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雅楠

文献最初记载白狄活动的地域在陕北一带，到春秋后期白狄部分东迁。从白狄初现史籍到其东迁，文献记载其在陕北的活动时间大约一百多年。春秋后期虽然有部分白狄东迁，但留在陕北的白狄之后活动地域亦不出这些地方。对于白狄在陕北地区具体分布地域，限于文献、考古资料不足征等原因无法做到细致。但根据已有资料的研究，却能证明白狄曾在哪些地方存在过，将这些地方连接勾勒，白狄分布的大致范围即可显现一二。

一、白狄的地理分布

（一）韩城及渭水北岸的白狄

《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载，齐桓公（前685—前643）“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韦昭《国语》注：“石枕，晋地名。”当时晋国疆域主要在晋南地区，故石枕可能位于晋南。齐桓公渡河而至晋，此处的河指黄河，具体而言应该是黄河由北向南流段。韦昭《国语》注：“西河，白狄之西也。”意为白狄所居住的西河，说明西河有白狄的存在。西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南起华阴和华县，北到韩城；广义指黄河以西洛河以东，今延安和榆林东部地区。①陈正奇：《河西之争与秦都栎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那么齐桓公攘白狄的西河是狭义还是广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西河为由北向南流的黄河。说明齐桓公和魏武侯均在西河行舟，黄河过壶口从渭北高原向关中平原流淌，水流趋于平缓，又有许多支流的注入水量增大，所以黄河过壶口后能行舟。故本文倾向齐桓公伐白狄的西河为狭义的西河，即白狄曾存在于黄河以西、北洛河以东，今韩城市附近地区。

渭水北岸均有白狄活动。由《史记·晋世家》记：“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可知重耳出走的避难地是与晋相邻的白狄的聚居地。重耳在归国后自述其居白狄时生活曰“余从狄君以田渭滨”。从重耳同白狄部落首领在渭水边打猎，可知其时渭水的北岸已有白狄部族的存在。

（二）陕北及晋西北的白狄

白狄活动于今陕北地区。公元前578年，晋厉公致秦桓公的《绝秦书》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白狄与秦同处一州，而秦处于古雍州，段连勤先生认为今陕西渭水以北为古雍州地。①段连勤：《北狄与中山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页。这说明白狄生活于渭水以北的陕西北部地带。《匈奴列传》云：“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圁水②圁水，史念海先生认为是今陕西神木县的窟野河（见《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但李零先生认为无定河上游是两条河，圁水出西北，奢延水出西南，二水在入陕西前合为一河，蒙其上游之名，既可叫圁水，也可叫奢延水（《我们的中国：大地文章——行走与阅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99-200页）。笔者认为李零先生言之甚确，陕北无定河和洛河相距较近，晋文公在这两河之间伐戎狄较合理；如果把圁水定在近神木窟野河，晋文公伐戎狄行军路线不免过长，且洛河和窟野河之间地域范围过于广大，太史公所指地域就显得宽泛、不明确了。故本文从圁水为无定河的观点。指今陕北无定河，它流经横山、米脂、绥德，在清涧入河。③李零：《我们的中国：大地文章——行走与阅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99-200页。徐广曰：“洛在上郡、冯翊间。”洛为今之陕西洛河，发源于今陕西定边南梁山，由西北向东南流经吴起、甘泉、富县、黄陵后注入渭水。《正义》曰：《括地志》云：“近延州、绥州、银州，本春秋时白狄所居”。延州今为延安市一带，绥州为今绥德县，银州为今米脂县。可见晋文公攘戎狄的西河应为广义的西河。故白狄在春秋时存在于黄河西岸，今陕北榆林和延安一带。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白狄曾存在于陕北榆林、延安诸县，如米脂、绥德、清涧、延长等，在今陕西韩城附近以及渭河北岸也存在过白狄的踪迹。

白狄在黄河东岸晋西北即绛都西北应也有存在。《四书释地续二》曰：“狐偃其舅（重耳）也，当春秋时，吾府（太原）交城县为狄地”可知重耳舅家白狄狐氏分布于山西交城县附近。《晋世家》载：“蒲边秦，屈边翟”，《集解》引韦昭曰：“蒲，今蒲阪；屈，北屈：皆在河东。”屈地，《春秋传说汇纂》曰：“今平阳府吉州东北二十一里有北屈故城”。《大清一统志》载“北屈废县在吉州东北”，即屈地为今吉县以北。献公时秦与白狄是晋的西方两大强邻，所以此处屈边的狄应指白狄。《晋世家》载：“（晋献公）二十五年，晋伐翟，翟以重耳故，亦击晋于啮桑，晋兵解而去”。《集解》曰：《左传》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隐》云《左传》作“采桑”。按：“今平阳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晋境。服虔云翟地，亦颇相近。然字作“啮桑”，啮桑卫地，恐非也。”因重耳避难于白狄，晋便伐白狄战于采桑。马保春认为“此战当在晋边疆一带展开，地域在今山西省吉县西南近黄河处。”④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71页。综合以上对《史记》中的两则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山西吉县一带可能曾有白狄活动。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27）载：“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杜预注云：“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即今山西太谷县东。箕地，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认为白狄应渡河伐晋，箕即为今山西蒲县。白狄大部居雍州，蒲县距雍州近，太谷则甚远。晋国在献公至襄公时期对狄都是采取严密防守的策略，故白狄从雍州深入晋地，交战于太谷县可能性甚小。再根据白狄与晋历次交战记载，交战地皆多在黄河东岸晋西地区。最后，《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载：“秦入我河县，焚我箕、郜”，可以知道箕地近河，应该在近河之处寻找箕地，而此处之河就是黄河。从以上几点考虑，箕地应该就是今蒲县。《左传》成公十二年（前579）载：“秋，晋人败狄于交刚。”杨建华先生认为赤狄此时已为晋所亡，所以此处狄应为白狄，①杨建华：《〈春秋〉与〈左传〉中所见的狄》，《史学集刊》1999年第2期。笔者从之。交刚，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今山西隰县。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北京：中国地图学社出版，1982年，第23-24页。白狄与晋分别交战于今山西蒲县和隰县，说明这两地可能是白狄与晋的边境接壤处或两者的拉锯地带，所以蒲县和隰县一带有白狄存在或白狄存在于这两地不远处。

（三）白狄分布的特点

从上文分析可知，在今山西交城有白狄分布，晋防守白狄于今山西吉县，与白狄交战于今山西吉县西南、山西蒲县和隰县，此山西诸县均处于黄河以东的晋西北，相较之下白狄与晋交战则只有一次在黄河以西，即上文的重耳攘白狄于西河，故我们推测白狄应该在今山西西北部有存在，或是以部落据点的方式存在。

然而，在秦穆公之前陕西韩城一带存在梁、芮两国，后穆公灭此二国，据有其地。《秦本纪》穆公二十年（前640）载：“秦灭梁、芮。”《秦本纪》穆公十四年（前646）载：“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此处的河西应为狭义西河，因为晋国这一时期版图并未到达今陕北榆林、延安地区，其处于现在山西南部并在相邻的黄河西岸占有一些地方。但也说明在晋惠公之前晋在河西占据一些地方。大荔戎于周贞王八年（前461）被秦所灭之前，王宗维先生认为大荔戎一直活动于大荔县地区③王宗维：《西戎八国考述》，《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号，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赤狄廧咎如氏段连勤先生认为：“春秋初年的廧咎如氏，其居地应在晋国的西北部屈邑之北，即今山西省石楼县以北之某地”④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页。。可见在今渭河以北地区，秦、晋、白狄、大荔戎等可能都曾占据一定地方，在黄河东岸白狄、廧咎如、晋等也都有所分布。

渭河以北和晋西北这两个区域，恰为秦、晋的交界地区，所以白狄在这两个区域的存在应该是一种点状分布而非大面积的占有。“春秋时，列国未有如后世国家明确的‘疆域’或版图界线。那时各国居民很大程度都还围绕着几个有限的居邑而栖息生活，各居邑呈点状分布，在居邑之间尚有不少未开垦或已开垦的‘隙地’未有明确的领土归属。”⑤沈长云：《骊戎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这便是白狄除了与秦、晋通过战争争夺土地占有土地外，存在于这两个区域的主要原因。所以，白狄存在于渭河以北和黄河东岸的晋西北非因战争而在此两地区立足，主要是因为这两地区存在一些“隙地”，为白狄在这些地方建立一些聚落存在提供了可能。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白狄占据有今陕北榆林、延安两市诸县，如米脂、绥德、清涧和延川等。从文献看白狄与秦、晋在这些地方少战争，说明白狄在此有着较强控制力。上世纪末至今在这些地方发现东周时期墓葬并出土具有戎狄特色的器物，如铜带扣、弧形刀和双耳罐等，故陕北地区可能为白狄族腹地。而渭河北岸、渭北高原和晋西北地区，白狄、秦、晋和其他戎狄族群均有存在，存在的方式可能是一种相互交叉分布的状态。从白狄方面看，白狄存在于渭河北岸、渭北高原和晋西北地区，但白狄的分布是以一些聚邑的形式存在，呈点状穿插分布的状态。渭水以北近秦黄河东岸近晋，白狄在这两地方的存在，自然不敌强大的秦、晋两国，它在这两区域存在应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可见，渭水以北和黄河东岸的晋西北地区，可能只是白狄扩展的存在区域，从白狄对这两区域中占有地的控制力和占有地对白狄的重要性而言，均不能与其腹地今陕北榆林、延安一带相比。

二、文献中的陕北白狄与晋、秦关系

文献中陕北白狄与晋、秦的关系，集中于白狄未东迁这一时段内，本节将依据这些资料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白狄居于今陕北并活动于渭水以北、晋西北地区，与秦、晋两大国相邻。这样的地理位置使白狄不至于被中原大国所挟持，参与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但也决定了秦、晋两国是其主要交往的国家，“又使它成为秦、晋两国在残酷的争霸战争中积极争取和拉拢的对象。”①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页纵观秦、晋两大国对待戎狄的主要政策，秦多采用驱逐“剿杀”占有邻近戎狄之地的策略，白狄居于秦之北，但整个春秋秦鲜有向北扩展领土的行动，对北面的白狄似乎采取的是一种防御性策略，且往往利用白狄对晋进行牵制，秦与白狄其他形式的交流则不见于史料。与秦国相比较，晋对待戎狄的政策则要灵活许多，一方面，是对戎狄进行防御和战争；另一方面，又通过婚姻、盟会等进行交流融合。

（一）陕北白狄与晋的关系

史籍中关于白狄与晋的关系记载最多的便是战争，其次是婚姻、盟会、朝聘、政治避难等其他形式的关系。有关这些关系笔者下面将分类展开讨论。

1.不同时期晋国与白狄的战争与和平。从西周初年至春秋献公前，晋采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民族政策。②陕劲松：《春秋晋国的民族关系》，《沧桑》2010年第6期。就是沿用夏代的旧有政策，用戎人习惯的规矩约束他们，是一种缓和的民族政策。陕北白狄是与晋相邻的众多戎狄之一，这一政策应该也适用于献公之前的晋对白狄政策。在此政策的影响下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一种较为和平、友好的关系。

晋献公前期，晋国开始扩展领土，但并未向白狄进攻，晋与白狄保持着友好关系。《左传》献公十一年（前666）大夫梁五与东关五向献公提出“启土政策”，“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但晋献公时却并未因要抢占白狄土地而发动进攻。在骊姬“而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的建议下，献公派“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蒲与屈均距白狄居地较近，派两位公子守蒲与屈，应该主要是进行防御，而非进攻的前奏。后献公受骊姬谗言，杀群公子，晋国内乱。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对于逃往哪里二人首先想到的是逃避于陕北白狄处，一则因其母均为白狄女，二则两位公子居蒲与屈期间，应该也未有与陕北白狄发生大的攻伐战争，同陕北白狄保持着一种友好关系。

晋献公后期，晋与白狄关系恶化，双方爆发战争。献公二十五年（前652）《晋世家》载：“晋伐翟，翟以重耳故，亦击于齿桑”，《集解》、《左传》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引裴氏云《左传》作“采桑”按：今平阳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晋境。服虔云翟地，亦颇相近。然字作“齿桑”，“齿桑”卫地，恐非也。可见，所记应为同一件事，交战地为“采桑”，战争起因可能就是因重耳避难于白狄处，晋因此而进攻白狄。但在晋取得胜利后，却并未进行追击，因为对狄惧怕，可见白狄此时实力强大使晋畏惧。《左传》献公二十五年（前652）载：“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白狄又组织对晋报复性战争，同样战于采桑，说明之前晋伐白狄，并未对白狄造成十分严重的打击。

惠公、怀公和文公时期，晋对白狄主要采取防御措施，双方少有大的战争发生。在惠公、怀公和文公在位期间，《左传》中未有陕北白狄与晋发生战争的记载，归其原因惠公和文公时期，对外的重心在于阻止秦的东进和同楚争霸中原。对于晋国周围的戎狄采取的是防御措施，文公四年（前632）的城濮之战后，晋“作三行（三支步兵队伍）以御狄”，后又“作五军以御戎”。这可能主要是因为防止戎狄趁晋与秦、楚等国交战中原期间，戎狄扰乱后方，故以重兵防御戎狄。再有，惠公和文公均是白狄女所生，与白狄关系密切，尤其文公在白狄国娶妻且生活十二年，其在位期间的卿大夫狐偃、狐毛为白狄人，赵衰、先轸等也曾同文公生活于白狄国，深厚的白狄生活背景可能对此期间白狄与晋的相对和平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匈奴列传》云：“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这次战斗不见于《春秋》、《左传》也未写入《晋世家》，而载于《匈奴列传》，可能这次征伐战斗烈度、成果较小。晋文公与楚作战，因流亡时居于楚，对楚国退避三舍以表报答，晋文公流亡时也曾长期居于白狄居地并娶妻，所以晋文公对白狄的征伐可能并非要剿灭白狄。春秋时期奉行尊王攘夷，晋文公此时要称霸于诸侯，讨伐陕北白狄可能是其效仿齐桓公征伐戎狄的举动而进行的，故这次征伐可能为了晋文公有征伐戎狄的行动，而非真的如齐桓公一样去对抗戎狄，政治象征可能大于实际行动。

晋襄公时白狄与晋既有战争又有合作伐秦。文公丧襄公立，秦、晋交兵于崤，史称“崤之战”。白狄趁晋刚经过大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627）“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先轸……免胄入狄师，死焉”。此战白狄的首领被俘，白狄战败，但晋国的主帅也在交战中阵亡。足见此次战争的规模之大、惨烈之巨。

“崤之战”后秦逐渐走上与楚结盟之路。清华简《系年》载：“秦穆公欲与楚人为好，焉脱申公仪，使归求成，秦焉始与晋执乱，与楚为好”①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55页。，此时楚国益强，秦、楚的联合对晋形成较大的压力。面对这一状况，晋也开始寻求与白狄改善关系。晋成公六年，《左传》宣公八年（前601）载：“白狄及晋平。夏，会晋伐秦。”晋与白狄言和，双方改善了关系，并联合伐秦。

晋景公时白狄与晋的战争有秦国挑拨因素。晋景公十九年，《左传》成公九年（前582）秦桓公看到晋国内部不稳，同楚、郑连年发生战争，便联合白狄伐晋，“秦人白狄伐晋”。此处《左传》作者对秦这种乘虚入侵表示蔑视，故而用秦人不用秦国。之后，《左传》成公十二年（前579）载：“晋败狄于交刚。”此时赤狄已灭，此处的狄应为白狄，又成公十三年，吕相出使秦国，怒斥秦玩弄两面手法，怂恿白狄伐晋，可能指的就是此次战争。

综合以上晋国不同时期与白狄的关系，可以发现双方虽有战争，但是战争并非主流。晋国很多时候对白狄采取的是一种防御政策，这些战争的挑起者往往是白狄而并非晋国，当晋弱秦强时，晋还主动与白狄缓和关系，晋国并没有极度仇视或是全力绞杀白狄。白狄与晋的战争也受秦国因素的影响，白狄与晋的战争有时也是秦、晋争霸的一部分。

2.晋国与白狄的婚姻、盟会、朝见。战争是不同族群解决问题的一种激烈而极端的方式，联姻、盟会、朝见则往往是两个不同族群间为缓和关系，而采取的表示和平友好的方式。选择战争或是选择婚姻、盟会、朝见的影响因素是多样而复杂的。“据统计《左传》中晋国与戎狄交往记载大概有40多处，其中半数是记载与戎狄之间的相互征伐的”①任晓晶：《论春秋时期晋国与戎狄的民族融合》，《沧桑》2009年第1期。，在陕北白狄与晋国较多的战争交往之下，也存在着婚姻、盟会和朝见。

公元前578年，吕相《绝秦书》中言：“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说明晋与白狄曾有过婚姻关系，吕相所言的婚姻应该指，献公娶白狄狐氏之女，《晋世家》载：“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弟也。”再有，重耳因骊姬之乱而出逃，《晋世家》载：“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重耳出奔地为白狄居地，故知此处狄为白狄，献公曾娶白狄女。在重耳居白狄期间，也曾在白狄有婚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7）载：“狄人伐廧咎如，获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娶季隗，生伯鲦、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此二女为白狄伐廧咎如所得，白狄人将此二女嫁于重耳和赵衰，亦可以看作白狄与晋之间的婚姻。在晋国国君和卿大夫都与白狄进行通婚，而且这种通婚所生的后代也并未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重耳和夷吾都继承了晋的君位，赵盾继承了其父在晋的执政地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时晋国社会各阶层与白狄通婚比较广泛，与戎狄通婚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

《左传》宣公十一年（前598）载：“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能勤，有继。’其从之也。”意思是众狄苦于赤狄的役使，晋趁机联合众狄，秋天会盟于欑函，众狄纷纷服从晋国。“召”谓令彼来，“勤”则己往，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故历代注家都认为欑函为狄地。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曰：“晋侯往会之，故以狄为会主。”不“召”而“勤”，足见此次会盟晋国是非常主动的②赵世超：《晋“和戎狄”评议》，《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陕北白狄是与晋国关系密切的狄族之一，并且陕北白狄在众狄中实力较强，同时在欑函之会后，晋开始讨伐赤狄，陕北白狄却没有趁晋与赤狄交战而进攻晋国，可能白狄参与了欑函之会，并默认了盟会后晋对赤狄的攻伐，史籍中这一段时间不见晋与白狄的战争。故欑函之会陕北白狄应是参与其中的，亦不排除其是此次盟会盟主的可能。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前545）载：“夏，齐侯、陈侯……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可见，白狄也是一方力量的代表，各方力量共同朝见晋国，故白狄与晋国之间有朝见的关系。

3.提供政治避难和人才交流。由于有婚姻的关系，再加上白狄与晋相邻的地理位置，白狄为晋国因为政治因素受到威胁的人士，提供了政治避难的地方。如公子重耳带领赵衰、狐偃、先轸等共同避难于白狄居地。在避难骊姬之乱时，公子夷吾也首先想到的是避难于白狄。《左传》僖公六年（前654）载：“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将奔狄，郤芮曰：‘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这种政治避难使受到政治迫害的晋国人士由危转安，为其政治上的再次崛起提供了可能。

狐氏之戎为白狄的一支，晋献公娶狐氏狐突之女，生重耳。狐突因而成为晋国的大夫，其子狐偃和狐毛随重耳长期流亡，在重耳归国成为国君后，二人均得以重用，“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故知白狄的上层人士中也有在晋做大将之人，并得到国君的信赖。

可以看出白狄与晋的关系包括有战争、婚姻、盟会、朝见、提供政治避难和人才交流。虽然文献关于白狄与晋的记载较少，但白狄与晋在这些方面的关系应该是存在，我们推测在这几方面应该有着较多交往，但受限于文献阙载所知甚少。

（二）陕北白狄与秦的关系

表1 《春秋》、《左传》中关于秦与白狄交往的记载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春秋》和《左传》中关于秦与白狄的记载很少，且少于白狄与晋交往的记载，这说明白狄与秦的关系在成公十三年之前是比较疏远的，白狄与秦的关系没有白狄与晋的关系密切。

从白狄与秦仅有的这几条交往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第一，白狄在秦、晋之间摇摆，时而与晋联合伐秦，时而与秦联合伐晋。第二，秦对白狄仇视①这种仇视可能与秦长期与戎狄敌对有关，马非百先生言“秦人传统制戎之策，有力战，而无退避”（见《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1页）。且秦挑拨白狄与晋的关系，在白狄与晋之间充当两面派。从表格成公十三年的史料得出。

自襄公立国之后，秦一直奉行东进之战略方针，穆公崤之战大败于晋，秦东进之路为晋所断，转而向西图戎。秦前期主要是驱逐关中一带的戎狄，之后战略转向寻求东出，但始终未能突破崤关，后转向西方遂称霸西戎。可见秦的战略主要是向东和向西，而对于秦北面的白狄，并没有秦主动驱逐或进攻白狄的记载，也没有和晋联合伐白狄的记载，相反多是用白狄牵制晋国。由此，笔者认为秦与白狄的关系，存在秦利用白狄在其北面的存在，抵御晋国或为其提供战略缓冲。

秦国与白狄为邻比与强晋为邻要有利，陕北地区对秦的发展至关重要，战国时期魏国占有河西和上郡，秦国“堑洛”②关于“堑洛”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史念海先生认为是修长城的一种方法；张文江先生认为是疏浚洛河的水利工程。“堑洛”是在魏强秦弱，秦在与魏交战连连失败的背景下修筑，故本文从史念海先生的观点。利用洛河进行防御，之后多次与魏发生战争，《魏世家》魏襄王五年（前330）载：“予秦河西之地”、七年（前328）“魏尽入上郡于秦”，迫使魏纳河西和上郡予秦。足见秦人对上郡和河西出现强敌的恐惧。战国后期崤、函天险全部落入秦之手，使秦可攻可守。①吴如嵩、黄朴初、任力、柳玲：《中国军事通史·战国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赵武灵王便谋求从云中、九原经陕北南下袭秦。②《史记·赵世家》载：“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12页。所以陕北地区是进攻秦的一块战略之地。总之，秦与白狄的关系中，秦利用白狄占用陕北这一重要战略之地，使白狄存在于秦、晋之间，从而保护自我和牵制晋国的关系。

总之，春秋时期今陕北地区是白狄的腹地，具体而言指米脂、清涧、延长和宜川等地，白狄在这些地方有着强大的控制力，体现在史料中少有秦、晋与白狄在陕北交战的记载；已有的考古发现也表明，春秋时期陕北存在的是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差异的族群。渭河北岸、渭北高原和晋西北也有白狄的分布，白狄在这些地方以一些聚邑的形式存在，呈点状穿插分布的状态。这些地方可能是白狄扩展所得的地域，在这些区域白狄与秦、晋及其他族群交叉存在。白狄在渭水以北、渭北高原和晋西北占有的地方，对白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均不能与其腹地陕北地区相比。

白狄与晋国有战争、盟会、婚姻和政治避难等诸多交流形式。白狄与晋虽有战争，但并非其关系的主流，白狄与晋国的战争中往往有秦的因素，晋国大部分时期对白狄采取的是一种防御政策。晋国促成的欑函之会，白狄参与其中，可见政治盟会也是白狄与晋交流的方式之一。晋国国君和大臣都曾娶妻于白狄，白狄与晋国社会可能存在较为广泛的婚姻交流，白狄与其他政治势力共同朝晋，说明其与晋存在朝见关系。白狄与晋国存在婚姻关系，也使遭到政治迫害的人物避难于白狄居地。白狄族中的上层人物在晋国做官，说明他们之间存在人才交流。

白狄与秦的关系没有白狄与晋的关系密切。秦虽对白狄仇视并利用白狄伐晋，但秦对白狄并未像对待西戎一样全力绞杀，秦国本质是利用白狄占有陕北之地，使白狄存在于秦、晋之间，从而保护自我和牵制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