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团辉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内容提要：结合城内遗存和城墙年代可知，曲阜鲁城作为都城应始于两周之际，鲁国可能至少存在两次迁都。鲁城的城郭形态从春秋早期、中期的“宫区+郭城”演变为战国时期的“宫城+郭城”。全城以南北向9号道路为中轴线，但整个城市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对称格局。鲁城布局形态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后者可能以鲁国故城为主要素材、再经理想化加工后编写而成。

山东省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从首次开展田野考古工作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最早是1942—1943年日本学者关野雄、驹井和爱等在此调查、发掘。1977—197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鲁城遗址开展了全面性的考古勘查和试掘工作，探明了鲁城的形制布局与城内主要遗迹的分布情况，并出版了《曲阜鲁国故城》（下文简称“《鲁城》报告”）［1］。2011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此展开一系列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很多新成果［2］。

本文主要依据这些考古材料，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曲阜鲁城的建都年代、城郭形态、轴线设计和布局形态与《考工记》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促进鲁故城、鲁文化和东周都城规划布局等问题的研究。

一、概况与年代

曲阜鲁国故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图一），东西最长3.7、南北最宽2.7千米，面积约10平方千米。全城钻探发现11座城门，南墙2座，其他三面城墙各有3座。城内共发现10条主干大道，东西向（1—5号）和南北向（6—10号）各有5条。

图一//曲阜鲁国故城平面图

城内中部和中南部发现很多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中部偏东的周公庙高地上建筑遗迹特别密集，应是鲁国核心宫殿区。近来在此区域新发现一座小城［3］（图二），城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墙宽13～22米，城壕宽7～22米。共发现3座城门。该城始建于春秋晚期，汉代重修，最终废弃于魏晋时期。

图二//鲁城中部小城平面图

鲁城内发现冶铁、铸铜、制骨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共计10处，主要位于城内西部、西北部和北部。城外东北部还发现1处制陶作坊遗址。城内西部、北部和东部共发现11处居住遗址，有些居址与作坊、墓地交错分布。城内还发现多处墓地，主要有望父台、药圃、县城西北角和斗鸡台墓地等。近来又在城内西部发现了老农业局墓地，城外东南部发现了杏坛学校墓地等。城南大沂河北岸建有一座夯土高台“舞雩台”。台基犹存，近方形，东西长120、南北宽115、残高7米，是鲁国祭祀求雨的场所。今天依托此台修建了一个小型广场。

关于鲁国建都曲阜及邻境地区的时间，文献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西周初年伯禽就封之时，以《史记·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为主要依据；另一种是西周早期晚段鲁炀公之时，裴骃《史记集解》引《世本》曰：“炀公徙鲁。”鲁炀公是伯禽次子、考公之弟，鲁国第三代国君。炀公即位与伯禽受封相隔50年，他在位6年。《鲁城》报告认为鲁城的始建年代属西周早期，应是伯禽受封之地。然而，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鲁城城墙的始建年代应为两周之交［4］，这得到了近来考古工作的证实。最新考古发掘显示，城墙年代确实很晚，始建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即两周之际。

一般情况下，对于新建的大型都城而言，城墙的始建年代或与建都之时相同，或略晚于建都之时。具体来讲，最高统治者营建新都时一般先建的是宫殿宗庙建筑，外部城墙的修筑或与其大体同时，或在其之后某一时间。因此，我们不应只看城墙的始建年代，而更应该关注大型宫室建筑的年代。然而限于考古工作，周公庙大型建筑群最早的年代还不清楚。不过从目前城内遗存的发现来看，进入西周晚期居址开始增多，乙组墓葬规模变大，级别升高，开始随葬大量青铜容器、玉石器和车马器等，可能聚落等级在西周晚期发生了质的飞跃［5］。这个时间与城墙的始建年代基本一致。结合城内高等级遗存的出现时间和城墙的建造年代可知，鲁城遗址作为都城很可能始于西周晚期，或者说两周之交。

这就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既然在鲁城遗址范围内至今既未发现商末周初时期，也未发现西周早期晚段与都邑级别相匹配的高规格遗存，那就意味着鲁国的始封地和鲁炀公的迁都之地均不在此处。进而，就会产生四个疑问：第一，鲁国始封之地在哪里？第二，鲁炀公迁都之地在哪里？第三，在曲阜建都的是哪位国君？第四，鲁国可能至少存在两次迁都，迁都是国之大事，在鲁国文献资料非常丰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见迁都曲阜的记载？这些是摆在学界面前的重大问题［6］。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鲁王陵”在哪里？目前周代主要诸侯国的王陵很多都已找到，学界也围绕陵墓制度等相关问题展开了充分研究，然而鲁公陵区的具体位置却至今没有发现，不得不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难题。在此要注意的是，既然鲁国国都出现变迁，根据中国古代“陵随都移”的一般规律，如果新旧都城相距较远，那么鲁国陵区很可能不止一处。

二、城郭形态

依据现有考古材料，鲁城在春秋晚期以前只建有一座大城，春秋晚期在城内地势最高处的周公庙台地修筑了一座小城，发掘者认为这是鲁城的宫城。此时鲁城出现大、小两套城圈，呈现出内外城环套的形态，这种比较规范和典型的“回”字形格局在东周列国都城中并不多见。

需要注意的是，这座小城规模很小，仅有10余万平方米，与大城10平方千米的面积相比大小悬殊，显得很不匹配，而且小城外还有不少大型建筑基址。加之，它与东周时期常见的宫城如韩都新郑西城、邯郸赵王城和齐都临淄小城等明显不同，后者这类宫城通常面积较大，多达数百万平方米，城内包含各类大型建筑，甚至建有冶铁、铸钱等高等级手工业作坊，有的还存在大片空地。所以综合来看，鲁城中部这座小城应属于狭义宫城（宫城有广义、狭义之分［7］），可暂称为“小宫城”。由于手工业作坊区和普通居民区主要位于大城内，故大城属于“守民”之郭城。基于此，春秋晚期鲁城的城郭形态是“小宫城+郭城”。

进入战国时期，鲁城的城郭形态发生重大变化。《鲁城》报告指出，在城内西南部区域发现一座汉代城址。许宏对该城的年代提出了质疑，他依据大型夯土建筑、战国墓地的分布情况和该城城墙发现的两种夯窝等因素，推断其始建年代可以早至战国时期［8］。笔者赞成这一观点。这座城应该就是战国鲁城的宫城，因为绝大多数大型建筑基址位于该城内，而此城以外的其余区域相应属于郭城。因而，战国时期鲁城的城郭形态是“宫城+郭城”，宫城只有两面包含于郭城之中，故整体呈城郭并列布局。

从功能分区来看，战国鲁城并存的三座城已显现出后世“三城制”的色彩。“小宫城”（中部小城）后来发展为帝国时代皇帝宫殿区和皇室成员居住区的宫城；“宫城”（西南区小城）逐渐演变为中央官僚机构的内城或曰皇城；至于“郭城”，变化不大，与后世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外城或郭城近同。其实,不唯鲁城，战国时期的韩都新郑也已初步具备“三城制”格局。该城东城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等，无疑是郭城；西城内有宫殿区、宗庙区和官署区等，应为宫城，是后世内城或曰皇城的前身；西城内中北部的近方形小城，规模较小，内部发现大量的夯土建筑基址，属于“小宫城”，是后来帝国时代宫城的前身。战国鲁城同新郑韩城类似，是北魏及其以后都城“三城制”的雏形［9］。

春秋早期、中期的鲁城中部宫殿区周围未发现城墙遗迹，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时期宫殿区是开放的？笔者认为，作为鲁国最高统治者栖身之地的宫殿区，系最高权力中心，一定不是对外开放的，在其四周必定存在某种隔离设施，比如行马、虎落等竹木栅栏类障碍物，当然也可能是相对低薄的土筑窄墙。只是这类设施不易保存下来，今天难觅踪迹。这种没有修筑宽厚高大的城墙但设置有特殊障碍设施的宫殿区，本文暂称为“宫区”，以区别于真正意义上建有宽大城墙的宫城。因此，春秋早期、中期鲁城的城郭形态是“宫区+郭城”。

不可否认，“宫区”这种特殊障碍设施主要起界隔作用，防御力有限，明显不如宽厚高大的夯土城墙。春秋中期以后，“三桓”势力逐渐膨胀，对鲁国公室的挑战和威胁越来越大。在公卿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特殊设施由于防御性较弱，难以继续承担保卫国君宫殿区的重任，那么势必就会被防御性更强的宽大城墙及护城壕沟所取代。春秋晚期中部小城的修筑，应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文献记载有证据显示，鲁国筑城与保护公室有关。

《春秋》中两次提及鲁国“城中城”，分别在“成公九年（公元前582年）”和“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谷梁传》中也有更详细的记载。《谷梁传·成公九年》云：“城中城者，非外民也。”［10］《谷梁传·定公六年》云：“城中城者，三家张也。”范宁《集解》云：“大夫称家，三家：仲孙、叔孙、季孙也。三家侈张，故公惧而脩内城，讥公不务德政，恃城以自固。”［11］鲁成公九年、定公六年分别处于春秋中、晚期之交和春秋晚期，与新发现的中部小城年代相近、相合，故文献所载的“中城”很可能就是此城［12］。至于前后记述两次，可能分别是指始建和补筑。

由此可知，鲁国修筑小城是为了大力提高宫殿区的防御能力，以应对和防范三桓势力的威胁。发掘者认为建造小城与“三家侈张”有关，是有道理的。不过也应指明，小城后期的补筑加固可能还与防御外敌有关，因为文献记载有据可查。《春秋·定公六年》云：“冬，城中城。”杜预注：“公为晋侵郑，故惧而城之。”［13］此外，西南区小城的修筑似乎也与“防内”有关，理由是该城只在大城内增筑东、北两道城墙，将中部、中南部大型建筑包含在内，而西、南两面则直接借用大城城墙。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防范并非没有必要。《水经注·泗水》载：“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台，今虽崩夷，犹高数丈。”［14］季氏家宅中的高台历经千年损坏，但至北魏时“犹高数丈”，当时季氏土台之高、权势之大，可见一斑。《鲁城》报告据文献记载推断，城内东南部的古城村西建筑基址可能就是季氏府第所在。此处地势较高，但现今地表已不见台基。

综上，鲁城的城郭形态从春秋早期、中期的“宫区+郭城”，演变为战国时期的“宫城+郭城”。由于春秋晚期中部小城的特殊性，再对比其他列国都城，“小宫城+郭城”应是城郭形态演变道路上的一段“插曲”。

三、轴线设计

（一）9号道路为鲁城中轴线

《鲁城》报告在《结语》中（第213—214页）明确指出，中部宫殿区、南墙东门、“两观”（城门两侧台基）和城南祭坛舞雩台连成直线，从而构成鲁城的一条中轴线（未详细论证）。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广被引用。然而，有学者似不大认同这一说法［15］。现在综合各种材料来看，笔者认为这条中轴线应当是存在的，即为城内南北向的9号道路。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9号道路直接连接周公庙宫殿区和南墙东门。宫殿区是最高统治者居住、施政的场所，是全城的政治中枢所在，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鲁城钻探发现的11座城门中，只有南墙东门两侧建有大型夯土台基［16］。台基均呈长方形（图三），东西宽30、南北长58米，残高1米。这种建于城门两侧、向外凸出的大型台基应属文献记载的“观”或“阙”类建筑，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是具有重要礼仪性质的标志性建筑物，它的存在表明南墙东门是鲁城的正门，同时也说明鲁城的朝向是坐北朝南。换言之，连通建筑最高等级宫殿区和都城正门的9号道路，除了具有日常通行的实用功能外，应还具有强烈的政治礼仪性质。而且，后来建造的中部小城南门位于南墙正中，并与9号道路相连，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这条轴线的存在。

图三//鲁城南墙东门平面图

其二，9号道路在城内十条主干道中最为宽阔，宽达15米，是城内级别最高的主干大道。在东西向的五条大道中，连通城门、横贯全城的是1、2、3号道路，相对最宽，主要宽度均为10米左右，只是3号道路东段更宽，达13～15米；在南北向的五条大道中，6号道路宽6～7米，7号宽约6米，8号宽约12米，10号宽约10米。

其三，有两组大型建筑位于9号道路左右两侧，大体呈对称分布。由北向南第一组是周公庙村东和村西夯土建筑，第二组是农机厂北和兽医站北夯土建筑，这四座建筑分别位于这条道路两侧，似沿道路分布。其中，第一组建筑群的对称性更强。

其四，周人大型居址大致位于这条轴线的北端。盛果寺居址位于城内北部正中、周公庙宫殿区北面，是全城面积最大的居住遗址。遗址所在地势较高，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还发现多处夯土房基，居住者应是周人，而非原住民和商遗民，且有较高等级。位置如此安排应为有意设计。

由以上分析可知，鲁城正南门南墙东门、主干大道9号道路和中部周公庙宫殿区甚至可能还有北部的盛果寺大型居址，共同构成全城中轴线。从位置上看，由于周公庙宫殿区略偏东，故中轴线也偏东。

曲阜鲁城的中轴线布局意义非凡，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鲁城核心宫殿区、主干大道和都城正门共同构建的中轴线，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最早的全城中轴线。以往学界一般认为曹魏邺北城首次采用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布局，现在来看鲁城中轴线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末年提早到春秋时期。略作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全城中轴线”“都城中轴线”不同于因前后多座建筑一线排列而形成的建筑群中轴线。当然，鲁城整体对称性较弱（详见下文），似不如邺北城，这正反映出中国古代都城中轴对称布局从不规范、不成熟逐渐走向相对规范、相对成熟的发展过程。

鲁城9号道路两侧除了发现上述四座建筑外，东侧还有靶场东夯土基址等。这种在轴线大街左右两侧修建大型建筑的做法别具一格。后来的北魏洛阳城将重要的中央官署建筑和太庙、太社等集中安置在中轴线铜驼街的东西两侧，与之如出一辙，或许前后存有一定的历史沿袭性。

（二）中轴线的地位变化和中轴对称布局的原始性

1.中轴线的地位变化

9号道路未经充分发掘，始建年代尚不明确，但从相关材料来看，应与鲁城宫殿区和南墙东门外凸台基的建造年代大体相同，或可早至春秋早期，即鲁城的中轴线很可能在筑城之时或稍后就开始有意设计。后来增筑的中部小城南门位于南墙正中，从此门位置和9号道路走向来看，二者应相互连通。那么，春秋晚期这座小城的修筑特别是正中城门的开设，使得9号道路的中轴线地位得到了大力强化。由于小城南门位于南墙正中且与9号道路相连，所以小城位置的选定应与突出中轴线密切相关。然而，进入战国时期，因为增建的西南区小城偏居全城西南，9号道路虽还处于该城内，但位置明显偏居东侧，或可说明此时的城市改建工程可能不再重视这条轴线的地位。

概言之，从纵向视角来看，随着后期筑城活动的出现和城市格局的变化，鲁城中轴线可能经历了先强化、后弱化的变化过程。

2.中轴对称布局的原始性

虽然上文很多证据表明鲁城存在一条中轴线，但从横向视角的平面布局来看，鲁城的中轴对称格局并不规范。客观而言，城市中轴线和对称格局尽管关系密切，但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通常是后者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有了前者并不等于后者成立。具体来讲，鲁城东西两面城墙均开有3座城门，虽在数量上具备了对称的基本条件，但在位置上东西城门并不一一对应。同时，东西城门道路相应的呈现出错位连接的特点，比如西墙中门与东墙北门以2号道路相连，西墙南门与东墙中门以3号道路相通。可见，东西两面城门的分布和道路的连接并不具有对称性。

南北两面也是如此，北墙虽有3座城门，但其中二门处于轴线以西。至于南墙，城门的数量和分布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讨论。依据目前考古材料，南墙仅发现2座城门，尚不具备对称的条件。但据文献记载复原，南墙可能存在3座城门。再从城内东部连通北墙东门的10号道路向南延伸的情况判断，在南墙东段与该道路对应的位置存在一座城门是有可能的［17］。如果推测成立，那么南墙共有三门，原来所说的南墙东门就变成南墙中门，由于它东西两侧各有一门，南墙的城门分布就具有一定的对称性。不过即使如此，也应看到这种对称性是较弱的，原因是南墙中门（原南墙东门）位置偏东，故与东西两侧城门的间距并不接近，二者相差很大，西侧间距远大于东侧。

由此可见，尽管城内局部建筑群存在对称的现象，但整个鲁城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对称格局。还有一点，从鲁城遗迹分布图来看，上文所说的盛果寺居址只是大致位于中轴线北部，严格而论，它是位于北部偏西，而非正北方位。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与后世都城成熟的中轴线规划相比，鲁城的轴线设计可能还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和不规整性。

（三）舞雩台的位置与南郊设坛祭祀的影响

《鲁城》报告认为南郊祭坛舞雩台与中部宫殿区、南墙东门共同构成鲁城的中轴线，其实这条轴线向南并不穿过舞雩台。查阅曲阜城区地图发现，舞雩台并不位于中部宫殿区和南墙东门的连线（即9号道路）上，而是处于这条连线的西部，具体位置在今曲阜市南北向弘道路与东西向舞雩台路交叉口的西南部，北部大体与明故城东城墙相对应，距鲁城南墙约1.6千米。

舞雩台偏离鲁城中轴线的这个现象看似奇怪，实则正常，理由是都城中轴线不穿过南郊礼制建筑是中国古代的普遍特征。主要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与突显轴线的中心地位有关。礼制建筑成组建于轴线两旁，通常呈对称分布，这更能突出城市轴线的中心地位和统领作用，彰显其礼仪性和神圣性。二是日常通行的现实需要。将成组的礼制建筑群建于中轴线旁侧，可避免对轴线所在的出城道路产生阻碍，以免影响人们的日常交通，尤其是在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三是不排除与神权依附于君权、服务于君权的统治理念有一定关系。

除了祭祀求雨的舞雩台外，鲁城在南郊还建有祭天的圜丘，位置在大沂河南岸。《水经注·泗水》载：“沂水又西迳圜丘北，丘高四丈余。”［18］今地表已不见其迹，具体形制和规模有待考古探明。祭天本属天子礼仪，由于周公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统治的稳固立下了卓著的功勋，鲁国遂享有这项特权和尊荣。

曲阜鲁城在南郊修筑大型祭坛圜丘和舞雩台，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具有深远影响。有研究表明，西周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的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只有“郊”礼，“郊”是祭名，且举行郊天礼不一定在国郊，也不一定筑坛，只是选在高地而已［19］。因此，后世都城的南郊设坛祭天制度以及在城南营建一系列礼制建筑，可能发端于春秋时期的鲁都曲阜，特别是今天依然屹立于地表之上的夯土高台舞雩台，很可能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古代都城南郊筑坛祭祀制度最早的实物遗存。

四、布局形态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关系

鲁国故城的规划布局对后世影响很大，是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都城建造之时效法的对象。《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述说自己实行变法、营建新都咸阳时，“大筑冀阙，营如鲁卫”。

更为重要的是，鲁城的布局形态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引出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曲阜鲁城和《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学界争议颇大，多年来众说纷纭，久无定论。有人认为二者没有关系［20］，有人觉得二者存在关系。在后一意见中又分为两种观点，或以为鲁国故城是在《考工记》的指导下进行规划和设计的［21］，或以为《考工记》是以鲁城布局形态为写作蓝本［22］。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郑玄注：“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九轨积七十二尺，则此涂十二步也。”［23］从这些记述来看，其主体内容和规划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国都平面形状是正方形，边长为“九里”；四面城墙各设三门，总数为十二门；城内纵横主干大道各有三条［24］，大道宽度均为“九轨”，每条大道分为三股，纵横皆为九条道路；宫殿区（宫城）居中而建，全城呈中轴对称布局；宫殿区左（前）侧设宗庙，右（前）侧设社稷；朝堂居前，市场居后；市场和朝堂的面积均为“一夫”。

从鲁城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鲁国故城与《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关系十分密切，理由是鲁城布局形态与上述《考工记》的主要内容存在很多相近和相同之处。

其一，鲁城东西最长3.7、南北最宽2.7千米，按周代1里等于415.8米换算［25］，鲁城东西长度约为8.90里，南北宽度约为6.49里，前者与“九里”近同（9里约为3742米）。

其二，全城目前共发现11座城门，接近十二门之数，尤其是东、西、北三面城墙各开设三门，属“一墙三门”之制。如前所言，若南墙东门东侧还存在1座城门，那就是四面城墙各辟三门，与“旁三门”完全吻合。

其三，鲁城连接城门、贯通全城的东西向主干道有三条，分别是1、2、3号道路，这与《考工记》所暗含的三条横向主干道数量相合；直接连通城门的南北向主干道有四条，分别是6、7、9、10号道路，这则与三条纵向主干道的数量不合。这是主干道的数量问题，然后考察宽度。依据上述郑玄的注解，9轨等于72尺，东汉时1尺为23～24厘米，那么9轨即为16.56～17.28米。上文已言，作为中轴线的南北向9号道路最宽阔，宽达15米（其他道路个别地段也达此宽），这与“九轨”的宽度较为接近。

其四，周公庙宫殿区位于城内中部略偏东，居中而立，特别是春秋晚期在此修筑了一座小城，使鲁城呈现出大小城内外环套的“回”字形格局。前文已述，中部小城南门位于南墙正中，并与9号道路相连，这座小城的修筑与南墙正中城门的开设，既大力强化了9号道路的轴线地位，同时也有力突显了周公庙宫殿区的中心地位。这些现象明显符合《考工记》所蕴含的“以宫殿为中心”的基本思想。不仅如此，全城以9号道路为中轴线，局部建筑群围绕轴线对称分布，这也部分符合《考工记》所隐含的中轴对称布局。

其五，城内北部发现很多手工业作坊遗址，依据“工贾近市”的分布规律，市场似大体位于此处。而且，市的位置在文献中有迹可查。《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适（嫡）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26］此事也见载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哀姜归齐，哭而过市，曰：‘天乎！襄仲为不道，杀适（嫡）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鲁文公夫人哀姜从城中宫殿区出发回齐国，在正常情况下应从城内北部区域通过，既是哭着经过市场，那么鲁城的市很可能就在城内北部，即在宫殿区北面。如此，鲁城宫殿和市场的相对位置就具有“面朝后市”的特点。

以上证据显示，曲阜鲁城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存在很多相似性和共同点。

当然，也应看到二者还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鲁城平面形状为长方形，且长宽相差较大，长度比宽度多出约1千米，这与“正方形”相去甚远；前述东西向三条主干道虽数量相合，但并不是一一对应连接东西城门，南北向四条主干道不仅数量不合，而且7、9号道路可能并未贯穿南北城门；城内南北向和东西向主干道宽窄不一，与纵横主干道皆是“九轨”明显不合。

此外，城门结构也有不同。依据《考工记》的记述，既然纵横大道各分三股，那么与之相连的城门可能相应地属“一门三道”结构。据《鲁城》报告钻探资料显示，保存较好的城门皆为单门道结构，即“一门一道”。北墙东门后来经过正式发掘，可惜未发现东周路土等相关遗存（或是后期破坏所致），故门道具体形制不得而知。据现有材料，鲁城城门的“一门一道”与《考工记》隐含的“一门三道”结构明显不同。

还有一些要素限于考古工作，目前还无法对比考察。鲁城内的十条主干道多未经发掘，故那些连通城门的主干道是否分为三股道路尚不清楚。鲁城内的大型建筑基址多数未经发掘，这些建筑的具体性质或者说宗庙与社稷的具体位置，也不清楚（实际也很难辨别），那么是否符合“左祖右社”的位置关系现在无法回答。市、朝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上文已推定市场应在城内北部区域，但具体位置和形制还不明确，且哪座建筑属于朝堂亦是未知，所以两者的面积是否是“一夫”自然也难以回答。

通过详细分析和比对（表一），可以看出鲁国故城与《考工记·匠人营国》之间既具有相同性，也具有相异性，但明显是以前者为主。其中，大小城圈内外环套、宫殿区居中，全城设有中轴线，东、西、北三面城墙皆辟三门，市场位于宫殿区北部，这四个相同点最重要、最具主导性，是判定二者关系密切的决定因素和关键证据。

表一//《考工记·匠人营国》与曲阜鲁城各类要素对比表

既然如此，那就牵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鲁国故城遵照《考工记》进行规划设计，还是《考工记》在参考鲁城规划布局的基础上整编而成？

遍观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周和东周时期周王都、各诸侯国都城和各类地方城市，尚无一座城址像鲁国故城那样与《考工记》存在如此之多的相似、相同之处，加之《考工记》强调以宫殿而非宗庙为中心，且含有非常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因而有理由相信，《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写作年代可能不早于战国时期。换言之，《考工记·匠人营国》不排除借鉴、吸纳了周代其他城市建设的某些经验和元素，但主体内容和核心思想应主要来源于鲁国故城，在形成时间上应不早于战国时期。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考工记·匠人营国》很可能是以鲁城规划模式和布局形态为主要原型，再加入一些理想化设想、经加工改造后编写成书。

五、结语

依据城内高等级遗存的出现时间和城墙的始建年代判定，曲阜鲁国故城作为都城应始于两周之际。现有考古材料显示，伯禽受封之地和炀公迁都之地均不在鲁城遗址，二者的地望皆需重新探寻。鲁国可能最少建有三座都邑，至少存在两次迁都行为。鲁城的城郭形态从春秋早期、中期的“宫区+郭城”，演变为战国时期的“宫城+郭城”。全城以南北向9号道路为中轴线，但这条中轴线向南并不穿过城郊祭坛舞雩台。实际上，都城中轴线不正对南郊礼制建筑是中国古代的一般规律。尽管鲁城内局部建筑群存在对称现象，但全城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对称格局。鲁城的中轴线设计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但可能是中国古代最早实施全城中轴线布局的都城遗址。从宫殿区位置、全城中轴线、三面城墙各设三门、宫殿区与市场位置关系等要素来看，曲阜鲁城与《考工记·匠人营国》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同性，后者的主体内容应来源于鲁国故城。《考工记·匠人营国》可能是以鲁国故城为主要素材，再进行理想化、完美化加工改造后编写而成。

最后说明的是，本文观点皆是依据现有考古材料而研究得出的阶段性成果，随着以后鲁国故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材料的不断增多，很多认识可能还要随之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