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音像档案实践研究

2022-11-16凌嘉穗

中国音乐 2022年1期

关键词：音像音乐学录音

○ 凌嘉穗

一、角色、功能与认知—音像档案与民族音乐学

（一）音像档案之于民族音乐学

如果没有留声机的发明，民族音乐学不可能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从那之后才有可能客观地记录异国人民的音乐表达。

——孔斯特

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之于民族音乐学等学科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正如安东尼·西格（Anthony Seeger）在UCLA开设21世纪的音像档案课程的大纲所写，“音像档案在民族音乐学的建立、该领域理论和方法的形成以及几十年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①John Vallier.Users' Perspectives: Tipping the Balance towards Fever.IASA Journal, 2005, (26), p.17.。

曾任世界上最早成立的（1899年）、奥地利科学院的国家音响档案馆的馆长迪特里希·舒勒（Dietrich Schuller），撰写了音响档案领域奠基性著作《音响档案：建立和发展指南》（Sound Archives: A Guide to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1983）一书中的“民族音乐学”章节。他明确指出录音技术的发明对于民族音乐学学科产生有着重大影响—录音不仅仅是旋律记谱的基础，它或多或少地提供了音乐的所有物理现象的精确图画，这种准确性和客观性是谱面记写所无法比拟的。录音再现出的旋律、和声、节奏和音色的复杂性，也是乐谱无法呈现的。这使得录音成为音乐学的基础。而该学科也正是由于有了录音技术的加入，而将局限于乐谱和旋律的传统研究，扩展到对于口传文化的系统研究中，民族音乐学学科史与录音和音响档案的历史密不可分。②Dietrich Schuller.Ethnomusicology.David Lance ed., Sound Archives: A Guide to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IASA, 1983.

虽然音像档案之于民族音乐学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但仍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不少学者把音像档案和档案馆理解为民族音乐学中被“打捞”上来的“旧时代的遗存物”“守财奴的金库”“黑暗的地下室”等等。这一方面是音像档案“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音乐的文化背景”③Bruno Nettl.Theory and Method in Ethno-Musicology.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4, p.18.，由于它与学科早期“扶手椅”式的作业方式紧密相连而遭诟病；另一方面与档案机构在资源公开上的不到位有关，导致不少人把档案馆与藏在地下室的黑暗、没有生命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想象这些地方由怪物守卫，它们的主要功能是阻止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有学者提出“档案建设是对于‘保护’的一种过度兴趣，尤其是对‘纯粹’和‘正在消失’的遗产的保护”“档案阻碍了音乐文化研究”等类似的观点④Anthony Seeger.The Role of Sound Archives in Ethnomusicology Today.Ethnomusicology, 1986, 30(2),pp.261-276.。实际上，对音像档案持有这种观点和态度的学者并不在少数，这被其他学者称为“档案倦怠”（Archival Ennui）。⑤Vallier 2005, pp.17-22.

这些观点让学者们开始认真审视和反思当时学科的发展情势和档案建设。致力于音像档案建设与研究的安东尼·西格撰文分析了“档案倦怠”的诸多原因：

1.音乐分析和研究中，记谱的作用减少（比之前少）；

2.学科奖励制度通常局限于出版物，而未将音像成果纳入其列；

3.音像档案制品涉及复杂的税收等经济问题；

4.学界对音像档案利用不充分（常常仅用于研究的前期准备阶段，或研究完成后的验证）；

5.对剽窃的担忧。⑥Seeger 1986, pp.261-276.

针对以上问题，西格也给出了若干或细节、或整体的具体建议，并重申了音像档案在学科的创始、改进和未来发展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音像档案与民族音乐学研究

音像档案是如何作用且应用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学者们讨论的另一重点。这不仅是在强调音像档案之于学科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在对民族音乐学不同阶段的研究方法、议题和热点的捕捉与梳理。

简内特·托普（Janet Topp-Fargion）在对录音与民族音乐学关系的讨论中⑦Janet Topp-Fargion.Recordings in Context: The Place of Ethnomusicology Archives in the 21st Century.IASA Journal, 2008, (30), pp.62-65.，列举了录音在民族音乐学范畴内的用途：

1.声音形态研究；

2.曲目学习；

3.乐器学研究；

4.为民族音乐学教学提供资源；

5.唱片业研究；

6.重访研究／再研究、历史研究、文化变迁研究；

7.应用和传播研究。

其中前四项属于相对基础和传统的研究范式，而后三项，一方面与近年来民族音乐学的新动向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近年来学科对于音像档案其研究价值的重新认识的结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安东尼·西格就发现当时大多数学者仅把音像档案作为研究的前期准备或后期验证的资源，而不是研究的主要来源。例如研究者们或许会通过录音或录像来确认某一地区的原著居民是否有歌唱传统，而很少会将之作为音乐分析的第一步。他认为，与学科早期相比—更依赖音像档案的“扶手椅”时期—对于音像档案的利用是不充分的。此外，他也对音像档案未来在研究、应用领域的运用，给出了建议。例如学者们可用以研究音乐文化的转型或延续性，可以利用音像档案对前人的记谱或分析提出异议。此外，还可以进行“遣返”—将之返还给文化当事人，让他们凭此来回顾已故的亲人，或是借以来恢复被遗忘或抛弃的音乐文化传统，或是以此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档案馆—这种“遣返”一方面可以刺激新研究的产生，另一方面或许能有效地扭转殖民进程⑧Seeger 1986, pp.261-276.。不得不说，这些建议和展望在20世纪80年代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

此外，西格还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近年来利用音像档案进行研究的传统用法被忽视了。在20世纪早期，研究者经常会标记出他们用来记谱的录音的编号，有时还会标注出录音的存放位置。然而当前，这已不再是一种普遍做法。在近期的研究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标记出原始录音的位置，或对录音或记谱有任何标注。如果允许其他研究者对我们的研究和分析做进一步分析，允许他人对原始录音本身做讨论，而不仅仅是让他人看到我们绘图式的阐释，那么我们学科将会丰盈得多。当我们越来越详细地描写表演民族志时，我们却剥夺了别人评价我们工作的手段和工具。⑨Seeger 1986, pp.261-276.

这既是西格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提示研究者利用音像档案做研究时要注意什么，同时也是再次强调了音像档案作为研究材料的重要性。一者，我们可以将音像档案更大程度上地作为研究的材料和对象，而非仅仅是研究的前期准备或后期验证的某种资源；二者，它给了学者对自我或他人的研究、分析和民族志描写进行反思和验证的机会，同时也是展开再研究的基础。

（三）何谓 “Audiovisual Archive”

从词义上来看，“音像档案”（Audiovisual Archive）中“音像的／Audiovisual”一词中英文含义完全对应，是指录音和录像材料。“档案”在中文语境中⑩档案释义多见如“机关或企业等分类保存的各种文件和材料”，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材料”。“档案”词条，《辞海》在线查询版（https://cihai.supfree.net/two.asp?id=181663），2018年12月3日。倾向于强调其作为记录材料或文件本身的物质性，其英文释义则更为丰富和立体。常见如：其一，包含历史信息的文件和记录的集合，基本可等同于中文“档案”一词；其二，可指存放档案文件的实体物理空间，例如档案馆；不同于前二者的名词词性，其三可作动词的存档、归档之意。⑪“Achive”词条，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韦氏词典在线版）（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archive），2018年12月3日。

进一步分析学者的相关论述，笔者发现，虽然音像档案的实践由来已久，但形成系统并引发讨论却是相对晚近的事情，人们对音像档案的认知也是多维度且不断变化的。该领域重要学者埃德蒙德森（Ray Edmondson）曾定义“Audiovisual Archive”是“一个机构或某机构的一个部门，旨在对音像媒体和音像遗产的集合进行收集、管理、保存和提供访问”⑫Ray Edmondson.A Philosophy of Audiovisual Archiving.Paris: UNESCO, 1998, p.8.。他强调该定义中的两个关键在于：其一，音像档案馆是一个组织机构，通常是政府的、非政府的、商业的或文化的，所有私人性质的收藏皆不在此列；其二，收集、管理、保存和提供对音像媒体的访问是音像档案馆的核心目标，绝非其众多活动中的几项随意的工作，且这几项工作之间是并存（and）而非择取（or）的关系。

在这个层面上，埃德蒙德森更强调“Audiovisual Archive”作为物理空间及其组织机构的属性，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划分了“广播档案馆”“国家音像档案馆”“学校及学术档案馆”“专题及专业档案馆”“区域、城市和地方档案馆”和“经典集藏”等九个类别。⑬Edmondson 1998, pp.13-15.

超脱出上述物理属性来看，音像档案本身也是一种独立专业或是职业实践。埃德蒙德森认为，音像档案完全可能发展为独立的专业或职业形式。它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现有档案学、图书馆学或博物馆学等“收藏”专业下属的子学科，虽然它与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⑭Edmondson 1998, pp.4-10.在2004年，他提出音像档案是一个“整体化专业领域”的宏观概念，它整合了多个专业或行业联盟，以及各种类型的档案机构，使他们在该领域共同运行。它是一个内部充满了多元性的整体、单一的专业领域。⑮Ray Edmondson.Audiovisual Archiving Philosophy and Principles.Paris: UNESCO, 2004, pp.7-15.

二、摸索、反思与挑战—音像档案的历史与当代

（一）摸索中成型与发展：20世纪下半叶

1.“档案热”

约翰·瓦利尔（John Vallier）曾指出了学科内存在的“档案倦怠”。与之相对，他也援引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档案（狂）热”（Archival Fever）的说法，指代和论述了本学科内，以及人类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众多学者振臂高呼音像档案建设重要性的现象。⑯Vallier 2005, pp.17-22.

学者们对音像档案的热忱，一则如前所述，因其对于学科起源的重要作用；一则他们认为档案保护本身是对音乐文化多样性的保护。20世纪的学者们采录了大量且丰富的民族音乐学的音视频资料，它们是20世纪音乐学研究的核心。但如果不进行档案建设，这些珍贵的材料或许就无法保存下来。西格就曾提出，如果不对这些在“市场”上不那么流行或未进入“市场”的田野录音进行保护，民族音乐学家们就等同于在减少未来可提供的音乐表演或实践的多样性。⑰Seeger 1986, pp.261-276.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口传社会来说，音像档案对于他们的文化就像古登堡出版社对于15世纪以来欧洲的文化遗产一样重要。音像档案不仅能保存他们的文化，实现文化传承和传播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还能提高他们的国际地位，为不同社会、族群间的平等起到一定作用。进而有学者提出，在不易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的媒体中长期储存口头信息，必须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和规范。⑱David Lance ed., Sound Archives: A Guide to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IASA, 1983.

进入21世纪以来，音像档案建设的意义一直被重申，且明显与新世纪的热门议题—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族群认同等—有所关联。出现了“音响（像）遗产”等提法，人们认为档案旨在保存和保护人们留存的音响遗产，它是社会、文化和历史信息以及知识产权的重要来源和证据，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等。

2.“它们永远固定在那些神奇的蜡筒上”

录音技术的发明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音乐的表演与传播，甚至改变了人们对音乐的认知，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审视与录音行为相关的诸多问题。

由于早期录音技术只允许简短、琐碎的录音，使得许多音乐学家，包括作曲家对这种“机械”或“罐头”音乐产生了一种蔑视，他们认为录音永远无法捕捉实境表演的真实性。简内特·托普认为，一方面录音从100多年前就一直是这门学科的核心，可以说它提供了界定这门学科的方法论。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录音产生质疑—出现“民间音乐的有机体不是刻板记谱、更不是机械中的录音”等看法，恰恰也是伴随着对学科早期“扶手椅”式的研究方法的反思产生的。⑲Topp-Fargion 2008, pp.62-65.

学者们也从田野经验中萌生出关于录音伦理的思考。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录音机的出现会使表演者或被采访者感到紧张或不安。研究者或档案工作者在考虑如何缓解该问题之余，也要考虑是否要停止录音。⑳Rosemary Bergeron and Ernest J.Dick.Reviewed Work(s): Sound Archives: A Guide to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by David Lance, The American Archivist,1984, 47(3), pp.304-306.

西格也撰文提示学者要对录音行为本身进行反思，例如在录音开始之前就要对接下来的工作有清晰的意识，他提出档案的可用性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录者对录制过程本身的认识和反思。因为，田野录音很容易引申出诸如学术伦理等可能影响整个学科的问题来。㉑Seeger 1986, pp.261-276.

3.体系化探索

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探索和积淀，该领域工作者们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其框架和体系的建立。埃德蒙德森表示，20世纪90年代前后，学者们深切感受到发展一套系统的体系的迫切性。㉒Edmondson 1998, p.10.

大批学者投入到这项历史性、奠基性的工作之中，产生了三本代表性著作。埃德蒙德森的《音像档案建设原理》（A Philosophy of Audiovisual Archiving，1998）以“工作指南”的性质，对档案建设的各个概念进行界定，操作流程进行介绍，可以被视为是档案建设实操过程中的“工具书”。而另外两本则是以带研究性质、汇编文集的形式呈现的。

1983年，大卫·兰斯（David Lance）编著的，对音像档案领域而言有着奠基作用和导论性质的《音响档案馆：建立与发展指南》（Sound Archives：A Guide to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1983）问世，旨在为档案意识和经验处于“真空”状态或是刚刚起步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音响档案建设的指南与参考，如“如何建立音响档案馆”“如何运作音响档案馆”。这本书是国际声音与音像典藏协会（IASA，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nd Audiovisual Archives）推出的“特别出版物”之一，可见其特殊意义。

海伦·哈里森（Helen P.Harrison）汇编的《音像档案：实用读本》（Audiovisual Archives: A Practical Reader，1997），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于1997年在巴黎发行的。这本厚重的汇编汇聚了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是将探索和实践已久的音像档案领域系统化、体系化，从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对其展开思考；二是总结和呈现出近百年来音像档案的建设与发展的面貌，为该领域架构起一个立体、宏观的理论体系。

（二）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反思

1.回顾

世纪之交，是进行盘点的合理时间，是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的良好时机。在这一时段，音像档案领域内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报告、汇编和总结。有的是从个人视角对行业协会的工作进行梳理，有的是对档案建设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在该领域所做的建设和研究的汇总，而有的则是整合发展中国家音像档案建设情况。

IASA执委会成员沃尔夫·萨劳（Ulf Scharlau）从个人接触和为IASA服务20余年的经验出发，对该协会30年的历史做了梳理、回顾和总结，绘出一幅历史的剪影。作者强调音像档案领域正在发生着以数字化为核心的重要变革，并期待着互联网和档案系统的全面电子化会为音像档案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㉓Ulf Scharlau.A Personal Review of Thirty Years of IASA (1969-1999).IASA Journal, 2001, (18), pp.47-52.

加布里尔·柏林（Gabriele Berlin）和亚瑟·西蒙（Artur Simon）合作编著的《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档案建设》（Music Archiving in the World，2002）是柏林音响档案馆（Berliner Phonogramm-Archive）100周年研讨会上70余篇论文的汇编，实际上也是在世纪之交所做的一次学科梳理与回顾。本书通过“音响档案建设的热点议题”和“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典藏”两大板块对该领域的研究和讨论做了汇总。虽然涉及主题纷繁多样，但也有讨论的交叉，比如研究中音响档案使用的目的和方法的转变、用户群体的扩展等。

安东尼·西格和舒巴哈·乔杜丽（Shubha Chaudhuri）合编的《未来档案：21世纪视听档案的全球展望》（Archives for the Future: Global Perspectives on Audiovisual Archives in the 21st Century，2004）是题为“为千禧年进行保护”的学术工作坊汇编文集。这次工作坊是由主要致力于南亚文化研究的美国印度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的民族音乐学档案与研究中心（Archives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Ethnomusicology）组织的，召集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古巴、尼泊尔和加纳十余个国家的15名档案工作者。其一是整合南半球的音像档案建设情况，其中涉及很多在欧美国家相对少见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温度和湿度等，而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等问题则不是南半球国家和地区讨论的重点；其二是通过发达国家有经验的工作者的分享和建议，尽可能地避免让北半球档案建设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挫折在赤道以南重演。

2.反思

学界对于音像档案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在世纪之交众多学者致力于架构学科体系、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之时，仍有一些学者用批评的眼光在审视音像档案的发展。

肖恩·菲尔德（Sean Field）发人深省地提出音像档案馆是一个封闭的、没有生命力的、拥有特权的知识生产空间。㉔Sean Field.Memory, Knowledge and Power: Can Archives Keep People's Stories Alive? IASA Journal, 2001,(22), pp.5-19.虽然作者主要是从民间口述故事的案例展开，但其中揭示了众多民族音乐学等不同学科和行业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其一，档案馆“叙事”中主体性的缺失，破坏甚至是抹杀了档案的生命力。简内特·托普的“人在录音中是隐形的”㉕Topp-Fargion 2008, p.62.表述中也传达了类似观点。其二，采录者以一种权力和知识象征的形式出现，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记录、保存，甚至建构文化当事人的声音和故事，导致音像档案实践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的知识生产。其三，音像档案馆应该是开放的、动态的“表演空间”，而非封闭的知识空间。在每一份档案基础上要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不同对话的产生，允许知识的进一步流动，以及新知识的生产。

几乎与肖恩·菲尔德同时间，另一位学者从技术的角度提出学界需要一个全新的音像档案概念的观点。㉖Pio Pellizzari.The Archival Concept of the Swiss National Sound Archives.IASA Journal, 2005, (31), pp.15-24.过去数十年间，技术的发展—音像载体格式的快速更新、用户群体的扩展与数字媒体的出现—极大改变了音像档案的境况，我们对于音像档案概念进行反思和更新的需求变得迫切。作者揭示了“濒危”的民间或私人收藏，与国家典藏机构和标准之间的间隙。国内的档案实践也常遭遇类似问题。从地方和个人手里收上来的珍贵历史音像资料，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归档，进入档案层面，这的确困扰着众多学者和档案工作者。

（三）新纪元的机遇与挑战

纵观21世纪以来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新时期讨论的焦点有较大的延伸与扩展，关键原因之一是数量可观且切实具体的个案研究的出现。一是深化了档案建设的意义、宏观的保护保存等议题，具体落实到了实际操作的层面；二是新时代技术、方法和理论的革新引发了众多新兴议题。如：（1）数字化；（2）新技术；（3）用户与访问；（4）音乐产业—以“世界音乐”为代表的音乐商业；（5）知识产权与档案伦理；（6）再研究与应用—历史录音研究、教育、遣返；（7）合作与标准—档案机构跨区域、跨文化合作及合作所要求的标准问题。本文主要聚焦于前三个，也是对音像档案领域影响最大、讨论最集中的三个议题。

1.数字化

数字技术是音像档案领域自诞生以来遇到的最大机遇与挑战，它为该领域带来革新性的发展。笔者所理解的“数字化”实际包含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概念：狭义上指的是数字格式，即信息从模拟格式传输至数字格式的“数字化”过程；而从广义上而言，指的是音像档案工作全面进入数字领域，从最初材料获取（录音）到终端用户访问，所有流程与操作全部“数字化”，笔者将之理解为“数字时代”。

诸多学者都在模拟介质和数字格式的比较，如何做数字化，以及数字技术的优势等问题上花了不少笔墨，安东尼·西格还提到“可以在不明显影响信噪比的情况下复制数字格式的录音… …这将意味着采集录音的社区或国家，与档案馆和其他可能的用户之间，不需要因为是否拥有‘原始’录音而发生冲突”㉗Seeger 1986, p.268.。无损复制和便捷传输，不仅把对原始音像材料的破坏降到最小，更是悄然解决了相关机构、地区甚至国际间的矛盾，或许某种层面上，还能改善所有权等相关问题。赫尔曼·勒维兹（Hermann Lewetz）在其《当档案建设数字化时》一文中写道：“数字时代不仅意味着要处理一个新的格式家族，它完全改变了如何处理档案的可能性。它改变了档案的可用性、改变了档案工作的任务、改变了从获取（录音）材料、到终端用户访问的整个工作流程，它甚至还可能影响档案当前的位置。”㉘Hermann Lewetz.When Archives go Digital.IASA Journal, 2008, (31), p.36.

虽然数字革命似乎“拯救”了“濒危”的“音像遗产”，让档案工作进入全新的时代。但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们也没有轻易地站到“数字”阵营中，而是一直保持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更像一次“数字大爆炸”，数字化格式的出现让档案保存发生了重大而频繁的变化，将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原本的保存中转移开，投入到数字化的浩瀚工程之中。至于数字格式的存储时间，或者说使用时效，也是未曾经过历史验证的。迈入数字时代对于档案保存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2.新技术

IASA得以蜚声国际，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IASA技术委员会的出色工作。1975年IASA技术委员会成立，并催生了IASA技术专题研讨会，以及IASA年会中的技术专题，主要议题包括：（1）历史录音的处理和修复；（2）国际磁带处理标准（1978年）；（3）CD的角色及作用（1982年）；（4）音像档案系统自动化（1989年）；（5）用于修复和长期保护濒危录音藏品的模拟和数字技术。㉙Scharlau 2001, pp.47-52.这一系列技术性问题的讨论，带来了音像档案领域研究与发展的技术性转向。而更为集中且细致的技术性讨论，出现在21世纪，尤其是数字技术席卷音像档案领域以来。学者们或从理论方法的层面出发，或带着实操案例而来，讨论了诸多细节技术问题，例如磁带脱水处理、储存工具、元数据、回放设备、操作系统、转录及其技术问题等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与民族音乐学录音和研究关联较大的且较有创新意义的“ASA与MIR：注释和检索技术”。与古典音乐或流行音乐的录音不同，民族音乐学档案中的录音不能以作曲家的名字检索。在档案馆搜索民族音乐学录音，可能的检索参数通常是录音的地理位置、语言、采录人的姓名、社会功能或环境（如特定的仪式）等。那么，对录音材料及其文化背景有深入了解的档案员或研究者，对录音进行注释，直接关系到档案的可用性。

然而当文化注释缺失时，例如由于时代久远等因素缺乏录音现场信息，“自动或半自动化的注释”技术（ASA，Automated and Semi-automated Annotation，）的作用就显现出来。这种工具可以自动识别录音的基本音乐特征，比如：是否包含唱歌或器乐；独唱或合唱；唱歌者的性别；演奏乐器的种类；乐队编制；是否有特殊唱法，如约德尔唱法或持续定音唱法等。录音的大致地理信息也可自动添加。㉚Polina Proutskova.Data Infrastructure for Ethnomusicological Archives-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erspectives.IASA Journal, 2008, (31), pp.45-54.

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计算机系的波琳娜·普拉托斯科娃（Polina Proutskova）的这一项目是建立在“音乐信息检索”技术（MIR，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即检索音高、节奏、和声等音乐信息的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她提到，由于这一技术是为西方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开发的，要面对和处理民族音乐学档案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是这一项目主要的难点。

3.用户与访问

早期录音的用户，通常都是采录者本身，出于猎奇或研究等原因，录制了“他文化”的声音。在音像档案馆建立之后，档案的用户身份发生了“由我及他”的转向。而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来的“用户导向”的音像档案建设，更是对“传统”民族音乐学“自用导向”的颠覆。

IASA于2005年大会的主题是“档案馆说：谁在听”，约翰·瓦利耶认为这一主题会引发另一重要问题，即“用户在说，他们说了什么”㉛Vallier 2005, p.17.或“用户在说，我们听到了吗”㉜Vallier 2005, p.18.。可见，音像档案领域不仅开始关注用户群体，更强调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需求。

安东尼·西格也注意到学者不再是唯一使用档案的人。音像档案也被音乐家、其他专业的学生、对世界某一地区文化或语言感兴趣的普通公众所使用。他认为民族音乐学家成功地让一些族群的文化持有者开始注意到自己社区的音乐文化，让有兴趣的公众越来越多地使用档案，这是非常让人欣喜的。㉝Seeger 1986, pp.261-276.

由于用户群体类型和数量的不断扩展，需求也趋于多元，档案的可访问性（accessibility）变得至关重要。正如IASA著名的“TC-03”文件《保护有声遗产：规范、原则与保存策略》（The Safeguarding of the Audiovisual Heritage: Ethics，Principles and Preservation Strategy，2005）开宗明义地写道：“档案馆的核心职责是确保信息的可持续性访问”。“有效和公开可获得的档案是（档案馆）民主和良好管理的基础”，这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甚至“可访问性已经成为衡量档案馆成功与否的标准”㉞Dietrich Schuller.What is an Archive-and What is a Database? IASA Journal, 2005, (26), p.31.。

为何档案的可访问性会成为一个如此炙手可热的话题？这与档案馆曾经的“不堪”形象、学者们认为档案馆要让档案主体“发声”，以及档案建设早期“访问难”的境况密切相关。迪特里希·舒勒在其文中写道：“毫无疑问，保存本身并非档案建设的目的，其目的在于确保可持续、长期地获取信息。”㉟Schuller 2005, p.31.随着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当前档案信息的可访问性大大增加，正逐步改变着档案馆以往阴暗潮湿、尘土飞扬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