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历史的动荡起伏和波澜壮阔，被收拢在以胜利者为主角的宏大叙事中，这样的书我们从小读得很多，而时代夹缝中的普通人，那些在史书中被一笔带过的从属群体，在权力结构中毫无话语权的边缘人，被历史叙述全然无视、弃之不顾，一直是他们命运的常态。

本书作者罗新教授在访谈中曾提及本书的写作立意，他认为长久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习惯性取用帝王将相所代表的權力阶层视角，漠视所谓的“生民”，不平等性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结构性缺陷，没有得到有力的批判。而没有普通人参与的历史本身是不完整的，这样的历史叙述也是不真切的。带着“生民”视角的历史观，作者在众多的史料碎片中选择了王钟儿的故事，写一个北魏宫女的人生。一个命运坎坷的小人物，如何承受她被动卷入其中的那个时代？

这本书的主要背景，是北魏中期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和南北朝间的战火纷争。主人公王钟儿，生长于南朝刘宋时期的中下层官僚家庭，24岁出嫁，父家和夫家都是地方官员，门第上属于“低等士族”。在北魏与刘宋的边境争夺战争中，王钟儿家破人亡，她和大量官民作为战俘被掳掠到北魏，以奚官奴身份被送入平城皇宫，在30岁之际成为一个普通宫女。

在皇帝平均寿命只有26岁的北魏，王钟儿在腥风血雨笼罩下的北魏皇宫中，又兢兢业业活过了56年，其间参与宣武帝、孝明帝两位皇帝的抚育任务，中途遭受宫廷权力斗争殃及，被动地出家成为尼姑慈庆，直到86岁高龄，最终以佛教徒的身份在洛阳宫去世，是为“漫长的余生”。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受限于史料本身的稀薄和模糊，可依凭的直接证据只有一块墓志，这个墓志又由他人写就，且墓志写作有固定的套路和谀辞。单论王钟儿的生平史，书中的叙述是非常模糊而破碎的，她像一缕尘烟，自始至终面目模糊，读者读罢全书，也几乎触摸不到她。

宫女的身份决定了这样一个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她作为权力漩涡最边缘处的池鱼，作为动荡时局的承受者，作为正史的局外人，被隐匿在角逐权力的阴影下，除了一篇千字墓志，再没有留下任何的一手材料可供考证，不起眼的生平没有太多色彩可供后人挖掘。

所以作者在写作处理上，主要是用王钟儿的一生作为时间线索，将大量的笔墨用于描摹和王钟儿的生活直接相关的宫廷争斗，这样就把小人物的浮沉又落回到了读者所熟悉的历史框架。

我们可以看到，卷入权力漩涡的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们，共同构成一幅跌宕起伏的北魏宫廷群像，而他们个人命运的升降、作为个体的悲喜，都和围绕皇权展开的权力角逐产生直接的关联。

王钟儿的漫长余生，远远称不上曲折离奇。相比因为生下皇长子就被赐死的宫女李氏、林氏，她能得善终算是非常幸运。她身上最悲剧性的地方，超越了生存的层面，体现在面对那些决定她的生活往何处去的重大变故中，她是身不由己、完全被动的—这也是作者笔下她最本质的处境。有很多因素影响王钟儿的一生，而在左右王钟儿命运的因素中，“子贵母死”的溢出效应无疑占据了书里最多的篇幅。

“子贵母死”，指当某位皇子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时，其生母就要被处死。田余庆在《拓跋史探》中提出，在北魏拓跋君权的确立中，原先依赖的母族部落，变成了一股威胁性的势力，而采用子贵母死，初衷就在于预防强大的母族干预国政，进而威胁到皇权的稳定。只是到了王钟儿生活的北魏中期，这种威胁已经逐渐淡化，不成气候。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失去了合理性的旧制，被常太后和冯太后一再当作顺手的武器，轻易除掉了五位皇位继承人生母的性命。这一段历史，细读起来令人窒息。其中的宫女冯氏，初为献文帝养母，后受封为冯太后，为确保自己对皇权的掌控，同时保证冯氏家族权柄永驻，她先后毒杀了献文帝、孝文帝生母李氏、皇太子元恂生母林氏，然后试图和孝文帝建立母子关系，后因孝文帝不服管教又谋划废帝，却终究没能下致命毒手，其间又为长远计，将四位冯家女儿安排进了孝文帝后宫，无意中又为“大冯小冯”之争埋下了前因。

作者在史料的选择和叙述上，有意突出权力人物的非理性在权争中可能产出的影响力。文明进程中经常闪现的那些人性之光，在人对专断君权的追逐中，被异化扭曲成了极端反人性的恐怖武器。被重度绑架的孝文帝深受其害，他痛恨“子贵母死”，反对冯太后在他的儿子和妃子身上故技重施。虽然没能废除，但他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子贵母死”的适用范围被限制在皇长子身上，而其他的皇子生母不得加害，且妃子可以亲自养育自己的孩子。直到宣武帝手中，这一被包装成祖宗旧制的夺权工具才被废止。

孝文帝的有限成功，对于生活在深宫大院里的宫女王钟儿来说，意味着凭借侍奉贵人高照容（宣武帝生母）及其三个孩子的工作，可以度过将近15年的太平岁月。这也正是她“侍护先帝于弱立之辰”的事实来源。

令人唏嘘的是，冯太后死后，渴望权欲的手并没有停止搅动，“子贵母死”再次被采用。大冯复刻冯太后的掌权模式，为接管宣武帝的抚养权，派人深夜刺杀了高照容。57岁的王钟儿作为宫女的世俗生活，也止于这个深夜。

在大冯成功杀母夺子的高光时刻，王钟儿被动出家成为了尼姑慈庆。后来又因宣武帝信任，71岁的慈庆受其委托，成为保卫皇储团队的核心人物，即孝明帝的保姆。宫女王钟儿的命运就是这样，以看似偶然的方式被卷入“子贵母死”，并先后与两代皇帝的抚养发生关联。

也正是因为孝明帝感念慈庆“侍护先帝于弱立之辰，保卫圣躬于载诞之日”的抚育之情，为表哀荣，命人为她撰写了墓志铭。随着一方石刻墓志于上世纪20年代在洛阳出土，她的故事被推到历史学者的书案上，如果没有这方墓志，我们大概率永远无从得知这个人的存在。

除了个人命运受绝对性权力支配的主题之外，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也和王钟儿的生活产生了直接联系。佛教在她的宫女生活无以为继的情况下，给了她一个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庇护所，赋予了她慈庆的新身份。而像慈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要比想象中多。

尼姑元纯陀，原是任城王拓跋云的女儿，先后经历两次婚姻，和前夫育有一女。她在晚年出家为尼，用佛教徒的身份绕开了宗法社会对寡妇在法律、道德与社会生活层面的苛刻约束，得以返回参与女儿的生活，并在临终之际自己决定不与丈夫合葬。作者认为从这样的意义上，佛教为中古女性提供了进入另一种社会生活空间的途径，而这个新空间里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光亮和意义，基于宗教信仰的社群生活得以可能。

这个判断或者假设中，当然投射着现代浪漫主义式的美好想象。同时，在宗教社会学的层面，这也的确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不限于佛教，世界各地的女性在新兴宗教的传播中，可以获得对抗已有建制的思想资源和组织力量，而女性对此是敏感的。这一点追溯至女性主义的宗教起源，在中世纪修道院留存下来的文献中，也可以得到确证。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对中古女性与佛教流行关系的讨论蜻蜓点水就到这里，基本没有提及佛教在中国屈服并服务于权力，为权力提供规训工具的那一面，也没有讨论女性在两千年里作为被规训歧视的对象，群体处境并没有突破桎梏的那一面。我们多情地想象那些和慈庆一样的尼姑，被动地进入佛门，在参悟佛法中，多了一点点自由；不然，自始至终被权力的大手拨弄，作为时代的被动承受者而存在，无法对抗那些决定性的历史条件，当下读来实在虚无。

当然，这样的遗憾是可以理解的。

从可读性上来说，这仍然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小书。在历史中“看见边缘”“看见具体的人”，我们的确缺乏这样的历史观念；能够被友善地提醒，本身值得感谢。宫女王钟儿就像是一个稀缺的镜头，透过她所经历的漫长宫中岁月，读者可以想象自己站立在她曾经身处其中的时代洪流里，隔着等级和距离，目睹北魏宫廷的野蛮倾轧和亲亲相杀，试着思考个人命运和皇权体制、中上层女性和父权制结构、佛教流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