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波

诺贝尔奖偏爱法国文学。

坊间总结的规律是，每隔十年，诺贝尔文学奖必将青睐一位法国作家。这不，距离莫迪亚诺获奖才8年，新的法兰西卫冕者又诞生了。

10月6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嘉奖她的勇敢和临床式的敏锐，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约束。

现年82岁的埃尔诺，是第17位获得诺奖的法国作家，继续为这个国家刷新了记录。同时，她还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法国女性作家。

埃尔诺是一位相当特殊的存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法语区之外，她的作品鲜有人问津。是最近几年，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她才得到了英语世界的关注。此番获诺奖，似乎也是顺应潮流。毕竟，2018年的性侵丑闻后，瑞典文学院承诺改革，迄今已经颁给了3位女性作家。

但若只将埃尔诺获奖看作这种政治游戏的产物，那便是对作家本人及文学的误解。

艾尔诺是一位专注于书写自我记忆的作家，承接着新小说派的传统，但她没有被格里耶式的文本实验局限。

加缪、萨特之后，法国文学所固有的宏大格局，似乎走向了某种坍塌，脱离了现实政治，走向了个体私密轶事，走向了美学的碎片化，极度精致、形式主义。

然而，埃尔诺的写作，有着惊人的现实力度。女性主义的立场里，她用回忆录和自传书写那些令大众不齿的事物：经血、堕胎、避孕药、脏内裤、生殖器。她像无情的医生一样，以笔为手术刀，将记忆一点点剖开，建构一种具有历史维度的情感史。

不同的是，她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视野，因而在个体、集体与时代之间，找到了共振。

埃尔诺有着异乎寻常的诚实、大胆，还有惊人的勇气，披露了个体心中那些不堪的秘密。这种坦然面对羞耻的自我献祭，又构建了一部恢弘的社会图景。人们把她称作法国最伟大的记录者。

埃尔诺的自我评价是：我是一个女人，一个写作的女人。

被遗忘的埃尔诺

诺奖颁布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安妮·埃尔诺的存在。

法国作家中，大家认识的是米歇尔·维勒贝克，赔率榜第一，写过很多惊世骇俗的作品。當然，预测也不过是看个热闹，诺奖从不缺“惊喜”。

去年获奖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才是真正的爆冷，一本中文译本都没有。熟悉诺奖的都知道，安妮·埃尔诺不算意外，甚至在情理之中。

埃尔诺在法国享有盛誉，她的作品很畅销，算是国民级的作家。她的写作，继承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小说派。她在采访中坦承自己受阿兰·格里耶的影响，后者作为小说家、编剧、导演，运用摄影机式的语言，追求极致的冷静和准确。

埃尔诺作品也部分沿袭了新小说派的形式创新，比如人称的不确定性带来叙述的混沌感。但总体而言，她的书，并不像格里耶那般难以捉摸。她善于用细微、凝练的语言描述细节、场景和片段，这给了作品一种鲜活的画面感，再把个人记忆与时代变迁融合在一起，颇能引起法国读者的共鸣。

在法国，埃尔诺的书畅销的时候，一两个月能卖几十万本。

不过，法语世界之外，埃尔诺多年来无人问津。学术研究大多仅限于法语文学专业，检索英文媒体发现，大多数报道，也是最近5年的。

时间节点很清晰。2017年，她最负盛名的作品《Les Années》（2008），发行了英文版，译为《The Years》，随后入围了国际布克奖短名单。

布克奖只面向英文作品，唯有译介为英文，才有资格被提名，才有机会被更多读者认识。

埃尔诺在法国享有盛誉，她的作品很畅销，算是国民级的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该作品的中文版，其实是2010年发行的，译名为《岁月悠悠》，不过，豆瓣上长期以来只有数条点评。

奇怪的是，法国之外的评论界，很少有人将埃尔诺与女性主义文学挂钩。

事实上，埃尔诺的思想资源，部分源自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后者1949年发表的《第二性》，算是女性主义的圣经。波伏娃提出“第二性”这一概念，是试图表明，一个女人的选择、决定，甚至思想，是如何被经济和社会条件塑造的。

埃尔诺常在各种场合提及波伏娃，两人颇有交集，波伏娃在世时，埃尔诺还把自己的小说寄给她。理论上，是波伏娃确证了女人是如何被后天塑造的。埃尔诺的所有作品，都是通过细节，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通过她们的身体，通过她们衣物上的血迹。

过去半个世纪来，批评者和学界对埃尔诺无意识的忽视，不知道是对埃尔诺的埋没，还是文学自身的损失。

好在，最近几年，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思潮下，人们开始寻找那些被忽视的女性的声音。最近三年，批评家和媒体对埃尔诺表现出某种补偿性的关注，她作品的书评，有关她的采访，频繁登上各大英文主流媒体。

另一边，女性主义运动也波及了诺贝尔文学奖。2018年，瑞典文学院曝出性侵丑闻，迫于舆论压力，奖停了一年。2019年，归来的诺奖痛定思痛，竭力摆脱男性中心主义，接连颁给了女性作家：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8年补发），2020年美国诗人路易丝·格吕克，以及今年的安妮·埃尔诺。

要知道，一百年了，只有17位女性作家得过该奖。

某种程度上，安妮·埃尔诺的获奖，也许是这种思潮的产物。

但埃尔诺的文学成就，无愧于任何的加冕。换个角度看，是诺贝尔更需要埃尔诺。错过了82岁高龄的她，诺奖的殿堂会有缺憾。

写作的女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埃尔诺在法国文学圣殿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她不仅有能力挖掘个人记忆，而且有能力展示它们与集体经验的微妙互动。

她被誉为过去50年法国社会最伟大的记录者—一种集体记忆的守护者。她用简洁的语言，揭露着女性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秘密、被隐藏的身体经验：非法堕胎、性、痴呆症、癌症。

她的第一本书是1974年出版的《清空》（Cleaned Out），讲述了一个女学生在一个小巷堕胎，彼时，堕胎在法国还没有合法化。小说还穿插了一段段回忆，展现了女孩在诺曼底工人阶级家庭所度过的童年。

对埃尔诺而言，记忆不是温情的，也不能带来时间的慰藉。记忆更像是一种机制。她像医生一样，操起手术刀，一点点剖开，试图解开记忆如何被强加的内在方式。

《清空》是一个教育改变阶级的故事，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来自贫民家庭，进了大学，学习文学专业，晋升到中产阶级。但她逐渐意识到，这种阶级跃迁，其实是一种阶级背叛：“我被切成两半。”她不属于父母的世界，不属于农场和工厂，也不属于学校和书本。两个世界的落差、心理上的拉锯，带给她的是罪恶感和羞耻感。

这几乎是一个自传作品，经历与作家本人相符。1940年，她出生在诺曼底一个贫困家庭，父母在工厂工作。母亲在她很多作品中出现，那是一个坚毅的形象—她拒绝接受先天的生活劣势，在油腻而艰苦的黄油厂辛勤劳作，最后开了一间咖啡杂货店。

她用简洁的语言，揭露着女性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秘密、被隐藏的身体经验：非法堕胎、性、痴呆症、癌症。

母亲是一个贪婪的读者，相信书籍和学习是通往不同未来的门票。埃尔诺回忆说，母亲在打开书本前，总是先洗手。

埃尔诺从小就懂得生命的限制性，“不要冒险超过你的生活地位”的不成文规定，决定了她在工厂和农场中艰难成长。

埃尔诺先后就读于鲁昂大学、波尔多大学，1971年，她获得现代文学高级学位。她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在大学时写的，但出版商觉得野心太大，拒稿了。

她与波伏娃的关系，始于她19岁时。当老师的选择，对性的感受，写什么，如何写，都受其影响。她把波伏娃没有想到的，都汇集在一起，决心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开始写作，以照亮她所处的时代。

20世纪70年代初，重新开始写作时，埃尔诺已经当上了法语教师，还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此时，她又认识了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及其社会再生产理论。后者批判教育系统对工人阶级孩子的排斥，这让埃尔诺这个奖学金学生感到某种隐隐的羞耻。

没告诉任何人，她开始重操文学创作的旧业。《清空》就是这么来的。

她的手稿被最有名望的出版社Gallimard选中，但这个惊喜却给她的生活惹了不小的麻烦。丈夫菲利普感到很委屈：“他告诉我，如果你有能力秘密地写一本书，那么你就有能力欺骗我。”

写到第三本书《一个女人》，作家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的矛盾。离婚迫在眉睫。

1985年，她正式逃离了婚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她笑着说：“我和男人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会厌倦了。我想象现在和某人关在一起的情景，真是一场噩梦。”

1986年，患阿尔茨海默症数年的母亲去世，差不多同时，波伏娃也去世了。2000年，埃尔诺从教学岗位上退休，她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来写她梦想已久的书籍，但随后她确诊了乳腺癌。

在治疗期间，她一直在写作。

记忆的档案员

埃尔诺的前三部作品，文体上，还介乎回忆录与小说之间，带有小说叙事的结构性。但面对父亲去世的主题时，她发现，原有的创作似乎难以为继了，小说的假设和结构，崩塌了，她必须换一个维度来面对记忆。

她发现，在写父亲的故事时，她并不想为他立墓碑，不想写一些“感人”或“扣人心弦”的话语。

在写作中，她收集父亲的“话语、品味和举止”—他存在的“外部证据”时，她发现自己在回忆，试图抓住自己的行为，将自己从主观的视点中抽离。

她的目的不是纪念他，也不是精神上复活他，而是为了寻找“我父亲生活的世界的性质和界限”。她试图从历史的角度、作为女儿的角度来看待他。

這本书叫《一个男人的位置》，是埃尔诺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为她赢得了勒诺多文学奖和大量读者。

放弃小说叙事后，埃尔诺不再采取一种完整的方式书写她的生活。读她的书就像了解一个朋友，通过长时间的谈话向你介绍自己。

“正是一个人生活中的意义缺失，才使写作的可能性成倍增加。”作为一个记忆的档案员，她告诉你，她离婚了，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和一个已婚男人在一起了，她没什么可说的了。事实上，她已经告诉你一切。

赤裸裸的事实，自由给予的忏悔，只是一个开始；一个人的生命内容可能是取之不尽的素材，而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可塑性。

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民族学的研究案例，她追求更中立、更平实的语言。在《耻辱》中，她描述了1952年的一个星期天。她的父母爆发了争吵，很快失去了控制，最后，父亲用斧头威胁母亲。这件事再也没有别人提起，而她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找回那个星期天之前的12岁女孩。

亲密关系和社会领域的障碍已经消失，自我和他人，被她看作是社会和历史的构造基石。

有些叙述（记录）是空白的，就像老旧织物断裂了一样，它们代表了一种社会与历史的断裂，因而更接近真相。

《一个女孩的回忆》中，她描述了1958年一次夏令营期间，年轻的女孩有了第一次性经历。她很高兴被人需要，并不感到羞辱。但后来，她被人嘲笑，说她贬低了自己。但她不明白，在欲望与撕裂的痛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半个多世纪后，作家本人才找到回忆的破绽。这件事的本质，是营地教练对未成年的自己，实施的诱奸。

作家其实不信任记忆。有时，她以第一人称写作，有时突然转换，视角转到了远处，称过去的自己为“58年的女孩”或“S的女孩”。

2008年的《悠悠岁月》，是她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这是一本关于战后法国的混合回忆录，从1941年横跨到2006年。书中，埃尔诺从未使用过“我”，而是不断变换：她、我们。

20世纪90年代初，埃尔诺的《简单的激情》震惊了法国社会，该书讲述了她与一位已婚外国外交官的婚外情，以迷人的细节探讨了欲望，拒绝将其道德化。书中的埃尔诺，摆脱了所有虚构的伪装。

这本书在两个月内卖出了20万册，引起了社会保守派的激烈批评。过去，婚外情主题的写作，几乎全被男性作家垄断。

她与外交官的婚外情，还催生了另一部作品《迷失》。他们在一起的18个月里，很多原始日记未经修改地被披露。借此，她探讨了情欲的阵痛。她的欲望，带来更多的欲望，也带来死亡的冲动、幸福的冲动，甚至还有过去的创伤，如堕胎，但她没有感到羞耻。

2008年的《悠悠岁月》，是她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这是一本关于战后法国的混合回忆录，从1941年横跨到2006年。书中，埃尔诺从未使用过“我”，而是不断变换：她、我们，拼贴了被遗忘的说话方式、物品、品牌、歌曲和行为方式。

本书的叙述，就像时间的流动一样，如同一帧帧照片的闪过，或者一个女孩的录像带。“她”成为一个女人、母亲、孤儿、离婚者、情人和祖母。这个女人的生活与作家相似，但她被写成“她”。

《悠悠岁月》接近尾声，她感到时间崩溃了。她在跟29岁的情人缠绵。或者，她在1980年的冬天，在西班牙的酒店，和一个叫P的男人在一起。或者，她作为一个孩子，依偎在母亲身旁。

这些时刻彼此漂浮着，呼应着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开頭，朦胧的时间里，她获得了自由。

历史、语言、行动、事件和所学、所想与所渴望的，都退去了。这种接近死亡的感受，给了她拯救一切存在的冲动—写作的冲动。

埃尔诺想说的是，时间带走了一切，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事物都转瞬即逝，我们自身也是如此。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埃尔诺所有的书，都有一种将脆弱的人类细节从遗忘中打捞出来的品质，它们共同讲述了20世纪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活得很充实，平等地寻找痛苦和幸福，然后把她的发现真实地写在纸上。

她的生活是我们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