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培燕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网络技术智能化、算法化日趋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遵循网络交往逻辑和网络交往范式已成为人们适应网络社交平台的基本行为准则。 大学生是网络使用的主要群体，网络技术的智能化算法化在为他们获取有益资讯、实现情感补偿、进行自我建构等方面带来精准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以自我为中心建构“过滤气泡”的现象。 “过滤气泡”现象给大学生群体营造了一种相对封闭、分裂的交往环境，导致了交往能力下降、交往效能不高等困境。 走出网络交往困境，需要对“过滤气泡”的形成原因以及对大学生网络社交的消极影响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掌握内在规律、探索应对策略。

一、“过滤气泡”现象的生成逻辑

“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这一概念，由美国的互联网观察家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于2011 年提出。 在其著作《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和TED 演讲《当心网上“过滤气泡”》中，伊莱·帕里泽指出:网络技术可以暗中观察、预测用户的网络行为，通过过滤掉用户不感兴趣的内容，精准推送喜欢的内容，从而为用户打造一个独特的个性化信息世界。 根据帕里泽的阐述，结合笔者的理解，我认为:“过滤气泡”现象是指在信息技术和媒介创新推送的“合谋”下，不断为个体打造个性化认知和交往的“拟态环境”现象。“拟态环境”由美国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出，是指传播媒介基于现实而又区别于现实的、经过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非客观信息环境。 “过滤气泡“的形成过程体现出三种逻辑，即价值逻辑、技术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过滤气泡”形成的价值逻辑——相关性

相关性，通常的理解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 从方法论角度考量，相关性意味着匹配度，是决定主体如何做决策所应遵循的前提条件。 相关性，是数字化时代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是推动信息技术变革、媒介创新推送方式的主要动力，是个体高效获取资讯、实现社交需求、精准认识自我的关键标识。

首先，相关性满足了资本逐利的需求。 对于组织、媒介来说，其所秉持的理念、宣传的主张、提供的服务愈契合受众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愈能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并从中获利。 正如伊莱·帕里泽所指出的，“哪家公司能在数字化时代的干草堆里寻找到金块，哪家公司就能赢得未来”[1]。 因此，通过暗中观察，精准获取用户信息、消费取向、偏好、兴趣、需求等相关资源，成为关键。

其次，相关性减轻了用户个体注意力负担。 对于用户个体来说，数字时代，人的注意力正在遭受解构。 面对信息过载，个体深陷信息洪流之中，注意力崩溃，导致选择失控，带来理解负担，造成心理恐慌。如何解决“大海捞针”的无力感和迷失感、减少“信息浪潮”的冲击? 一般情况下，用户个体倾向于选择在最省力的情况下获得最符合自己信息需求和最能充分表达自己个性和情感的媒介载体。

再次，相关性强化了信息供给端和用户需求端的黏合度。 相关性价值追求是连接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桥梁，双方共同促使“过滤气泡”形成得以可能。 体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少地向我们展示广阔的世界，而把我们锁定在熟人邻里之间。 其风险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无意中聚集在了一个贫民窟中”[2]。 也就是说，在技术和媒介的“合谋”下，我们日趋生活在一个人为设计的“拟态环境”里，“我”是这一环境的中心，亦如托勒密的宇宙。 其后果是，我们眼里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头脑想到的，都是对自我的强化和映射，这就限制了人跳脱出高相关性“过滤气泡”同质化信息环境的意识、勇气和能力。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和媒介塑造了人，尤其是不断强大的技术成为这一系列运作背后的关键支撑。

(二)“过滤气泡”形成的技术逻辑——个性化算法

个性化算法，是信息技术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全面分析，并借助一定的算法模式，为受众个体进行精准画像，千人千面，从而实现推荐内容与受众特定需求高相关性和高匹配度。 个性化算法强调用户体验、定向分发和精准推送。 互联网进行个性化算法的运作方式通常有四种，“一是基于内容的推荐，二是协同过滤，三是关联规则推荐，四是组合推荐”[3]。 尽管不同个性化算法所依据的过滤线索不同。 如“谷歌是从信息片段之间的关系开始的，脸书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的”[4]，前者强调根据受众个体获取资讯的习惯行为，比如，你的兴趣、偏好，你关注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后者关注人际关系，比如，通过你的个人社交网站，分析你喜欢跟谁交往，交往关系的亲疏程度、互动频率、互动话题、分享内容，交往对象或群体喜欢什么、偏向什么、关注什么等等。

简而言之，凡用户在网络节点上留下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成为个性化过滤器的分析对象。各家互联网平台的算法细则虽有不同，但它们的技术逻辑具有相似性。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相同，个性化算法通常以追踪用户的行为信号为起点，在强化用户原有行为的基础上，不断为个体创造新的需求，引导用户个体的选择由有意识的“主动”向无意识的“被动”转化。 二是所依据的算法原理相同，都始于用户个体在网络上留下的任何一次点击信号和浏览历史记录，并针对用户个体的点击行为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 三是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同，即实时精准地为用户个体画像，及时构建用户身份，从而在高质量满足用户个体体验、契合用户个体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推荐信息的定向分发和精准推送。

总之，不同个性化算法合力削弱了用户个体进行行为选择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对于受众用户个体来说，个性化算法所体现出的一系列操作都是隐性的，察而不觉的。 其内在的逻辑是，“你得到了免费的服务，付出的代价是个人信息”[5]。 结果“个性化不仅很容易地影响我们和谁交往，而且可以影响约会的地点及话题，那些决定我们看见什么广告的算法现在开始编排我们的生活”[6]。 这就是算法逻辑和算法霸权，隐性不可见，强制不可抗。最终，当一切变得个性化时，我们将会落入一个充满同质性的“拟态环境”中，也就是所谓的“过滤气泡”中，一面享受熟悉且喜欢的人事物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愉悦、情感共鸣、精神共振，一面自动屏蔽异质性信息，自动隔离异质性交往环境。

(三)“过滤气泡”形成的实践逻辑——对个体自我的强化

“过滤气泡”现象，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演绎、递归、建构信息世界和交往世界，通常是在遵循人的心理机制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迎合个体的网络社交需求。

首先，就用户心理机制而言，“图式”会影响甚至左右个体后继行为发生的方向。 所谓“图式”，是认知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的大脑中对已有经验学习后所形成的稳定知识结构和体系，通过同化和顺应这两种方式形成。 “图式”具有对相似情境迁移的功能，对人的认知具有双重反作用:一是可以帮助个体简化学习认知过程，使其更快地适应环境；二是导致个体形成认知惰性，引发认知偏见，加深认知偏差，致使个体被束缚在以自我为中心所建构的信息框架中，限制人“意外发现”的能力，把人局限在自我形塑的封闭空间中。 比如:我们倾向于相信能强化我们现有观点的事物，去看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我们喜欢与我们具有高相似度的人交往等等。 映射自身属性的“图式”在个体感知、引导发现、组合新信息、选择与谁交往中，发挥着“把门人”的作用。

其次，信息技术迎合用户心理需求，实行无原则的“投喂”。 个性化过滤器、个性化搜索引擎、个性化服务满足了受众各种网络社交需求，迎合了“你身上最具强迫性的部分，创造了‘强迫性媒体’(compulsive media)，让你点击更多的东西”[7]。 这种强迫性媒体通过采用各种形式，不断强化你的某种需求，某一次的偶然需求会进一步导致你认知失调。 减少认知失调的策略是“我如果不是一个做x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做x，因此我必须是一个做x的人”[8]。 因此，就是在这种不友好的技术——媒介——“概率”需求的互动互构中，个体自我被进一步强化，导致个体越来越走向一条没有尽头的幽深小道。

总之，无论是出于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无论是个体主动、还是无意识被动，在交往实践中，个体自我陷入“过滤气泡”营造的虚假景象中逐渐膨胀化，形成对自我的不断强化。

二、“过滤气泡”对大学生网络社交的不利影响

“过滤气泡”现象，是信息技术和媒介平台以“我”为中心进行数据收集、信息筛选、精准推送，不断为个体打造个性化认知和交往的“拟态环境”现象。 对大学生网络社交带来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

(一)加速网络社交“圈群化”，局限大学生的自我发展

“过滤气泡”现象的特征之一是以用户自我需求作为信息筛选、精准推送的依据。 满足自我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需求，是大学生选择网络交往行为的内在动力，也是产生交往“圈群化”的主观因素。 “过滤气泡”现象正是基于这种多样化的主观需要，在信息技术和媒介创新推送的加持下，加速了交往“圈群化”的发展。

网络圈群，是基于用户个体不同发展需求，经过“趣缘”“学缘”“地缘”“业缘”等价值筛选重组后，聚居于网络虚拟空间的特定社群组织。 网络信息技术赋能，促使个体自我成为圈群组织的“圈心”，“个人成为连接的主要单位，每个人都具有选择与创建个人社区的权利，而不是像他们周围的人一样融入同一个群体”[9]。 这就意味着，大学生可以作为独立的中心节点，根据自我需求、兴趣、偏好、价值取向等，主动建构、随意退出任何一种网络社交关系。 这种打上圈群属性的“部落化”小圈子是对个体自我的镜像反映，内部呈现高同质性，表现在圈群成员具有相似的思想认知、价值认同、情感归属和行为取向。

在以“自我”为圈心的网络同心圆关系结构中，根据差序格局，交往主体会进行自然划类，即“会自动将高关系先赋性和高关系交往性的他人包容进入自我的边界，形成所谓‘自己人’即‘我们’，而将低关系先赋性和低关系交往性的他人排斥在自我边界之外，形成所谓‘外人’ 即‘他们’”[10]。 结果导致大学生在自我发展中，容易患上“营养缺乏症”。 表现在:一是强化了自我确认偏误，即“倾向于相信能强化我们现有观点的事物，去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11]；二是窄化了自我注意力选择，即关注视野趋于狭窄；三是限制了自我的“解答视界”，即“人们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心理空间的大小”[12]被锁定了，由此降低了个体解决问题的灵活度和创新性；四是扩大了自我的“现实偏向”，即“你对未来自我的偏好与当下此刻的偏好之间的差距”[13]被拉大，就是理想自我远离现实自我，使个体局限于“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大学生的三观未稳，思维活跃但不坚定，认知接受能力强但判断力不足，情感丰富但不稳定。 在自我形成中，极容易陷入“过滤气泡”现象所形塑的自我“拟态环境”中，个体健全理性的发展被左右。

(二)导致网络社交同质化，降低大学生的交往理性

“过滤气泡”现象的特征之二是个性化明显。个性化订制的“过滤气泡”筛选机制，最终为个体打造了一个同质化的交往生态环境，提供了一个简单高效以满足个体获取资讯、寻找情感庇护的空间。大学生长期浸染于“过滤气泡”打造的拟态个性化环境，会逐渐习惯于分裂、对抗的网络交往模式，降低其网络社交能力，进而影响到现实关系的构建。

首先，容易导致大学生交往理性不足。 相较于其他群体，大学生情感丰富但情绪不稳定，在封闭的网络交往空间中，更容易导致群体极化，产生交往偏见。 一方面，大学生为了在圈群中获得身份认同感、心理归属感和关系安全感，通常会以让渡自我、依附他人的方式，与群内成员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因此，在群体压力下，会不断强化某一突显出来的观点，盲目从众，形成“意见气泡”，并在情绪放大机制作用下，导致“同圈儿”内产生群体极化行为。 另一方面，随着圈子“内壁加厚”，不同圈子之间，因信息理解相异而相互排斥、相互隔裂，导致交往阻隔，形成交往偏见。 因为“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池塘，都是自己池塘边的青蛙，信息理解变短变浅，偏见与偏见的人交锋，只是情绪的冲撞”[14]。

其次，容易局限大学生的交往视野。 “过滤气泡”环境正在改变大学生的共同关注:私人事件越位公共事件，私人利益超越公共利益。 被困于“信息茧房”中，在高同质化的信息源刺激下，大学生在认知、行为方面会形成思维定势，表现在与谁交往、不与谁交往、交往采取哪种介质、分享关注哪些信息等方面，局限了大学生的交往视野。

再次，容易使大学生的交往韧性不足。 在“过滤气泡”环境下，“许多关系仍旧是弱连接”[15]。由于网络技术赋能，大学生网络交往渠道多样，载体丰富，个体可以随时找到志同道合者，不再需要刻意维护令自己不愉悦的关系，在面对圈群内出现矛盾争执时，缺乏容忍的韧性。

最后，容易使大学生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 人唯有在与他人交往中才能确证自己，他人是“我”的参考，是“我”的镜子。 “过滤气泡”环境中充满了高相似性的信息、观点、内容，使人陷入“信息茧房”，阻碍了大学生审视自我的视角和发现自我的途径。

(三)网络社交技术支配化，影响大学生的交往效能

“过滤气泡”现象的第三个特征是技术裹挟。满足受众个性化追求，离不开不断革新的技术簇拥。 技术强势入驻网络空间，加之媒体之间彼此勾连，相互嵌套，塑造了网络交往样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交往效能。

首先，给大学生交往带来潜在负效能。 “所谓虚拟交往的潜在负效能往往是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下的行为表现，即作为青年本人的主观理念和价值观尚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下，是一种‘没过脑子’、缺乏深思熟虑、意念程度较低所伴随的不自觉行为状态；也是青年在虚拟交往过程中受到的不易被发现却是客观存在的负面影响，大多表现为受到某种心理效应的暗示，使交往主体的思维观念或行动迹象发生不自觉的动摇或转变”[16]。 换句话说，“科技容易实现什么，我们就容易爱上什么。 我们的身体和科技‘共谋’”[17]。 大学生的辨别力、判断力、反思力不足，极容易沉溺在技术强权和媒介推送所营造的交往景观中。 理想的交往图式被改造，交往出现从众心理和无力感。

其次，给大学生交往带来显性负效能。 “就本质而言，显性负效能是在青年观念意识形成条件下的外在行为表现，即青年在网络交往过程中已经固化并稳定下来的思想理念，是潜在负效能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在质性层面产生的一种反映”[18]。 在“过滤气泡”环境中，大学生很容易获得社会性支持，因为“不管他们的兴趣有多么小众，他们都可能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热情的粉丝簇拥着；不管他们周边的文化有多狭隘，他们都是世界性的”[19]。 然而，这种绝对化社会支持的负性作用也是明显的，虽然满足了“出轨”“越界”青年在“圈儿”内获得身份认同、情感支持的需求，但放大了他们集体堕落的勇气，不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交往观。

再次，会引起大学生现实交往中的孤独感。 现实交往与虚拟交往是同步和混搭的，线上生活能够满足大学生需要不断与外界联系的社交需求，“过滤气泡”的交往环境为大学生提供了“家”一样的交往空间。 而现实交往易于给大学生造成“离家”的感觉，结果一旦“离家”进入线下的现实社会，他们往往感到孤独，即使周围全是人。 这些问题的产生皆因网络技术给予的“强大支持”。

三、“过滤气泡”不利影响的应对策略

“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塑性很高。 事实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改变。 通过个人行动、企业责任和政府监管的结合，我们仍有机会改变网络的发展方向”[20]。 因此，克服“过滤气泡”给大学生网络社交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应从这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找到应对的策略。

(一)提高大学生觉知“过滤气泡”的意识和能力

“过滤气泡”可以为大学生圈定网络社交场域，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自主选择。 因此，针对大学生个人，要突破现有网络交往框架、打破“同质化”交往束缚、走出“部落化”交往困境，应从唤醒网络交往陷阱觉知、改变社交习惯、消解自我中心主义等方面展开。

首先，唤醒大学生觉知“过滤气泡”现象的自觉意识。 “过滤气泡”现象对人发生作用的机制是隐匿不可见的，通常像“阿得拉”[21]这种麻醉药物一样稀释于网络社交生活的各层面。 大学生判断力和辨别力不足，往往察而不觉，需要引导他们通过体察，感知现实交往的困惑，进而反观“过滤气泡”所造成的弊端。

其次，引导大学生主动改变网络社交惯习。“过滤气泡”现象形成的技术逻辑，始于用户个体在网络社交节点上留下的信号痕迹被机器获取，经数据整合后，媒介平台实现对用户个体习惯行为方式的规律性把握。 大学生网络交往定力不足，易于盲目从众随大流，比关注自己的真实兴趣更加关注朋友关注的东西，这就为媒介平台提供了更易辨识的规律性线索。 因此，若要打破算法技术为个体“画像”、勾勒“社交图谱”的能力，则需要引导大学生在网络社交中有意识地隐匿诸如身份、人格、文化符号等社交线索。

再次，激励大学生有意识地消解自我中心主义。 消解网络社交中的自我中心，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打开交往视野，以拓宽交往格局，形成理性交往能力。 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以集体主义为统领唤醒学生共同体意识；二是提高学生参与公共事件和实现意义建构的能力。 鼓励大学生与秉持不同思想、观点、意见和价值观的人进行交流对话，打破“圈层”壁垒，以逐渐与异质性“圈群”走向共融共存。

(二)增强网络从业人员公共责任意识和公共伦理精神

当我们“讨论人与互联网的关系时，问题并不在互联网，而在于人们如何利用互联网”[22]。 同理，当我们讨论“过滤气泡”给大学生网络社交造成的消极影响时，同样需要注意把人的信息资源商品化的互联网公司以及从业人员，他们往往一味坚持商业化的价值取向。 因此，需要多方面多层级培育互联网公司和从业人员的公共责任意识和公共伦理精神。

首先，加强思想意识引领。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思想，渗透于互联网公司的各项制度中，规范企业组织行为，明晰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企业权利与社会责任的边界，使互联网公司及从业人员有所敬畏，以社会责任规范权利运用。

其次，提高算法透明度。 算法透明度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算法公开，互联网企业应尊重用户知情权，主动让受众尤其是大学生了解社交网站如何对他们进行“图谱画像”，帮助大学生解除“互联网好像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有人或者什么东西在左右我的注意力”等思想困惑；第二个是算法易理解，“要真正把控制权交给用户，前提是必须让选项的内涵一目了然，因为选项再多，看不懂的人也不会去调整”[23]。

再次，强化算法伦理。 大学生容易受算法推荐内容类型和质量的影响，因此，哪些应该被推荐，哪些不应该被推荐，应成为算法推荐考量的一个指标，要明确算法推荐边界。 在大学生中，存在思想偏激、行为怪异、“出轨”社会主流价值的倾向，那么如何做出有利于大学生朝向正确轨道发展的算法推荐，防范青年问题被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应该成为算法伦理考虑的重要维度。

最后，创新算法技术。 “计算机再先进，只要它仍旧缺乏意识、同理心和智慧，我们实际认知的自我同个性化工具分析出来的信号之间就一定有很大差距”[24]，因此，技术的“锅”应由技术来背，要在算法技术上作调整。 一是要优化算法中不同变量的组合，突破数据线性逻辑，通过“增加意料之外的可能”[25]，打破算法常规；二是要增加“可证伪性”算法程序功能，“可证伪性”是一种“着重于反证用户画像的算法”，能够从反面形成对“用户画像”的相互印证，对用户视野具有较高的扩展度；三是要促进技术创新，“包括数据加密技术、信息擦除技术和数据透明技术，通过隐藏数字足迹、缩减数据积累和数字自我管理来降低‘过滤气泡’的形成空间，增加个体主动跳出的可能”[26]。

(三)加强政府部门净化网络社交空间的整体合力

“过滤气泡”势能强大，政府作为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制力量，介入其中，也至关重要。

首先，政府要掌握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的价值主导权。 一是要以社会主流价值作为算法规制决策的基本原则，规范互联网资本的商业化取向对公众利益的损害，戳破“过滤气泡”现象形成的封闭割裂空间；二是要提高社会主流价值引导力，主流媒体要创新话语表达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途径，引导调整大学生的网络信息消费结构。

其次，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地。 互联网环境下的个人信息供给与媒介平台使用呈现非对称性，导致用户个体与互联网机构的风险承担不均衡，实施个人信息保护尤为重要。 对大学生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意味着减少自我被数据化的程度，降低陷入“信息茧房”、落入“过滤气泡”交往环境而不自知的风险。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持续推进，除了加强顶层设计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落实落地。

再次，成立专职机构监督个人信息使用。 机构组成人员应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等专门研究大学生群体的专家学者，也应包括精通网络技术和算法推荐的专门技术人员，多方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就信息使用不当对大学生造成的风险进行科学研判，精准制定应对策略。

总之，“过滤气泡”现象已成为网络空间的一种隐性强制力量，影响并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建构交往的方式，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大学生置身于“过滤气泡”形塑的网络社交环境中，产生了局限自我发展、降低交往理性、影响交往效能等弊端，我们要积极应对，多措并举，有效引导，保障大学生在良性的网络社交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