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铁娃，曹铁铮，徐苏斌

一、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发掘历史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1929 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淘沟时偶然发现一坑玉石器，由此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神秘的面纱。1931 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得知相关消息，邀请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的戴谦和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鉴定，戴谦和认定其至少是距今 3000 多年前的商周时期遗物[1]。1934 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在广汉县县长罗雨仓的邀请下，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经由葛维汉整理和编辑，写成了《汉州发掘简报》一文，并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这是三星堆遗址的第一份科学考古发掘报告。

20 世纪 50 年代，学界开始重启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1963年，以冯汉骥为领队的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揭示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并认为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2]。20 世纪 8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经过近 40 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最终证明三星堆是距今约 4 000—3 000 年前后存在的，一个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联系的、较早的、重要的区域文化中心，同时也验证了古代史料中对古蜀国记录的真实性。

由以上可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发掘历史，不仅是三星堆文化逐渐被世人熟知的过程，也是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与进步的典型代表。笔者认为，揭开三星堆遗址的神秘面纱，有助于探索人类早期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社会形态演化发展的进程。

二、文化基因概述

文化基因的定义可表述为：“可以被复制的、鲜活的文化传统和可能复活的传统文化思想因子。”[3]文化基因概念的出现受到了现代生物学的启发，即人作为生物的一类，除了具有生物特性之外，还具有文化特性。

（一）文化基因的起源与发展

文化基因一词是说明并描述人类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规律的，其来源于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方学界。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L.Kroeber) 和克莱德·克拉克洪 (Clyde Kluckhohn)最早将“基因”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设想文化界是否有类似生物界的统一且最基础的“生物基因”微观单元的存在。1976 年，英国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Gene）一书中仿照“基因”创造了“Meme”一词（译为“谜米”或“文化基因”），意指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在《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The Meme Machine)中 认 为“Meme”是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文化复制，并通过语言、行为、习惯、技能等方式进行不断的复制与传播。1981 年，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和物理学家查尔斯·卢姆斯登（Charles Lumsdon）联合提出了“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引入“culturgen”一词，并将“culturgen”定义为文化进化过程中遗传的基本单位，但“culturgen”的影响力远不及“Meme”。1998 年，荷兰德尔富技术大学的汉斯·史比尔( Hans-Cees Speel) 在比利时召开的“弥工学”国际讨论会上，对“Meme”的概念做了重要的补充，认为“Meme”不只是像基因一般的复制器，而是更兼具如RNA（核糖核酸）一样的中间媒介功能。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对文化基因的研究大多围绕文化复制和传播机制，是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学问。

（二）国内关于文化基因的探讨

中国学者米文平最早使用文化基因一词，此后，很多学者都对文化基因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1.将文化基因看作文化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介质

将文化基因看作文化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介质这一观点，较为契合西方学界对“Meme”的定义。例如，王东认为：“所谓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4]毕文波认为：“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叫作‘文化基因’。”[5]

2.将文化基因看作研究哲学和文化的思维模式

刘长林在《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6]和《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透视》[7]两篇文章中指出，文化系统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基因深刻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鄢勇俊在《习近平关于风险治理重要论述中的传统文化基因》[8]中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威武不能屈”等优秀民族精神以及“革故鼎新”“奉法则强”等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应当促进这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

3.从生物性的角度研究文化基因

从生物性的角度研究文化基因，强调的是生物学基因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在《基因与人格——试述基因为人格特征的原动力》一文中，孔宪铎等[9]认为：“基因的天性是自我保存和延续，基因的表达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进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习性。”李后强等[10]以长江和黄河作为中华文化的核苷酸链，分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组成。

由以上观点可知，虽然不同学者对文化基因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总体来说，文化基因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支配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因素。文化基因界定着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形态特征，并通过建筑、习俗、艺术等具体要素进行外在表达，因此具有很强的可量化性和识别性。

三、三星堆文化的中国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这一观点揭示了中国文化基因对民族特性和民族的兴旺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本章中，笔者将运用文化基因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归纳三星堆文化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证明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中，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最终使得区域文明融合成大一统的中华文明。

（一）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营盘山文化—马家窑文化溯源

除三星堆文化之外，巴蜀地区还曾存在宝墩文化、营盘山文化等，这些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三星堆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出土的陶器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文化继承性。在宝墩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中，都出土了磨制石器和夹砂陶片。而距今约 6 000—5 500 年的营盘山文化[11]，比宝墩文化年代更早，这里发现了巴蜀地区最早的陶质雕塑、陶窑址等。由此可知，营盘山文化成了厘清巴蜀地区古代文化传播、民族形成、人口迁徙与交融，以及与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渊源的桥梁[12]。营盘山文化位于岷江上游的阿坝地区，岷江上游一直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文化走廊和民族走廊[13]，马家窑文化和营盘山文化一样，也处在这一区域内。而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又是齐家文化的源头之一。因此，这些文化遗址的发现，为厘清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从青铜器看中华文明相互交融的实证

从夏代晚期到商周时期的黄河流域，许多青铜器或被陪葬在古墓中，或在战乱中被掩埋，于是有了黄河流域是中国青铜器的发源地之说。早期青铜文化虽曾长期在黄河流域熠熠生辉，但其基础却一直在长江流域。

巴人、蜀人以及楚人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候，是难以独自完成青铜文化系统创造的。但随着族群发展、贸易往来、人口迁徙、军事斗争等因素，青铜文明得到了扩散性传播，材料、技术、艺术、纹饰、样式等都在静水暗流中传递和交融着，巴蜀地区也开始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创造。面对从中原地区带来的文化新风，巴蜀先民并未全盘接受，而是基于本土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审美意识，吸收了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和部分文化思想，然后对青铜器进行有选择地改造与创新。例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面具的分铸技术与合金比例，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属于同一系统[14]，体现了中原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深刻影响。

文化基因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2021 年，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跪人圆口尊青铜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15]。跪坐人像的头上顶着一个跟人像几乎等大的圆口尊，圆口尊与跪坐人像的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跪坐人像面部是典型的三星堆风格，宽目宽口，双手呈作揖状摆在胸前。圆口尊的颈部已经破裂，腹部雕刻着复杂的兽面纹和龙纹。跪人圆口尊青铜器从器型到纹样都是典型的中原商朝风格，体现着三星堆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

（三）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长江流域文明、关中文明和中原文明彼此渗透、逐渐融合，使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不仅是这一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三星堆与盘龙城、大洋洲、城固—洋县、吴城、宁乡青铜器群等同属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与黄河流域青铜文明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一树两干”的一体格局。

笔者将长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物，按照与中原文化的关联程度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的青铜器物十分相似。例如，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起点是湖北黄陂的盘龙城[16]，其出土了斝、爵、尊等 12 种青铜礼器，大多数器物的类型、造型、纹饰及出现的时间都与二里岗青铜器相同。又如，湖南宁乡青铜器群是典型的中原文化产物[17]，湖南宁乡青铜器群出土的人面纹方鼎、四羊方尊等器物的形制特征，以及器物上的饕餮纹、夔龙纹、玄鸟纹和云雷纹等纹饰，均与中原地区流行的风格相同。宁乡青铜器群出土的两尊虎食人卣，与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纹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二虎食人头铜钺，以及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等有着相近的文化特征。

还有汉中地区的城固—洋县文化，根据考古调查与出土文物的考证，汉水上游是我国古代西部南北文化重要的汇聚区之一[18]。在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勉县、汉中市、西乡县，以及相邻的安康地区部分县市，都发现有殷商、西周以及战国时代的青铜器[19]，部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布局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时代青铜器十分相近[20]。

第二类是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区域特征的青铜器物。如江西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湖西遗址和牛城遗址等。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 52 件青铜器[21]，既有中原王朝特征的虎型器，又有本土风格的青铜面具。根据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铜器的器型、形制以及纹饰特征，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1）具有二里岗文化特征的纹饰。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罐形鬲裆腹之间所饰的人字形纹具有二里岗文化的典型特征。郑州商城张寨南街窖藏坑的大方鼎、郑州商城北二七路和盘龙城出土的扁足鼎，在新干大洋洲商墓中都有相似的青铜器出土。（2）对中原文化样式的“改造”。通过将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器型、纹饰以及铸造工艺与中原地区同一时期的青铜器进行类比分析，得出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器型明显变小，形制与纹饰均有一定的变化，符合吴城文化青铜器形体由大变小的显著规律[22]。（3）具有南方文化特点的纹饰。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鼎的鼎耳常见立虎形象，与盘龙城青铜器鼎耳常见的立鸟形象不同。瓿形鼎的腹中部位饰有一条见于南方地区青铜器上的鱼纹带，暗示此器应有不同的文化来源[23]。

第三类是虽受中原文化影响，却独具区域特征的青铜器物。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既有与中原地区相类似的器型，又有像青铜大立人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独具古蜀地域特征的青铜器，且由于三星堆文化并没有文字资料的发现，因此增加了人们对这些具有独特古蜀地域特征的青铜器物认知的复杂性和复原的困难性。

青铜器在长江流域的三星堆、盘龙城、新干大洋洲、城固—洋县、宁乡青铜器群的发展过程中，既受到来自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又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由此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空间环境、经济基础、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的格局，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成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24]。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原因与源头。

综上所述，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类文化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最终融合成大一统的中华文明。提炼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基因，能够推动人们对中华文明认知的进程。

四、三星堆文化的当代表达

三星堆文化在当代有着非常丰富的表达形式，一般分为显性表达和隐性表达。显性表达以展示三星堆文化的造型、纹饰为主，一目了然，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隐形表达则存在于创意产品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精神。

（一）基于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器型和图像的文创产品

基于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器型和图像的文创产品大体有三类。

第一类是将三星堆文物按一定比例复制，这是三星堆文化常见的显性表达方式之一。比如，以青铜大立人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金杖等文物形象为灵感设计的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普遍定价高、实用性低，只具有观赏性。随着创意设计的发展，同质化的摆件逐渐被具有当代文化意义的文创产品取代，如黄金面具笔架、金箔青铜头像图章、纵目头像笔筒、青铜立人镇纸以及手机架、水杯、台灯、茶具、香薰等文创产品（见图 1）。

图1 具有当代文化意义的三星堆文创产品

三星堆是继故宫和敦煌之后，又一个炙手可热的文化IP。如图 2 所示，三星堆博物馆以古蜀人用音乐沟通天地的方式为设计灵感，将青铜人像打造成了一支摇滚乐队。黄金面具人是主唱、青铜鸟是DJ、纵目人是鼓手、青铜大立人是吉他手，乐队成员身穿当下的潮流服饰，时尚感十足。这支摇滚乐队体现着古蜀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引起了当代年轻人的共鸣，极富时代气息。依托“国潮热”，三星堆文化已然成为社会的热点文化之一，其本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表现。传统文化IP不断融入新的时代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了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图2 三星堆青铜人像摇滚乐队

第二类是将含有三星堆文化元素的logo和图像直接印在文创产品上。比较常见的有冰箱贴、便利贴、T恤、书签、眼罩、手机壳、胶带纸等文创产品（见图 3）。这类文创产品对三星堆文化的表达较为直观，优点是能够通过形式美将三星堆文物的独特性与文创产品的趣味性、审美性和功能性有机结合，缺点是没有体现三星堆文物的文化内涵。

图3 含有三星堆文化元素的手机壳、胶带纸等文创产品

图4 是一款印有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睡眠眼罩，其外观非常可爱，设计者巧妙利用了青铜面具和人脸部外形的相似性。当人们戴上青铜面具睡眠眼罩后，眼罩与使用者的脸部形成互动，较好地融合了文化性和趣味性。再比如，以三星堆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四个青铜人像为元素做成的帆布包，极具个性。这些文创产品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又能满足他们对神秘古蜀国的好奇之心，进而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三星堆文化。

图4 印有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睡眠眼罩

第三类是深入挖掘三星堆文物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将其运用在文创产品上。比如，以钥匙链、吊坠、胸针等装饰品为主的三星堆文创产品（见图 5），设计者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获取灵感，结合古蜀地区的礼乐制度、时令节气、五行八卦等知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设计出具有三星堆文化故事的文创产品。

图5 以钥匙链、吊坠等装饰品为主的三星堆文创产品

（二）三星堆文化元素的跨界发展

2016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文博创意产业，支持引导文博单位和社会资本开发原创文化产品，打造文化创意品牌。”[25]由此，三星堆文创产品有了新的方向，开始向电子产品、食品、美妆等领域拓展。从摸得到的实物到看得见的创意，从功能性定位到文化品位，从有趣的表现形式到丰富的文化内涵[26]，三星堆文创产品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以美妆为例，原色波塔INSBAHA联合三星堆博物馆，推出的青铜系列彩妆文创产品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神树、金杖、太阳轮形器等文物造型为灵感（见图 6），研究和借鉴了三星堆青铜文物的色彩与图腾纹饰，融入极受年轻人喜爱的赛博朋克风格，最终打造出“青铜纵目眼影盘”“扶桑若木眼影盘”“鱼凫绒雾唇泥”和“太阳轮腮红”彩妆文创产品。由此可见，活用三星堆文化，阐释品牌理念，激发年轻人的情感共鸣是三星堆文化当代表达的新形式。

图6 原色波塔 INSBAHA与三星堆博物馆联名推出的青铜系列彩妆文创产品

（三）利用多媒介手段，传播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在当代表达与传播过程中运用了多种介质，如短视频、影视媒介、新闻媒体、网络小说、主题博物馆等，形成了文化表达、情感表达、纪实表达、沉浸式表达等多元化、多样化、多媒介的文化创作模式，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当代表达。

1.博物馆形式的三星堆文化当代表达

2008 年 8 月 4 日，一篇《“三星堆铜人”将传递奥运圣火？》的新闻点热了大众舆论，将大众的目光引向铜人的故乡——四川省广汉市。彼时，广汉市在城市规划上已颇具三星堆文化元素，如手持火炬的大铜人雕塑、金箔青铜头像雕塑、青铜纵目雕塑等。三星堆博物馆更是广汉市对外文化交流的“金色名片”。博物馆分综合馆和青铜馆两个馆，青铜馆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造之后，于2022 年 3 月 21 日正式恢复开放。改造后的青铜馆在展览设计上突显 5大变化：（1）打破空间，实现通畅大气的观展场域；（2）营造氛围，突出异彩纷呈、神秘梦幻的观展体验；（3）提升质感，定制化设计和精工细作；（4）打造祭祀空间，结合沉浸虚拟现实技术，动态化展示；（5）情境式展线与游牧式展线相结合，实现青铜馆陈列展览的科普化与艺术化。青铜馆的这次改造，将“文化 + 科技”“文化 +IP”等形式融入三星堆文化的展示中，体现了多媒介传播的时尚、简洁、科技特征。

三星堆博物馆还应用 VR 技术支持线上观展，VR技术打造的是全景展览，可以使观众即使不在现场也能体验到像在博物馆内一样的观展效果。正如三星堆博物馆线上展览项目的相关负责人所说：“通过VR技术将文化和科技有机融合，能够营造出身临其境之感，让古蜀文化以全新方式展现在大家面前。”[27]

2.视频形式的三星堆文化当代表达

有关三星堆文化的视频作品非常丰富。以“三星堆”为关键词在抖音、哔哩哔哩、西瓜视频、微博等网络平台进行检索，可以出现数以万计的视频作品。这些视频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三星堆未解之谜”“三星堆的来历”“三星堆青铜器”“三星堆博物馆”等方面。

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电视台推出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再探三星堆》《三星堆新发现》《探秘三星堆》《影像三星堆》等节目，也对三星堆文化进行了持续性的传播。以《如果国宝会说话·三星堆篇》为例，每一集的内容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一件三星堆文物的前世今生，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等三星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人文精神。

3.其他形式的三星堆文化当代表达

邮票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创产品，常被人们视为一个国家的“名片”，一张小小的邮票可以表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主题。虽只有“方寸之地”，却也是很好的文化和艺术载体。近 20 年来，以三星堆文化为主题的邮票曾发行过 2 次。第一次是2001年 10月，由中国和埃及联合发行的《古代金面罩头像》邮票。埃及选择的是法老王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中国选择的是三星堆金面罩青铜头像。第二次是2012 年 9 月，中国邮政发行的《三星堆青铜器》纪念邮票一套两枚和特种邮票（小型张）一枚（见图 7）。

图7 中国邮政发行的《三星堆青铜器》纪念邮票

邮票《古代金面罩头像》和《三星堆青铜器》不仅是一张邮资凭证，而且是设计讲究、印刷精美的艺术作品，既富有独特的民族韵味，又蕴含着深刻的时代精神，方寸之间便可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波澜壮阔与文化的异彩纷呈。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每个人眼里都有一个自己的“三星堆”，三星堆文化的神秘色彩，是文化创意灵感的源泉。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创意设计作品精彩迭出，设计者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实例论证等方式对三星堆文物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解析，提炼其中的文化基因和设计思想，然后进行各具特色的设计创作。

（四）三星堆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日趋丰硕

截至 2022 年 2 月，中国知网数据库平台收录与三星堆相关的研究文献共 1 422 篇，其中三星堆考古研究620 篇、三星堆文化研究 215 篇、三星堆遗址研究 206 篇、金沙遗址研究68 篇。其他关于青铜器、古蜀国、巴蜀文化以及三星堆博物馆的研究各有50 篇左右。而从设计学的角度研究三星堆的论文有 113 篇，研究内容涉及博物馆展览、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地域文化、景观设计等。众多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三星堆文化进行阐释，关注点从过去的器物分析转化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探源。2001年以来，《成都德阳同城化发展框架协议》《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四川广汉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合作协议》等一系列文件，推动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

以上所述的研究和文件也为“消逝文明的见证”和“把三星堆的世界变成世界的三星堆”计划的实施，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五、结语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基因对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三星堆文化遗址为例，笔者尝试探讨中国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当代表达。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复兴的战略背景下，应该更好地把握民族文化精神，推动三星堆文化的新发展、新探索，以“人”的视角介入文化基因的当代思维创新、成果展示等多种表达当中，进而在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文化基因的进程中，凝练“强国一代”的文化记忆，在理论和实践中担负起新时代强国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