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欣

在新时代，娱乐需要作为“美好生活需要”的一种重要精神向度被不断凸显。马克思认为，休闲娱乐是摆脱了“异化劳动”的人自由支配时间的自主活动，是人完全占有了自身并以此迈向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式和表现。真正适度的娱乐对人和社会的发展具备积极意义。但在现今的中国，娱乐呈现“异化”的表征，经由各种力量博弈生成“泛娱乐化”，并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探究“泛娱乐化”的本质特征，分析其怎样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并提出相关防治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泛娱乐化”的本质特征探究

“泛娱乐化”的由来，可以追源到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名著《娱乐至死》。针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介兴起的“娱乐”及其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波兹曼把这样的媒介定义为一种“隐喻”和“认识论”。他认为娱乐本身并不可憎，但极度担忧“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精神文化。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在现今的中国，“泛娱乐化”并非仅体现在波兹曼指出的娱乐过界，而是由历史时空、资本技术和个体心理之间相互角力，催生出娱乐的自我异化、场域异化和功能异化，并反噬主流意识形态等崇高社会文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自我异化：对娱乐本真的偏离

要探究“泛娱乐化”的本质特征，首先要厘清“娱乐”的涵义。什么是“娱乐”？《辞海》里对“娱乐”的释义较简单：“快乐，使欢乐。”从伦理学视角审视，快乐欢乐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应有之意。但“快乐欢乐”属于主观性判断的范畴，就必然要求深层次追问“娱乐”的本真。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把与人的生理直接相关的娱乐产生的快感称为“快适”，“快适就是那在感觉中使感官感到喜欢的东西”[2];把与人的心理情感直接相关的娱乐产生的快感称为“快乐”。康德认为“娱乐”本真并非仅停留在生理机能层面，而是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把发达工业社会的“娱乐”列为“虚假的”需要的范畴，认为其是“特定的社会利益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3]。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高度，以“人的发展”为视角，把“娱乐”的本真剖析得更为透彻。马克思认为，主宰自己的劳动和休闲娱乐，是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完全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4]当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进阶到了共产主义的方式，人才从“异化劳动”中解脱，拥有了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娱乐作为人闲暇时间的主要活动之一，理应自由且自觉创造性、愉悦性地在劳动之外发展“人”本身而获得乐趣，如此的闲暇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5]可见，“娱乐”的本真在于劳动之外使人快乐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系列实践活动。

现今中国社会“泛娱乐化”中的“娱乐”，更大程度指向了某种虚无的“欢笑”而不论引发欢笑的缘由，只要能使人“发笑”“开心”即可。从现今社会现象审视，“娱乐”异化为了“愚乐”，促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异化为了促使“发笑”，造成实质上的自我异化，偏离了娱乐本真。

(二)场域异化：对娱乐界限的僭越

“泛娱乐化”之中的“泛”，是对其场域异化的最佳注脚。这样的场域异化通过“泛滥”和“泛溢”两种现实现象得以反映，实质上映射了偏离本真的娱乐僭越界限的问题。

一是体现在“泛滥”，即对“程度”这一界限的僭越。娱乐“明星”、娱乐节目与各种娱乐消息霸占了媒体的大量空间和版面。所谓“明星”的感情生活隐私被无节制曝光，各种娱乐化真人秀大面积兴起，真假难辨的花边信息不断被刷新，充斥着人们能接受的有限的空间之中。以“抖音”和“快手”为主的各类自媒体，用低俗滥造的视频形塑各类娱乐“网红”，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地被置于这个主动或被动拉大的圈层之中。二是体现在“泛溢”，即对“幅度”这一界限的僭越。现今的社会，“娱乐”业已跳出自身的场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涉足严肃的公共生活，影响着人们表达以及抒发的方式，甚至改变着人的关系与活动。区别于印刷术盛行时代推崇严谨的理性思维，在现实语境中，很“搞笑”这一评价恐怕已区别于过去，对很多人而言是个带有肯定意义的赞美。随着互联网将媒介的外延不断拓宽，助推着失真的娱乐逐渐“泛溢”并呈现扩散的趋势。如，“娱乐”僭越到历史领域，出现了解构宏大叙事、戏谑正统历史的问题；僭越到教育领域，五花八门刺激感官的图片、视频引起的一时兴起替代了传递品行与技能的教学初衷，却都不为受众拒斥。“泛滥”和“泛溢”二者共同映射了其场域异化的表征，犹如癌细胞不仅在感染部位“泛滥”，而且“泛溢”到全身各个部位，致使整个身体病变的趋势不可避免。

(三)功能异化：对价值理想的消解

娱乐本真和场域的异化，必然导致其功能的异化。“泛娱乐化”功能异化的显著特点，便是对价值理想的消解。一是以“审丑”为“趣味”致使审美能力的低俗。“泛娱乐化”的娱乐对象是“泛化”的，即什么都可用于娱乐，包括与“审美”相对的“审丑”系列低俗内容，这又恰好契合了用“猎奇”“异常”满足人的需求有阴暗面的事实，从而不断拉低人群的审美品味。二是以调侃高尚精神为“乐点”致使彼岸性精神销蚀和历史虚无主义抬头。高尚精神以历史和现实人物为依托，是人类在面对客观困境或自身局限时表现出的无私的强大的意念。“泛娱乐化”以高尚精神和英雄人物“开刷”，用“不符合常理”等为托辞对其无端质疑、肆意编撰，以此收割“笑声流量”。通过把理性审视与期盼瞬间转变为荒谬的虚无，调侃高尚和偏爱低俗都达到使人“愚乐发笑”的目的，却不可避免地导致销蚀高尚与历史虚无在人们心中留印。三是追求被动、肤浅的“笑声”，致使安于现状的慵懒观念盛行。沉溺于被动肤浅的欢笑，束缚着创造性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人们“今朝有笑今朝笑”，逐步丧失了进取意识。

所以，现今社会以下现象频出：刷屏观看短视频的人数恐怕远多于阅读纸质书籍哪怕是电子书的人数，而观看短视频的人更多为寻求感官和欲望的刺激而非探求事物的本真，任真实被掩埋于无尽的欢声与点赞之中，以至于欢声与点赞代替了思索，人们甚至不知欢愉的缘由。审美能力、励志奋斗、崇高精神和历史责任在失真的娱乐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在这样的情形下，占相当比重的人群从思维认知到价值理想被“娱乐至死”。

二、“泛娱乐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6]而建设好主流意识形态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意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理解和认同程度，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人心向背。现今社会的“泛娱乐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去合法化”“去中心化”和“去价值化”，并经互联网的扩散消解着“主流”的影响力。

(一)去合法化：“欢笑声中”迷失的事实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法性。近代以来，我国的革命先驱一直追寻救国之道。经过“变器物——变制度——变文化”的道路转向，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的深入，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被普遍认为可以用于拯救当时的中国。马克思指出: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所理解、接受、认可并用于改造思想、指导行动。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拨乱反正”之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的巨大成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更多人遵从的一种政治价值文化自觉。

“泛娱乐化”以一种欲想通过博得“欢笑声”而赢得掌声与关注的另类思维方式和话语类别，习惯性“恶搞”“调侃”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关规范，把建构其合法性的历史和现实人物事件以及严肃的公众话语“娱乐式”处理，将其视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导致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生成合法性认识的偏差。一是历史人物事件被“恶搞化”以求博得“欢笑声”。历史人物被颠覆性描绘。这种颠覆性忽左忽右，要么对历史人物“污名化”，如“加多宝侮辱邱少云事件”，要么对历史人物“偶像化”，如“抗日神剧”中频现的戴墨镜、抹发胶、品咖啡的战争，甚至将部分反革命人物包装为深识“人情”“活泼可爱”的“暖男”，唯独抛开主流评价而言其他。历史事件被失真化重构。受“泛娱乐化”宰制，历史事件被“倒置”“大话”“拼凑”，以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而置真实性于其次。在这里，真实的历史过于“平淡”而无“卖点”，篡改真相的荒唐和“新奇”成为噱头，颠倒了史实；不去深入挖掘历史事件的生成脉络、整体进程和深度影响，却以“大话”的方式展现与历史事件关联甚微的“野史秘史”“道听途说”等细枝末节；更甚者，对历史事件随意剪接、拼凑并加以涂抹，构建出一幅幅荒诞的图景。二是严肃的公共事件被“调侃化”以求博得“欢笑声”。对任何事物的“调侃化”特别是严肃公共事件的“调侃化”是“泛娱乐化”最普遍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以一种“吃瓜群众”或“旁观者”的心态审视社会事件，在群体氛围的助推下，尽力寻觅着“调侃点”而非是非判断，以形成不思索、无意识、缺立场的娱乐解读，致使严肃的公共事件失去了本身以理性社会争鸣而促进步的意义，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欢愉。如，“杭州51岁女子离奇失踪遇害案”，各种“名侦探”于真相公布前争先恐后“出位”，真相公布后的诸如“化粪池警告”等调侃，让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调侃语言，这样娱乐的周而复始是对事实无远弗届的消解。这样，人们只是享受了“欢笑声”带来的即时快感，迷失和遗忘的是事实真相以及这一系列真相建构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二)去中心化：“流量潮里”拒斥的权威

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需要进行权威阐述，在防止其他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赢得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凸显，以凝心聚力。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他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必须的，而不管社会组织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8]从现实中审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在国家社会中维持、整合秩序以及提升向心力的作用。

“泛娱乐化”得以快速蔓延，与现代大数据技术与媒介特别是自媒体密不可分。互联网技术促使麦克卢汉“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预言在现实中雏型呈现，特别在自媒体平台上，“人人皆可言”的技术民主，让通过原先主要以“物”的中介形式表现出来“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被“篡改式”重现。它把一切抽象为裹挟全体互联网用户进入庞大虚拟数字界面并将其日常生活社交等转化为可量化的搜索、浏览、点赞、书写的“流量”，并以此作为重要评判标准。为追逐“流量潮”，人们尽力去呈现与现实普遍存在相异的事物，甚至不惜无底线“戏谑”一切事物，而这样的“泛娱乐化”得到人们“认可”的主要标准就是“流量潮”。这种“流量潮”消解着权威，不断营造“新的中心”，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呈现被“边缘化”的趋势。一是流量潮催生的“草根网红”不断消解着权威。“草根网红”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新社群文化场域的诞生，一方面大众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限，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表现；另一方面“草根网红”们由于身处最基层，最能把握和迎合“网民”的需求，为获取流量，常态化进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且由于其身份与广大“网民”没有隔阂感，使“网民”产生沉浸式体验感并为其“点赞”。由此，部分“草根网红”便由自我表达逐步转向自我赋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着生产、文化与权力，但其囿于趋利的属性且自身文化素养良莠混杂，久而久之便瓦解了宏大叙事、消减了深度思考。二是流量潮织就的“信息茧房”不断营造着“新的中心”。为了获得流量，网络运用各种“算法”推送个人感兴趣的信息，“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东西。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束缚于像蚕茧一般的 ‘茧房’中。”[9]在其中，由于接受信息的片面被动和群体极化，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主流意识形态可能被“自动过滤掉”，同时人工智能算法代替了传统的“把关人”，致使管控的规律性更加无迹可寻。在这样“新的中心”形成的“去权威化”的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受到极大削弱。

(三)去价值化：“愚乐圈内”淡化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扬弃现存的资本主义思想观念集合，提出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具有彼岸世界的崇高价值性，其本身指向源于现实且高于现实的价值状态，是一种“导向性”和“至上性”的意识形态。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反映到国家、社会和人民之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10]“泛娱乐化”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资本技术逐利本性和迎合个体心理的助推下，导演着无数的“滑稽剧”，不断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一是“泛娱乐化”以“愚乐”裹挟人们追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相异的价值。“泛娱乐化”以“愚乐”至上，失真的“欢乐”在其价值格局中是排在首位的，其他的价值需要无条件为其让路。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是崇高性的，难以其“愚乐”大众，所以“泛娱乐化”大概率会遮蔽主流意识形态，即使在“泛娱乐化”中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其手法是解构以娱情而非本真呈现。长期以往，“愚乐”裹挟着人们沉浸于“色香味”俱全却毫无“营养”与“深度”的“文化”中，追求的价值逐步与崇高相异。如，2021年5月，某“娱乐”节目为给所谓的“偶像”刷票，需扫牛奶瓶盖内二维码，于是出现了只要瓶盖不要奶、成箱成箱地倒奶的情况。“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弥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11]二是“泛娱乐化”以“愚乐”消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彼岸价值的追求。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不仅具备现实崇高性，而且属于彼岸指引性——基于唯物主义高度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与追求。“泛娱乐化”的“愚乐”以现实的欲望为依托，主流意识形态“超现实”的价值在其中失去了生存空间，被世俗的价值淹没，彼岸性的指引让位于此岸性的欲望。鲁迅先生早就洞悉到了“愚乐”会让彼岸精神被消解于无尽的即时快感之中，所以他反对将其著作《阿Q正传》搬上舞台，“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12]此外，“泛娱乐化”制造的“愚乐”易使人安于现状，逐步丧失为实现崇高的彼岸价值而奋斗的精神。革命年代，各类“监狱”引发人们的痛苦与哭声，人们会奋起反抗，捍卫我们显而易见的价值观。但现在“泛娱乐化”给人们带来的是“乐”，如果不加以深思或者没有足够的自我革命精神，谁会批判或者反对这可信手拈来的“乐”？“泛娱乐化”使人们逐渐成为被动接受而丧失了否定、批评和超越的单向度的人的趋势逐步抬头。

三、“泛娱乐化”影响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路径

当前，“泛娱乐化”呈现出异化特征，并通过“去合法化”“去中心化”“去价值化”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消极影响。这其中有“泛娱乐化”的社会运演问题，也有现实中的“人”的个体问题，还存在着新的历史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的问题。因此，应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推进对“泛娱乐化”的善治、促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维度，进一步提升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进一步提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文化世俗化的趋势明显抬头。区别于西方社会300多年的“祛魅”历程，我国社会文化世俗化在较短时间段共时呈现，使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场域中受到了挑战。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是党和国家的主流，还应当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提供者依赖于文化，因为只有思想观点以巨大的影响力和重复性在社会上流传时，意识形态才有效，这是一个展现在日常生活的常规互动中的过程。”[13]在新的历史场域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才能有效应对“泛娱乐化”。第一，以提升解释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现实是多样的、多变的，而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抽象的，加上任何理论都会囿于客观历史条件，对发展中的社会的“解释力”会呈现出“老化”现象，所以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大众，提升解释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解释了当前社会存在的现象、发展的规律等，可以说是与现实社会密切关联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充分汲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营养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第二，以提升亲和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不同于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号式”“动员式”传播，现今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开放式”“交互式”的趋势，也更契合发展的人的需要。主流话语相对理性抽象而“泛娱乐化”话语相对感性通俗、主流话语相对深刻严肃而“泛娱乐化”话语相对浅显随意，在受众媒介素养仍需提升的开放交互的话语场域中，主流话语并不占优势。因此主流意识形态需配给同现阶段具体的个人的本性特征、接受偏好相适应的亲和力，即使受众亲近感强、悦纳感强和愉悦度高的力量。要进一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文本的通俗化，使之与现实生活高度契合；不断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提升传播的活跃度，充分利用“融媒体”，利用文、图、视频相结合的多元表达方式，促使传播的科学化水平以提升亲和力。第三，以提升引领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要坚持指导思想一元。以世界维度的历史经验审视，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指导思想实质上都是“一元”的。亨廷顿指出，“二战”后的许多欧洲大国发展道路各异，但都取得了发展，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每个国家自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14]。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指导思想“一元”且深入人心。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元”作为指导，以确保方向性和原则性。要主动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特别是在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最前沿，主流媒体要主动出击，加强传播力度。另外，以权威、理性、详致的方式回应社会聚焦的热点问题，最大限度避免或消除可供“娱乐消遣”的杂音。要敢于斗争并包容其他社会思潮。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既应旗帜鲜明，又要兼容并包。对预想颠覆我国社会制度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必须旗帜鲜明地摆出观点立场，直面斗争；对一些中立的社会思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加以认识与引导，使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推进对“泛娱乐化”的善治，进一步提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泛娱乐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失衡，在失真娱乐价值缺位的情况下，很难系统大量地产生高质量的娱乐产品以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娱乐需求，而资本无价值取向的逐利性在现代性技术的辅助下，在其中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建构了实质上的“泛娱乐化”的社会运演逻辑。对“泛娱乐化”，应加以“导”而非“堵”，不能“堵”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而应对其进行善治，促使建构产生出高质量娱乐产品社会运演逻辑。因为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15]。第一，进行观念引导。真正娱乐的本真在于劳动之外的使人快乐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系列实践活动，其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而非“人”的“畸形”“单向度”，其所欲达到的是对“美”的审视把握并运用而非相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16]应在现实社会中通过各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进行“娱乐”观念引导，并对失真娱乐的现状进行深刻剖析，引导大众观念的转向。第二，强化制度监管。在“娱乐”深度介入生活的今天，如果没有一套系统的稳定的制度进行监管，无疑会让更多人在潜移默化中娱乐至死。一方面，应加大娱乐特别是互联网娱乐方面的法律规章建设，以制度规范资本进入娱乐领域后的运演逻辑，特别是为了追逐利润毫无底线的“流量至上”“愚乐大众”。还应加大技术方面的制度规范，在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下，建立健全智能算法和人工干预相结合的“把关”制度。另一方面，对戏谑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人物、历史事件的，应有相应法规严格处理；对一些自媒体的“审丑”“低俗”，应按照既定程序整改、暂停或取缔。第三，促使内容优化。娱乐产品的产出，是“泛娱乐化”社会运演最直接的结果，娱乐产品内容越是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相适应，善治的实效便越凸显。不仅要促使社会娱乐产品内容反映现实而非远离现实、导向正面而非消极庸俗、导“人”健康发展而非误“人”，而且不能完全依靠社会资本的“自觉”，政府、国有资本等理应成为促使产品内容优化的主体之一，共同促使娱乐内容健康向上、导人发展、服务建设。

(三)促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为大众认同，成为“主流”，在于相对其他意识形态，不仅能帮助大众更客观深刻认识世界，还能有效地指导改造现实世界。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来都强调改造世界这一维度。改造世界的成果，最直观的体现在于大众的获得感，其根本目的之一在于促使“人”的提升发展，从而使发展的“人”进一步接受、认可主流意识形态并为理想社会形态而奋斗。在“泛娱乐化”的影响下，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我们为何认同“主流”而不选择“失真的娱乐”作出现实的回应，无疑会进一步提升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第一，不断提升现实“获得感”。现实中，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仅是对其真理性价值性的认可，而且在其指导下现实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要着力解决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教育问题、房价物价问题、就业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焦点问题，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提升。[18]第二，不断提升大众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媒介接触习惯，还包括信息管理能力、媒介参与能力等。要不断提升大众从海量信息中甄别、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提升大众判别信息价值的能力，提升大众的自我管理能力，自觉守法参与、主动传递主流价值。第三，促使大众的需求升级。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分为三种类型：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马克思认为需要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培育大众朝着更高层次的享受和发展需要进阶，这是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人们的需求层次升级，会“自为”地抵制与自身追求相异的低层次的“泛娱乐化”这类“虚假需要”，主动实现自身发展与社会理想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