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哲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首次提出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但是在共同富裕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民群体要想实现收入增长，社会地位提高，就必须坚持向新型职业农民靠拢。在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脱贫，但我们在脱贫攻坚战胜利后，还要注意返贫问题。这意味着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是持续性，不能是短期、集中式培养。当前，关于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但这不意味着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研究已经完成。首先，共同富裕背景下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是不同的，共同富裕关乎到农民群体的经济情况，是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其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相关研究，大多都是关于当前遇到了哪些挑战，以及如何针对这些挑战提出相关措施，很少有实证研究来进行深挖和分析。最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挑战之一是培养主体的局限性，没有很好利用开放教育这个有利的资源。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针对当前已有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如何利用开放教育资源来助力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一、当前研究述评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

董香君从话语制度主义分析的视角，发现职业农民的相关政策中大致经历了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的变迁过程。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在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是在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后来，很多政策文件和相关学者不断对其概念进行解读，并不断丰富其内涵。李莹认为，新型职业农民要有三个特征：较高的综合素质、较高的经济收入、平等的社会地位。从教育研究的视角来看，较高的综合素质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是通过实证研究来深入研究，而不仅是对于政策文本进行解读。从共同富裕视角来看，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是新型职业农民所必须实现的社会功能。而在特点方面，李莹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要有高科技、高文化素质；能够通过市场化模式经营，不再使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打破各种界限，为农业现代化贡献动力；社会地位提升，打破社会对农民的传统歧视。从新型职业农民的分类来看，主要有生产经营者、专业技能手、社会服务型人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留守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课题组，2016）。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大程度上是已经从事多年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那么研究新型职业农民还需要搞清楚当前农村人口的特征，例如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对于新事物学习能力不强（索柏民等，2022）。在新型职业农民需要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素养方面，还很少有实证研究来进行详细说明。陈春霞等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胜任素质进行现状评估。但是这类研究旨在检测评价量表的有效性和差异性，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胜任素质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从而导致人们还是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模糊。总的来说，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过于抽象，没有和具体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在概念、特征、分类、来源等方面没有形成连贯性的研究。

（二）新型职业农民怎么培养

1.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制度。我国在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面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给予了新型职业农民在政策层面的支持。实施机构主要是农业部门，例如，农业部在2014年开始编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案，2017年提出《“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等。尽管我国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措施，但是我国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面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徐进等，2021）。杨琴通过国际上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德国、韩国和加拿大的经验分析得出，为职业农民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可以使得其教育地位受到认可和保障。杨琴认为，我国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确实提出了一些政策规定，但是这些政策规定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杨琴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但是我国当前在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背景下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和国外的经验并不相同。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同，对于农民群体实现的社会目标也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在职业农民建设方面的时间跨度较长，这和我国当前“十四五”时期实现一定发展目标的情况是不同的。

政策层面不完善，使得职业农民培养的顶层设计和我国当前新型职业农民的战略定位之间是脱节的。兰海涛等认为，我国当前在职业农民培养方面的政策不够完整，而且实用性和针对性也不高。政策在区域方面有偏差，政策执行中协同较少，约束力不够等问题。正因为政策层面的问题，导致在培养工作方面出现问题，在现实中没有满足农民的需要。进一步说，政策是导致后面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因为政策对于职业农民培养起到的是指导性作用。

实际上，当前研究指出我国在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支持方面存在不足，但是没有指出针对这些不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改进措施和建议。准确地说，在政策层面研究政策如何改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新型农民培养研究是一个理论和实践共进的研究。在政策层面进行讨论是没有实践支撑的理论研究，很难在实践层面出现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比如，兰海涛等学者提出的，应该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管理制度和保障条件等方面来进行说明。这种理论说明需要依据实证研究，获得实践层面的真实情况。只有把真实的案例用科学的方式呈现出来，相关指导政策才有据可依，同时可以把很多层面的内容进行细化。

2.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体系。在国际上，美国、德国、以色列、法国、日本等都建立了相对完备的职业农民职业培养体系。陈春霞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建立起职业农民培养体系，是因为其经济起步较早，有教育研究理论进行指导。学术界还将国外职业农民培养分出了三种主要模式：实施多层次培养的东亚模式，奖励和考核结合的西欧模式，规模经营与机械化“三位一体”的北美模式。有学者指出，我国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体系有待完善，在各种培养计划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金哲等，2021）。

在教育类型方面，我国职业农民的培养主要分为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我国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祁占勇等，2021）。首先的问题是，学历教育逐渐成为农村职业教育的主流，学历教育占据了超过90%的农村职业教育资源（孙莉，2018）。农村职业教育忽略了自身的主要任务和功能定位，盲目迎合农民群体对于升学的需求（李延平等，2016）。农村职业教育主要办学形式以学校为主，学校教育模式通常无法满足农民个性化的培养需求。农村职业学校开设位置和农业生产场所冲突，农村职业学校学习时间和农业生产时间也冲突，这种空间和时间上的矛盾导致了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祁占勇等，2021）。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农村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关注点在帮助他们流入城镇工作，并非留在农村工作（祁占勇等，2021）。与农村职业教育相比，农村成人教育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农村成人教育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于莎等，2021）。在脱贫攻坚时期，农村成人教育有效发挥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加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收益水平（徐红梅，2017）。这对于我国未来，尤其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农村成人教育确实能够有益于农民群众的收入提高。同时，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影响下，农村成人教育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从扫盲教育转型成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还为农村成人教育提供了平台，使得农村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得以凸显（韩秋茹等，2018）。在农村成人教育的方式中，远程教育被认为是有助于教学效果的重要形式，但是关于农村成人远程教育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李伟，2019）。

在培养机构方面，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指出，当前培养机构的形式包括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职业院校和涉农组织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具备比较完善的办学体系，是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主要承担机构。农业职业院校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面的问题是理论性太强，没法和地方产业特色进行结合，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兰海涛等，2020）。我国当前农业类职业院校生源不足，而且很多农学专业毕业生回到农村就业的很少（卢华，2021）。涉农组织如农业科研所、农技推广站、涉农企业等，在实际生产组织和岗位培训方面效果良好，但是缺乏理论知识（兰海涛等，2020）。可以看出来一个问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如果只依托一种机构就很难实现良好的效果。这并不是说农业职业院校或者涉农组织培养效果差，问题在于培养对象的多样性，导致了培养机构的多元特征。杨琴等提出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体系，由政府引导，机构主导，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其中，培训机构主要负责各种培训是有问题的。职业农民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其教育的主导权应该由职业院校和成人教育学校来掌握，而不是培训机构，因为培训机构的质量很难把握。

在学习内容方面，当前学者在强调新型职业教育农民培养中的挑战时，会提到关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单一化的问题（李莹等，2021）。但是这些问题都揭示了同样的规律，就是职业教育和学校教育本身在农民培养过程中的弊端。针对农民群体来说，学习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尤其是利用互联网教育资源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3.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研究范式。总的来说，当前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研究中，思辨类偏多，实证类偏少。在实证研究中，有关于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实证研究（陈春霞等，2020），但总体上难以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研究的需求。思辨类研究在选题上都比较相似，研究问题都是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遇到了挑战，然后针对这些挑战提出措施。但问题在于，这些研究只是提出培养中的困难和优化路径，但没有实证研究来支撑其理论。根据已有研究，由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类型多样，其培养应该按照不同类型的需求来进行个性化培养（祁占勇等，2021），但是当前的研究没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和深入的研究。李莹提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又一个问题是，虽然新型职业农民的特征、类别、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是明确的，但最终就业的方向是不明确的。也就说，新型职业农民最终从事哪些工作，当前的研究都没有说清楚。

（三）开放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的优势

综上分析，相比于职业教育，开放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在区域分布上，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农村相差较大。这使得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需要考虑到整体性和协调性的问题。如果只用单一的教学机构和教学模式，就很难具有针对性。我国开放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具有整体布局的优势，开放教育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是整体式的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可以进行协调。开放教育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培养和职业院校的培养模式不同，它更强调了终身学习的意义，同时把职业发展的阶段进行拓展，更有利于成人群体的职业发展。在投入资金方面，开放教育相比于其他教育类型能够降低学习成本，这和开放教育本身的特性有关（胡文举等，2010）。

我国开放教育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2020）、《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1）、《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2021）等明确提出了乡村人才振兴与新型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政策。经济发展的要求，开放教育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增收。乡村的人才需求，从农村本土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熊建平，2018）。

在培养对象方面，开放教育和其他教育相比的明显特征是，其教育对象面向社会所有成员，而且每一个人在开放教育中都可以享受平等的权利（《开放教育在浙江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探索与实践》教学成果项目组，2016）。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对象包括多种群体，有从未从事农业生产，但在农业职业院校获得文凭的应届生；有在农业职业院校毕业后在农业领域从事多年生产、管理等工作的技术人员；当然还有广大未接受专业农业培训的农业生产人员。他们大多学历偏低，没有专业技能证书，但有着多年一线农业生产经验。显然，这部分人群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对象中占据较大比例，而且这部分群体培养效果的实现程度在当前共同富裕背景下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老年群体。而对于这部分群体，相比于农业职业院校和涉农组织，开放教育可以实现更好的效果。

开放教育办学类型十分丰富，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尤其是在农民群体中，这样使得不同人群都能在开放教育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类型、内容和方式。开放教育既可以是学历教育，也可以是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可以为职业农民群体提供成人学历，包括成人专科学历和成人本科学历。职业农民群体通常包括曾经接受过职业院校培养的高技能人才，也包括未接受职业教育、学历教育的普通农民群众。这两类人群都需要提升学历，比如在职业院校获得专科文凭的毕业生需要本科学历，未接受职业教育的普通农民群众需要获得专科学历甚至本科学历。而非学历教育包括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生活指导等，能够辐射到农民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不仅如此，开放教育学习方式灵活，可以线下学习，也可以线上学习；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学习。学习模式采用混合式，可以线上集中授课加线下操作指导，教学手段多样化。教学手段的技术性较强，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利用各种虚拟仿真技术来进行培训，使得农民群众不管位于哪个区域，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我国开放教育在培养乡村人才方面的经验成果丰富，其中国家开放大学2004年启动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是应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形式就地培养乡村振兴本土人才的先行探索。开放教育强调人才培养中的社会价值，它把人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开放教育在农民大学生培养中能够发挥农民大学生服务农村的作用，还帮助了农民大学生进行自我学习（方志刚，2013）。2021年4月6日，国家开放大学“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年度教育信息化奖。该奖是联合国系统内教育信息化最高奖项。

二、未来研究的突破

（一）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更多实证研究

很多学者认为，战略定位与教育培训顶层设计之间不协调。实际上，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当前还是缺少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实证研究，以致政策层面和培养实践之间脱轨。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问题。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要关注“新”这个字，表明新型职业农民要与时俱进，突出“新”字的意义。新型职业农民一定要随着时代发展的背景不断变化。对于我国当前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要研究共同富裕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定义。显然，最近几年，国内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定义有了很多研究，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不是一个概念，而且二者也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那么如何去厘清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则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来挖掘其内涵。新型职业农民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效，可以对此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利用混合研究方法，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实践层面的定义，以便后期培养时具有针对性。

（二）利用开放大学资源优势来助力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网络时代背景下，成人学习者的需求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人学习者最适合学习的场所不是学校，而是网络（王竹立，2021）。开放大学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现代技术为支撑，实行多种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支持终身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上海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国际研究院课题组，2014）。在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开放大学建设程度逐渐深入。开放大学首先的定位是成人教育，然后融合了高等教育、教育技术、职业教育。开放大学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培养和职业院校的培养模式不同，它更强调了终身学习的意义，同时把职业发展的阶段进行拓展，更有利于成人群体的职业发展。开放大学的前身是广播电视大学，在我国覆盖面广，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教育体系。在培养人才方面，国家开放大学能结合地方开放大学开展整体协调式的教育，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同时节约教育成本，做到教学效果和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