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阳煜

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海面上，浮起了直径超过1000米的气泡圈，大片的海水翻腾着，似有巨兽将要扑出水面。

这不是什么鲸鱼吐泡泡之类神奇的自然现象，而是来自9月27日丹麦国防军公布的视频画面—升至水面的巨大气泡内部，是主要成分为甲烷的天然气：它们可燃，到达浓度极限范围后，遇火就会爆炸。

原来，波罗的海海底的两条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与“北溪2号”，前一天突遭人为爆破，后查明有4处泄漏点，并在10月2日前全部停止泄漏。管道破损在短短一周内造成的甲烷泄漏量，预估达到 7.8亿立方米，相当于丹麦3个月的天然气消费量。

凛冬将至，“北溪”几乎被提前“终结”，更加促动着欧洲主要国家减少对俄的天然气依赖。除了增产幅度有限的挪威和阿塞拜疆的管道天然气，更为实际的替代方案，是一船又一船发自美国和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LNG），以及来自非洲大陆的天然气。

非洲天然气难换小麦

俄乌战火蔓延，全球市场风险淤积，“北溪”管道的检修停供和意外破损，更让欧洲人回不到过去：2021年，俄罗斯出口到欧盟的管道天然气量为1550亿立方米，约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45%；而截至2022年9月初，俄罗斯出口到欧盟的天然气量，已跌至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9%。

非洲目前的天然气基础设施（管道+LNG）出口能力，大约是每年1700亿立方米，其中阿尔及利亚一国就占近3/4。乍看之下，非洲天然气似乎足以填补俄罗斯的空缺，但非洲的气量还要供应亚洲和拉美，新增产量大概每年只有100亿立方米，还得向亚洲借入LNG运力。

近年来，北非是欧洲的主要管道天然气供应源之一。意大利和西班牙在2021年，通过海陆管道从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北非国家进口的天然气，就达377亿立方米之多。

今年5月，彭博社披露的来自欧盟内部的文件显示，欧盟紧盯着非洲大量未开采能源，尤其是位于非洲大陆西部的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安哥拉未开发的液化天然气资源。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数据，非洲整体天然气储量约占全球7.1%。但许多富气国还需要解决输气管道及LNG码头等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加上技术与运营方面存在一定限制，投资不足的短板明显。

俄罗斯苦心经营输欧天然气管道多年，如今东欧、南欧部分国家仍在接受其输气。尤其意大利，曾是仅次于德国的欧洲第二大俄氣消费市场。不久前，在意大利国内气价两个月内飙升逾六成的情况下，该国与其他14个欧盟成员国一起，联署呼吁欧盟为进口俄气设定“价格上限”，引得俄方不快。

10月1日，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俄气公司宣布，由于无法过境奥地利输送天然气，将停止向意大利供气。就在外界以为意大利将步德国后尘时，意大利埃尼集团10月5日称，俄气经由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天然气供应已于当日恢复。对于刚刚赢得全国大选的梅洛尼，和她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为首的右翼联盟来说，这就像是手握管道阀门的供气方，对意大利外交改弦易辙的一记提醒。

意大利不甘遭受能源讹诈，除了通过欧盟的“南部天然气走廊”项目从阿塞拜疆输气、扩大从北非输气外，也把目光瞄向了非洲的其他地区。早在今年4月，意大利政府的两名部长就前往中部非洲寻找天然气供应源。可是，意大利手里并没有非洲国家最渴望的交换物—商品粮。后者依然离不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供应。

乍看之下，非洲天然气似乎足以填补俄罗斯的空缺，但非洲的气量还要供应亚洲和拉美，新增产量大概每年只有100亿立方米，还得向亚洲借入LNG运力。

俄乌同为重要的小麦和玉米出口大国，其农产品出口额前些年呈快增态势。在非洲大陆，有25个国家约1/3的小麦进口自俄罗斯和乌克兰，更有联合国数据显示，非洲国家超过一半的小麦都来自俄乌两国。

但俄乌交战之后，西方对俄的各种制裁，导致全球范围内粮食供应紧张，食品价格普涨，也让非洲的粮食供应陷入了困境—俄乌战事打响一个月后，非洲市场的面包价格就足足上涨了50%。

俄乌战争长期化，增大了非洲贫困国家（如非洲之角地区）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可能性。而一直以来，以世界农业出口大国法国为首，欧盟就是非洲国家的农业发展最大的海外援助方。从这个角度看，欧非在能源乃至经贸领域的合作，原本有着各自的切身需求。但具体到欧非各成员国，它们之间的资源优势往往又是较难互补的。

石油还看“欧佩克+”

眼下的能源危机不仅仅发生在欧洲，也不局限于天然气领域。

在石油方面，欧洲的能源公司考虑绕开欧佩克，在非洲大陆开展至少价值1000亿美元的项目，涉及南非、肯尼亚、莫桑比克等石油资源富集国—近几个月的勘探钻井资料显示，仅纳米比亚一国，就有望每天增产50万桶石油。

当然，非洲石油的潜在产量，还是不能与中东比，已探明储量更是相形见绌。虽然欧佩克现有13国中包含了7个非洲国家，但该石油输出国组织向来由中东国家主导。

10月5日的“欧佩克+”部长级会议，系疫情大流行以来首次于线下（维也纳）举行，以沙特、俄罗斯为首的23国联盟宣布，11月、12月每天减产200万桶石油，相当于减少全球石油供应量的2%。由于减产额度是以8月额定产量为基线，而当时一些国家增产并未达标，所以此次实际减产幅度预计在每天100万桶左右。

鉴于“欧佩克+”8月时额定增加64.8万桶/日，9月仅“象征性”增产10万桶/日，如今一下子决定减产这么多，似乎对冲了同一天欧盟各国同意“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的影响。有美国官员直言，白宫正在“痉挛和恐慌”。

欧盟对俄油的单方面限价，让许多“欧佩克+”成员不满。因为这可能开创一个先例—决定石油价格的不是市场，而是消费国。而拜登随后下令11月再向市场投放1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并推动“禁止石油生产或出口卡特尔”法案（NOPEC），更被“欧佩克+”视为一种威胁。

石油之外，在煤炭方面，欧洲主要国家火力发电的重启，使得碳中和的目标被暂时抛诸脑后。由于对俄制裁的缘故，欧盟的煤炭严重不足，除了继续从印尼、澳洲进口，也大幅增加了从坦桑尼亚、博茨瓦纳等非洲国家的进口，由此也导致煤炭的远距离海上运输激增。

而在新能源方面，北非撒哈拉沙漠丰富的太阳能，可用于光解生产氢，潜力巨大，已被一些欧洲国家规划到能源战略中。德国和摩洛哥的能源伙伴关系开始于2012年，合作重点就包括电解氢项目；而在俄乌交战后，埃及也与挪威签署了新能源合作协议。

短板在于，欧洲和北非的电网合作并不完善，双方之间只有两个电网连接，而新建跨海电网成本巨大。不过，随着氢能装船技术的发展，氢能海运也被提上日程。在英国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集团等欧洲油气企业纷纷加码入局非洲的同时，德国也正与西非国家塞内加尔等探讨加强氢能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欧盟国家的很多提议“脱离现实”。今年上半年就有法国媒体指出，欧盟想让原本碳排放很低的非洲接受绿色转型，只愿意资助可再生能源并且加强碳关税，已经让埃及和南非等非洲大国不满，甚至有人犀利评价道：“欧洲的环保目标，让其紧张布局的天然气项目显得自相矛盾。”

“近年来，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开始摆脱对旧宗主国的依赖或崇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对南风窗称，“很多欧洲国家本身自顾不暇，它们的发展模式不能成为非洲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欧洲人需要在主观上做出更多改变，才能进一步巩固欧非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转变心态仍在路上

近年来，从援助变为投资，欧洲主要国家面向非洲大陆布局的势头愈发明显。“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委员会就列出了时间表，计划在2030年前逐步摆脱对俄化石燃料的依赖；现在北溪1号、北溪2号发生爆炸事故，加速了该进程。”王义桅教授说。

欧盟为改善非洲对欧的固有印象做了不少努力，但双方在实际交往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困难。仅今年以来，从马里要求法国大使72小时内离境，到阿尔及利亚中止与西班牙的友好条约，表明非洲国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警惕和反感与日俱增。

王义桅告诉南风窗：“欧非在经贸、能源合作上面临的挑战，首先就是过往的殖民地历史，这造成了非洲国家对欧洲的反感和不信任。中欧在非洲实践‘ 第三方市场合作理念的时候，非洲国家就比较反感。它们对双边合作的模式比较喜欢，而对于成为第三方市场，感觉好像是新老殖民主义联手对付它一样，原因就是其对殖民记忆很深刻。”

欧盟对俄油的单方面限价，让许多“欧佩克+”成员不满。而拜登随后下令11月再向市场投放1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并推动“禁止石油生产或出口卡特尔”法案（NOPEC），更被“欧佩克+”视为一种威胁。

其次，相比俄罗斯到西欧一马平川，非洲与欧洲之间毕竟隔着地中海。王义桅指出：“欧盟国家冬季寒冷，自身油气生产能力低下，想要进口来自非洲的石油，只能以船运的方式；而在天然气这边，由于通过东地中海的管道铺设还没有完工，北非的液化天然气通过船运方式，送往欧洲的价格很高。这些都增加了欧洲的能源成本。”

这意味着，欧洲国家需要花费更多的钱，才能得到同等的能源，这无形中降低了其重工业的竞争力。9月6日，欧洲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在一封CEO联名信中透露，欧洲生产企业面临的电力和天然气成本，比2021年高出10倍以上。尤其像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会面临“永久性地去工业化”的风险。所以早在今年5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就开启了对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南非三国的“讨气”之旅。

然而，今年下半年以来，受欧元贬值影响，欧元区各国进口能源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增大。王义桅表示：“歐非能源合作遇到的实际挑战，还有结算方式的问题。非洲国家本身没有多少外汇储备，能源卖给欧洲，本身欧元又在贬值，那该如何对冲通货膨胀和美元的波动，确保非洲国家的权益？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此外，非洲的能源大国缺少精炼、深加工的能力，工业化程度低。“它们将大量的廉价能源卖给欧洲，造成了所谓的能源依附或能源诅咒，”王义桅认为，“没有欧洲国家真正帮助它们实现工业化。”

“实质上，欧非之间还是依附与被依附性质的不平等关系，欧洲国家与非洲合作时，还是宗主国心态，以施舍的眼光来看待。在与非洲国家进行能源合作的时候，欧盟往往一刀切，要求非洲国家达到高标准，并设置政治民主化等前提条件，来作为自身对外援助、投资的要求。”王义桅称，“现在欧洲国家不得已放下身段，向非洲国家寻求能源多元化，但心态却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