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司晨 罗智文

吉林和龙龙海墓区是公元8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前半叶渤海国重要的王族墓地，为研究渤海王陵的规模、形制、随葬器物等提供了重要的标尺。2004至2005年，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代表的多家单位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对该墓地进行了详细发掘①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6期。。该墓地中的大型石室墓M2被扰乱得较为严重，在该墓淤土中出土了一部分晚期瓷器。本文将对M2中出土的晚期瓷器的年代、窑口等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出土的晚期瓷器

M2淤土中共出土五件瓷器，其中四件为白釉，一件为酱釉。

（一）白釉瓷

出土的白瓷均已残缺，仅一件白瓷碟可复原。

白瓷碟 1件，M2:31，器身、器底及口沿部分缺失，已复原。侈口，圆唇，弧腹，圈足微外撇，足心有鸡心凸。灰白胎，胎质细腻，可见有小气孔，胎体薄。白釉，外壁施釉至下腹部，有流釉现象。内壁下部印花草纹，似乎为莲花荷叶的组合。内底印轮菊纹。内底有涩圈。口径15.8厘米，足径4.2厘米，高2.93厘米，圈足高0.4厘米。器底和器物腹部的厚度均为0.3厘米，口部的厚度为0.2厘米（图一）。

图一

口沿 3件，均残，不可复原。两件为化妆白瓷，M2:4，残，撇口，圆唇，灰白胎泛黄，较细腻，可见有小气孔。白釉偏黄，有开片。残长5.7厘米。M2:13，残，撇口，圆唇，灰白胎泛黄，较细腻，可见有小气孔。白釉偏黄。残长5.56 厘米（图二）。一件为细白瓷，M2:24，残，撇口，圆唇。胎呈灰白色，胎质细腻，气孔较少。白釉。残长4.5厘米。

图二

（二）黑釉瓷

仅一件，器型为碗。

碗 1件，M2:3，残。部分口沿缺失，已复原。侈口，弧腹，圈足外撇，挖足过肩，足心微凸。灰白胎，胎质较细腻，可见有小气孔。黑釉，有窑变，外壁施釉未及底。内壁从近口部开始以褐彩绘有两排竖条纹，上大下小。内底粘连有三块砂堆支烧痕，圈足底亦粘连有砂堆支烧痕。口径18.5 厘米，足径7.4 厘米，高8.72 厘米，圈足高0.75厘米。口部厚度为0.7厘米，器腹中部厚度为0.5厘米，器腹下部厚度为0.8厘米（图三）。

图三

二、出土晚期瓷器窑口及年代分析

以上对和龙市龙海M2出土的晚期瓷器的情况作了基本介绍，下文即对以上五件晚期瓷器的窑口及年代进行分析。出土的五件瓷器中，三件不可复原的白瓷口沿年代、窑口难以判断，故以下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件已复原的瓷器上，对三件瓷器口沿探讨从简。

（一）细白瓷印花碟

和龙市龙海M2出土的细白瓷印花碟，其内底刮涩圈，内壁下部及内底涩圈内有阳纹印花，印花风格纤细扁平，同定窑印满内壁、立体感强的印花有较大差别。类似瓷器在山西霍县陈村窑址①陶富海：《山西霍州市陈村瓷窑址的调查》，《考古》1992年第6期。（图四：1）有大量出土，显示为霍州窑产品。

本类涩圈印花器在窑址外亦有较多出土例，如山西省侯马市金大安二年（1210）董明墓②参见：1.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年第6期。2.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西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3.山西博物院编：《陶冶三晋：山西古代陶瓷艺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8页。（图四：2）、H4M101③参见：1.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西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6页。2.山西博物院编：《陶冶三晋：山西古代陶瓷艺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7页。（图四：3）、永济县蒲州（河中府）故城遗址④参见: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黄河蒲津渡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彩版四四:1、彩版四八:3、彩版六一:5。2.王晓毅等：《蒲州故城遗址TG148202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0期。、盐湖区大渠乡寺北学校⑤运城博物馆编：《山河相依窑火辉映：晋陕冀豫宋辽金元瓷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图四：4）、朔州市亚麻厂工地M12⑥山西博物院编：《陶冶三晋：山西古代陶瓷艺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9页。（图四：5）、河北省康保县西土城遗址⑦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等：《河北省康保县西土城城址考古调查简报》，《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黄骅市海丰镇遗址⑧参见：1.黄骅市博物馆等：《2000年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77、101、187页、图版二八：5。2.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华瓷吉彩：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出土文物》，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0、39页。（图四：6）、内蒙古察右后旗石门口金代遗址⑨乌兰察布博物馆：《和林格尔县前瓦窑沟辽、金时代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53-565页。（图四：7）、和林格尔县瓦窑沟辽金遗址⑩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石门口金代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585-590页。、乌兰察布市集宁路古城遗址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4页。、陕西省大荔县段家老君寨金墓⑫大荔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大荔县段家老君寨宋墓清理简报》，《文博》1992年第1期。、甘肃省临夏市红园路金墓⑬临夏州博物馆、临夏市博物馆：《临夏市红园路金代砖雕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2011年第1期。（图四：8）、华池县李良子窖藏⑭参见：1.庆阳地区博物馆、华池县文化馆：《甘肃华池县发现一批宋瓷》，《文物》1984年第3期。2.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2页。3.http://www.hcxmuseum.com/bbx/culturals1.html?id=22819&newsid=532751，华池县博物馆，白釉“福禄招财”瓷碗。（图四：9）、会宁县（新）会州城遗址⑮定西地区博物馆：《金代会州城遗址试掘简报》，《陇右文博》1997年第2期。。以上遗址出土涩圈印花器除盐湖区大渠乡寺北学校出土者被断定为元代器物（存疑）外，其余皆为金代遗址出土，侯马H4M101 出土者上尚有“明昌三年（1192）十二月廿买一十个”纪年墨书，由此可知本类器物多流行于金代晚期。元代霍州窑瓷器，如内蒙古包头市燕家梁遗址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88-391页、彩版一〇五-一〇七。、陕西省西安市元后至元五年（1339）张达夫及夫人合葬墓⑰参见：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2.朱连华：《元代张达夫墓出土瓷器探讨》，《文物天地》2017年第7期。、宁夏固原市开城墓地M68①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固原开城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8、120页、彩版五：2。、吉林省敦化市双胜窖藏②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省敦化市双胜村元代窖藏》，《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38-445页。、蒙古国哈剌和林遗址③[苏联]С.В.吉谢列夫著，孙危译：《古代蒙古城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彩版十六，原文定为介州窑系白瓷，实为元代霍州窑瓷器。出土者，内底皆无涩圈，而有五枚细小支钉痕，故可知其非元代产品。

图四 霍窑印花器对比材料

（二）黑釉碗

和龙市龙海M2出土的黑釉碗，内壁从近口部开始以褐彩绘有两排竖条纹。此碗与观台磁州窑址出土的Ⅹ型黑釉碗（图五：1）形制完全相同①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观台磁州窑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92-193页、彩版二二：4。，发掘者认为此类黑釉碗为磁州窑第四期前段至后段生产，即金末至元代（1219—14世纪末）②张威主编：《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85-491页。，由此可知该碗是磁州窑13—14世纪产品。

同类黑釉酱斑碗在元代广泛流行于东北地区，在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沉船③张威主编：《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图五：2）、沈阳市小北街M4④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小北街金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1期。该墓发掘者认为是金墓，现被重新界定为元墓，可从，参见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77页。、喀左县国营砖厂元墓⑤傅宗德：《辽宁喀喇沁左翼自治县元墓》，《考古》1990年第2期。、义县义州镇窖藏⑥李红军：《辽宁义县出土的一批瓷器》，《考古》1988年第2期。、抚顺市唐力遗址⑦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抚顺千金乡唐力村金代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0年第4期。、盖州市新民遗址⑧崔艳如等著:《营口市文物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吉林省敦化市双胜窖藏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省敦化市双胜村元代窖藏》，《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38-445页。（图五：3）、四平市石岭子城子山山城⑩梁会丽、隽成军、田永兵、魏佳明:《四平市石岭子城子山山城调查报告》，《北方文物》2014年第1期。、东辽县三良村遗址⑪唐洪源：《吉林东辽县发现辽金文物》，《考古》2001年第10期。（图五：4）、前郭县三岔沟窖藏⑫参见：1.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编:《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内部刊物，1983年，第34页。2.洪峰、志立：《吉林前郭县金代窖藏瓷器》，《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图五：5）、塔虎城遗址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主编：《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1-133页、图版七五：5、图版七六：1-3。（图五：6）、双辽电厂贮灰场遗址⑭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双辽电厂贮灰场辽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以上东辽县三良村遗址、前郭县三岔沟窖藏、双辽电厂贮灰场遗址以往皆被认为是辽金遗址，现皆被重新界定为元代遗址，可从。参见郝军军、沙芳源：《吉林省蒙元考古遗存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63-282页。、辽源市前李沟遗址⑮唐洪源:《吉林东辽公路沿线文物调查简报》，《博物馆研究》1992年第1期。以上抚顺市唐力遗址、盖州市新民遗址、辽源市前李沟遗址以往皆被认为是辽金遗址，现皆被重新界定为元代遗址，可从。参见赵里萌：《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元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475、480-481、484-485页。皆有出土。以上遗址出土黑釉酱斑碗往往与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瓷、化妆土白瓷、龙泉窑青釉瓷、低温三彩釉陶同出，年代可资确定者皆为元代，与窑址发掘结论相合，由此可知该瓷碗为元代遗物。

图五 黑釉酱斑碗对比材料

（三）白瓷口沿

和龙市龙海M2出土的化妆土白瓷口沿，胎体较薄，胎色发黄且细腻，少杂质，釉色白中泛黄，与辽金时期东北化妆土白瓷胎质不同，而与元代磁州窑化妆土白瓷相似，笔者推测其可能是元代磁州窑化妆土白瓷。细白瓷口沿非芒口，釉色洁白，缺少“竹丝刷纹”及“蜡泪痕”，总体特征与定窑不同，非宋金定窑白瓷，至于其具体窑口，则因其特征不明确，殊难判断。

余 论

和龙市龙海M2出土的两件瓷器，对研究金元时期霍州窑、磁州窑瓷器的流布，具有特殊的意义。据上文所揭示的出土金代霍州窑瓷器的遗址，金代霍州窑瓷器的流布线路大致有两条：其一即由霍州往南，经平阳至河中府，由蒲津渡铁桥渡河至大庆关，随后输入京兆府路辖诸地，再由京兆府路输入迤西诸路辖境。其二即由霍州向北，经太原府，随后输入西京路辖区各城镇，再由西京路东越燕山，进入中都、河北诸路辖境①关于金代霍州窑的流布，参见于陆洋：《金代中原地区瓷器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244、295-296页。。东北地区发现金代霍州窑瓷器甚少，除本件龙海M2出土者外，少见明确出土例。此件霍州窑盘极可能是由西京路，越燕山，由中都路向东北，过榆关，经辽西走廊输入东北地区的，但亦有可能是由海丰镇遗址由海路进入辽东，从而输入东北地区的。此件瓷器是研究金代霍州窑瓷器流布的重要资料。

磁州窑黑釉酱斑碗大量出土于东北地区，与元政府推广海路漕运带来的海上运输勃兴有直接的关系。绥中三道岗沉船即为元代中晚期由河北地区的海港经渤海湾运往辽东地区的瓷器贸易船，其中出土的磁州窑黑釉酱斑碗，即为此类瓷碗经由海上输入东北地区的见证。另外，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高丽遗址出土瓷器中亦有此类黑釉酱斑碗，同藏孔雀蓝釉罐及白地黑花盘亦曾出水于绥中三道岗沉船①金英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高丽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文物》2010年第4期。，这几件元代磁州窑瓷器亦有可能是由活跃于渤海、黄海的海商输入朝鲜半岛的，但也有可能是通过陆路由东北地区，经图们江或鸭绿江下游流域进入朝鲜半岛的②关于东北地区元代瓷器输入的路线问题，参见秦晓杰、彭善国：《东北地区出土元代瓷器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2期。。龙海M2出土的磁州窑黑釉酱斑碗，对研究东北地区的元代磁州窑瓷器流布，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和龙市龙海M2墓上有三个盗洞，分别位于墓门东侧、墓室西南角和东北部，可知该墓至少被盗过三次。本文所介绍的金元时期瓷器均出土于墓葬淤土中，正是由于该墓的多次被盗导致了淤土携带着晚期遗存混入墓室内部。根据以上对M2 淤土所出瓷器年代的判断可知，M2的被盗年代大致在金元时期。

被盗墓葬中出土被盗扰时混入的晚期瓷器，其例甚多，如葬于辽统和二十九年（1011）的辽宁北镇韩德让墓中出土的东北地区粗白瓷涩圈盘、折腹盘、圈足钵、盏、深腹碗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北镇市辽代韩德让墓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4期。即为辽代晚期至金代（11世纪晚期至12的世纪）产品④关于辽金东北地区化妆土白瓷生产情况，参见：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市冮官屯窑址第一地点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11期。2.赵里萌：《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元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52-53页。，再如葬于元贞元年（1295）的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其中出土了一件青花折腹盘⑤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元代张弘略及夫人墓清理报告》，《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年代相当于景德镇落马桥窑址第二期（即明正统至天顺年间，1436—1464年）⑥秦大树、高宪平、翁彦俊：《落马桥窑址明清遗存发掘的收获及相关问题》，《文物》2020年第11期。，以上两墓皆曾被严重盗扰，墓中出土晚期遗物的原因亦在于此。这一类现象是值得考古学者们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