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道成 胡 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了社会的主要结构由“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四大因素构成。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则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结构作出了新的理解，提出了“社会生产——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国家)”的新模式。[1]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在向前发展，意识形态的内容、对象、作用方式及其社会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信息爆炸使得各种社会思潮充斥网络空间，开启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境遇。[3]在新时代下，网络空间作为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领域。 新的技术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的价值向度成为技术加持下的最大变量。

互联网作为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新的传播技术，正在成为一种更加高效的意识形态载体，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意识形态内容扩展了传统的传播边界。 就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言，其传播体系的开放性、传播方式的互动性、数据资源的多维性和传播过程的不可控性，使得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日益激烈。[4]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类西方思潮，打破了国家的统一舆论和“一元至上”的意识形态权威结构。[5]网络意识形态的时代方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技术加持下的网络意识形态的价值向度、中西方网络话语争夺中的权力博弈、不同阶层人群在网络空间中的冲突构成了网络意识形态新的时代语境。 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网络意识形态也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一、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时代语境

(一)双重导向:技术加持下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价值向度成为最大变量

在技术的加持下，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呈现出正负分化的趋势，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引导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网络技术带给意识形态引导更广阔的话语空间，提供了更多样的话语渠道。 但与此同时，青少年的普遍参与、价值导向的缺失、西方国家的舆论渗透，进一步干扰了主流话语的传播和影响力的发挥。 价值向度成为了新技术浪潮中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统摄力的最大变量。

1.从引导主体到空间渠道:技术赋能下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新机遇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服务等一系列新的技术加持，为意识形态引导主体制作指向更加精准、距离更加贴近的宣传内容提供了新的机遇。 意识引导主体制作的宣传内容不再是纯粹的主观臆测，借助大量的用户数据，宣传对象的网络画像更加精确，由此制作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容针对性大大提高。 同时，以互联网络为架构核心的新技术手段架构了意识形态引导主体与青少年用户两端，大大拉近了宣传主体和宣传对象之间的距离。 借助新的技术手段，意识形态内容传播的空间渠道得以扩展。 作为“第四媒体”存在的互联网，以文字、声音、图像混合的方式跨越时空界限传递意识形态内容，能够作为有效渠道精准地传送所捕捉到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点、兴趣点，并且推动整个网络意识形态资源的链接与整合。[6]

2.从价值导向到舆论渗透:技术赋能下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新挑战

技术的升级除了为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力的提升提供了机遇外，还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技术至上、数据为王的技术主导论观念忽略并压制了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的人文性和精神价值，以及西方思潮借助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进行舆论渗透两方面。数据为王，就是指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政治、商业和私人生活中的关键资源，掌握了关键数据就拥有了价值提升的重要资本。[7]而技术至上则是一种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过分强调新技术主导作用的倾向。 虽然技术至上的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意识形态引导主体针对民意进行迅速及时的内容反馈，但技术至上与数据为王的错误导向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文精神。 一切宣传内容从已经获得的用户数据出发，将导致潜在的民意反应淹没在海量的数据当中，造成信息的遮蔽，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摄场域出现一定的空缺。 同时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宣传结果的量化计算的导向，将逐渐导致一种把对直接结果的追求当作最终效果的价值错位。 此外，数据为王的观念对于数据的真实性要求将更加严格，反馈数据与真实民意表达能否对等连接将成为新的问题。 从舆论格局上看，互联网同时也为西方思潮向国内渗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方势力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在国内互联网络中传输异见思想，大肆宣扬“新闻自由”，放大政策举措的负面作用，舆论造势攻击我国的各项制度，用利益作代价寻求在华意识形态渗透代理人，从经济上逐步蚕食转向对新闻采播权的收买控制。 由此导致的一些谣言信息夹杂在真实的社情民意当中，舆论格局变得更加复杂。

扭转技术至上的错误观念，坚持正确的网络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在当下变得至关重要。 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下，充分发挥互联网开放、互联、共享的特性，借助大数据等新技术及时捕捉意识形态的风险点和兴趣点，实现意识形态引导内容从预判、生产、传递到最终效果生成的全链条的精准性和贴近性，才能对西方舆论渗透进行有效的抵御。

(二)权力博弈:话语争夺中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多元思潮成为主要表征

近年来，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文化霸权主义等西方思想在中文互联网空间中不断扩散，社会主义网络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不断受到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建设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多元思潮进行抵御，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进行坚守。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西方自由化思潮围绕网络话语权展开博弈。

1.文化渗透与价值误导:西方思潮的话语表现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指出，传播外交正成为一种新的扩张手段，依靠新兴媒介，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操纵具有了极大的可能性。[8]尽管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简单化地将文化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对等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主要国家正在借助以互联网为主的一系列媒介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断进行文化渗透，其代表性的体现就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消费主义等西方思潮在中文互联网空间中的兴起。 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由来已久，并且形成了一种具备中国情况的自由主义，即‘中国的自由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来源于西方，并不断地在西方思潮影响下更迭出新的价值形态。 借助网络的开放性，自由主义的价值内核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当前的网络意识形态当中，主要借助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网络舆论中的“自由价值”论调呈现出来。 当前网络中的自由主义在文化内容上的呈现，主要以西方文化产品的附属意识形态所体现。 文化产品天然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西方国家借助这种特点，将自由主义思想附加于普通的文化产品之上，通过文化交流构建体现西方价值观的媒介环境。 网络中自由主义思潮在舆论场上则主要以“西方民主中心论”的论调出现。 部分青少年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抱有极大的热情，对国内特定社会事件做出先入为主的评论，宣扬西方“人权、博爱、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对其他青少年进行价值误导。

2.文化输出与价值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坚守

针对西方思潮在网络空间的侵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以文化输出和价值建构的方式对西方思潮进行抵御并进行话语的坚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9]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外宣观”的主导思想是“创新外宣话语体系”，其核心内容是“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1]“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就是当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对西方思潮入侵，加强对内、对外传播话语建构的关键所在。要加强对外话语权的建设，提升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统御力，必须从“概念”的基石开始建构，通过政治概念、文化语境的建构，丰富传播话语表达方式，推动中国话语平稳出海。 “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也指明了新形式下创新贴合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方向。 在新发布的“2021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中，“觉醒年代”和“强国有我”两种话语就都属于新的概念建构，互联网空间关于两种概念的引申表述也在迅速传播。 在中文互联网空间形成强大的政治语境后，西方互联网也开始逐渐关注相应的政治话语。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受众对于中国政治话语的解读极大地依赖于西方媒体，要想维护中国话语权，争得更多的话语空间，必须建设强有力的外宣媒体，坚定地输出一批真正代表了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智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国外受众与中国话语的利益交汇点中找到突破口，塑造共同的意义空间，输出中国价值观。

(三)社会流动与文化碰撞: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同

价值导向和话语权博弈是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外部时代环境，而基于身份认同产生的阶层意识冲突是社会内部网络意识形态的特殊呈现。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明了社会流动对特定群体思想方式的影响，他指出当社会的稳定状态支撑并保持着世界观的内在统一性时，就不可能产生思考方式多样性的问题。[12]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出现加速了社会的垂直流动(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个人阶层地位的位移)和水平流动(个人所属的实在空间和关系群体的变化)。 青少年思想方式受到网络带来的大量新信息的冲击，青少年对自身群体身份认同的强弱，影响其对其他阶层的思想方式的敏感程度，并成为青少年群体内部是否会产生阶层意识冲突的关键因素。

1.网络空间中的垂直流动:不同阶层意识的碰撞

上层建筑由物质基础所决定，意识形态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物质生活中产生。 在某一社会中，群体的思想意识以自身所积累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了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曾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3]垂直流动通常意味着个体阶级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实在流动。 但在虚拟世界中，垂直流动的形式也逐渐“虚拟化”，开始出现以特定阶层创作内容的自由流动为表征的“虚拟流动”，即网络用户创作的不同内容作为他们阶层思想方式的触角开始在不同的阶层之间流动。 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曾指出，群体身份的识别是基于“共同但特殊”的信息系统。 在电子媒体创造的日益同化的信息网络中，个人可以获得相对完整的社会视角，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检验自己的命运。 然而，这种综合信息系统并不能带来社会的全面融合与和谐。 相反，信息融合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紧张局势的加剧。 因为信息整合提供了一种人们意识到社会内部物质、关系以及法律分隔的契机。[14]青少年借助互联网形成的信息网络，感知到了所属阶层之外的存在，能够在全能感知的情况下更加精准定位自身的存在。 同时，网络空间信息内容的垂直流动中，各个阶层的信息内容彼此交叉呈现，不同阶层间的意识观念借助网络文化内容呈现并且碰撞，造成一种网络“魔幻现实主义”的呈现。 网络成为了不同阶层的人群窥见其他阶层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思维的窗口。 对自身阶层身份抱有较强认同感的用户，对其他阶层的思想方式将保持一种敏感态度并不断碰撞，使得社会内部出现阶层意识的冲突。

2.网络空间中的水平流动:在场与缺席的不同取向

梅罗维茨以一种“场景观”取代了电子媒介的“内容观”，认为电子媒介主要通过改造用户身处的“地理场景”来影响受众，这种“地理场景”的改变也包括人们所处社会关系的改变。 人们的社会关系分布决定了其所属的社会群体，而社会群体对处于其间的人们又赋予了特定的社会意义，网络则给予了青少年跳脱出特定群体意识约束的机会。网络内容的自由制作、自由获取将导致两种不同的身份取向:一是出于对自身阶层身份的维护，在同一阶层内容的不断获取中实现自我的不断强化，在强化中对不同阶层展开抨击和攻讦；二是出于对跳脱出当前阶层身份，晋升更高阶层的向往，主动涉猎不同层级内容，对自我身份进行解构。 青少年利用网络对其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涉猎，将脱离出现实空间和群体归属，形成一种意识上的在场的缺席，对于其认可的内容则构成另一种意识上的缺席的在场。 用户可以在网络中随意地跨越群体和空间，自由地进行文化摄取，用户身份伴随着这种行为自由流变，群体意识的约束力大大降低。 由此，身份认同的强弱将成为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思想意识是否会产生碰撞的关键因素。

新技术加持下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价值导向的双重向度、西方思潮借助互联网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的话语权博弈，皆是在外部势力干预下出现的新的时代情境，而社会内部阶层借助网络兴起的自我意识，则是当下中国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内部呈现的特殊图景。 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面临的三种时代语境不是单一的、割裂的，而是在内外两种环境下一体两面的特殊呈现。

二、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

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 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根源仍在于现实社会，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属于社会实在中意识形态的空间映射。 此外，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受到网络空间中传受双方主体间性关系的影响，呈现出再生化建构的特点，同时在网络多元主体的对话中，传统意识形态“一元至上”的威权结构也逐渐被消解，把控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中心化传播格局被重构。

(一)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生成路径虚拟化

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构建了一种虚拟的社会关系和空间语境。 然而，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于网络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一致性，两者都从社会实践中产生，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更多的作为社会实在空间中意识形态的数字化形式存在。 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受到现实语境的映射，从社会现实中迁徙而来，意识形态在虚拟和现实双重空间中被建构。 在现实空间中，传统的社会关系格局和经济实践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的关键因素，现实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先于网络存在。 网络空间作为社会实践新场域，在改变社会经济秩序格局的同时，进一步改造了青少年的思想意识，形成了新的网络意识形态。 在现实空间的映射之下，意识形态进行了虚拟化、数字化的迁移，日常生活中青少年意识形态与网络意识形态交织缠绕。 网络空间中构建的虚拟社群、虚拟阶层、经济往来等虽具有自主的能动性，但仍然基于现实社会中的社群、阶层展开。 意识形态的数字化迁徙，发生改变的是意识形态逐渐形成并传播的场域，未改变的是意识形态对不同个体、组织、阶级、民族和国家价值观念的整合和引导功能。[15]以代表意识形态动向的网络话语走向为例，网络空间中显现的话语也多来源于社会现实话语的迁移。 网络中频繁引发关注的“打工人”“资本”“996”等词汇，是青少年群体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是社会价值取向在网络空间中的呈现。

(二)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内容建构再生化

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在网络中的映射，但并不是简单的投影，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受青少年交往实践的影响，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网络场域中再生化建构了意识形态的新样态。[16]意识形态传播者即意识形态引导机构与受众之间原有的“主客体”对话关系在网络空间中转变成了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主体间性是关于“主体——主体”关系中内在性质的特性，实质上涉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在这一关系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17]意识形态引导机构和受众之间主客二分或者单一主体的倾向被网络的多元对话、公共参与所取代，传统一元的、确定的主流价值开始被青少年自由的、个性的价值观念呈现所替代。 网络空间中言论表达的自由倾向，使得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具备了一定“公共领域”的特质。 当国家意识形态引导机器进入作为网络社会代表的公共论坛空间中，自然受到由私人利益体系构成的隐性社区契约的约束。 青少年作为网络空间的重要主体而存在，意识形态机构不再居于一种高高在上的主体地位，而是与青少年构成一种对等主体的对话关系。 由现实中映射而来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不再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青少年一改对于权威话语的崇敬与信仰，开始解构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 由此，青少年意识形态话语在网络空间中具备了自主的衍生性，话语体系以衍生化的形式不断发展。 从现实社会中移植而来的原话语被网络短平快的节奏所打乱，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肆意的拆解、再生网络话语。 官方话语体系在青少年的“玩梗式”解读中被逐步解构，青少年逐步自主建构起符合网络特性的话语体系。

(三)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模式节点化

网络传播的形态已经从“二级传播”转变为多层级、网络化、交叉式的传播。 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去主体化”传播模式，使得话语主体从“一元主导”转化为“多元共振”，不同个体和组织的意识形态话语输出消解了威权主义的单一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传统的权威话语结构得到重塑。 在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以某一主体作为中心，其他主体为节点。 节点以中心为依托，通过链接中心来获取和传播信息。[18]依托网络平台拥有发声能力的其他组织和个人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节点存在，极大地挑战了原先居于中心地位的官方媒体，其他组织和个人可以以自身为新的话语中心重新建立起话语的链接和传播体系。 官方媒体在借助网络逐渐突破时空限制的组织和个人面前，原先拥有的信息采集和制作把控优势也不复存在。在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播过程中，广大青少年成为自己的把关人，个人的喜好、偏向、利益选择成为青少年接受和传播信息的首要标准，个人经历和信息的贴近度成为青少年选择性接触意识形态内容的关键。 在新的节点化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中，“去权威”“去中心”的特点提供给青少年重新审视社会的新视角，“去中心”的潮流也提供了原先作为节点存在的个人和组织成为新传播中心的机会。 在努力打破原有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瓦解官方权威的同时，在技术赋权之下，青少年开始构建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传播体系，通过个人权威和魅力集聚新的节点，输出个人价值信念。 意识形态的传播从“去官方权威中心”，逐渐开始向“建构个人权威中心”转化。 尤其是在自媒体兴起的大潮中，网络公众平台提供给了青少年输出个人思想观点的渠道，原有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在这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下不断被冲击和解构。 官方组织如何掌控传播节点，在再构权威中心的过程中重新巩固自身的意识形态中心地位，将成为新的课题。

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以现实为基础，现实社会意识是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自然源泉。 青少年在网络场域中解构传统话语，衍生出新的网络话语体系，最后在节点化的传播体系中对传统的话语权威进行威权解构，建构出具有网络空间特点的话语表述体系。 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形成、再生和传播，不仅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迁移和解构，也是有别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样态变革。

三、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路径

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应当从当下的时代语境出发，善于把握价值导向，合理利用新技术、话语权抵御外来思潮，构建共同话语体系缓解青少年身份认同冲突，全面提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引领力和统摄力。

(一)突出价值导向

在强调新技术价值的时代环境下，进行意识形态的建设，更要突出正向的价值导向，坚守社会主义价值观，减少技术至上等片面观念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 社会主义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交锋，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区别是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19]面对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和西方势力的借机入侵，我们更应当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关于把握人的价值取向的观点，提升青少年对于社会主义道德信念、行为规范、价值导向的认知，统一青少年思想，确保青少年群体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排斥先进技术，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先进技术，在网络空间中应当更加注重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找准意识形态与技术发展的衔接点，突出价值导向对新技术的引领作用。[20]在利用网络技术进行青少年意识形态引导时，我们应当凸显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在熟练地掌握新手段、新工具、新应用的情况下，自觉审视和强调价值导向的正当性、合理性。

(二)强化与提升话语权

与西方思潮的话语权博弈过程中，应该加强理论自觉和自信，整合与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鉴西方经验，构建起国际化的传播体系，在坚守国内阵地的同时，做到文化和思想的对外输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扩张主义尽管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但它仍然要依靠不断公开说明的、关于西方自身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与其保持同步。[21]西方势力在意识形态输出中，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支撑，经济活动的扩张与意识形态输出同步，借此来维护其核心的社会利益。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通常以“反渗透”“反演变”的守势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在加强话语权建构的同时，应当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道路，坚持“和而不同”的话语权提升路径，向世界输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绝对的主体地位。 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具有历史深度的富矿，意识形态主导机构应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守正创新，以高度贴近青少年兴趣点的网络文化、圈层文化作为突破口，变传统的守势为循序渐进的话语输出，突破局限于国内的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 在中华文化圈内求同存异，依托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进行现代文化的创新与输出；在中华文化圈外，注重文化差异，以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论调创新中国话语的传播方式，以富有极大现实意义的新话语体系，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形象歪曲和话语权挤压，构建中华文化圈圈内共鸣、圈外认同的文化输出新局面。

(三)构建共同话语体系

对于阶层意识的整合，主要在于消除身份认同的差异。 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引导机构主动吸收不同阶层话语体系，提升主流价值观的适应范围，消弭不同社会阶层间的隔阂，打造雅俗共赏的传播内容，倡导共同奋斗价值观。[22]与网络空间中明显带有个人化倾向的微观叙事相比，意识形态建构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其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统一体，消解社会成员中强大的个人意识和反叛情绪。 青少年的个人意识千差万别，带有极强的随意性，个人的需要、愿望和利益成为青少年选择和自己身份贴近的叙事内容的依据。 在自由化、差异化的传播语境下，我们应当认识到青少年的阶层意识和价值取向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广阔素材。 通过构建统一、和谐、触及最广大青少年切身利益的“共同”的意识形态话语，才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 在当下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不断滋长，过度消费、过度娱乐的现象屡见不鲜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注意“奋斗”价值观对于消费主义的抵抗作用。 只有通过强调“共同奋斗”的价值观才能将阶层身份的差异进行消解和隐藏，不再突出以经济地位为主导因素而造成的差异化内容呈现，而是讲求和谐与共同奋斗的导向输出，通过主流价值的规约来降低青少年身份差异带来的阶层意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