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雨婷

近代学者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课题研究，以明末清初天主教文化东传带来的“西学东渐”为主，其讨论了西方文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在这一框架下，学者们认为“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的确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期，“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也是具体存在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文化的强弱是以经济为杠杆的，强势的经济会带动其所依赖的文化的传播[1]。综合国力的强弱是国家文化艺术传播的支撑部分之一，经济占上风的国家，往往是其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起着主导作用。明清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掌握着瓷器、茶叶、生丝等国际贸易市场的大宗商品交易权，造成了贸易顺差的现象。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德国奥古斯都二世的茨温格尔宫瓷器走廊都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瓷器，皇宫贵族对中国瓷器的喜爱，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于是，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想拥有中国瓷器，以标榜自己的品味与财富。

一、明清时期外销瓷图像中的“乌托邦”式中国形象

1756 年，英国诗人詹姆斯·考索恩（James Cawthorn）在《论品味》一诗中描述了明清时期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建筑的影响：“这是真的，最近十分厌恶罗马和希腊，我们应该从明智的中国艺术家那里获得我们的灵感，他们太纯洁与绝妙。”[2]明清时期，包括瓷器在内的外销产品点燃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热情，掀起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热”。明清时期，外销瓷上的图像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工匠根据中国传统绘画、历史典故、戏曲小说等为底稿而绘制的图像，此类图像一般以反映中国社会的文化为主；第二类是根据欧洲消费者的审美情趣专门绘制的定制瓷，瓷画中的图像一般以欧洲历史典故、戏曲小说中的插图和版画为主，此类图像侧重反映西方社会的文化。图像和文本一样，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3]。因此，笔者通过分析明清时期中国外销瓷上的图像，将这些图像分为兴旺的人口、平等的男女、和谐的家庭、自由的婚姻四个主题，并一一对应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社会现状，以期能够对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社会呈现着怎样的面貌做出一个分析。

（一） 兴旺的人口

图1 是乾隆时期的粉彩壁灯架，其主体纹饰来源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百子闹春图》。“百子”指花果多子实，寄托着人们对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粉彩壁灯架顶部的坐莲佛祖是红色西方佛“莲花部怙主”，象征着生命与希望，在印度教与佛教的经文中，莲花隐喻了女性的子宫。顶部坐莲佛祖的左右各跪坐着一只敷彩狮子，此构图模式应该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家族徽章构图样式（见图 2）①。张骞出使西域之后，狮子随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大地，结合中国文化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狮子纹饰。粉彩壁灯架上的图像简洁明了地展现了众多天真活泼孩童戏耍的场景，结合象征希望与生命的坐莲佛祖、智慧与勇气兼具的狮子，清晰地传达出对生命的期待，这样的组合图式，即使是欧洲人也可以迅速了解其含义。

图1 乾隆时期的粉彩壁灯架

图2 西方国家的家族徽章构图样式

（二） 平等的男女

图3 的五彩仕女雅集图观音瓶上所绘制的图像，在欧洲人眼中是“沙龙”聚会的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中，“雅集”本是专属于男性的活动，至明清时期，渐渐有一些女性参与到类似的活动中。观音瓶的口颈部是一圈婴戏图，瓶身则是由十位女性构成的“十美图”，传统仕女画的构图方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外销瓷上图像的视觉传达方式。五彩仕女雅集图观音瓶上绘制的团扇、花卉等图案强化了女性空间的意识，奏琴、弈棋、鉴画则增强了画面的文人气息。瓷器上的图像借鉴了中国传统群像人物的构图模式，以最左边为起点，绿衣女性左手轻撑面颊，身体向右倾斜，指引着观者的眼睛向右看去，顺着这一指引，观者依次可以看到案几旁正在抚琴的蓝衣女性、正在向其他两位女性展示自己作品的女性、两位向左看的女性，以及两位弈棋的女性，这几位女性形象组合成一个严谨的空间关系。画面最右边的红色栏杆，暗示着画面所处的场景是在一个半封闭的庭院内，强调了女性空间的私密性。五彩仕女雅集图观音瓶上的图像内容层层递进，从奏琴到鉴画再到弈棋，成为欧洲早期对中国女性知书达理形象的认知。

图3 五彩仕女雅集图观音瓶

（三） 和谐的家庭

经过顺治、康熙两朝的积淀，清雍正时期的政治开始逐渐稳定，经济发展也日渐繁荣，在瓷器上表现战争题材的图像有所减少，转而更多地表现夫妻团聚、合家欢乐等内容。如图 4 的清雍正广彩斗鸡娱乐图盘，盘中描绘的是阖家团圆的生活场景。图 5 的清五彩人物故事罐盖上绘制一名绿衫女子正在案几前演奏乐器，一旁的红木椅上坐着一位拂颊听奏的蓝衣贵妇。按照中国画“主大从小，尊大卑小”的构图模式来看，蓝衣贵妇和奏琴女子虽然在同一平面内，但是蓝衣贵妇的身量明显大于奏琴女子，可见奏琴女子的身份地位并不高。台阶前一名男性在两名童子的陪伴下，驻足聆听美妙的琴声。旋转罐身可以看到，罐子的另一面描绘的是几名男性正聚集在一起畅谈，罐顶部是几名童子正在练舞的场景。如果将罐身和罐顶的三组场景组合在一起，体现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和谐、丰富的日常生活。

图4 清雍正广彩斗鸡娱乐图盘

图5 清五彩人物故事罐盖

（四） 自由的婚姻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民阶层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保证，一系列满足市民阶层精神需求的文化产业也因此蓬勃发展。比如，可以印制戏曲小说、刻本版画的出版行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代戏曲小说的代表，小说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张生与崔莺莺历经重重阻碍，最终获得美好爱情的故事。《西厢记》鼓励人们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去追求自由的爱情，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明清时期，不少年轻人在《西厢记》的美好故事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所以，瓷画工匠为了迎合消费市场的需求，将《西厢记》这一戏曲小说中的插图绘制在了瓷器上。

图6 的清康熙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纹小盘上绘制的就是《西厢记》的故事片段。张生在普救寺初遇崔莺莺便对其一见钟情，在收到崔莺莺的情书后，趁着夜色翻墙与崔莺莺密会。这一情节点出张生与崔莺莺二人是两情相悦，展现了张生与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美好爱情的勇气。图像中的男性手攀柳树枝，一只脚横跨在墙头，目光直视女性，而女性一手扶下颚，侧脸不看男性，一脸娇羞状。瓷画工匠略去了《西厢记》文本中的红娘一角，仅表现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波暗涌，削弱了戏曲故事的冲突性。因此，在欧洲人的眼中，清康熙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纹小盘上的图像表现的就是男女之间青涩的爱情故事。

图6 清康熙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纹小盘

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概况

（一）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社会的人口情况

从马格丽特·金（Magret L.King）的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一书中了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社会，母亲与婴儿的处境并不尽如人意。医学技术的落后、生活环境的混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婴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但只有男性才能成为一个家族的合法继承人，所以贵族家庭中的女性仍然需要不断进行受孕、生育这一过程，以确保至少有一个活着的男性可以延续家族的地位，并保持统治的权力。贵族家庭为了加快女性生育这一进程，甚至取消了母亲喂养婴儿这一环节，而是雇佣奶妈来哺乳孩子。母亲的奶水是有限的资源，在换取物质报酬之后，这些奶妈也自然没有了足够的奶水来养育自己的子女。面对严酷的财产继承制度的富人阶级和物质资源稀缺的贫苦人民一样，无法认真地对待刚出生的婴儿，这是导致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婴儿早夭率不断攀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女性的受教育情况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阶级女性接受了与男性差不多的文化教育，她们和男性一样追求鲜明可识的自我，甚至认为“妇女解放”是一个不存在的议题[4]387-393。但雅各布·布克哈特接下来说：“人们并不期待女性积极从事文学活动，她们的作用仅是对男性的冲动与任性加以影响。”[4]390从行文中可以看出，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接受教育只局限在贵族阶级的女性中，并且认为女性接受教育也是为了更好地辅佐男性。所以，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女性的贬低与厌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并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话题，而是试图以外销瓷上的图像，分析欧洲社会对中国瓷器产生兴趣的文化动因。沙龙文化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随着 15 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沙龙文化逐渐蔓延到西欧国家，成就最大的是法国巴黎[5]。18 世纪中期，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法国的妇女意识有所觉醒，开始在社会实践中寻找自我的人格价值。法国启蒙运动传播的自由主义精神，使不少女性开始举办沙龙活动，进入阅读、作诗、文学评论等原本专属于男性的领域。女性的沙龙活动是欧洲女性争取自我权益的行为，由此表明，女性也可以参与探讨人文哲学、自然科学等知识性文化活动。

（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的家庭情况

在1096—1661 年的几百年时间里，欧洲各国战火纷飞。而战争直接侵害了欧洲各国下层人民的生存利益，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个家庭内部不断有年轻男性为战争而失去生命，打破了一个家庭内部的和谐秩序，人民心中自然会产生对和平稳定、幸福团圆家庭的向往。

三、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一）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人口情况

明清时期外销瓷上的图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使他们看到了一个理性智慧、家庭和睦、人口众多的中国，由此弥补了自身国家的精神缺失。但其实中国并不像欧洲人所幻想的那般美好，明清时期，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总数骤减。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一书中提到：“崇祯元年以后……人口急剧下降，到顺治十二年（1655 年）的 27 年间减少了 8 000 万人左右，从 2 亿人减少到 1.2 亿人。”[6]

（二）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女性受教育情况

从明清时期皇室公主的受教育情况来看，“男女平等”也是一个不全面的、不客观的认知。例如，《明实录》中记载宫中的司籍，除了保管书籍和文房用品之外，还需要教授宫中女眷学习《女诫》《内训》《女训》《古今列女传》等女教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即便是贵为皇室的公主，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封建伦理制度下对妇德的培养。并且还强调：“每章不得过百余字，以便女官记诵。”[7]这也就说明了当时对皇室公主学习的要求就是简单明了即可。因此，在这种教育下，明代皇室公主必须要成为恪守妇德、孝顺长辈的女教典范。虽然清朝对皇子的教育有着严格而完善的制度，从上课的时间、地点、内容等都有清晰明白的规定，但是在清史中并没有任何有关公主受教育的记载，哪怕是最基础的识字教育。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记载，皇后若是生下皇子便赏银 1 000 两，若是公主则赏赐减半，从皇后诞下皇子或公主所接受的不平等赏银，也能看出清朝宫廷对男女重视程度的不同。皇子和公主在满月后有了相应的俸银，起初男女每月各 10 两，公主到 6 岁时俸银增加到每月 40 两，并一直保持这个水平。而皇子在开始接受教育之后，也就是五六岁时，俸银增加到每月50两，十二岁时每月是 100 两，直至婚前每月可领取高达 300 两的俸银。从上述皇子与公主受教育的情况与赏银差距可以看出，清朝宫廷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

（三）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婚姻制度

从婚姻制度来看，《西厢记》等戏曲小说中的爱情婚姻过于理想，带有一种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在明清时期，上到国家制度，下到民间社会意识，都规定男女结婚需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比如，《大明令》规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8]男女双方想要结婚，须在双方家长或长辈的主张之下才能结合。再比如，《大清律》也严格规定了婚嫁之事的细节，“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这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下，严格的婚姻等级秩序。

四、西方文化中的“他者”——中国

欧洲文艺复兴改变了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欧洲人将目光转移到了现实生活中，以期在现实生活中找寻到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中，欧洲人似乎在现实中找寻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家，即中国。所以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社会对中国的评价总是正面的[9]。

早期的《柏郎嘉宾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马可·波罗游记》等一系列游记中，中国常常被描述成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政治清明的国家，这是欧洲人对遥远东方的最初认识。在传教士的演讲中，也讲述着中国是一个政治开明、社会和谐、人民有礼的国家。欧洲人不仅通过书籍或口述的方式了解中国，而且通过中国的器物来认识中国。在中西贸易活动中，欧洲商人第一次将中国瓷器带到欧洲社会，印证了欧洲人脑海中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也印证了这个遥远的“乌托邦”式国家的真实性。

对于一种社会行为的理解，必须在其潜在的意向关系结构中确定其动机[10]。中国瓷器在欧洲的热销，可以从物质和文化需求方面来分析。18 世纪早期，欧洲社会经济急速变化，证明社会地位的标志由古董变成了新兴奢侈品，富人都以用进口新商品为傲[11]。中国瓷器对此时的欧洲人来说，是一种拥有 4 000多年文化血统的新鲜事物，由此成了他们在物质需求上所追求的，象征权力地位的奢侈品。器物文化共有 3 个同心圆，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层，中间层是法律制度层，最外层是器物形式层，意识形态层决定并规范着法律制度层和器物形式层的内涵与形式[12]。外销瓷上的图像所体现的兴旺的人口、平等的男女、和谐的家庭、自由的婚姻等主题，是意识形态层的外显。这些外销瓷上的图像所体现的内涵与欧洲文化产生了共鸣，成为欧洲人在这一时期的精神财富。所以，明清时期包括瓷器在内的外销产品，契合了欧洲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进而激发了他们对中国器物的追求。

按照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来说，对图像故事与寓意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进行深义图像志解释的必要要求[13]。文本与图像资料共同构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但这一形象其实是欧洲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去理解并构建的，欧洲人并没有从外销瓷上图像所蕴含的内在意义去理解中国文化，而是形成了社会集体的想象。图像是外在世界的投射，更是自我的投射，但自我的投射是更强烈、更自主的投射[14]。欧洲社会对中国的幻想，不仅是对现实中国的某种认识，更多的是反映当时欧洲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契合了欧洲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五、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在欧洲畅销的体现“乌托邦”式中国形象的瓷器，或许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萌芽的人文主义观念有关。欧洲社会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开放自由的精神。但是，从欧洲人在中国瓷器中感受到的，即使是由文化误读所产生的文化共鸣来看，东方和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传统的确存在不同。从外销瓷的畅销来看，东方和西方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外销瓷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媒介，可以让欧洲人认识中国。同时，中国瓷器上的图像也在吸收了来自欧洲的审美文化之后，创造出了别样璀璨的瓷器工艺品。

注释

①“英国国徽的盾徽左侧是一只头戴王冠，代表着英格兰的金狮。并且最早的定制纹章瓷出现在明正德年间，所以清乾隆时期的制瓷工匠早已深谙这种构图模式。”参见胡雁溪，曹俭.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352.