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豪

在全球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保护变得愈发紧迫的当下，过去带给人类文明繁荣与辉煌的许多策略，都到了需要重新评估其价值的时候。

在经济领域革新的任务，一部分就落在了绿色经济学的肩上。它将生态纳入研究视阈，使之成为一项约束性条件，在此基础上构想一种能够协调人类活动与地球生态关系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这是一个涉及理论构想、制度设计、技术实践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我们该如何抵达这个图景？南风窗专访了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教授，就绿色经济学相关话题展开了讨论。

将生态带入经济学

南风窗：你能否介绍一下绿色经济学的主要特点以及目标？

李志青：在全球环境污染愈发严重、气候变化挑战日益突出的当下，用经济学的方法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使人类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清洁和低碳，是绿色经济学的主要目标。这涉及经济发展的形式、结构、技术以及资本的绿色转型，同时还要解决经济发展背后的制度、政策、激励与外部性等问题。

南风窗：除了将生态维度纳入经济学的框架，绿色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还有哪些不同之处？

李志青：原则上，绿色经济学是一门用经济学的范式、理念和方法来分析环境保护问题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它与传统经济学最主要的差别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择取上。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常以私人产品为主，其特点是容易进行成本测算，定价机制简单，交易过程明晰。而绿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环境品，当中涉及很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们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并非作用于个体，而是作用于社会全体成员。环境品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使得我们很难对其进行测算、定价和交易。例如，当我们的目标是扭转气候变暖的时候，我们很难为这个过程中的各项环节设计一个市场交易体系，不过，这也是绿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南风窗：理想的绿色经济发展图景是怎样的，需要哪些要素？

李志青：要实现真正成熟的绿色经济，首先要健全法律。法律需要界定清楚人与自然的边界，规定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这涉及最基本的安全和底线。

其次，为了提高运行效率，要把市场体系引入环境保护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在技术进步的助力下，我们已经可以精确识别出个人或企业的碳排放量水平，这为我们找到碳排放的供求关系、确定碳排放的价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碳排放的价格确定下来后，一些有效率、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就可以向效率不高、排放量不高的企业购买排放额度，这事实上是一种价格激励机制，让有限、稀缺的排放权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利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再次，我们还要克服环境保护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问题，除了环境污染、破坏本身的负外部性外，更关键是要解决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首先，绿色创新技术所产生的环保收益，很难内部化到创新者头上，如何确保创新者的利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次，技术创新活动本身也具有外部性，如果一个技术创新缺少法律保护，很容易被模仿、抄袭，创新者的权益没法得到保障，便会打击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我们要通过政策、制度的方式解决这种双重外部性，为绿色创新发展护航。

当碳排放的价格确定下来后，一些有效率、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就可以向效率不高、排放量不高的企业购买排放额度，这事实上是一种价格激励机制。

最后，一个成熟的绿色经济也一定是公平正义的。环境保护、绿色资产的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应该让社会全体成员都享受到，所以我们在环保问题上也要通过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方式，实现环境权益上的“共同富裕”。当这些要素具备之后，一个崭新的、区别于传统的绿色经济形态就能够确定下来。

给环境品制定价格

南风窗：你提到用市场机制的方式实现资源调配的问题，具体应该如何实施？这种方式与政府调控的区别在哪里？

李志青：环境保护是一个链条很长的活动，从前端到后端有很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涉及人的主体问题。为什么人们愿意参与进来，因为背后有一套激励机制驱使着他，要么是法律这种反向激励，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做错了就要受到惩罚；要么是经济收益这种正向激励，通过环保过程中产出的经济利益，促使人们主动地保护环境。

在一些高危污染行业里，我们认同以法律法规、政策的方式进行管理，它可以让我们避免一些大的环保危机。但是，法律法规、政策命令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在一些普通领域，当权利边界确定后，还是应该让市场来完成资源调配的过程。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最关键的区别在于，我们能否给环保行为创造一个价格。政府调控往往以数量调配的方式实施，这个过程中没有价格，而市场机制则使用价格杠杆来调剂人的行为。

不过，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这两者通常是相互配合的，以碳减排为例，我国就采取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实行。在能源消耗总量与碳排放总量上，由政府制定一个总体排放计划，为什么需要一个指令性的计划？因为竞争性的市场解决不了总量问题。但在总体测算之下，我们可以用市场的方式对微观的碳排放量进行調节。比如一个企业今年拿到了5万吨的额度，但它实际上排不了这么多，那么多出的部分它就可以卖出去。制定价格其实就是给了企业选择的空间，企业可以根据经营情况自主选择多排还是少排。但如果换作政府来指定排放额度，那政府可能不会考虑到企业经营的具体情况、历史排放量和生产效率等细节问题，完全有可能把碳排放配额分配给效率低下的企业。因此，只有利用市场机制，才可以让市场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碳排放资源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实现最具效率的产出。

金融与绿色发展

南风窗：在自由市场中，出于竞争压力，许多企业往往只顾追求短期效益，我们怎么才能让企业将注意力转向绿色发展这种具有中长期效益的经营活动？

李志青：目前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绿色金融的发展浪潮，与解决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绿色产品的收益都是长期性的，但是这个投资成本往往要在短期内支付，这中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很多绿色产品的投资就无法进行下去。

所以，現在全球都在探索如何把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发展起来，通过政策支持、模式创新的方式，解决这个时间差，特别是要解决绿色技术的外部性、产品的外部性问题。如果金融机构有了这样的意识和能力，就能够以投融资为动力，改变企业的利益取向，从而实现短期与中长期利益的有效结合。

比方说，我们可以让绿色债券的成本更低一些，以对冲绿色产品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但是，这降低过程的成本谁来承担？政府要帮忙分担一些，政府可以从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金融体系上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以改变金融机构原先的价值取向。

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发展得越充分，政府就越可以通过扶持金融机构的方式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而不必直接进行干预。绿色金融在为绿色发展赋能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

南风窗：从操作层面来讲，绿色金融应该怎样实施？

李志青：事实上，绿色金融不是个别行业的事情，它的目标在于解决长期以来金融业无法参与绿色发展进程的困境。为什么金融业难以参与？因为金融业相对来说较为追求效率和回报，虽然企业发展需要获得金融业的支持，但金融业参与的前提是企业具备偿还能力。绿色产品的回报率往往较低、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高，而且绿色产品的收益很大部分都体现在环境收益这种外部性收益上，所以投资机构一般兴趣都不大。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环境保护都依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是，环境问题是层出不穷的，这里面的资金永远供不应求，如果不从政府外的市场渠道募集资金，就没有办法解决绿色发展供给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金融业本身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因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以实体经济的创新和发展为驱动力的，如果金融业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捆绑在一起，最后必定会走向虚拟化，这样的金融业也走不远。现在实体经济已经进入绿色经济发展的新时期，金融业也必须找到能够与之结合的方法。

环境问题是层出不穷的，这里面的资金永远供不应求，如果不从政府外的市场渠道募集资金，就没有办法解决绿色发展供给不足的问题。

结合的关键就在于，让环境品变成可以交易的产品，这样它就可以变成一种权益，再从权益变成资源，进而变成资产，最后变成资本，于是慢慢地逼近金融的属性。例如，碳原先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但现在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测量、定价，当碳有了价格之后，我们不仅可以进行现货交易，期货交易、远期交易和相关金融衍生品都出现了，银行还可以用它来进行抵押、质押。在这个过程中，碳就逐渐变成一种平常的资产，拥有了金融的属性。

当下绿色经济的一个研究热点是生物多样性金融。乍一看，生物多样性保护好像没什么收益可言，我们很难给生物多样性进行定价，交易机制无从产生。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生物多样性的基金、债券产品，希望能够在保护的基础上，对某些可利用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例如动植物、医药等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产生的收益再回馈到保护过程中，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南风窗：环境保护的活动如何转变成一种金融产品，从而让金融机构参与进来？这是金融业参与环境保护的唯一方式吗？

李志青：有个很有趣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去年云南大象迁徙的事情，大象所到之处踩踏了很多农田，给当地农户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种时候，是该保护大象还是保护财产呢？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通过金融的方式，这个两难的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帖的处理。

保险公司推出一款与大象踩踏有关的保险产品（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政府向保险公司采购保险，如果大象把庄稼踩坏了，那么由保险公司来赔付农户的损失。看起来，这是保护了农户的利益，但事实上起到了保护大象的作用，如果农民得不到这笔补偿，他们就会驱赶大象，对大象的生存造成威胁。这种保险事实上就是用金融的方式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过程。

当然，生物多样性金融不只是通过金融产品一种方式，前不久，上海公布了《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国内外各类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倡议，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要秉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如果一笔信贷项目威胁到生物多样性，金融机构就应该不批准这笔信贷，这也是一种预防性保护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