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得 张艳斌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4 年以来，随着短视频、直播、条漫等新型互联网内容创作和传播形式的爆发式增长，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始出现，以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B 站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竞争的核心就是优质专业的内容创作者。 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也因此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以青年为主体的互联网内容创作从业人员队伍迅速壮大。 《2020 抖音创作者生态报告》显示，仅2020 年抖音新增内容创作者1.3 亿，在抖音所有创作者中青年群体占比达60%，抖音内容创作带动的直接和间接就业规模3617 万个[1]；《B 站2020 年财报》指出，2020 年B 站专业用户自制内容(PUGV)占平台整体播放量91%，其中86%的用户在35 岁以下[2]。 在这些创作者当中也涌现出许多成功的案例，如老番茄、李子柒、papi 酱等，他们的成功在青年群体中形成了示范效应，不断刷新青年的就业观念，影响青年的职业选择。 梧桐果招聘网在豆瓣上发布的《95 后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显示，95 后毕业生最青睐的新兴职业排行榜中，35.32%的人渴望当主播/网红，排在其后的是Coser 占比为20.03%，声优占比为16.15%，其次为网络写手、新媒体运营、网游陪练、化妆师、游戏测评师[3]。 可以看出，在当代青年的职业选择中与互联网内容创作相关的占了半数左右，这表明该职业正在成为青年群体就业、创业的新选择。 “站在风口，猪也能迎风飞扬”是当前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的真实写照，但能够顺势起飞的、安全落地的却是少数。 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大浪淘沙，从青年踏进这一行业开始就面临着制度性的风险。 从中国跑酷第一人吴永宁为获取流量无防护拍摄短视频而失手坠楼，到知名网红“泡泡龙”由于连续高强度工作而猝死，再到李子柒的高质量创作被越南网红“复刻”，这是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群体在行业实践中面临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现实境遇的缩影，类似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网民的广泛讨论和官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审视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群体及其现实境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意识有时会落后于社会存在，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目前仍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

一方面，对于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定义较为模糊，缺乏统一认识。 在这里我们更偏向于刘胜枝教授给出的定义:“互联网内容创作者是指通过生产各类原创内容吸引受众，进而经由内容付费、广告、流量分成或者社群经济、电商等方式获得盈利或者工资收入的个体”[4]。 这强调互联网内容创作是一种职业维度，它要求创作既带有原创性和娱乐性并以经济收入为目的，而不是心血来潮时的“随手一发”，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则是强调在此基础上的青年群体向度。 另一方面，当前已有的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网红”“主播”，一定程度上窄化了研究对象并先入为主地带有批判色彩，又或集中于该群体的特征、构成等外部描述而未深入考察职业产生背后的动因及其行业实践效度。

德国社会学大师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个体化”这一论题，它“在理论层面上声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并暗地里反对自由主义和古典主义；在社会层面上，是在文化民主福利国家和古典个人主义背景下来界定个体化进程。”[5]虽然这两大前提主要涉及西欧社会，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但他提出的“解放”(脱离由历史赋予的社会形式与社会义务)、“祛魅”(丧失传统的安全感)、“再整合”(一种新的社会约束)等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6]，以及立足于生活处境和生命历程考察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方法，为我们考察青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为何选择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在行业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效度和存在的限度，以及如何从社会融合维度化解互联网内容创作者面临的职业之困，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二、逐梦永不停步: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产生的现实基础

在分析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个体化实践效度和限度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产生的深层动力。 互联网内容创作，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众多青年人将其视作实现理想、改写人生的不二之选。 但与其说是行业新鲜度引发了青年们的就业狂欢，不如说是在个体化浪潮下，青年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内外因素共同推动青年选择了这个行业，是他们的选择造就了行业热度。 这一选择的背后既有青年追求“为自己而活”的内生动力，也有“劳动去标准化”的外部推力，两者共同筑起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产生的现实基础。

(一)为自己而活: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个体化的内生动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化浪潮经由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日益渗透到中国社会，它强调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过程的一个实体单位具有独立性与主体性，受到个体化浪潮洗礼的广大青年们日益关注自我，他们从“为他人而活”的集体意志中抽离，转向寻求“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意识。

这一方面是青年求得生存的需要。 因为“社会已经分化成几个相互分离的功能区域，这些区域之间既不能互相交换也不能互相连接。 人们只能通过他们所拥有的部分才能整合进社会……所以他们被迫牢牢地将有支离破碎危险的那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为自己而活’”[7]。 青年人从家庭、学校步入社会，进入工作岗位时面临着原来简单、舒适、统一的生活被切分成多个不连续的功能区的现实，“个体总是在不同的功能世界中徘徊”[8]，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中失败将意味着他们无法整合进社会，他们必须多方尝试，不断寻求就业机会，增加“自己所拥有的部分”。 互联网内容创作以其就业起始门槛较低、收入可观、自由度大受到了青年的青睐。

另一方面则是青年为实现青春梦想的勇敢尝试。 “自我”“敢想敢做”是青年群体的代名词，在“为自己而活”的驱动下，他们力图颠覆传统社会对人生命历程的规定，过属于自己的人生。 在他们看来，“属于自己的人生”意味着人生选择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 “为自己而活的人生轨迹成为一种可选择的人生，人们可以选择‘随自己意愿而过的人生’”[9]。 “为自己而活”意味着青年可以自己决定过什么样的人生，并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正是人生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 因此，“此前只被少数人期望的东西“为自己而活”如今成了越来越多人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了所有人的要求”[10]。 同样的，广大青年在选择成为互联网内容创作者时，他们或怀揣着梦想与激情，立志做出一番事业，或为走出一条“反传统”的“叛逆之路”，以此作为掌控人生的证明。 但需要澄清的是，个体化浪潮下的“为自己而活”并不是一种利己主义，它包含“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利他个体主义道德可能，这是促成新的社会团结的重要因素。

(二)劳动去标准化: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个体化的外部推力

个体化的过程是个体与社会交互的过程，“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11]。 也就是说，个体的选择是建立在社会的形塑即一定的外部推力之上，同时社会的某些不合理成分又会因个体实践得以纠正或解决。 “劳动去标准化”强调，“在当前和未来的理性化浪潮中，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开始在边缘处出现软化和松动，从而使自己的三大支柱“劳动法、工作场所、工作时间” 更富有弹性”[12]。

互联网内容创作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产物，也是“劳动去标准化”的典型，它实现了贝克所说的“在企业的某些子领域，相关职能已经可以通过电子化渠道连接，即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所谓的‘地理分散’或‘不依赖地理’”[13]，即是说，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不必整齐划一，不局限于“作息表”“工位”，街头巷尾、吃饭、排队都能成为创作的契机，构成工作的轨迹。 这种“去标准化”的工作模式符合青年的个性追求，他们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如前所述，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青年在选择从事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时，在无形中推动了就业热点的转移，原来在公务员、教师等传统岗位中争得头破血流的青年逐渐将目光转向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 更进一步说，正是青年的选择在不知不觉中助推了传统就业体系的去“内卷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就业体系的压力。

总而言之，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出现，是个体化过程中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劳动去标准化”为青年选择互联网内容创作这一新的就业形式提供了社会条件，“为自己而活”的驱动成就了青年选择了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 但后续论述也会指出，“劳动去标准化”意味着工作领域的风险将渗透到私人领域。

三、梦想照进现实: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个体化的实践效度

在“劳动去标准化”的推动以及“为自己而活”的驱动下，青年闯进了互联网内容创作这片新天地，他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不断探索、实践、奋斗。 在行业实践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仅2020 年抖音有收入的创作者超2200 万人，总收入达417 亿人民币”[14]，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形塑自我认同、积累社会资本等对个人未来发展影响更深远更持久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

(一)建构:形塑自我认同

“‘认同’意味着社会个体的自我定位和存在意义的确证，是寻求身份、追逐意义以及获得自我确定性存在的行为和过程”[15]。 可以说每个人终生都在寻求自我意义的确证，它的缺失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无意义感。 根据泰勒的自我认同理论，自我认同是个人据其经历反思性理解到自我，这种反思性理解既包括正向肯定，也包括反向自省。 “它一方面需要借助个体表达，另一方面须获得‘他者’的回应，这种有来有往的沟通交流成就了对自我行为的反思和完善”[16]。 同样的，青年从传统就业体系中“脱嵌”，投身充满风险、竞争、未知的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是因为传统就业体系虽然稳固，但已渐趋饱和，仅“嵌入”其中就要历经周折。 以公务员为例，其评价机制复杂、周期长，需要综合考虑工龄、政绩等各种因素，而处于建构自我认同重要时期的青年渴望更加直接、快速地获得他人的评价和反馈，从而锚定自身的社会位置。

互联网内容创作由社交媒体催生，它承接了社交媒体创作者与受众之间隔空互动的功能，创作者可以通过各大平台以创作图文或者视频的方式在受众面前进行自我展示。 与传统职业相比，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建立了以即时、量化的用户数据(点赞、评论、观看量等)为评价指标的评价机制。 以B站为例，当某个作品推送到受众面前时，他们一方面可以通过“一键三连”(点赞、投币加收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创作者的认可，这些正向数据能够不断强化创作者对自己的正面评价，并上升为自我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受众也可以通过弹幕、评论、点踩对创作内容进行吐槽抑或给出建议，这些负面数据则能鞭策创作者进行自我反思。 双重作用之下，创作者能够更理性、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并努力创作更加喜闻乐见的作品。 总之，不论是自我肯定还是自我反思，都是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确证自身存在及其意义的重要方式，它们共同勾勒出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自我认同图景。

(二)聚能:积累社会资本

社会学家Granovetter 最早界定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它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17]。 简单来说，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主体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它们能够为主体所调动和利用，从而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 就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来看，青年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与他人分享知识经验、价值观念、未来愿景的交流互惠中，能够积累大量的社会资本。

首先，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获得了人脉资源。 虽然互联网内容创作是一种“屏幕对屏幕”的交互活动，但创作者实际工作的开展同样离不开社会关系支持，正如贝克所言，“个体化了的行动者，要想‘重新嵌入’基于公民身份的共和政体内，其前景是暗淡的。 促使他们冒险走上公共舞台的原因……，不如说是急需建立‘关系网络’”[18]。 互联网内容创作既包括内容创作、分发、推送的环节，也包括后续受众的反馈以及作者的回应环节，这两个环节主要通过弹幕、评论、私信等数字化方式桥接，也就是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关系网络的建立主要依靠虚拟交往。 在这一虚拟交往的过程中，创作者获得了与不同社会背景的粉丝及其他创作者互动的机会，从而搭建起广泛的关系网络，为他们开展工作、应对个体化社会风险提供重要支撑。

其次，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获得了信息资源。 在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创作者作为内容供给方，处于信息收集、加工、发布的上游，受众作为需求方而处于信息接收的下游，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经过创作者二次加工的产物。 这中间形成的信息差就成为创作者创造经济收入、掌控信息动向的工具，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快人一步，赢得主动。正如阿尔温·托福勒(Alvin Toffler)所言，“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掌控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19]。

最后，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获得了言行影响力。 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在其粉丝群体中通常作为“意见领袖”而存在，他们的一言一行时刻影响着广大粉丝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 前有原斗鱼主播卢本伟教唆粉丝辱骂反对者受到共青团中央、紫光阁的点名批评，并被封杀；后有虎牙人气游戏主播张宏发(网名张大仙)，在游戏之外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响应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乡参加创意脱贫工作，并带动粉丝积极响应。 这一反一正的实例，都如《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谁了解激发群体想象力的艺术，谁就掌握了统治群体的艺术”[20]，证明勒庞(Gustave Le Bon)所强调的“意见领袖”言行的巨大影响力在互联网世界中是实际存在的。

四、现实撼动理想: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个体化的实践限度

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在追求“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实践效度上取得了系列成果，但“为自己而活，意味着失败也是自己的。 社会危机现象，像结构性失业等所带来的风险可能转嫁给个体”[21]。个体化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也是如此。 当所有创作者都热衷追求社会资本积累、快速确证自我价值时，它是否会造成新的行业内卷? 是否会歪曲职业道德认同? 身处诸多潜藏的风险之中，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职业发展将因此受限。

(一)半嵌:易逝的工作机会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国家通过“双选制”就业方式打破了“终身全职工作制”，个体从传统就业体系中“解放”出来。 他们虽然获得了选择的自由，但也失去了传统关系网络(如家庭、氏族、单位)的保护。 他们投身了充满激烈竞争的互联网内容创作市场，几乎是单打独斗，自己为自己负责，这迫使青年必须时刻努力维护创作、时刻准备寻找新职，以在竞争洪流中得以安身立命。

如前所述，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让许多投身其中的青年人尝到了“甜头”，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规避社会风险的港湾。 然而，互联网内容创作吃的是“流量饭”，一旦作品无法继续俘获粉丝，创作者将面临着随时失业的风险。 正如贝克指出的，“一旦有群体遭遇或面临失业，他们就不得不去面对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这恰恰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个体化带来的结果”[22]。 拥有900 多万粉丝，被称为“死神之子”的B 站头部UP 主敬汉卿，起初凭借极具猎奇风格的“作死系列挑战”火遍全站，而当前由于他的作品同质性过高并趋向无内涵、无营养，引起了大批粉丝和路人的反感，面临着粉丝负增长的尴尬。 可见，即使是小有成就的创作者，如果缺乏长期吸粉的核心竞争力，在竞争的洪流中同样存在被淘汰的风险。 正如贝克尖锐指出的那样，“生活中的个体，终生都要去解决各种系统矛盾”[23]。

(二)依赖:“制度化”的工作处境

改革开放的40 年也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深刻变化的40 年。 改革开放前，个体人生模式框定在集体之中，个人意识被限定在集体意识之下；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个体逐渐从集体中抽离，传统的宗族、邻里、单位等关系纽带出现松动，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劳动力市场、消费、谋生及其所包含的标准化与控制。 “个体化毋宁说带来了一种趋势，即生活处境的制度化和标准化。 获得解放的个体日益依赖于劳动力市场，进而依赖于教育、消费、社会法的调节或扶持……”[24]。也就是说，“制度化”不是指工作和生活在制度保障之下，而是个体对制度“反向依赖”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新的约束，“制度的面子，成了个体人生的里子”[25]。

互联网内容创作生成于资本竞技的风口，风口下飘扬的旗帜上书写着“流量变现”四个大字。 在资本的裹挟下，处在制度反向依赖状态的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在权衡生存发展需要与不合理的工作制度时大多选择默默接受。 在搜狐网大V 微果酱开展的“什么996，新媒体人明明是927！”的访谈调查中，“南京头条联合创始人麦子表示自己每天早上九点上班，凌晨两点下班，单休；长沙游创始人尘风表示早上七点忙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都经常发生”[26]。 在访谈中他们都认为“996”工作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和文化，但却无力挣脱。 可以看到，“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愿景促使许多青年转向互联网内容创作，传统岗位就业内卷现象也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贝克口中的“标准化的集体存在”正逐步形成，新的行业内卷涡流逐渐形成。

(三)失序:错乱的职业道德认同

贝克指出，“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必须清楚自己是行动的中心，是自身生命历程、劳动技能、价值取向、伴侣关系的规划师，否则他们将面临风险”[27]。 从“解放”的维度来看，作为自己行动中心的个体，从传统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网络中脱离出来的同时，传统主流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的约束力也遭到弱化。 在个体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面前，主流的职业道德认同不可避免地遭到消解。

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是在资本和技术双重逻辑的推动下生成的，其终极目标是完成“流量”变现而获利。 在这一目标的导向下，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们面临着“涨粉”的商业压力。 为了在“流量争夺战”中占得先机，一些互联网内容创作者选择抛弃职业道德，通过抄袭、玩梗、跟风，甚至创作低俗不堪的内容博人眼球。 抖音千万粉丝大V 西木西木曾披露其一年被盗视频上千，山寨账号涨粉百万，获利颇丰；2020 年B 站众多up 主跟风“马保国事件”，掀起一股审丑妖风，与马保国相关的鬼畜视频一度霸占首页。 上述事件的发生，是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在个体化实践过程中，职业道德在求得生存与保持初心之间被反复拉扯而发生畸变的结果。从业人员错乱的职业道德认同如何得以纠正，关系着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的未来走向。

五、筑牢梦想之基:从个体化迈向社会融合

如前所述，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在追求“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实践过程中形塑了自我认同、积累了社会资本，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工作机会易逝、工作处境“制度化”等风险同样存在。 如何帮助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实现从个体化迈向社会融合、拓展职业发展前景，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失业风险抵御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原来的公社、单位制逐渐消失，社会由总体性社会逐渐转向个体化社会，广大的青年从传统的家庭、组织中脱嵌，涌向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然而，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使得“人们开始变得相对独立，不再依赖于继承或新建立的纽带(如家庭、邻里、朋友、伙伴)”[28]。 “去传统化”为他们赢得了充分的选择自由，他们的人生从“标准化的人生”转换为“可选择的人生”。 然而充分的自由与高度的风险总是相伴而生，在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中，从业人员必须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才能在竞争的洪流中立稳脚跟。

一方面，提升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原创能力。 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的竞争近似于马拉松比赛，它的准入门槛不高、人数的限制不大，在竞争的前半程，许多人运用低技术含量或无价值内涵的扮丑、作死、“标题党”等手段也能够引流获利。 但是随着竞争的持续进行，受众对作品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这无疑对作品的品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坚持内容为王就成了制胜关键。 一些坚持在原创领域精耕细作的创作者，在竞争的后期仍然能够吸粉无数，如B 站UP 主“老番茄”以魔性配音＋扎实原创文案＋电影叙事技法对游戏视频进行二次创作，俘获1400 多万粉丝，成为了B 站首位破千万粉丝UP 主。 他的奋斗历程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受邀成为第十一季第一期青年大学习的主讲人，一名正能量青年偶像就此诞生。

另一方面，提升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持续产出能力。 “日常催更”是粉丝们对创作者“爱得深沉”的表现，而“被催更”是令内容创作者“感到头秃”的难题。 能否进行规律的内容创作和产品发布，决定了创作者的粉丝黏性以及发展后劲，这是所有内容创作者共同面临的压力。 许多创作者作品内容质量高，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时常处于“断更”状态，粉丝的耐心就会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中消耗殆尽，涨粉更是遥遥无期。 骨灰级UP 主“依然小智”入驻B 站7 年，他的动漫杂谈风格开创了独具B 站特色的杂谈视频先河，但其粉丝数仍仅维持在60万左右，这与他持续输出优质内容而打造视频系列能力不足不无关系。 可见，内容创作者要想持续获取粉丝，创作的连续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这要求创作者不断学习技术、挖掘素材、更新观念。

(二)促进“陌生人的联合”，平衡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工作处境的“制度化”

在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与社会交互过程中，由于制度性的影响，其个体化实践面临着“制度化”风险，这些风险带来的心理震荡，对内容创作者的负面影响更为持久，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nam)在《寻找政治》中将个体化描述为由不安全感、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共同组成的“可怕的三位一体”。

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在半嵌状态下对工作制度的“反向依赖”，如同把自己挂在一辆疾驰的列车上，明知风险重重却只能寄希望于列车的行稳致远。 如此一来，持续的不安全感将充斥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个体化实践的全过程。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强调，需要层次越低对人的驱动力越大，安全(工作保障)的需要作为较低层次的需要推动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不断寻求避险机制，以增强安全感。 为了平衡“制度化”的工作处境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必须促进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群体间的联合。 需要说明的是，群体联合并不意味着诞生新的政治共同体，它更多是一种共同应对风险的生计抱团行为。

由于互联网内容创作者职业的特殊性，他们与受众及同行之间更多是一种“陌生人”的存在，因而他们之间的联合属于“陌生人的联合”。 他们可能素未谋面，个体之间通过网络符号相互联系，这种陌生感使得他们之间往往更容易取得信任，并逐渐形成非正式的圈群。 这类圈群应该具备如下功能:首先可以对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协同进行舆论监督；其次可以取得同官方机构互动的机会，从而参与或影响行业工作制度的制定；最后可以联合意见相一致的同行和粉丝寻求法律部门帮助，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 这些途径能够帮助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在面对“制度化”的工作处境时有底气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提升“老有所依”的安全体验。

(三)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引导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个体在面对生存与发展的风险时，在趋利避害本能的支配下，价值取向发生偏移而抛弃良善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这样的错误选择在人类社会中屡见不鲜。 同样的，在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许多创作者正在原创与获利、质量与流量的矛盾中苦苦挣扎，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对抗在个体身上愈演愈烈。 因此，在这种现实境况中，对互联网内容创作者进行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公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显得十分必要。

一方面，帮助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将职业道德要求内化于心。 职业道德准则是每个从事生产劳动的个体所必须坚持的道德行为，是对待生产劳动和人类生存的价值态度。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公众、奉献社会”的二十字箴言，具体化在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就是要求创作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坚持“精耕细作，内容为王”，加强原创，拒绝抄袭，摒弃无下限博关注的创作方式，勇当“清流”，依靠优质的内容获取粉丝的青睐，以身作则向社会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引导青年互联网内容创作者将职业道德要求外化于行。 外化于行是对职业道德准则深刻理解后在工作中的切实践行。 在互联网内容创作行业，自觉践行职业道德要求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在内容创作上浸透价值关怀，通过实际的作品来展现职业价值追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李子柒创作的系列原创视频，通过对“柴米油盐，人间烟火”的温情展现，调动起海内外粉丝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期待，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展现出她作为一名互联网内容创作者的职业理念。 职业道德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因时而动、因势而化，既要关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要关照个体的生存现实需要，引导互联网内容创作在行业实践中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