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璐繁 梁会丽

风铃又称风铎、宝铎、金铎、檐铃，通常指悬挂于建筑飞檐末端处的金属构件。风铃源于魏晋时期①王崇恩、陶磊、朱向东：《传统风铃的继承发展与演变——以晋祠舍利生生塔为例》，《装饰》2013年第10期。，《洛阳伽蓝记》载永宁寺“刹上有金宝瓶……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索）四道，引刹向浮屠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屠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音，闻及十里”②（北魏）杨衒之撰，尚荣校：《洛阳伽蓝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在渤海国的一些遗址中也出土有风铃。目前，暂无学者对渤海国的风铃进行系统研究，仅在各类考古报告或简报中有所报道，或在研究渤海冶铸技术③高峰、刘洪秋：《浅析渤海国冶铁业的发展》，《东北史地》2007年第2期。、探讨渤海手工业发展情况④邵海洋：《渤海国手工业遗存类型及相关问题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时，作为辅助材料略有提及。本文拟通过梳理渤海国风铃的出土情况，在分类的基础上尝试性地讨论其使用情况、形制演变及文化来源等问题。

一、渤海国风铃的出土情况

渤海国风铃大多为生铁铸造。目前见诸报道的共计10余件，主要发现于吉林省东南部地区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出土地点涉及9 处，分别为吉林省汪清太安遗址、和龙高产寺庙址、和龙河南屯遗址、和龙龙头山墓群、汪清红云建筑址、蛟河七道河子墓葬、长白灵光塔，以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境内的克拉斯基诺城址、科尔萨科沃寺庙址等（表1）。

表1 渤海国风铃出土一览表

二、渤海国风铃的形制

目前所见渤海国时期的风铃大致有二种形制，即锥形风铃和圆形风铃。

锥形风铃顶部较尖，斜直壁或壁微弧，铃身多棱，主要有六棱和八棱两类。

六棱风铃又被称为六棱悬铃或六角风铎。该类型风铃见于七道河子遗址、河南屯遗址、高产寺庙址、克拉斯基诺寺庙址等。七道河子遗址的风铃发现于遗址的东南角，整体为六棱锥形，残半，顶部有一圆孔，为穿挂之用，残高9，壁厚0.3厘米（图一：1）。河南屯遗址风铃顶部用于系挂的环纽已残断，仅留存单侧根部痕迹，器体残高11 厘米（图一：2）。高产寺庙址出土三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的风铃，其中一件较为完整的上端有一弯钩，内有一细柱穿过，下接桃形叶片，通高50厘米（图一：3）。克拉斯基诺寺庙址的六棱风铃出自建筑基址西角，直径9.5厘米，高14.5厘米，壁厚0.6厘米，器身表面三面见有月半形穿孔（图一：4）。

八棱风铃又被称为八棱悬铃或八角风铎。该类风铃见于克拉斯基诺寺庙址以及龙海墓区建筑台基。克拉斯基诺寺庙址出土2件，上端均有穿孔，其中一件出自遗址北角，口径11.9厘米，高12.3厘米，壁厚0.6 厘米；另一件口径11.5厘米，高13厘米，壁厚0.6厘米（图一：5），出自土台之外的瓦砾堆中，出土地点与寺庙址的东角相对。

圆形风铃整体呈半球状，弧壁，下端形制有平口和波口之别。

平口风铃见于太安遗址和科尔萨科沃寺庙址。科尔萨科沃寺庙址风铃顶部有一圆形穿孔，口径12—12.7 厘米，通高7.7 厘米（图一：6）。太安遗址风铃顶部残，口径12 厘米，残高8 厘米，壁厚0.4—0.7厘米（图一：7）。

波口风铃见于汪清红云寺庙址，编号Fl:48，底边呈波浪形，横剖面呈椭圆状，顶部有一孔，孔内贯穿一条由铁条弯曲而成的吊环，口径10.1厘米，高10厘米（图一：8）。

图一 出土渤海国风铃

三、渤海国风铃的使用情况

风铃有风而自鸣，既可带来动听的铃音，又有“惊雀”功用，防止鸟类在建筑上停留，起到保护建筑的作用①王崇恩、陶磊、朱向东：《传统风铃的继承发展与演变——以晋祠舍利生生塔为例》，《装饰》2013年第10期。。佛教与中原文化结合后，风铃被赋予了宗教寓意，用于引魂、礼忏和指挥唱赞念诵、庄严韵调②华强、华沙：《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出土裙襴纹样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18年第3期。。辽金时期的圆觉寺塔因装有鸾凤风标和檐铃，具有了“占风”功能，被称为“铃鸾风塔”③王鹏飞：《北岳圆觉寺铃鸾风塔之研究》，《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可见风铃还对观测风向具有辅助作用。

早期风铃主要用于佛塔之上。虽然早期佛塔多为木构建筑，甚少能保存下来，但从石窟、壁画、造像中的佛塔上可窥一斑。如北魏神龟元年刘文郎造像碑侧浮雕中，可见风铃置于佛塔第四、五层塔檐翘角上④刘合心、徐进：《陕西发现佛教供奉塔、造像塔和画像砖塔述要》，《文博》2016年第6期。（图二：1），北魏孝昌二年骆道明造像碑⑤河南博物院编：《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图二：2）、河北响堂山第一洞北齐浮雕佛塔⑥孙机：《中国梵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图二：3）等，均可见悬于佛塔檐角处的风铃。唐代佛寺建筑不再以佛塔为主，而是佛殿与佛塔并重①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六版）》，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8年，第154页。，故风铃的使用不局限于塔，殿堂建筑中亦较为常见。

图二 北朝浮雕造像所见风铃

从出土有风铃的渤海国遗址来看，有佛教寺庙、墓地、建筑址等不同的性质。有两处遗址需加以说明：一是七道河子遗址，早年发掘者认为其性质为驿站或寺庙址，后有学者通过对遗址形制特征的分析，认为是墓葬②彭善国：《蛟河七道河村渤海遗址属性辨析》，《东北史地》2010年第3期。，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遗址周围出土瓦当等大量瓦件，表明该墓葬存在瓦构墓上建筑，风铃应为该墓葬的墓上建筑所用；二是河南屯遗址，经过2014年的调查和试掘，以往被认为是城址的可能性被否定，发掘者认为其性质可能为寺庙址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和龙“河南屯古城”复查简报》，《文物》2017年第12期。，河南屯遗址未发现塔基，出土的风铃很可能为佛殿建筑所用。此外，有学者指出渤海五京中除南京之外的其他四京均出土过风铃④杨雨舒：《简论唐代渤海国五京》，《东北史地》2009年第3期。，由于发表材料不详，本文暂不做探讨。这样看来，风铃在渤海国时期主要应用于寺庙中的佛殿建筑和佛塔，以及具有一定等级的墓地建筑。渤海国时期的墓地建筑有墓上建筑和相对独立的建筑基址两类。墓上建筑又有墓塔和瓦顶建筑两种类型，墓塔显然为受佛教影响的产物，而墓上瓦构建筑应是靺鞨人“冢上作屋”传统的延续。七道河子墓葬是墓上做“塔”还是做“屋”暂未可知，而龙海墓区1 号建筑台基这种相对独立的建筑基址，应当是具有高等级墓葬中用于墓祭的场所，体现了中原地区丧葬文化对渤海国的影响。

风铃的悬挂位置较多样，结合中原等其他地区风铃的悬挂位置可对渤海国遗址悬挂风铃的具体情况进行推测。现存有明确纪年的唐塔平面多为方形⑤赵克礼：《陕西古塔的类型特征与发展历程（上）》，《文博》2007年第1期。，风铃常在塔檐四角悬挂⑥朱己祥：《赞皇治平寺唐开元二十八年造像塔述论》，《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19年第1期。，部分塔刹还有在檐角的兽首口中悬挂的所谓龙头风铃⑦李向玲：《兴文塔的建筑特色与艺术价值》，《中华建设》2018年第5期。。辽代佛塔平面多为六边形或八边形⑧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六版）》，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8年，第154页。，风铃则置于各拐角处，部分八边形佛塔风铃有大小之分，如应县木塔，在四角使用较大的风铃，其余四个方位使用小型风铃①程乃莲、杜丽君：《浅谈应县木塔之艺术美》，《文物世界》2011年第4期。。此外，出土于许从赟夫妇墓②王银田、解廷琦、周雪松：《山西大同市辽代军节度使许从赟夫妇壁画墓》，《考古》2005年8期。木棺棺罩四角处的铁铃，从使用位置看，应与建筑物上的风铃属同类器物。明清后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不仅部分民间建筑四角的飞檐、出挑、角梁等处悬挂风铃，戏台③潘铁丽：《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古戏台调查报告》，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8页。、牌坊④柳成栋：《巴彦牌坊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等建筑也有风铃悬于其上。

渤海国寺庙址中，克拉斯基诺寺庙址平面大致呈方形，出土的3件风铃分别位于遗址西、北、东三角，结合唐代及其后的辽代均有四角悬挂风铃的做法，可知实际使用时也是将风铃悬于台基上建筑的四角。七道河子墓葬等渤海国墓上建筑的风铃大小、形制与其他渤海国遗址风铃趋同，其使用情况也应相同。

四、渤海国风铃的形制演变

渤海国风铃因出土数量较少且无层位关系，难以通过自身形制认识其时代早晚和形制变化情况。我们可通过与之共出的其他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遗物作为探讨其形制演变情况的参考。

由于风铃是用于建筑上的部件，与其共出的更具时代特征的遗物——瓦，则可成为判断风铃时代早晚的重要参考。根据各遗址出土瓦当、檐头板瓦的纹饰特征，我们可对各出土有风铃的遗址的早晚关系有基本的判断，从而对这些遗址出土风铃的形制发展演变情况有所认识。

出土六棱风铃的高产寺庙址，其倒心形六瓣莲纹瓦当、栉齿联圈纹檐头板瓦以及文字瓦等，为渤海中期以后形成的最具渤海典型特征的瓦构遗存。发掘者认为高产寺庙址应建于渤海第三代王时期，大致在8世纪中叶⑤何明：《吉林和龙高产渤海寺庙址》，《北方文物》1985年4期。。而河南屯遗址，通过类型学结合陶器泥片贴筑制作工艺的研究，推测其始建时间与龙头山墓地龙海墓区M13、M14同封异穴合葬墓的年代大体相近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和龙“河南屯古城”复查简报》，《文物》2017年第12期。，处于8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的阶段。七道河子墓葬出土的檐头板瓦，檐端凸带有装饰纹样，时代特征较不带纹饰的檐头板瓦要偏早，瓦当纹饰类型多样，尚未形成统一的风格，其莲纹也并非典型的倒心形莲瓣形制，故时代应略早于高产寺庙址，年代可能处于渤海国中期前后。而出土八棱风铃的克拉斯基诺寺庙建筑址中所见瓦当，时代应与高产相当。

出土圆形平口风铃的太安遗址，虽未经过正式发掘，但从地表采集的栉齿联圈纹檐头板瓦，可判断遗址年代可能处于渤海中晚期。出土圆形波口风铃的红云寺庙址，未见渤海早期乳钉纹瓦当，其典型的莲花纹瓦当、指压纹板瓦等建筑构件于渤海上京城、中京城、东京城均可见，进而推测其年代属渤海国晚期。

此外，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契尔良基诺5号墓地出土有一种方形铜铃⑦韩国国立文化遗产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契尔良基诺5号墓地2006年度发掘报告》，2007年。，整体呈上窄下宽的覆斗形，顶部呈正方形，带有一凸出的钮用于穿挂，铃口呈花瓣形（图三）。该类铜铃形体相对较小，可能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随葬品，而非风铃。在应县木塔上所见的辽代风铃①程乃莲：《应县释迦塔的风铃及其造型艺术》，《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也为这种四边形、形体偏于窄长的形制（图四：1），此外，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辽代鎏金银塔，塔沿所悬挂的风铃也为此种形制②首都博物馆：《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1080年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87页。（图四：4），大同圆觉寺塔上的金代风铃（图五），则是具有方形、圆形等不同形制的平台③王鹏飞：《北岳圆觉寺铃鸾风塔之研究》，《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说明辽代以顶部带有方形或圆形平台的风铃使用更为普遍，但该类型的风铃在10世纪应较为流行。契尔良基诺5 号墓地出土的陶器等随葬品，显现出较晚的形制特征，被认为处于渤海末期偏晚阶段，对该墓葬的碳同位素测年结果也显示其绝对年代处于10世纪左右④А.Л.伊夫里耶夫：《俄罗斯对渤海史的研究》，《东北亚历史杂志》2007年第4卷2期，第191-208页。，相当于渤海国末期及辽代早期。

图三 契尔良基诺5号墓地出土铜铃

图四 其他建筑所见风铃

图五 圆觉寺塔上两种风铃

使用风铃时常用铁系挂悬挂。七道河子遗址中，距离铁风铃出土位置30 厘米处发现一件铁系挂（图六：1），河南屯遗址也出土了同类器物（图六：2），结合高产寺庙址出土的较为完整的风铃可知，其使用方法应是将一端挂有铃锤、摆叶之类的铁钩从风铃顶部的圆孔穿出，将另一端用卡挂的形式在固定于建筑上的构件上。而辽金时期所见风铃则大多为顶部带有铸造的环形钮，以勾状构件通过环钮将其穿挂于建筑之上。

图六 风铃铁系挂

综上所述，渤海国风铃的形制可能经历了从锥形到圆形再到台形的发展和流行过程，锥形风铃主要流行于渤海国中期前后，圆形风铃出现略晚，基本见于渤海中晚期遗址，到渤海末期以后，方顶及圆顶的台形风铃开始流行。穿挂方式上，目前所见各种形制的渤海风铃，均为顶部穿孔、铁系挂伸入的形式，但从其后的辽金时期风铃来看，已转变为顶端铸钮，以钮穿挂的方式。材质上，辽金以后的风铃不仅有铁质也有铜质。契尔良基诺5号墓地出土的铜铃，无论是否为风铃，都可以被认为是处于两种铃在形制上的过渡阶段。

五、渤海国风铃的文化因素——兼谈渤海国佛教的来源问题

从渤海国风铃的出土地点来看，塔和寺庙均属佛教建筑，个别性质不明的建筑址，从遗存特征和所处地貌环境来看，与已确认为佛寺的遗址高度相似，很可能也为佛教寺庙，墓上建筑方面，从渤海国有营建墓塔的现象看，具有墓上建筑并使用风铃的墓主人，很可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佛教信徒。所以，在渤海国，风铃与佛教关系极为紧密。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快速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渤海国受唐王朝影响，佛教的地位亦较高，这从其用瓦制度就可见一斑。

从渤海国风铃的材质和形制来看，与唐代中原地区相似，又存在些许差别。唐代风铃多为圆形铁风铃，如陕西礼泉香积寺①田果：《礼泉县香积寺塔砖石技艺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54页。唐代风铃（图四：2）以及玄奘墓塔风铃（图四：3），均为圆形波口（或花口），渤海红云寺庙址出土的风铃，与之极为相似。红云建筑址为单间方形亭式建筑，亦为唐代中原常见的佛寺建筑形式。但有学者对渤海灵光塔及大雁塔、小雁塔、玄奘墓塔的建筑构造等方面进行比对后发现，灵光塔不只是在仿照某一座唐塔的样式，还有着更多中原楼阁式塔不同的特征②曹佳佳：《唐中原佛教建筑文化视阈下的长白灵光塔研究》，吉林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81页。，这说明渤海国在吸收中原文化时并非单纯的模仿，而是有所创新的。风铃亦是如此，渤海国较为多见的有棱风铃在唐代却不常见，应为自身文化因素的一种体现。在高句丽王陵禹山M0540 东耳室出土过一件六棱青铜铃①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1页。（图七），虽形制与渤海国风铃相似，但功能明显与风铃不同，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有待研究。从目前发掘出的高句丽佛寺遗址的建造格局来看，基本仿效了同时期中原北朝典型的“堂塔并立”的建筑形制，呈现出显著的魏晋时期佛寺风格②孙炜冉、李乐营：《高句丽与渤海佛教建筑比较研究》，《史志学刊》2015年第2期。，但高句丽佛寺保存较差，是否使用风铃暂不确定。

图七 禹山M0540：4青铜铃

综合所有因素可知，渤海国风铃的发展是受佛教文化影响，体现了吸收中原唐文化并与自身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佛教究竟如何传入渤海国，目前学术界观点不一致，或认为传自唐王朝，或认为源自高句丽。前一种观点以金毓黻先生为代表，主要以《册府元龟》所载“开元元年（713）十二月，靺鞨王子来朝，奏曰：臣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许之。③（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971），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为依据，认为公元713年“是为佛教流入渤海之始”④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后一种观点以李殿福、孙玉良⑤李殿福、孙玉良：《渤海国》，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等为代表，认为渤海国未建立前，有的地区就已信奉了佛教。渤海国的东京龙泉府、西京鸭绿府和南京南海府等原为高句丽故地，在高句丽统治时期，已经信奉佛教；高王大祚荣等又曾徙居佛教兴盛的营州和辽西地区，在未建国之前就已经接触了佛教。从用瓦制度的角度来看，高句丽“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⑥（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渤海国用瓦制度与之较为相似，瓦作构件除了用于家宫殿、官方衙署和高等级墓葬等建筑外，仅有寺庙类建筑允许使用。笔者认为，渤海国的佛教同时受到中原唐王朝和高句丽两方面的影响，《册府元龟》的相关记载反映了渤海国通过官方渠道与唐王朝开展佛教交流的史实，而在此之前，建立渤海国的靺鞨人应当已受到高句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佛教的思想文化。但悬挂在佛寺遗址上的风铃，可能受中原唐王朝的影响才引入渤海国。

结 语

通过对渤海国风铃的系统梳理，我们得到如下认识：从出土地点来看，渤海国风铃主要用于佛塔、佛殿建筑和墓上建筑中，这些建筑或为佛教建筑，或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形制上存在由锥形到圆形再到台形的演变历程；无论从出土器物的出土地点还是器物本身出发，均可以看出渤海国风铃应是靺鞨人在受中原唐王朝文化影响下，吸收多方文化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