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田梦，邹 阳

（1.四川大学；2.福建师范大学）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关系。在人类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生态危机却愈演愈烈，人与自然关系“剑拔弩张”，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科学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切实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了多次深刻阐述，全面深化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并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出发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为新发展阶段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基本遵循。当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国人共识，而这一内容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与自然思想紧密相关。因此，本文尝试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学习借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提出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路径。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人与自然思想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也是阐发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代表之作，其中蕴含着哲理深刻、内涵丰富的人与自然思想，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世界观，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实践观，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本质根源的生态制度观。

（一）生态世界观：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孕育了人类，人是自然的孩子，具有自然属性，两者唇齿相依、不可分割，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他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同时指出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受制于自然，可以通过能动性的活动把“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

首先，脱离了自然界，人类就无法繁衍生息，更谈不上发展。恩格斯认为，人是分化而来的，是“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1]21。这表明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界不仅给我们提供吃、喝等基本生存必需的东西，而且为社会生产提供原材料，人类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性。诚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314其次，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恩格斯论述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视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性作用，指出他们的观点，即“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1]303，具有片面性，并强调劳动和自然的结合构成了一切财富的源泉，由此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303的著名论断。恩格斯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1]309人借助工具从自然界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而不管是捕鱼还是打猎的工具都是由自然界提供的。可见，人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最后，人并非完全受制于自然，人的意识具有能动性、创造性。人类从自身需求出发进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原始自然”的“人化自然”。人通过劳动既能占有自然界，又能使用自然提供的物质基础，还能“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313，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恩格斯认为，人对自然并非是动物式的顺从关系，而是能够根据自我意识主动地认知和利用自然界，且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下，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工具，进一步增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把“自在自然”转化为有人类痕迹的“人化自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论述打破了以往人们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认识，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强调了人在自然界中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

（二）生态实践观：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遵循着自己的客观规律，自然界也不例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探讨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和演化规律，提出“新的自然观”，强调“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18。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就一直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演化和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们认知水平的低下，那时的人类屈服于自然界，被动地适应自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先进劳动工具的不断涌现和生产力狂飙式的飞跃，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提高，他们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对自然界造成了极大破坏，威胁到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因此，人类在探索如何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和不计后果。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与自然的“对峙”中逐渐占据“优势”，并沉浸于改造自然的“胜利”中，资本主义“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事实证明，人类若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对此早就发出严重警告：“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313并且，他还援引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的居民毁林开荒的案例，细数了一系列人类无视客观规律、破坏自然而危及自身发展的血淋淋的教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刻阐发了人类活动遵循自然规律的必要性。习近平多次肯定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警醒作用，告诫人类要以平等身份、友好态度与自然相处，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将自身活动严格控制在自然可承受的限度内，真正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

因而，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切活动，必须遵从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时要着眼于人类未来，维护生态平衡和改善生态环境，趋利避害以达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相处的臻美境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解。

（三）生态制度观：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

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和揭露，认为资本的扩张与增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失衡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资本家无限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对自然不加节制地进行开发与利用，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他们手中。而广大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工资只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他们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同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离开来。[1]300-30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与消费无法实现有效对接和循环，出现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仅毁灭了生产出来的这些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1]301。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应从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入手。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以极其锐利的眼光，无情揭露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他举例说明：“当一个厂主卖出他所制造的商品或者一个商人卖出他所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至于商品和买主以后会怎么样，他并不关心。”[1]316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链条中，资本家眼中的自然界完全成为了取之不竭、耗之不尽的“天然的消费场所”。一方面，为了满足资本家对利润的渴求，他们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的开采和无偿占有，全然不顾后果，自然界被当作“摇钱树”或“聚宝盆”，纯粹沦为奴役对象和“原料索取厂”。另一方面，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资本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自然界被当作“废弃物排泄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业生产排放的废弃物远远超过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和自我净化程度；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攫取必然导致资源的日益匮乏；粗放式发展模式必然大肆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所以，恩格斯提纲挈领地把现有社会和自然界产生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资本逻辑导致的人类生产生活的异化现象，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与自然思想的当代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内容，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与自然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和深化运用。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分别从生态文明制度、绿色发展方面论述如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步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局角度进行论述，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3]。2022年《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书出版，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可以说，这一重要理念表明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共荣，是对解决传统现代化建设中生态危机的有力回答，彰显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

（一）理论维度：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1]68，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98。这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立足新时代，以“生命共同体”理论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从生命的角度更深刻、更形象地说明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首先，正确把握自然的先在性和基础性。自然环境本身是如何存在的？恩格斯秉持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1]133，在阐述自然演化发展中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由各生态要素紧密联系而构成的自然图景，表明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说明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物质循环、物种共生、能量交换的共同体。那么，人类与它是何种关系呢？习近平明确表示“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4]，这道出了人和自然是唇齿相依、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其次，深刻理解人对待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与动物完全依靠本能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不同，人类依据自己的目的开发利用自然，为自然打上自己活动的烙印，这主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在劳动中借助科学和技术与自然相互作用，打造出宜居宜业的生态空间。与此同时，自然界也因人的劳动得以进化和发展，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两者呈现出互利共生的关系。由于自然规律的存在，人对待自然不能任意妄为，否则将“惹火上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鲜活的例子说明了这一道理，他指出：“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1]313最后，共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根据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自然界就是一面映照人类行为的镜子，人对待它的结果会反馈到自己身上。可以说，人与自然之间必然存在伦理道德关系，人类对自然的尊重和呵护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的生存发展。[5]其一，要尊重自然规律，在大自然可承受的范围内活动，否则必将自食恶果。其二，顺应自然界内在的运行机制，充分考虑生态这一共同体的内在价值与逻辑，在顺应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使自然真正服务于生产生活。其三，将自然纳入人的道德关怀之中，通过增强人民的生态伦理意识，培养他们的道德自觉，保护自然环境，增值自然价值，还自然以清新美丽。

（二）现实维度：促进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

传统现代化奉行以牺牲自然环境来提高GDP的发展模式，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而自然界遭受严重损害，加剧了人与自然矛盾。随着生态危机在全球的扩张，如何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其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资本逻辑破坏生态的无情批判，为我们正确理解经济与生态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他指出，资本家只关心利润，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他们并不关心，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1]316在学习借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与自然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指出经济与生态可以实现双赢，这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将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相对立的观点，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要实现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发展与保护的协同共生。

一方面，重视和发展生态生产力。自然界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生产力发展所需的要素都由它提供。而且，清洁、美丽的环境本身就是价值，不仅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表明发展和保护可以并行不悖，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如我国一些相对贫困地区，通过生态旅游、绿色种养等，为当地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带来更高的收入，以当地的生态优势助力民众生活富裕；如一些环境条件好的地区，企业、人才、技术等都会被吸引前往，各种要素的聚集将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生态与人民生活的富裕。这些内容诠释了生态生产力的内涵，确立了生态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位置，体现出对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建设蕴含着生态化和现代化的统一。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以此为戒，我们党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显示出高度的生态自觉。2012年以来，我们党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将“美丽”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鲜亮底色，并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定名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和谐共生”进行说明，这是对西方现代化生态缺位的反思，标志着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将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6]

（三）价值维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020 年以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源于它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积极扬弃资本逻辑，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动力，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为民服务，最终实现全人类价值。这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阐发的生态制度观一脉相承。他准确找到了生态危机的症结——资本主义制度，提出需要“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315。事实不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坚实保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

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得食物、原料等，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人在生态、精神、文化方面还有需求，这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表现，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同样离不开自然界。现阶段，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人民需要的内容逐渐由“一”扩展到“多”，层次逐渐由“低”提升到“高”。其中，优良、舒适的生态环境占据基础性地位，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我们要响应人民对生态、艺术等的高需求，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解决人们在绿色、健康上的供求矛盾。“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7]，这从民生角度传达出我们党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价值取向。首先，坚持人民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主体地位。我们党始终坚持从生态需要和权益满足的维度出发解决生态问题，提供良好且足够的生态空间供人民享受。同时重视发动群众，倡导人人爱绿护绿植绿，将建设美丽中国化为群众自觉行动。其次，确保人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果的享有者。我们党坚守初心和使命，顺应人民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集中精力解决损害人民的突出环境问题，既为当代人实现共同富裕打好生态基础，又为子孙后代过上美好生活奠定良好的自然生态基础。最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建设美丽家园。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难题，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承诺，提出“双碳”目标，推动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碳排放量大、现代化发展任务重、碳中和时间短，实现“双碳”的意义十分重大，既顺应了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又“倒逼”我国发展模式绿色转型，还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大信心和活力，助力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与自然思想的当代实践

当前，解决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离不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与自然思想的指导。只有通过发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力量、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健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体系、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四大路径，我们才能切实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真正实现生态文明。

（一）发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力量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是一个包含“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需要人人参与共建的实践问题，并非一日之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关于劳动与遵循规律的论述启迪我们，要注重发挥社会主体的智慧和力量，因为他们的行为态度关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工作的进展和实际效果。需要明确的是，这一主体包括党、政府、企业、公众等，通过他们的通力合作，共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一，在人民层面，通过培育生态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的道德素养，增强他们的生态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引导他们更广泛、更积极地参与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作中，从日常小事做起，积少成多，聚沙成塔，逐渐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风尚，将绿色全面贯穿于人民的生活和消费中，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养成绿色、健康、适度的消费习惯。同时，注重发挥人民对政府生态治理工作、企业生产行为的监督作用，切实发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力量。第二，在政府层面，不仅要做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工作的统筹规划，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责和边界，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刺激市场主体的绿色行为，而且要做好监督管理和考核评价工作，提升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能力，促使他们树立绿色政绩观。第三，在企业层面，生产应以绿色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大范围使用绿色科技和数字技术，节约资源并提高其使用效率，生产绿色、无污染、高附加值产品；实行“原料—生产—原料”的发展方式，减少对原料的过度使用和对环境的污染。另外，要充分发挥绿色社会组织的作用。他们可以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准确反映人民需求，拉近政府和人民的距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工作的科学化和专业化。

（二）大力推进绿色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发展方式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揭露了资本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无限破坏，为我们如何科学对待自然提供了借鉴。新时代的实践充分证明，绿色发展理念必不可少，能够助力传统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如今，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必须坚持和推进绿色发展，以此通达和谐共生的境界。

第一，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上的“雾霾”不消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难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科学把握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和目标，推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与自然思想的中国化、大众化，以绿色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同时，要加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宣传教育，让绿色发展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扩大其影响力，以此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第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新时代需要的技术是绿色化的，它要求把绿色全面嵌入新技术中，以创新为驱动，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我们不仅要抓牢创新这个“牛鼻子”，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高新技术研发和投入使用，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且要顺应世界数字经济发展大势，加大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在生态文明领域的运用，更好应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第三，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这一方式以满足人民生态需要为目的，依据不同地区的绿色优势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生产更多的高质量产品来解决生态领域供求矛盾，生态成为摇钱树，优美的乡村环境变为聚宝盆，人民美好生活得以实现。因此，要坚决摒弃“三高”发展方式，将绿色化、生态化原则渗透到社会生产全过程，调整升级产业结构，促进能源资源高效、合理和循环利用，让绿色成为全产业链的显著特征。

（三）健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体系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认为应以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由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内容与世界现代化发展实际的结合，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保障，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途径的有力证明。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重在建章立制。中国共产党深知这一内容，一直注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驾护航。

第一，坚持底线思维，严守生态红线。其方法论意义就是应掌握好适度原则，这里的“度”是指人们的经济活动应控制在生态良好发展的范围之内，在生产活动中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优先考虑自然的承载力。第二，增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度的整体性。以民生导向将制度应用于生态保护、修复、资源高效利用、环保责任等内容，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度的“四梁八柱”，发挥所有制度的整合效应。同时，以加强政府职责的统一和监管执法作用为核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应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供坚实保障。[8]第三，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度的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抓好“领导干部”这一“领头雁”，使他们转变传统政绩观，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在考核评价他们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提升其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发挥他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带头示范作用。而对于那些不负责、不作为的领导干部，要严厉处罚，并终身追究其责任，构建人们不敢、不能、不想破坏生态的长效机制。

（四）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与自然思想为理论内核，我们党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国际，以命运共同体思维为全人类谋生态福祉，强调美丽家园理应由我们每一个人来建设。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9]这超越了生态治理上的民族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差异，表明世界各国应携手应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进而将生态福祉普惠全球。基于此，中国在生态问题上积极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顺应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以自身实践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一，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应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在治理过程中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开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的阶段，经济仍需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治理全球生态问题上，发达国家应当给予支持，通过合作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美丽家园。第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须项。中国勇担责任，正视世界CO2排放过量的问题，于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向世界释放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中国决心。结合中国碳排放实际，“双碳”目标的实现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将促进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第三，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减少对其他民族的生态危机转嫁与资源掠夺，转向谋求更大“生态共建”与“利益共约”。[10]这既顺应了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要求，又符合世界人民共建美丽家园的期待，还将不断扩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朋友圈”，让世界人民共享良好生态和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