中文化的多元结合及“景观反映文化”这一观点,给予当时的他醍醐灌顶的启迪。[6]

图1 杰克逊旅行时所作的风景画③图1来源于参考文献[33],第56页。

1931 年杰克逊当选《哈佛倡导者》(The Harvard Advocate)杂志的编辑董事,这为他后来创办杂志积累了经验。他在该杂志发表了《我们的建筑师发现了卢梭》(“Our Architects Discover Rousseau”)一文,尖锐地批评了现代主义建筑,他认为20世纪的商业文化是自私和无情的,并且浪漫主义是欣赏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想根源。[7-8]1933年,杰克逊又在麻省理工学院研习了一年的建筑、写作、绘画等课程。年轻的杰克逊接受的是贵族教育,他追求的所谓的“高雅”文化与斯宾格勒描绘的乡村景观形成了认知偏差;巴洛克风格与现代主义形成了审美矛盾,这促使他独树一帜地看待与思考景观问题。

(二)军事景观——对景观的进一步思考

军旅生涯以及他与人文地理的邂逅则成为杰克逊文化景观思想成长的沃土。1940—1945 年杰克逊参加了二战,成为盟军情报官员。1944 年,杰克逊随军登陆法国诺曼底,他通过审问战俘、研究军事航片和收集当地的地理课本、导游手册、明信片来获取军事情报。[9-10]通过军事性解译,杰克逊置身于一种景观幻想之中:透过战争的硝烟与废墟,他看到了独特的军事景观,人人军衔分明,在具有特定边界的空间中活动,呈现出秩序和理性的特点。杰克逊称这段经历是他第一次真正认识景观,以军事和人的视角去阅读景观,通过分析航片发现新的人地关系。[11]13杰克逊研读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家德方丹(Pierre Deffontaines)①Pierre Deffontaines(1894—1978),法国区域历史地理学家。他的著作《人与森林》(L'homme et la forêt)论述了森林在农业、经济、工业、生物等方面与人的亲密关系。、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②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法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主要从事区域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研究,反对环境决定论。和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③Albert Demangeon(1872—1940),法国人文地理学先驱、作家。等学者的著作。其中,1930 年代由德方丹编辑、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发行的一套系统阐述法国人文地理学的系列丛书极大地启发了杰克逊,使他产生了最初的景观概念,即景观是一个有着空间组织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证据,记载了人与景观关系、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12]德方丹编辑的这套系列丛书也使杰克逊萌生了想要创办杂志的想法。

(三)创办《景观》杂志并投身教育——景观思想走向成熟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导致人们流离失所,亟须重建家园。同时,欧洲大量优秀的规划设计师到美国定居,掀起了国际主义风格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等行业盛行的浪潮。杰克逊认为国际主义风格失去了其前身现代主义风格的“设计服务大众”的核心内涵,俨然代表了资本主义之下的金钱与权力,代表了企业化、标准模式,这正与其思想相冲突,即忽略了审美偏好、功能导向以及文化需求。此外,美国国内反民主进步人士以及极右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与二战的阴影尚未消失,冷战与民权运动接踵而来,对当局的不信任与对现状的抵制蔓延到学术领域。《空调噩梦》(1945)、《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寂静的春天》(1964)等著作均表达了一代美国学者对时局、环境、学科等问题的不满。[3]面对时局的复杂性,杰克逊意识到需要引起社会对乡土建筑、文化景观以及多元主义的关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杰克逊于1951 年创办《景观:西南人文地理》(Landscape: Human Geography of the Southwest)杂志,直到1999 年停刊。杰克逊在《景观》杂志上对乡村[13-15]、住宅[16-18]、道路[19-20]、地理[21-24]、城市规划[25-30]等主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杂志第一期中,杰克逊发表了《精通乡村事物的需要》(“The need of being versed in country things”)一文,文章写道:正是从空中,自然和文化景观之间的关系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引发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的不是沙滩和裸露的岩石,而是人类的证据。[14]谈及创办杂志目的时,他说道:“要让人们看到日常的风景,探索其中的意义。”[11]81通过学术聚会,他结识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的师生,包括时任系主任的卡尔·索尔(Carl Sauer)教授。从此,文化景观研究领域的伯克利学派与《景观》杂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景观》也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学术堡垒,也是他批判计量-空间地理学的前沿阵地以及抵制政治动荡的庇护场所,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3,31]索尔、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①David Lowenthal(1923—2018),美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洛文塔尔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致力于将景观遗产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等著名学者均认为《景观》杂志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是独一无二的。[31-32]同时,杰克逊对美国的地理学教育也甚为忧虑,在《我们想要什么》一文中,他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十分缺少地理研究。[24]1964—1974年间,杰克逊受邀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的讲师,1969—1976年间他同时又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风景园林系任教。在这两所大学任教期间,他自创开设了“美国文化景观史”课程,通过开办大型讲座等形式讲授美国景观的发展演变。[33]《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赫伯特·穆尚(Herbert Muschamp)曾评论杰克逊:他探讨了塑造美国土地形态的文化力量,他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

二、杰克逊文化景观思想的主要成果

在杰克逊研究文化景观的四十多年里,他不断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丰富了文化景观的内涵。他的研究内容包括乡村与城市,通过概念辨析和对方法论的反思,开拓性地对文化景观进行分类,并探究其成因、根源和表征。在此,仅从乡土景观、美国景观史、场所感三方面探析其文化景观思想。

(一)对乡土景观理论的探析

首先,要明晰乡土景观,就要分别解读“landscape”与“vernacular”这两个词的内涵。从词源来看,“landscape”是一个源于古老的印欧语系的复合词,其对应的拉丁文是“pagus”(汉译“村”),意为有边界的乡村区域,第一个音节“land”指有边界的空间,第二个音节“scape”表示相似物体的集合。因此,杰克逊认为“landscape”本质上是指“一种人造的空间集合或系统”;“vernacular”一词来源于拉丁语“verna”,意指“在主人房屋中出生的奴隶”[10]149。国内学界一般将其翻译成“乡土”,也有将其翻译成“方言”,取其长期自发形成之意,这里采用“乡土”的译意[34]。因此,“vernacular landscape”,意指“地方性”(人为属性)的乡村或小城镇(空间属性)的土地集合体,是一种综合的、日常的、与城市景观对立的空间系统。

其次,根据类型学特征,杰克逊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景观,即“政治景观”和“乡土景观”,它们的存在根源(人的双重属性: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与表现特征都是对立的[10]39。政治景观是由政府或法律创造、管理、支配的自上而下形成的景观,常见的如边界、高速公路、纪念碑、行政建筑等,以突出的“可见性(visibility)”、宏大的尺度特征来表现秩序、权力和持续性;乡土景观则更为古老,它是从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冲突中演化而来的自下而上形成的景观。常见的如居民住宅、栅栏、农场、谷仓等,它们以隐匿的“弱视性”、渺小、移动性和嬗变性的特征表现了日常生活、习俗和人地关系。[10]48

最后,根据历史演变规律和客观特征,杰克逊总结出了文化景观的三种表现形式:(1)中世纪早期的景观是乡土景观的原型,具有“机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反映了实用主义的本质特征;(2)形成于15世纪晚期贯穿文艺复兴的景观,具有政治景观的特征,反映了对场所神圣崇拜的本质特征;(3)当代美国的某些景观兼具前两者形式的部分特征。基于此,杰克逊提出了对未来景观设计的期许——要营造能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场所(place),能够平衡场所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同时兼具机动性与持久性。[10]156但是,杰克逊对于如何划分这三种表现形式的时间节点并没有给出深入的回答。另外,杰克逊没有论述美国乡土景观对土地空间的浪费问题,也缺乏搭建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和批判性的研究方法,这也是杰克逊乡土景观思想的局限性。

(二)对美国景观史的解读

在美国建国200年庆典前夕,杰克逊出版了《美国空间百年纪念,1865—1876》一书。该书从美国整体扩张、区域发展演变和大城市的兴起(波士顿、纽约、芝加哥)三个方面描绘了内战后十年间美国不断变化的景观面貌。[34]杰克逊发现美国的城市景观先于乡村景观出现,其原因是英国殖民者来到美洲大陆后,首先建设了功能完备的作为区域性军事、商业和政治中心的城市,然后城市人口不断西迁,逐渐形成了小的乡村集聚地。事实上,杰克逊对于美国景观演变的探索与他的文化景观研究是同步进行的。在《我们想要什么》一文中,他曾深刻地指出,景观史研究就是文化历史研究。[24]他在《杰斐逊、梭罗及之后》一文中批判了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①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政治家、哲学家、古典主义建筑师,1801—1809年间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反城市主义,并对其创造的美国网格空间系统(the grid system)(图2)展开了批判性的反思,他认为“网格系统是忠于古典主义的政治景观,是几何学相对于地形学的胜利,然而它未能实现理想的古典民主社会秩序,仅仅起到了简单高效地分割土地和促进中西部地区移民的作用”[10,26]。杰克逊也认识到,乡土景观与政治景观之间的影响与演替关系也是美国景观史研究的关键议题。[10]12

图2 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土地网格系统①图片由作者李志明自摄。

杰克逊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新颖的景观要素,如汽车拖车及其配套设施、商业中心、新型公园,等等。在《移动式房屋及起源》一文中,他回溯了美国民居的演变历程并讨论了新兴的拖车式房屋(trailer)。[10]91在《乡土城市》《移动的乡土景观》两篇文章中,杰克逊以快速发展的得克萨斯州卢博克市为例,研究了因汽车的兴起而塑造的美国城市形态。他认为汽车已经成为道路的中心,并且取代住宅占据城市规划的主导地位。[35-36]汽车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如不考虑其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它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乡土景观的一部分。基于对新兴景观要素的探析,杰克逊发现当代美国景观具有“基于流动性的乡土景观、公共空间的多功能综合性使用”的特征。

(三)对场所感理论的分析

从词源来看,“sense of place”是拉丁语(genius loci)的现代翻译,意指“某个地方的守护神”。杰克逊认为,一个地方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超自然的存在或守护神。[37]157对神灵的崇拜促使人们在特定的时间举行神圣的祭拜仪式,从而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附加在场所之上的记忆。场所感相关研究始于20 世纪50 年代,林奇(K.Lynch)从环境认知的视角为地方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并构建了城市意象理论。[38]段义孚(Yifu Tuan)②Yifu Tuan,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家,开创了人本主义地理学。段义孚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期间与同在新墨西哥州的杰克逊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交流,并多次在Landscape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现象学与人文主义的视角,论述了场所的本质以及人地关系,他认为“场所是具有既定价值的安全中心”[39]——能给人身份认同、人格发展空间和幸福感。在《恋地情结》(Topophilia)一书中,段义孚指出:“人类始终以独特的感官和经验学习来感受并适应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场所感。”[40]段义孚的地方感理论基于感官经验,关注情感属性,强调身份构建。[41]杰克逊受到段义孚的影响,较早地意识到场所感具有的文化底蕴,他认为场所感是人们在时间过程中创造的(强调时间过程),它会被重复事件所强化,从而形成习俗,进而产生,常伴随着分享感和归属感。[37]160在《普韦布洛住宅及我们自己》一文中,杰克逊谈及普韦布洛人参加相同的公共典礼,遵循统一的宗教、日历,生活在同一种社会秩序之下。这导致整个地区的普韦布洛人住所、生活习性彼此相似,因此人们产生了归属感和地区认同感。[37]27

三、杰克逊文化景观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杰克逊的思想是文化景观领域在学科研究、人才教育、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思想遗产。在此,梳理总结出杰克逊较为重要的四点贡献,旨在促进对其奠基性思想的重要性研究和文化景观的溯源性研究。

(一)洞察景观,传播火种:对文化景观研究的持续性影响

杰克逊对乡土景观、政治景观的深入论述以及对当代美国景观移动性特征的敏锐洞察,开启了景观民主化的时代。[42-43]1991年,美国的Landscape杂志举办了一个面向37位国际景观研究知名学者的“最有影响力的图书”(Most Influential Books)评选活动,结果显示,杰克逊的影响力排名第一(13 票,Landscapes: selected writings of J.B.Jackson一书得票最多)、刘易斯·芒福德排名第二(6票)、伊恩·迈克哈格排名第三(5票)、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排名第四(4票),可见杰克逊文化景观思想遗产的影响力非同一般。[44]段义孚在采访中说道:“杰克逊的影响力在于展示了散文形式的可行性,以及在景观研究中提出的哲学价值问题”;马克·特雷布(Marc Treib)①Marc Treib,美国建筑师、作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教授。称,杰克逊告诉他,如果不了解当地的价值观和文化景观的历史演变,就无法阅读景观;赫尔汉德(Kenneth Helphand)②Kenneth Helphand,景观历史学家、作家、俄勒冈大学教授。认为,尽管杰克逊的观点受到争议,但还是没人比他能更好地定义、描述和分析普通的景观。美国著名文化地理学家刘易斯(Lewis Pierce)评价杰克逊:“他主导了近半个世纪的对美国景观的学术思考,很少有人留下比杰克逊更重要、更不可磨灭的知识遗产。”

但是,杰克逊对于涉及美国的系统性政治经济力量和什么事物导致了政治景观与乡土景观的割裂问题时比较回避。此外,杰克逊基于美国的新兴景观要素,总结出该景观的流动性、多功能性的特征是否符合我国的景观特征,仍需要进一步验证。

(二)潜心育人,泽被后世:文化景观课程滋养了几代学子

杰克逊留给后人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他在伯克利和哈佛教学期间一手开设的景观课程,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美国文化景观史、当代美国景观、空间的组织。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他向学生们传授文化景观理论,他的幻灯片被称为“最熟悉的日常物品和地点”[33]。特雷布曾回忆杰克逊的课堂,说道:“教室里的氛围轻松自在,像在炉火边聊天,自己也被杰克逊的简洁、有见地的思想所折服”;格鲁斯(Paul Groth)①Paul Groth,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曾是杰克逊的长期助教。回顾了杰克逊严谨细致的课前准备工作:在每节课前,杰克逊都会回顾和熟记课本,课堂上只有需要准确查阅引文才翻阅课本。[11]197杰克逊退休后,仍帮助学生斯蒂尔戈(John R.Stilgoe)②John R.Stilgoe,美国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哈佛大学景观系教授。和格鲁斯分别在哈佛和伯克利继续教授他开创的课程。他从自身经历认识到旅行的教育意义重大,以及旅行中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因此,他鼓励并要求学生进行野外实践调研。[3]

(三)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促进了文化地理学的蓬勃发展

一方面,杰克逊的文化景观思想促进了文化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破了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中伯克利学派过于偏重乡村景观而忽视城市空间的研究局限,认为城市作为人群高度聚集之地,对地表的改造强度更大,历史文化的痕迹更深刻,因而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45];二是他不拘于伯克利学派生物体隐喻论的研究思路,不强行寻找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他突破了伯克利学派把文化视为超级机体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认为人自身才是景观和栖息地的创造者[21]。

另一方面,杰克逊也吸收了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些新思想,如关注潜藏在日常生活景观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促使他试图从文化和权力的角度揭示景观背后的象征性意义。[46]在《公园的起源》《过去和未来的公园》等论文中,杰克逊指出公园象征着资产阶级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追求和社会价值塑造。[37]在《偏爱平面空间》《工艺风格和科技风格》等论文中,杰克逊对景观要素(街道、住宅)的论述映射了社会结构的转变与工薪阶级对工作态度的转向。[10,47]

(四)尊重乡土,保护遗产:风景园林遗产保护的奠基性思想

杰克逊对乡土景观的热爱与尊重和对文化景观的系统性理论阐释,是推动国际风景园林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奠基性思想。他主张以“反刮擦”(anti⁃scrape)的方式保护文化遗产,即保留文化遗产的岁月层叠痕迹,而不是“刮”掉痕迹来恢复其原始外观。为了加强识别、评估、记录和保护国家公园的文化资源,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于1981年首次制定了文化资源管理导则,将文化景观确立为一种特定的资源类型。[48]随后在1984 年,NPS 在《文化景观:国家公园系统中的乡村历史地区》(“Cultural Landscapes:Rural Historic Districts in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的报告中明确了文化景观的定义和识别标准,而杰克逊的文化景观研究成果是该报告的重要参考依据。[49]在同年召开的第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文化景观以乡土景观的形式作为世界遗产的提名被讨论。[50]到1986年,美国建立起了一整套系统性的制度来保护文化景观。[51]尽管杰克逊对环境保护运动持批判的态度,但是他的乡土景观和文化景观思想为国际风景园林学科在遗产保护领域的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增强了学科的科学性和专业性。[52-54]此后,在1992 年召开的第1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文化景观被正式设立为世界遗产中的一个新类别。

四、文化景观的守望者: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

杰克逊以别具一格的视角全面系统地诠释了文化景观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表现类型,为世人看待和理解身边的日常生活景观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实质性地推动了文化景观成为世界遗产的一种类型。正如杰克逊所说,“我所关注的主题从未真正改变过,我一直希望人们熟悉当代的美国文化景观,并认识到它非凡的复杂性和独特之美”[55]。

2021年7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并强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重要性,这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56]近年来,中央部委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强城乡特色景观风貌管控,切实推动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杰克逊文化景观思想的形成背景、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性贡献,必将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我国面广量大、类型多样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因此,亟待进一步发展和开拓我国的文化景观研究,这不仅是风景园林行业面向新时代背景的一个重要的价值重塑过程,也是风景园林学者增强地域认同、提高地方归属感乃至促进文化自信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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